随着战事向中国腹地曼延，我发觉自己对战争的影响越来越小了，而且日军绕开了空军战斗机的作战半径。
日本人不管轻易向我出手，频频派密使与我磋商，就连山西都让给了我！而我对于日本人的缓兵之计看的十分清楚。
但是仅凭我的部队，即使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是无法挽回战局的，对日战争，注定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
尤其近几个月来，由于我的机械化部队消耗巨大，而且还是老蒋的家底！
蒋介石越来越多的限制部队的行动，怕部队遭到重大损失！而我则利用这有利时机，扩充部队，加紧新装备的实验和装备工作，狠抓部队训练，力争提供战斗力。
而且，我经过收到一些将领们的巨额贿赂，我也为他们提供了新式半自动步枪和弹**，大到坦克、火炮，小到手枪地雷，只要给钱，我几乎什么都卖。
就连小股投靠日军的治安军来买我也是照卖不误，日本情报机关果然中了圈套，竟然派出情报人员冒充买家！被我们识破后，军需处长告诉日军特工：“我们的枪支要50000支以上才能起运，小量的不卖！”
当日本人带着0吨纯金来到兰州准备提货的时候，被宪兵部队捕获枪毙了！
这是二年之内日本人主动送来的第二笔巨额金条了！0吨金条的代价是我在报纸上和日本人打了整整个月的口水仗。
但是战局越来越不顺利了，六月六日，蒋介石为了即将开始的武汉战役，把我任命为战区总监，负责协调各部。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日军终于攻占了中国的地缘与战略的心脏武汉三镇。
此时日本的全国上下，对于日军能够攻克武汉，可以说是再次陷入举国同欢的境界，日本人民连续几天几夜地狂欢，来祝贺皇军无敌与中国落败，因为他们误以为，日军在攻克武汉之后，中国即将向大和民族完全的屈服。
但是日本人错了，中国没有因为武汉的陷落，而向日本屈膝，反而是日本陷入了中国战略空间的泥沼之中，从此日军必须要维持从东京到武汉两千多公里的补给线，而消耗掉日本有限的国防与经济资源。
中国从此在战略上取得了主动与优势的地位，虽然她的工业地带与对外联络信道都遭到切断或摧毁。
使得中国即将面对更为艰苦的生活，但是中**民却决心以无比坚忍的力量，熔成钢铁的意志，来继续面对这场历史的大决战。中国人是决不屈服的。
日军在攻占徐州之后，已经面临一个严酷的事实，就是中国的战略空间太大，中国抗日作战的意志极强，中国虽遭到严重的战场挫败，但是蒋介石就是不肯屈服，因此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指导原则，根本就失去了作用。
在这种情形之下，日本在国策上面临了非常重大的选择：一则以极大的决心，与中国进行谈和，以撤出在中国的日军，减少战争实力的消耗。
要不然么就要全面地动员，继续深入中国的内地，以攻占中国更多的领土、截断中国对外的交通补给线，以及摧毁中国所有的抵抗意志与作战力量。
但是在此关乎国家民族安危兴衰的选择时刻，日本却犯下了致命的重大决策错误，其政府既没有谋取“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决心，又不能采取孤注一掷、全面击溃中国的作战动员。
日本政府在攻占南京之后，对于如何解决中国事变的问题，在军部与政府之间，产生了极大的摩擦，最后日本国内，几乎要闹出兵变与政潮冲突。
日军于台儿庄作战受挫，更是擦枪走火地引爆了徐州会战，日政府根本无法控制军方的扩大作战行动。
前线日军主动扩大作战的行动，不但没有打垮蒋介石政府，反而推倒了日本近卫文磨的内阁。
最后在元老重臣与军方将帅出面斡旋之下，日本政府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中旬进行改组，由宇垣一成出任外相、板垣征四郎出任陆相。
由于宇垣对于压抑军部扩张，有着极强手腕的记录（大正日皇时代，日本的裁军政策，就是出自宇垣），同时他与国民政府的首长，包括蒋介石、张群等人在内，都有彼此相识之交情，所以日本希望能够藉着宇垣入阁，而以谈判方式解决中国事变。
宇垣认为，中国不可能会在武力的攻击下，向日本屈服，因此中日两国不妨以和谈来代替作战，才能解决日本面临的战争泥沼危机。
宇垣是得到近卫首相内阁支持其和谈以解决战争的想法后，才答应出任外相的职务。因此他就职之后，立刻透过外交的渠道，与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张群接触，准备积极推动与中国的和谈。
但是出任陆相的板垣，拥有中国战场作战的实际经验，又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少壮派首谋。
虽然他个人曾经支持石原莞尔的见解，不要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与中国爆发全面的战争，但是此时他却充满着在中国作战不利的挫折感，同时反映着前线军方将校求胜与报仇的意志。
板垣刚由前线作战不利，事实上，到此时中日之间不但没有正式的宣战，也没有正式的断绝邦交，中国驻日本大使也还在东京任所工作，直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之后，中国驻日大使才回国。
因为历史记载，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中国才对日本绝交宣战！板垣刚由师团长，高升陆相的职务，可以说是相当的位高势孤。
所以他必须要讨好军方，以争取军部与前线高级将校的支持，因此必须让日军在中国战场，能够有更多作战建功的机会，就成为他的政策基调。
板垣出任陆相之后，立刻就与军方的主战派，结成一股新的扩大中国战争的军方力量，而将参谋本部中，传统是侧重防苏，并不希望日军深入中国作战的势力就被压制了下去。
因此，宇垣提倡以和谈方式化解中日战争危机的构想，很快就遭到日本军方主战派多数人的反对。
这些主战的日本军官们，在侵略中国的作战中，可以说是已经骑虎难下，也杀红了眼，因为他们一直相信，也一直的教导日本人民，中国没有真正抵抗的能力与意志，“皇军无敌”更是他们要继续维持下去的神话。
虽然，目前在中国战场所有的事实，已经在否定他们的看法，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人敢面对现实。
更令人感到困惑的是，这些日军的主战派，竟然也没有完全孤注一掷的勇气，不敢不惜一切代价、全面动员日本所有的力量，在战场上彻底地击败中国。
反而想在扩大占领中国之后，进行“以战养战”的政略。在军方全力要求扩大战争的压力下，宇垣在和谈建议还没有付诸实施前，就被迫辞职了，日政府希望以和谈方式，结束中国事变的想法，也很快地随着消失了。
徐州会战结束之后，蒋介石随即于一九三八年六月五日发出华军保卫武汉的指令。自从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之后，指挥华军作战的神经中枢。
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就是设在武汉，支持国防与军火工业生产的设备，也设在此地。
由外地输入，中国所急需的军火与民生物资，则是来从广东与新疆运送到武汉进行分配。武汉已经成为中国之战略与人心的抗日司令部。
不过当时蒋介石却只剩下极其有限的资源，来进行武汉会战。
因为中国的税收与工业精华地区，都已落在日军的手中，华军的精锐也在多场战争中，伤亡极大。
补充征募的新兵，不但人数不足，体能与素质更差，也缺乏任何的军事训练，只是老百姓而已（很大的比例仍是文盲）。
军队急需之重武器装备更是只能选择性地补充而已（正规军若是没有这些武器，与民团的战斗能力，也就相差不远了）。
新败的中**队部队，经过七拼八凑的克难方第式，勉强凝聚的一些战力，又在徐州会战中，消耗了不少。
因此面对着武汉会战，中**队真得全靠民族主义的作战意识来撑住局面了。
这时在国民政府的决策层面，一些首长已经有了希望与日本和谈的想法，但是蒋介石却抗拒这些压力，决心继续的诱敌深入，进行武汉会战。
日军大本营在徐州会战中扑空，没有达到围歼华军主力的目标之后，很快的就作出两项深入中国作战的战略决定，一是汉口攻略，一是广东攻略。
一九三八年的六月十五日，日本大本营在御前会议中，正式决定发动这两个作战。这代表日军终于要陷入中国的战略泥沼，当然也就代表着中国有更多的地方与更多的人民，要承受这场战争浩劫的杀伤与破坏。
不过当时日军大本营却“盲目”的认为，只要日军攻占武汉与广东，中国“应该”就会向日本投降了。
事实上，不只是日军，就连当时的德**事顾问，对于华军能否有能力继续作战，也产生了疑问。
因为在日本政府强大的压力之下，德国的希特勒政府终于决定，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停售军事装备给中国，并且要求所有的德**事顾问在当年七月离华，这对于华军正面对武汉会战之重大关头而言，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过去华军作战的重装备，以及作战的布阵，都得到德国的协助，现在一切都要靠自己了。日军因而乐观的估计，中国继续作战的能力，随时都有枯竭的可能。
国民政府的领导人，在进行武汉会战的规划与参谋作业时，则立刻要面对战士缺乏、后勤不足，以及主要外援断绝的严厉挑战。
华军真能够自己面对指挥百万部队，在长达几千公里的战线上，与日军进行这场大会战的考验吗？
不过，日军大本营的汉口攻略作战计划中，对于攻克武汉，以结束与中国的战争，仍然抱着很高的期望。
同时日军仍希望在汉口攻略的作战中，进行一次大战略的包抄与围歼，彻底歼灭掉蒋介石的野战军，以增加日军逼和的筹码。
虽然日本大本营对于汉口攻略，可以说是志在必得，但此时日本对于整个战略演变的控制能力，在徐州会战之后，已经接近崩溃了。
日军能够很确定它一定能够攻克武汉，但是日本根本无法知道，在攻克武汉之后，中**队的主力能否被歼。
以及中国会不会就此停止抵抗日本当然更没有想清楚，其实中国破坏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军深入追击，就已经展现出中国抵抗到底的决心，中国宁可让黄河泛滥自己的领土，也不要接受日军的占领与屠杀。
日本一旦深入武汉，它从此就要面临全面的战略被动了。
日军攻掠武汉的作战行动，早就是中国统帅部最为注意的战情发展，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最为担心的日军战略部署，就是日本在全面战争开始后，集结主力由河北沿平汉铁路直冲武汉，以破坏、阻止中**政中心迁往大西南，进行长期抗战的战略。
还好日军在开战将近一年之后，才开始计划进攻武汉。但是日军仍然没有想到使用由北而南，切断中国东西联系的战略。
当时对于如何进攻武汉，日军大本营与前线的部队，也有着不同的争论，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建议由华北方面军主控作战，以主力部队，大体上沿平汉铁路，由北向南的进攻武汉。
这个方案的战略构想，将以九十度的方向，颠倒中国战线的正面，又能迂回包抄中国防线的布置，应该是一个较佳的作战方案，但是作战的路途较远，所需兵力较大，同时后勤补给运输的困难更为复杂。
而日本的华中派遣军要求，由华中派遣军负责主攻，作战路线是沿长江由东向西进逼武汉。这个方案的战略构想平庸，但是沿途是中国的精华地区，同时后勤支持作业可以利用长江水道，日军可以“节省”不少兵力投入与物力支持。
这时日军大本营照例无法作出果断的裁决，不但因为日军大本营没有一个拥有远见威望与魄力的最高指挥官，同时大本营的参谋军官们，对于前线拥兵将帅们的意见，也不敢太唱反调。
因此参谋本部提出了折衷方案，进攻武汉的日军部队，先沿淮河由东向西进攻平汉铁路的武胜关之后，然后再沿平汉铁路向南旋转，攻略武汉。
这样让华北与华中的日军指挥官们都可以满意，同时日军因为刚发动了不成功的徐州会战，其主力多在淮河一带，可以就近集结与整补。
但是这个方案，却受到淮河严重泛滥的影响，日军无法顺利沿淮河进行攻击的行动，加上日军对于这支远征军的后勤支持，发生交通、运输不足之困难。更令大本营头疼的，是由谁指挥这支部队作战。
这时在东北中苏交界的图们江附近，突然爆发了日苏间的“张鼓峰事件”，虽然没有扩大成为日俄之间全面的战争，但是却给日本极大的压力。
日本大本营几经考虑之后，决定向苏联让步，仍然发动武汉攻略，但是调整了作战序列，进攻武汉的作战，由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负责指挥，华北方面军则留控一些部队，作为防苏作战的左翼战略预备队。
日本大本营修改作战计划后，在七月四日发布日军攻略中国武汉的战斗序列，日军共分兵两路，准备以钳形攻势进攻武汉。
南路由华中派遣军的第十一军冈村宁次中将负责，统帅日军第六、九、二七、一〇一、一〇六师团，以及四个支队和特种作战部队，总兵力十五万人，在九江集结，然后沿长江南北两岸进攻武汉，北岸的军队直攻武汉，南岸军队负责包抄粤汉铁路的贺胜桥与咸宁，以截断武汉华军的南下退路，最后再合围在武汉的中国野战军。
北路军由原华北方面军的第二军东久迩宫亲王稔彦王中将负责，第二军改由华中派遣军统一指挥，统帅日军第三、十、十三、十六师团，以及特种作战部队，总兵力十二万人，在合肥集结。
由于淮河泛滥，不方便军事作战，因此进攻路线向南修正，沿着大别山由东向西进攻，在攻克平汉铁路之后，再向南旋转切入武汉，与南路日军会师，以对武汉的华军进行合围。
另外华中派遣军控制四个师团作为预备队，以及三个飞行团的支持兵力、一个海军舰队，兵力为十四万人。
两支日军以南北平行运动的钳形攻势，直扑武汉，但是以兵力与支持而言，日军进攻的重点是放在南路的长江作战上。
这时蒋介石为了在武汉迎击日军，特别设立了武汉卫戍司令部，由陈诚出任司令，在长江南岸再设立第九战区，司令官由我出任。
临时设立的第九战区下属的部队，并不是我在甘肃所组建的5个师，在此之前第九战区一直以来是个空架子。
直到遍入了薛岳的第一兵团，张发奎的第二兵团，主力集结在鄱阳湖以西地区的长江南岸，在侧翼迎击日本第十一军的攻势，而对抗沿大别山与长江北岸进攻的日军之责任。
蒋介石仍然交给第五战区的李宗仁负责（李因病而由白崇禧代理前半段的指挥）统帅孙连仲的第三兵团负责在大别山御敌，李品仙统帅的第四兵团则在长江北岸抵抗日军的攻势。
蒋介石这次的作战指导方针，更为明确地接近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构想，就是设法在日军进攻的沿途，不断地进行抵抗，并且进行后退包围以及侧翼的伏击，但是不到必要时，不进行主力、正面的决战。
因此武汉会战的主战场不在武汉城市的保卫战，而在武汉外围的消耗战，华军作战的目的在争取消耗日军，而非击败日军或是真正的保卫武汉。
就战略指导的层次而言，中国方面的表现真是进步神速。
而日军大本营知道这次深入武汉作战，主要是扩大日军在中国的控制空间，将国民政府逼到地方边陲地区，同时摧毁蒋介石的再生战力补充路线，如此可以方便建立汉奸政府，达成日本“以战养战”的战略目标。
由于负责南路进攻的日军，需要从徐州附近调回作战部队，同时要在九江集结之后，才开始进攻武汉。
因此需要在一个月以前，现在长江南北两岸进行序战准备。至于在北路担任攻击武汉的日本第二军，参战的各个部队，本来就在淮河与黄河之间，在合肥集结是非常方便的，因此就先进行整训，等待攻击发起的时机。
负责在南路进攻的日本第十一军，在大本营还没有下达汉口攻略的作战指令之前，就已先在六月十二日，抢先登陆安庆发动了序战攻势！
然后十一军兵分两路，具有两栖作战装备的波田支队领军，沿着长江水道西上，在华军部队换防与接应不当的情形下，轻易地一举击破江防重镇马当要塞，接着迅速穿过彭泽，准备直逼九江。
另外一支在江北的日军第六师团（稻叶四郎），则在长江北岸的陆路，不断地向东突进，沿着潜山、太湖、直攻黄梅。由于日军在汉口攻略开始的江南序战之时，作战意外地顺利，因此日方甚至认为，只要一个月，就可以攻下武汉。
这个轻敌的想法，又要让日军付出极大的代价。
南路的日军指挥官冈村宁次，知道指挥这场会战，对于自己前途的关系非常重大，他不但希望能够首先攻克武汉，更想能够漂亮的在攻克武汉之时，歼灭华军大部分的主力。
因此冈村宁次把攻克武汉的决战目标，放在长江南岸，因为他知道华军第九战区的主力兵团，就在九江与南昌之间布防。
假如自己能够在此歼灭中**队部队，就可以大胆地迂回攻击粤汉铁路上的贺胜桥一带，截断中**队从武汉南撤的通路，从侧后方包抄武汉。
事实上，冈村宁次也是有些担心，假如自己的部队沿着长江一路的深入武汉，会给留在江西的华军部队，有机会侧击自己的补给线。
这正是陈诚与薛岳的作战计划，逼日军必须分散兵力，防范在江西集结之中**队的企图。
七月二十二日，冈村宁次的部队，突击登陆长江南岸的九江附近据点姑塘，与中**队爆发激烈的战斗，中**队的第四军、五十二军、六十四军、六十六军早有反击的准备，中日双方在星子到德安地区爆发空前的激战。
日军第一零六师团，被钉在金官桥阵地，日军无论如何的猛攻，都无法突破中**队阵地。
中**队在造成日军大量的伤亡之后，仍然坚守不退，这时冈村宁次大感震惊，于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的下令日军，毫无限制地大量使用毒气进攻华军。
但是纵然如此，日军仍然无法攻克德安，也无法顺利沿着长江南岸，朝向武昌进攻。
冈村宁次因此再调日军一零一师团，在星子登陆，企图侧击华军阵地，但是华军的七十军军长李觉，率部固守庐山的险峻地形，发挥血战不退的作战意志。
在长达四十一天的作战中，不管日军用尽一切的手段，当然包括毒气、飞机轰炸与炮舰的火力支持，就是无法突破中**队阵地，反而造成进攻日军近乎歼灭性的损伤。
冈村被迫再调第九师团支持作战，但是仍然无法打开战事的僵局。日军在江西北部的长江沿岸，已经陷入死亡阵地的僵持局面。
日军三个参战的师团，都打到近乎失去继续作战能力的状态，这三个师团需要补充的兵员，甚至超过了原有的建制。
在中日两军队阵之时，长江地区正好发生严重的瘟疫，不但日军受到感染，中**队更是因为普遍的缺乏医药，病死的战士极多。
不过南路日军在长江北岸的战事却进展较大，日军第六师团一路进攻，终于在八月三日攻克黄梅。
这时白崇禧眼见长江北岸的日军过于深入，于是出动华军攻击日军的后方补给线，准备包抄第六师团。
白崇禧指挥华军第七军（张淦）、第十军（徐源泉），在八月二十七日攻克日军后方的潜山与太湖，然后下令江北的华军，围攻在黄梅集结的日军第六师团，准备造成另外一次的台儿庄大捷。
这次白崇禧的战略布局虽然高明，但是中**队兵力的运用，却没有充裕与足够的筹码（当初李宗仁得到了蒋介石倾全**力的支持，现在白崇禧却面对中**队在全线激战，已经没有重兵可以投入的情况）。
更为不利的是，长江对于中**队是障碍，对于拥有绝对优势海军的日本而言，却是救命的动脉。
白崇禧虽然成功地切断日军第六师团的后路，但是日军却由长江支持、补给第六师团。冈村宁次更非等闲之辈，他立刻调动三个支队，加入第六师团，以进行反击战，因此华军被迫后撤。
日军于是乘胜追击，对于江北的战略要地广济发动攻击。
广济之战进行了八天八夜，整个阵地在中日两军之间，也是几度易手，最后才在九月六日，被日军攻占。
这时攻占广济的日军与沿江西上的日军，开始两面合围田家镇。华军在此设有江防的要塞阵地，但是这个要塞在设计的时候，发生严重的错误，
只考虑到迎击由长江一面的作战需要，而在侧后的防御上，几乎没有任何坚固的防御设计。
中**队在江防要塞上，对于正面进攻的日军，产生极大的杀伤力，但是当日军从广济迂回攻击田家镇之时，整个要塞就无法发挥应有的防御功能。
日军第二十七师团，此时又先攻克了田家镇南岸的对应阵地，因此田家镇终于在九月二十九日，中国守军在弹尽援绝之下，被日军所攻陷，于是沿长江进攻武汉的南路日军已经打开了通往武汉的大门，不过日军的攻击力量，也到了暂时无法继续作战的地步。
由于冈村宁次对于在鄱阳湖口的作战，一直无法击败薛岳与张发奎的部队，仍然感到不安，于是决定要在江西北部捕捉与歼灭中**队薛岳的主力。
冈村宁次一面继续对德安战线，施加正面的压力，一面出动军队，先猛攻右翼的瑞昌，然后向南旋转，迂回深入地突进，企图包抄华军德安战线的后方，以围歼在此力战不退的守军。
但是负责迂回攻坚任务的日军第一零六师团，却在九月三十日，在瑞昌西南方的万家岭迷路，因而立刻受到薛岳部队主力的包围。
这次薛岳决心完歼这支单独深入的日军，因此立刻调动华军部队，由吴奇伟指挥第四军（欧震）、二九军（李汉魂）、六十六军（叶肇）、七十四军（俞济时）发动联合攻势，设法围歼第一零六师团。中日双方在万家岭血战十四日，其中以七十四军（俞济时）
担纲，牺牲最大，特别是五十八师（冯圣法），更是打到全员上阵的地步，最后连军长俞济时都亲率警卫营支持作战，而受困的日军一零六师团，一直无法打开战线缺口！
外围的日本援军受阻，也无法打破包围圈驰援。
因此日军一零六师团逐渐感到弹尽援绝地威胁，被华军围在几公里方圆的阵地之中，几乎已经遭到中**队的围歼了。
万家岭战局的发展，不但受到中外媒体的广泛注意，甚至引起日皇裕仁直接地关切，因为日本自从建军以来，还没有遭到整个师团被围歼的败绩。
在日皇、军部以及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高度关切之下，冈村宁次当然更是想尽一切的办法，来设法救援一零六师团，但是仍然无法达成任务。
这时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只有亲自介入指挥，他不但把所有能出动的空军，都派到万家岭上空，支持与掩护受困的一零六师团，并且紧急出动所有华中派遣军所控制的预备队，组成三个支队，不惜一切代价地投入战场，以救援被困的日军。
在战斗进行到最紧要的关头，我亲临一线阵地指挥作战！面对日军扑天盖地般的火力奇袭，中国士兵只能躲在战壕中坚守。
事实上，被华军包围的日军一零六师团长淞浦淳六郎中将，几度已经到了准备焚烧军旗，并且要切腹自杀的最后关头。
中日两军在万家岭决战的最后两天当中，都分别组织了上百组的敢死队，进行最后的短兵相接的战斗。
日军华中派遣军甚至组织了两百人的军官团，空降到日军一零六师团的阵地给予支持。最后一方面是淞浦个人命大，几次华军突击队都在其阵地前擦身而过，一方面是华军已经没有更多的预备队兵力来投入作战，因此他才在最后的千钧一发之际，被日本的援军救出。
总计冈村宁次为了要消灭在江西集结的中**队部队，让日军的第九、一零一、一零六师团，都打到了失去作战能力的地步，必须进行全师团的整补。
中**队的抵抗意志竟是如此坚强，更是让日军为之震惊与困惑。
而负责从北路进攻武汉的日本第二军，在日军攻略汉口的战略规划中，原先只是助攻的任务，但是司令官稔彦王中将却有国人的企图心，他准备采取后发先至与攻难于易的高明战略。
北路日军按兵不动，就有更充足的时间进行集结与准备。直到八月二十二日，南路日军已经打得昏天黑地之时，日本第二军才开始沿大别山向西进攻。
虽然这里的地形险阻，并不适合大兵团的运动与作战，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华军在此的兵力，也就最为薄弱，这点是被日军料中了。
由于第五战区代理长官白崇禧认为日军进攻武汉的主力，是沿长江两岸发动攻击，同时他又想围歼深入的日军第六师团，因此华军的重兵南调长江北岸，在大别山的孙连仲，实在没有多少部队布防。
一旦日军发动攻势，白崇禧才发现日军之大胆企图心，竟然要走地形复杂的地区进攻，于是急调大军支持孙连仲。
幸而镇守前线的七十一军宋希濂部，在富金山凭险设置阵地，面对装备极其精良的日军第十三师团的进攻，仍然血战不退。
尤其是七十一军第三十六师的陈瑞河部，根本就在十天十夜的富金山血战之中，几乎打光了所有的弹**，造成进攻的日军第十三师团，死伤高达一万多人。
日本第二军司令官实在无法想象中**队是如此地顽强，只有急派第十师团加入战斗，但是仍然无法突破华军的富金山阵地。
连日本的报纸都奇怪，究竟镇守这个阵地的中**队是何方神圣，日军两个师团合力围攻，都无法打开战局。
日军死伤累累，造成全军需要大量的补充兵员，才能继续地发动作战。
最后中**队终于退出阵地，因为中**队仍是血肉之躯，在日军持续猛攻下，弹**枪炮也都有用完的时刻。
但是华军富金山阵地之战，却给孙连仲调度兵马迎战，争取到准备的时间，日军在攻占华军富金山阵地之后，同样的分兵两路，北路进攻固始、潢川、罗山，南路进攻商城与沙窝。
日军仍是没有想到中**队的作战是如此英勇，日军每攻一处阵地，都要付出极大的伤亡代价，其中以宋希濂部坚守固始、张自忠部血战潢川，孙震部力战罗山，都令日军受到很大的损失。
不过由于中**队在此区的兵力究竟是最弱的，同时作战的战线也最短，因此日军第二军，终于朝切断平汉铁路的作战目标接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空军，又在此一阶段的战役中，有着不少杰出的表现，这主要是因为苏联支持的飞机与志愿队到达，虽然在数量与质量上，中国空军仍然处于极大的劣势（当时苏联的E型战机功能，远低于日军的零式战机）。
但是由于中**队的战志极高，因此还能屡次对日军发动攻击，沿长江炸毁几十艘以上的军舰，击落数百架的日本飞机，其中单是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日皇生日的当天，武汉上空爆发空前激烈的空战，中国空军一举击落日机二十九架，自己只损失了五架。
因此武汉地区的居民，经常可以看到中日空军在上空决战的镜头，全球的新闻媒体，也为中国空军以寡击众的表现而喝彩。
苏联援华的“正义之剑“飞行志愿军，在中国的领空上，总共也有近百人的牺牲，这算是苏联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最大的贡献。
另外苏联也先后卖给中国价值两亿五千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可以说是苏联利用中**民的生命，拖住日军的“回报“。
至于苏联原本有意出兵与日军作战的口头成诺，在立法院长孙科两次亲访莫斯科之后，仍然是毫无下文。
斯大林是何等的精明，他要的是中国拖住日本，而不是要支持中国以击败日本。
斯大林要日本战力弱化到无法与苏联一战，他更要利用中国因战争而残破不堪的时机，继续地侵略中国。
不过居于优势的日军，终于步步进逼到武汉决战的外围阵地，原本陈诚在武汉四周，投入相当的兵力，一直在赶工，准备建筑相当复杂的防御工事，若是有足够的兵力与战力投入，应该可以进行一场激烈的都市保卫战。
但是由于华军已在武汉外围的战斗被过度地消耗，因此没有有效的力量防卫武汉（否则又要重演以急需整补的残兵防卫南京的故事）。
蒋介石这次并不坚持要力守武汉。
加上日军在几天前，在广东登陆，切断了中国主要的战略物资进口基地，武汉无法继续成为战略物资进口的转运中心，战略地位也就不再那么重要了。
由于在北路的日军，在十月十二日顺利的进占信阳，而守军胡宗南部溃败，向西退向南阳，而没有向南的武汉方向退守，造成武汉北方的防线出现兵力的空虚，这时日本第二军既然切断了平汉铁路，日军若是迅速地向南旋转，可以沿着平汉铁路南下发动攻击，对武汉华军的北方防线，形成了明显的侧后威胁。
这时，在武汉坐镇指挥的蒋介石，也感到武汉面临日军攻占与包围的危机，在陈诚等人的极力建议之下，蒋介石同意，在华军兵力已经面临耗竭的状况下，不宜在武汉本身进行决战，以避免防守武汉的华军遭到日军的围歼攻击。
而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对于日本第二军已经攻到武汉北方的消息，简直比李宗仁还要震。
，因为冈村宁次一直将主力放在围歼长江南岸的华军，而与华军发生激烈的缠斗，死伤惨重，所有进军武汉的攻势 受阻，现在在眼见北路的第二军，已经攻占信阳，可以快速沿着铁路南下汉口，很可能会比第十一军先攻占武汉。
此时，冈村宁次为了自己能够赢得首先攻占武汉的历史威名，就顾不得从南方包抄武汉的作战计划了，他立刻调整第十一军的作战方针，不再以主力对武汉南部进行迂回攻击，以截断中**队退却的路线，而直接由长江北岸直扑武汉。
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也希望是由自己的嫡系部队攻占武汉，因此冈村命令在长江北岸的日军第六师团，立刻兼程急进、进攻武汉空城。
这次田俊六当然是严令第六师团，必须完全遵守军纪，不能在武汉重演南京的烧杀掳掠。为了要争功，冈村宁次要自己统帅第十一军部队，抢先拿下武汉，而没有对中**队，进行分进合击的长距离包围作战，结果使得防守武汉周围阵地的中**队，得以顺利地由平汉、粤汉铁路以东地区撤出。
在十月二十六日，日军第六师团进入长江北岸的汉口，同日，台湾旅团攻入长江南岸的武昌，日军终于攻占了中国的地缘与战略心脏武汉三镇。
但是日军并未照原计划形成包围作战、切断华军的撤退路线，因此中**队主力仍然可以保持完整建制退出武汉地区，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溃散的局面。
同时这次中**队撤退之时，对于武汉的重工业与军火工厂，都做了较有系统的破坏，才不至于将在武汉的建设大量地“资敌“。
此时由于日本自己认为，只要日军攻占武汉，中国势将屈服，因为日军估计，日本攻占武汉与广东之后，中国百分之九十的国防工业生产、百分之八十的关税与盐税收入、百分之六十的粮食生产，都被日军接收，无论怎样计算，国民政府都不会再有力量，能够继续抵抗日军了。
就是在这个“合理“的推测之下，日本的全国上下，都一致认为，日军一旦攻克武汉，中国的最后抵抗力量，势将瓦解，“支那“失败与投降，将是必然的结论，日本终于可以等待中国屈辱地投降。
所以日本政府与人民，在攻占武汉后，可以说是再次陷入举国同欢的境界，日本下令台湾全岛鸣放汽笛庆祝，许多台湾人民更是伤心地认为，中国在武汉会战的失败，将使他们永无脱离日本统治的一天。
因此日军攻克武汉之后，在日本各个地区，人民出现前所未有的慷慨捐输与踊跃从军之热潮，连慰安妇的组织，都名额爆满；单是寄往战争英雄冈村宁次的情书，就多达十几万份。
因为日本政府人民“肯定“地认为，日军既然攻克武汉，同时封锁了中国对外主要的交通路线，国民政府被迫迁到西南边陲地区，已经不复再有中央政府的版图与实力了，加上中国没有工业生产、又无法输入武器与军火，如何还能够与日军继续地对抗下去呢？所以中国除了向日本投降之外，已无其它的选择。
为此，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指出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已经成为一个边区地方政权，日本将与有意求和的中国政治势力，完成中、日、满亲善的和平条约。
日本政府与人民，就等着中国的使节，再度屈辱地出现在日本境内，诚惶诚恐地任日本予取予求，这种发自日本千年对中国自卑情结的内心情感，把日本人民推向了忘情与兴奋的历史高峰。
这是二千六百年以来，日本历史上无法想象的伟大时刻。但是日本人错了，中国并没有因为武汉的陷落，而向日本屈膝，反而是日本陷入了中国战略空间的泥沼之中，从此日军必须要维持从东京到武汉二多公里的补给线，而消耗掉日本有限的国防与经济资源。
中国从此在战略上取得了主动与优势的地位，虽然她的工业地带与对外联络信道都遭到摧毁与切断，使得中国将要面对更为艰苦的生活，但是中**民却决心以无此坚忍的力量，熔成钢铁的意志，来继续面对这场历史的大决战。
中国人是决不屈服的。华军自从武汉撤退之后，有计划地将大量军队，留在武汉以东地带，继续进行游击作战，这就造成在武汉日军的后方极大之战略威胁。
日军在武汉成为孤军深入的态势，要部署大量的兵力，来维护日军漫长的补给线，从此中日之间的作战，日军只能控制主要据点与交通联络线，最多再加上一些重兵把守的带状地区而已。
在日本上下热烈庆祝日军攻占武汉之时，大本营却陷入了完全无力感的状态，因为到了这时候，日军大本营才开始明白，自己已经掉入了中国的战略陷阱之中。
日本难以片面与迅速地结束中国事变，日本所有的国力与战力，就要这样逐渐消耗在中国战场之中，进不得、也退不得。最糟的是，日本还不能实事求是地面对这个错误，所有日本为了寻求支持战争的资源，终于冒险发动太平洋战争，而付出了亡国的代价。
我非常容易的看出，虽然日军发动武汉会战，在战场的作战上，大体仍然表现优异，但是日军在战略上，却仍然犯下了致命的错误。
日军始终低估中**队的作战意志，因此没有集结更为优势的兵力，以围歼华军的野战军作为日本作战的主要目标。
事实上，若是日军能够将原先准备攻略广东的二十三军，也调到武汉会战中，这支部队或是沿大别山快速进攻华军阵地，提早切断平汉线，由北向南包抄武汉！
或是先进攻南昌，再穿过萍乡进攻湖南长沙，包围武汉南方，都会对华军造成更为震撼性的打击，并达成围歼华军野战军的作战目标。
当然陈诚若是能够把镇守武汉，一直在拼命赶做防御工事的四个军兵力（这些工事，最后根本就一点功用都没有发挥），大胆调出交给薛岳灵活运用，也许华军能够在江西北部成功围歼日军的整个师团。
或是给白崇禧使用，也可能给日军一度困在江北的第六师团更大之打击。
当然若是第三战区能够发挥更为旺盛的攻击企图，多威胁长江的航运，日军在武汉会战中，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日军的作战优势，来自现代化的工业与社会的结构，无论在兵员补充与装备更新上，都有非常先进的运作系统，因此日军的战力不但能在几次战役后，继续保持、甚至能提高。
中**队最大的困难，则是中国落后的工业与社会体系，别说作战装备坏一件、就少一件，就连兵员的补充，也因役政系统的落后，根本无法跟上军队的需要，补充的人员数量既不足，质量也低落，新兵更是没有经验与训练，如何能用半兵半民的部队，去抵抗拥有现代化组织与强大火力的日军？
在武汉会战中，华军在战略的运用上，却充分地掌握了主导的上风，但是在战场的层次，仍是败多胜少的局面。
以战力与国力而言，中国落后日本两个世纪之久，但是以谋略而言，日本却无法运用战力与国力的优势，击败中国。
中国所凭藉的，全是中国人民不屈的民族主义精神，以血肉之躯去抵挡侵略者的现代化武器（在大别山与庐山的山麓，留下了无数的英雄血迹），这种悲壮的牺牲，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动人的光荣。
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是日本没有办法迫使中国放弃继续作战的意志，这时的中**队，已经是更为独立地作战。
德国的军事顾问撤离了，外国购买的军火减少了，主要国防工业的基础全遭到摧毁，中国迁移到西南的工厂，由于缺乏系统的规划，总数只有四百五十家左右，勉强可以维持西南军民的日常所需，但是根本不能支持激烈战争的消耗。
当时中国所能生产的步枪子弹，每个月为一千五百万发，平均每个士兵只有四发子弹，更别说其它的重武器装备与支持，更是少之又少了。
士官兵们的军服破烂、缺乏医药与保健照顾，甚至严重的营养不良等问题。中国的部队拖着瘦弱的病体，拿着有限与落后的武器，在外援几乎断绝的情况下，中国还能、还要打下去吗？
日本人不相信中国还能坚持下去，欧美国家不相信中国还能打下去，中国人却以血汗与牺牲，坚忍的写下了历史光辉记录。
中国人决定牺牲到底打下去的钢铁意志，让日军是完全不知所措。
在日本人民庆祝完武汉攻略之后，才发现高兴得太早了，中国的政府与军民，仍然继续抗日战争，反而变成日本政府不知道该如何结束这个战争了！
而我这个所谓的司令长官成为了摆设，师以上的作战命令都是由蒋介石亲自发布了！我成为了一个地道的傀儡。
但是我学到了很多理论上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我决心加快建设步伐，只有在军工上面完全赶超日本，中国才能有希望把战火引到日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