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往王家岭坑口的山路上,挤满了无数车辆。抢险驰援,刻不容缓。大批交警上路疏导,车流仍旧行驶艰难。即说力保抢险供电的山西电力公司人马,在事故当晚从太原驱车赶来,也被堵在沟壑中了。而9日凌晨时,国务院张德江副总理将在事故坑口组建抢险指挥部,并召开第一次各方协调会议,具体部署抢险战役,极端重要,因此,许多人不得不弃车步行,在漆黑暗夜中,在山梁小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展开急行军。山西电力几位头脑,就是在凌晨1时许,大喘着粗气,跑步到达指挥部的。
回看车流拥堵,绝大多数车辆挂着山西牌子,夹杂着一些北京车牌。它们要么是抢险者的,要么是媒体人的,闲杂车辆不得驶入。而偏有一辆“鲁”字头旅行车,来自山东,却屡被关照放行。那车上早已涂遍了泥浆,显系长途奔驰而来。再看车里头,端坐着一位高大老人,面色凝重,颇多威严。路人相问:这是惊动了哪一位大干部啊?他会是谁哩?
这其中的故事可就深了。他曾在深井中被困11个昼夜而生还,他是一位老矿工。
老者名叫高润泽,195年生人,此前在山东淄博地区洪山煤矿就职。他还是一个1岁的少年时,就跟着父亲下井挖煤了。那口井叫做车七井,日军侵华,从这里抢走不少煤。1945年鬼子投降后,国民党军政接管此矿,井上井下已是一派凋零。在持续的战争中,中共大军历经三大战役,剑劈长江以南。“宜将剩勇追穷寇”,一个“追”字,尽显战局紧迫。许多大中城市正处在被大军攻占和待攻占之中。中共几十年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宏伟战略已经奏效。这时,车七煤矿拥来众多老八路,如今叫解放军,要求多出煤快出煤,确保前方大中城市有电输用,建立和巩固新生政权。1948年8月,车七矿井经过简略整修,在新政权领导下迅速开工出煤。一年中,矿山由百十人猛增至五六百人。前方炮火向着海岸线迅猛延伸,后方挖煤不可有一丝懈怠。这是最大的政治。经过农村土地改革闹翻身,经过矿山奖励办法再升级,矿工们挥汗如雨,铁锹翻飞,工作积极性异常高涨。1949年7月,车七矿管理者紧急推行奖励办法:矿工一个工作日可得小米10斤以上,月勤干满5个班,奖励煤炭500斤。凡8月1日这天下井挖煤,发双份工资。
下井工人在高峰期达到00多人。日产煤炭直逼700吨。
可怕的是,一种巨大危险,一场灭顶灾难,正在逼近——还是透水!
灾难没有预兆吗?透水没有迹象吗?有。
有预兆有迹象,矿工没有提早报告吗?报告了。
有报告,没有采取措施吗?没有及时撤离工人吗?
很不幸,领导者没有这样做。还是那句话:工人忽视安全,出小事故;领导忽视安全,出大事故。
8月1日8时0分,车七矿井发生大透水,00多名矿工中,只有60余人侥幸脱险,剩下4人被困井下,经11天抢险之后,11人死亡,只有1人生还。大事故震荡着新生政权。
这重见天日的1人,在井下坚持了11个日日夜夜,也就是说,比王家岭的8天8夜还要漫长天整,简直不可想象。其中,就有今日从山东疾驰而来的高润泽老人。那一年,他只有1岁。
高润泽老人历经这场大惨剧得以生还,记忆刻骨铭心。以后数十载,他不停地前往矿难发生地,献爱心,谈教训,警示后人。此番王家岭矿难,他送来两万元现金,也带给我们无尽的深思。
根据高润泽老人的痛切回顾,加上诸多原始资料的记载,我将“车七矿难”形成原因向读者作一简述。回顾这场矿难,对于我们认识今日王家岭,也许有一种特殊作用。
这是中共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执政之初,从长期战争转向和平建设,所处理的第一起大矿难。“车七矿难”首开沉痛纪录。
在出事前0天,即7月10日,出水点已发现裂缝滴水,长近1米,并逐步加大;已有工人向领导反映;距离前方老空区越来越近,应引起注意了,而“矿井领导没有听取工人意见”;出事前天,看泵工明确报告“今班增加英寸水”,一线工人反映“水鸡子叫,要发水啦”,领导们却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这么多天来,领导们没有下过一次井。经营采矿1个月来,领导们从未总结过一次工作;当水险迹象十分严重时,有一位名叫陈洪石的新闻记者,直接向主要领导反映“井下水大”,矿工们不得不“发展到集体反映,甚至拒不下井”,而两位最主要的矿井领导干部,却“主观武断地认为没有问题”,说“水是万万过不来的,我敢保险”!并且威胁工人说,“谁再讲(险情),就是造谣!狗屁!”其中一位主要领导在后来的“反省”中解剖自己说,当时“工人已有的不下井,我只听反映是出于工资比新博煤矿低,以及发放工资买不到粮食,因之只研究增加计件工资及补发粮食等问题……我认为不懂技术,也可以领导工程工作。一切都是盲目的”。
更为严重的是,领导者头脑中,认为我党我军占领新区时间不长,“技术管理人员多是日伪时期留用人员,工人队伍也不稳定”,阶级敌人随时随地都会破坏煤矿生产,因此在工作方法上,沿用长期战争年代所养成的简单粗暴作风,革命者就是要敢于斗争。在出事前一天,即7月1日,领导者们在井口搭起了召开斗争大会的席棚,宣布“谁造谣就斗争谁”!当时,矿工徐世安和徐世训公开讲过“实在不能干了,井下空水不小”的话,即遭到斗争,并将这二人“扣上造谣破坏分子的帽子”,公开抓起来惩办,不许人们讲话。一位幸存者名叫周明仪,他回忆说:“工人们预感到井下有水,空水不小,人心惶惶,生产不安心。我也看到淋水很大,一派活儿,心里就发憷,而我是一名团员,只好硬着头皮去干!”他看到领导们“只是凭着热情去指挥生产”,担心“谁说有水谁就是造谣,就是破坏生产”;当时的区委书记名叫姜新民,也在回忆中说:“为了支援刚解放的大城市发电用煤,支持新解放区……任务紧迫,从而忽略了安全工作,终于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事故突发,井下情景万分凄惨。5万立方米冰冷的老塘水在巷道中横冲直撞,一瞬间便将运煤铁道拧成了麻花。恶水夺走一条又一条生命,矿工头上那一盏又一盏古老的电石矿灯相继灭掉。1岁的高润泽无处躲藏,他只有惊恐地扑向父亲怀抱。老父亲先是拼命躲水,继而靠着煤壁瘫坐下来,长久地将儿子拥在怀中,用最后的体温,向儿子输送毕生的爱。小润泽时常昏迷过去,复又冻醒。几天后,父亲的身躯最终变成了一个冰凉冰凉的物体——他在饥寒交迫中坚持给儿子保温,直至自己死去。小润泽用尽力气,一遍遍呼喊父亲醒来,一位垂危者则以微弱的声音回应他说:别喊了,他们都死了!是的,在这场灾难中,高润泽一家就有父亲、伯父和三位表叔——五位成年人惨死于井下。有一个小村庄,一下子死掉了10口人,最大的4岁,最小的1岁。全村人的悲痛可想而知。矿工谭厥友,这一天领着两个儿子下井,爷仨同时受困,坚持了几天后,首先是大儿子在连惊带吓之中疯癫起来,大喊大叫,力竭而死。谭厥友见状伤痛欲绝,也在饥寒中死去。齐如春兄弟俩同一天下井遇险,哥哥眼睁睁看着弟弟疯癫哭叫,“满地打滚,活活急死了”。袁家庄的孙继义,不想在冻饿中忍受煎熬,解下红腰带上吊而死。一个名叫翟觉友的矿工,也在绝望中用拉炭的绊绳上吊而死。年仅14岁的小矿工徐金山,爬到团员周明仪跟前说:“哥啊,我肚子疼哩。”周明仪回忆道:“我使劲儿抱住他,给他揉肚子,安慰他,慢慢地他不动了,再听一听,没气了,这个小矿工就这样死在我的怀里。”北大巷一米来高台阶上,拥躲着一批矿工,焦渴之中,有0多人先后爬到台阶下去找水喝,结果“下去就上不来了”,一个个耗尽体力而死。幸存者王珂回忆道:“我和弟弟王五子,拥在一起,他坚持不住也要下去找水,当时我心里知道,他爬下去就回不来了,可是我自己根本挪不动,无法救他拉他,只有眼看着兄弟死去。”
高润泽这一边,幸存者们竟然在暗夜中凭着嗅觉,找到了逃生者丢弃的一点山东煎饼。高老回忆说:“大伙儿面对着两个半煎饼,还能相互推让,每人分了一小骨碌吃,那个好吃可就甭提了!”就凭着这点吃食,他们试图顺着流水,寻找古井通道爬出去,灯火灭绝了,伸手不见五指,他们便只凭一位王瞎子在前带路,因为瞎子本来不用灯!几位大人把小润泽夹裹在中间,用腰带将各人串连起来,慢慢挪动前行。结果,王瞎子在前探路,险些被“恶气”憋死,众人只好艰难退回。为了避风抗寒,小润泽不得不钻进死尸堆里,静静地昏睡、等待……
车七重大事故发生后,中共华东矿局、淄博特委、山东矿务局、淄博专署、总工会、淄川县委县政府、解放军淄川独立营和整个洪山矿区,迅速组织抢险救护队伍达000多人,总负责人是淄川县县长晏兴堂。这位老八路提着手枪,像指挥一场与强敌遭遇的险恶战斗那样,统一指挥抢险。从时间上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夺取政权和正式建国的前夜,第一次组织的有关工矿生产的大规模抢险斗争。
当时,矿山条件极其简陋。兼之雨水昼夜飘落,井下排水异常困难。机电设备落后,台老水泵,比玻璃棒还容易坏,排水进度十分缓慢。晏兴堂县长心急如焚,他曾经举起手枪,指着一位技工领班,用嘶哑的嗓音喝令他:必须限期修复水泵,快速连续排水!
一连11个昼夜,天地同悲。高润泽,一个只有1岁的“小筐头”,终于获救。
诚实地讲,那时的共产党人,有着铁打一般的组织纪律性。对老百姓,对苦难矿工们,有着深厚感情。谁都知道,在战争中,军队是靠着老百姓才打了胜仗的。最终迎来革命成功,由地下党、在野党最终成为执政党,依靠的还是人民群众。两者之间是大树与泥土的关系。车七井口,摆放着一些白酒。为了井下驱寒防疫,每班抢险人员下井,都要喝上几口。但是,一轮到党员干部时,却没有一个伸手舀酒来喝。他们自觉地把酒留给了更多的工友们;直到60多年后,矿区仍在流传:追悼大会上,抢险总指挥晏兴堂,以一个执政党新任县长的身份,带头为死难矿工披麻戴孝,真情祭奠亡灵,亲自扶棺送葬。他在讲话中挥泪高呼:共产党员们,咱们要做人民的儿子啊!肺腑话语,响彻云霄,感天动地。只可惜到后来,人们很难听到这样的声音了。这句话,说得何等好啊!
晏县长他们,真正和重情重义的山东人,同心同德了。当时政府宣布:对于1位幸存矿工,每人补贴“北海票”4.万元。这在当时当地是一笔不小的款子,可以买到4亩好地。而1位矿工却表示,是共产党把俺们救了上来,俺们要为新政府和死难者家属分担痛苦,大伙儿坚决不领这份补贴。经过晏县长和工会同志们反复劝慰,1名幸存者包括1岁的高润泽,一致决定,为了尽快养好身体建设新国家,“俺们每人只留下一根指头的钱”,即10000元,将其余的000元,合起来有百万元,平均捐献给死难工友的家属们,以便帮助他们早日渡过难关——这一来,又把个晏县长感动得泪如雨下。
以上叙述,当地史志文献均有确切记载。
1949年9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大众日报》发表社论,明确指出:“招致这一惨痛事件的原因,主要是该矿领导爱护祖国财产和人民生命的观念十分淡薄,官僚主义作风非常严重”,社论要求,“必须反对官僚主义,依靠群众。实行工厂企业管理民主化的制度”。殊可怅叹,早在1949年即已发现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到了七八年之后,尤其是到了大跃进运动中,反而变得更加严重,更加疯狂,更加恐怖起来。
“共产党人要做人民的儿子。”这话如雷贯耳。
一场大难,11条鲜活的生命,以形形色色的死法,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
高润泽先生以75岁高龄,远程驱车奔赴王家岭,他要告诉抢险者们:“车七矿难”惨死11人,并非全部死于井下,一位已经升井脱险的幸存者,因为饿极了,偷偷多吃了一点饭——小润泽眼看着他“一霎霎就咽气了”!可叹这位矿工在井下大难不死,却死在了出井之后的饮食中。令人扼腕叹息。
令人长思的是,高润泽老人还向抢险组织者真诚进言:矿难发生了,而惩罚责任者不宜过急,首先是一切为了抢险,应当充分发挥责任者对矿山矿井十分熟悉之长,让他们参加抢险并发挥作用,这样更有利于救人。当年“车七矿难”两位主要责任者,也是两位特别坚定的革命将士,他们面对手铐与严惩,冷静地表态说:就是明天枪毙我,今天也要让我救人!后来,在一连十几天的持续抢险中,两位责任者拼死工作,果然发挥了实际作用——这样更有利于救助生命。
高润泽老人奔赴王家岭,带给我们的一段矿难往事,竟是这般沉重。(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