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韩天成吃起这粗茶淡饭来津津有味.他的胃口甚至不亚于我。
那天晚些时候,服侍他睡下后,我说了句洋味十足的话。我说：祝首长晚安。刚要抬腿出去,他却叫住我说：起子,你一来,我才觉着7号楼像个真正的家了。以后咱俩就是不折不扣的一家人,你干脆叫我成子哥吧！
我吓了一跳。我的辈份在韩家洼的韩姓人里,算是高的,正所谓萝卜不大,长在了背（辈）上。虽说在我们家乡,同姓人之间特讲究辈份,有时不问年纪,只讲辈份,但这是在部队。况且我家和他家除了都姓韩外,没别的亲情和交情,如果在老家,按辈份叫他哥倒也罢了。可在这个地方,打死我我也不敢直呼他哥。于是我十分难为情地说：首长这可使不得。他挥了挥手：咱俩本来就是一个辈份上的,有啥不可。这里我说了算！说完,他发出了宏亮的笑声,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开怀大笑,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无法把这种铜钟质的笑声和面前这个干枯的老人联系起来。
不管他怎么说,我打定主意,还是称他首长。我早已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士兵了,当然知道在部队,上下级关系比什么都重要。令我稍感意外的是,以后我没按他的要求称呼他,一次也没有,他也没再提及这事。
夜里,起了风,不远处凤凰山上的树木在大风的作用下,发出大海般的涛声。我觉得置身其间的这座小楼仿佛是行进在茫茫波涛中的夜行船,无依无靠,前路缈缈。这个想法使我感到些许的恐惧。明亮的月光透过窗子照射进来,给我带来片刻的宁静。我怎么也睡不着。韩天成偶尔发出的干咳声穿过客厅,传到我的耳边,我想到了世事的变迁和不可预知。现在,我鬼使神差地和这个行将就木的老人走到了一起,开始在同一个时空里生活,而他的故事却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
三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那两间青砖到顶的瓦房还没有拆除。两间房子虽然很老旧了,但照样结实耐用,冬暖夏凉。这样的房子相挨着有一大片,当然里面住着别的人家。我爷爷告诉我,这些宅子原都是老财主韩昭亮的,土改时分给了众人。
韩昭亮就是韩天成的父亲。
据说韩昭亮有一个祖上曾在外地做过县令,县令告老还乡后用攒下的银钱盖房置地,一下子成了方圆几十里内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家业传到韩昭亮手上,虽然赶上军阀混战,天灾**,民不聊生,家道不免有些败落,但韩家洼的土地仍有三分之二是他家的。韩昭亮靠他的精细和刻薄小心翼翼守护着祖传的基业,并伺机扩张。遗憾的是他没有赶上一个好时代。
韩天成是他惟一的儿子,也是他惟一的指望。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得,韩天成在他父亲四十一岁那年来到人世时,村里比过年过节都热闹。平素极其吝啬刻薄的韩大财主简直豁出去了,豪迈地命人打开粮仓起出银元,在家里和门外大街上张灯结彩,从厨房里抬出整筐整筐热气腾腾的白面馍馍任由人吃,还花重金从沂水城请来戏班子大唱三天。事隔半个多世纪之后,村里那些上了年纪的人讲起此事,还津津乐道,口沫乱飞,仿佛事情就发生在昨天,吃进肚里的白面馍馍还没有消化掉,余味犹存呢。
后来我和韩天成熟稔、和谐得像一家人了,我忍不住就把这个传说讲给他听。他唔了一声,随即陷入沉思,良久无语。那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相当糟糕,说不行就不行。我知道他的思绪回到了过去的岁月。当一个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听别人讲述他初临人世的情景时,他的心中一定是既感到温馨又感到残酷,波澜起伏,感慨万端。就仿佛他站在此岸遥望彼岸,彼岸是他无意中远离的,但再想回去已不可能。一个人的诞生和消失其实代表了这个世界的两极。末了,他说：从人情的角度看,我不是父母亲的好儿子；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我的路没有走错。
韩天成满地乱跑的时候,他的父亲专门为他雇了个长工,寸步不离跟随着他,生怕有个闪失。他穿戴着华丽的衣帽,白白胖胖,双目生辉,那样子就像下凡到人间的金童。他走到哪里,哪里就变得亮闪闪的。稍稍懂事后,他父亲又为他请了个私塾先生教他识字。后来再送他到沂水城里的国立中学读书。他父亲把他以后要走的路都想好了,谁也没有想到,他后来走的却是另外一条路,一条与最初的设想相差十万八千里的路。
如果不是由于战争和世事的剧烈变迁,也许他会走那条似乎是前定的老路,就像他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那样,守着土地、牲口和那一大片青砖到底的瓦房,做着传宗接代光大家业的梦境,在韩家洼终其一生。很多人都会这么认为。事实上即便没有战争和剧烈的社会动荡,他也不一定就像他的先人那样过一辈子。任何一个志存高远的人都不会甘心在闭塞的韩家洼守一辈子。山还是那些山,地还是那些地,几千年几万年不变,有什么好守的呢？
在他人生的紧要关口,有一个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因素就是书本的力量。
一次,他从城里回到乡下,他的父亲领着他到村外的大田里转悠。韩家洼上好的土地大都是他家的,由别人租种着。他的父亲有理由为之自豪。但他的父亲并不满足,他父亲幻想着把自家的土地再扩大一倍乃至更多,让九泉之下的祖宗先人睡得更安稳,让九泉之上的子孙后代过得更滋润。一路上,父亲喋喋不休地讲着他未来的打算,他却皱皱眉头说,咱们家的地太多而别人家的地太少了,老是这样,要出乱子的。他父亲愣了一下,仿佛不认识似的望着儿子。他又说,我觉得这样的局面不会太久了,爹爹,如果你想过得安稳,就把土地匀一些给别人。
韩昭亮无言以对,并且心生不快,脸子立马拉了下来。老财主觉得儿子的话是屁话,是鬼话,祖宗遗下的基业是他的命根子,他一棵草都不舍得扔掉,混账小子却劝他把油汪汪的土地分给别人,这简直是要老子的命！他的父亲气哼哼地走开了,他的眉头也皱得更紧了。
人们后来回忆,叛逆的种子其实在他父亲送他到城里读书时就埋下了。
乱世年代的学堂,是孳生叛逆的温床。他正是在那里,偷偷接受了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和主义。那时上得起洋学堂的,大都是富人家的子弟,战争和革命改变了他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加入到没有文化的农民子弟中间,和一无所有的穷人相比,他们的脱胎换骨更是撕心裂肺,来得不易。
1936年春天,他不辞而别投奔队伍后,老财主韩昭亮哀哀地哭过一阵,像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挥起双手两面开弓,使劲扇自己嘴巴,边扇边说,都怪我,都怪我,不该让小崽子进城读书呀,书本是祸害呀！不久,他的本来就孱弱多病的母亲受不了这个打击撒手归天,老财主跪在老婆坟前,把自己的脸颊扇得血乎乎的,然后仰天长啸道,书本是祸害呀,不但害了小崽子,把他娘都害死了。以后每当提起这事,老财主就不停地重复这几句话。一直到1946年土改时,前方传来消息,他的宝贝儿子不但没丢性命而且还当了个什么官之后,他才改了口。他喃喃地说,难道俺当初供他读书是对的？是的,书本是福不是祸。他见人就讲,是他执意送儿子读书的,儿子读了很多书,才明白了道理,走上了正路。他还劝众人,宁肯不盖房子不置地,也要舍得花钱供小崽子们读书。
村子里确实有人信了老财主的话,或者把韩家父子的经历当作典范,不遗余力地供孩子读书。可惜的是,解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读书人再也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村里有个叫韩三根的老汉,听了韩昭亮的话,千辛万苦供儿子上了师范,毕业后分到镇上中学当老师,但那个倒霉蛋只领了一个月的工资,就被打成了右派,不久他就在地区五七干校的一棵枣树上吊颈自杀。痛不欲生的韩三根老汉想找韩昭亮算账,但那时韩昭亮坟头上的野茅草已经青青黄黄变换了好几茬。他来到狗地主的孤坟前,怒气冲冲撒了一泡尿,这笔账就算勾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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