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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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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京兆府,知府衙门,春寒料峭,夜深人静,衙门后堂依然灯火通明。

王伦仍然伏于桌案之上,仔细翻阅着眼前的一堆文籍。陕西如此之大,百废待兴,他来到此地,可不能毫无收获。

屯田营田,未雨绸缪,打通河西之地,开拓西域。

这是他离开前,王松对他的谆谆告诫,他也是记忆犹新。

陕西是中原的西部屏障,而河西,则是陕西的西大门,不拿下河西,又如何稳固中原。

陕西地大物博,光是关中平原,就有三千万亩以上,自古灌溉发达,盛产粮食,是陕西最富足的地方,被称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唐时曾是中国的鼎盛时期,也是关中最繁荣的时期。

靖康元年,金人南下之前,长安城垣虽比唐代大大缩小,但人口仍有十几万,居民习俗之移,仍不失故都之风。虽受契丹、女真族侵扰,陕西人口仍达到300万以上。

金人南下侵宋,连年战争,陕西人口大幅度下降,关中仅存一百来万,连唐天宝年间的一半都不到。尤其是陕北之地,由于是宋夏、宋金经常交兵的场所,人口减少尤为严重,除紧邻关中的地方有少量人口外,基本只有军队,百姓寥寥无几。

仅仅几年,战火连连之下,陕西已经失去了将近百万的人口。

一些偏远之地,曾经水源充足,人烟稠密,土地肥沃。到了现在,因为战火,处处断垣残壁、杂草丛生、荆棘遍野、人迹稀少、野兽出没。

朝廷大军陕西的大败,不但失了人心,就连陕西未来几年的赋税也挥霍一空,留给宣抚司治下的,完全是一幅烂摊子。

“关键是垦荒啊!”

“土地分给百姓们,自由种植,人人吃饱肚子,一改兼并之弊,还要准备西征的粮草。”

想起离开前王松说的话,王伦眉头不由得一皱。

“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

王伦眉头紧锁。曹孟德之行,遗珠惠普,他只要拾人牙慧,步先贤之履迹就行了。

“只能是士为知己者死了!”

王伦苦笑了一下。自从认识和跟随王松以来,他的人生际遇可谓是翻天覆地。也许将来,他王正道可以和王松一起,青史留名。

“想的还是太多了,先解决眼前的诸般琐事再说。”

和他当年在河东屯田、营田时相比,现在的条件,可要比原来好多了。

不用说器具齐全,全部由河北输入,就连用于耕种的牛马,也是大有富余。王松从军中给他拨了一千多匹驽马,又从河北给他调了五百余头耕牛,万事俱备,不欠东风。

最重要的是,当年他在河东屯田时,培养的一大批的垦荒民政官员,其中很多人跟他一起来到了陕西,有了这些老部下,心里面当然安稳多了。

再加上历年征战,五万多的战俘被派过来垦荒,也算是有了一个有力的备注。

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了陕西农垦司,由原来河东农垦第一司的司长安大富担任总司长。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丈量田亩,土地归官府管理。

王伦明白王松的想法,趁着陕西被打得一片稀烂,彻底割除土地兼并这颗毒瘤。

“陕西农垦司总署”就坐落在咸阳城的郊外,关中平原的核心地带,由安大富亲自坐镇,也算是精兵强将,相得益彰。

“农垦司总署”南邻渭水,北接官道,占地数亩,水泥墙高耸,粗重的铁栅栏门旁的凉亭下,持枪的卫兵肃然而立,神情庄穆。

大门的左右两侧,“陕西农垦司第一司”,“陕西农垦司总署”,十几个红字清晰可见。

一切都和河东屯田营田时一样,完全是一个模子刻出来。战士们一手拿兵器,另外一只手拿着农具,美其名曰“农垦战士”。

三万多将士,五万多俘虏兵和归正兵,再加上好几千因伤而退下来的伤兵,近十万大军挺进了陕西。

士气虽然高涨,但困难却是实实在在。正值春寒料峭,西北风一刮,凛冽刺骨,长安城破败不堪,城中没有地方住,帐篷不够,就只能用树枝搭窝棚在破墙边。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十万大军,人吃马嚼,衣食住行,全都要从两河引进。王伦自己也心里清楚,要想保证开荒屯田成功,必须解决吃的难题。

“民以食为天,难呀!”

王伦正在愁眉不展,门被轻轻推开,挺着肚子的妻子,端着一碗热腾腾的米粥走了进来。

“官人,歇歇吧,整整半天,你都没吃饭呢?”

闻到米粥的香气,王伦的肚子不由得“咕咕”叫了起来。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饿了!”

王伦接过粥碗,慢慢喝了起来。

“官人,你说你,堂堂的京兆府相公,半个陕西都归你管,你却是比种地的还忙,哪像个当官的 !”

王伦轻轻笑了笑,摇了摇头。

“王相公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我总不能无所建树吧。”

王伦看了看妻子,歉然道:“倒是多亏了娘子,你可要保重身子啊。”

两人虽是夫妻,年龄却差了十几岁,这是二人的第一个孩子,当然要慎之又慎。

“这小子闹腾的厉害,估计是个男孩。”

王妻轻轻笑道:“你也不用太过忧心,凡事都有王相公在后坐镇。凭你二人之交,你有难处,他也不会坐视不管。”

王伦点了点头,他和王松,倒是“臣君相知”,可成一段历史佳话。

军士敲门进来,上前禀报。

“你是说,王相公让人送了十万石粮食过来?”

王伦心头一热。王松待他如此赤诚,他也只有誓死以报知己了。

“官人,我说的没错吧,你再也不用发愁了。”

妻子笑道:“等王相公登基做了皇帝,你就是当朝一品大员,到时候咱们全家都跟着你沾光,这叫封妻荫子。”

王妻喜滋滋离去,王伦兴奋而又忐忑,在屋里踱起步来。

兴修水利,屯田营田,抑制兼并,劝科农商,收取赋税,打击豪强奸商,救助百姓,维护地方治安……

自然,还有招兵买马,未雨绸缪。,让陕西成为西进的跳板

无论是收取赋税,还是抑制兼并,把田地分给百姓,都要触及地方豪强的利益,到时候只有铁碗压制,甚至是血腥镇压了。

《宋史?食货志》称:“四方无事,……户口蓄庶,田野日辟。”

宋朝的户籍管理承袭唐制,但亦有其特点。政府把户籍管理与征收税赋融为一体,按家庭的资产、丁口划分户的等级,作为纳税服役的计算依据,使户籍变成了“税籍”。登记户口“但从丁户系籍”, “女口不预”、“女口不须通勘” 。

由于户籍就是税籍,虽然国朝廷法令规定三年一造簿册,但出于征收赋税之需,实际上年年都在统计人口,编造“税籍”。据《宋史?兵六》载,自元丰年间(1078~1085)起,宋朝设立户部,专管天下人户、土地、钱谷之政令、贡赋、征役之事。

宋朝农田分官田、私田两种,按占有农田多少及其政治地位,把户口分为官户、主户、客户三种。贵族、官僚,亦称官户或形势户,是享有免税、免役特权的地主阶级。他们在总人口中比重很小,但占地最多,宋仁宗时,天下田亩已半为形势所占,到宋英宗时,赋租所不加者十居七。

宋朝不抑制兼并,带来的后果就是国家的农业税收,大地主们占据了七成的田亩,但是从来都不用交税。

宋律规定,主户是有产业并需向国家纳税服役的农户,在农村的称乡户,在城市的别称坊郭户。户按贫富分九等:上三等都是地主,四等户以下大都是自耕农和贫农。地主少,农民多,万户大邑,大约三等以上户不满千,四等以下户不啻九千。土地兼并,致使下等户穷苦破产,或被迫流徙他地,转为客户,或假佃户之名以避徭役。

长此以往的结果就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力锥之地。

看到王伦眉头不展,旁边的军士上来,轻声说道:

“王公,垦荒屯田,丈量土地,要对付的其实就是地方的豪强,他们往往和官府勾结,上下其手,作奸犯科。王公想要把屯田顺利地推行下去,可得做好准备。”

宋朝的田赋,若是不能做到按地征税,重现靖康前之兼并匿税,得利的是权贵豪强,受苦的还是穷苦百姓。

“那就让他们来试试,看看是他们的脖子硬,还是本官的刀利!”

要推动一项改革,在地方的保守势力面前,困难重重,更不用说牵扯到土地分配这样的大事。

军士是陕西关中人氏,对地方上的民情很是熟悉。听到王伦冷森森的话语,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忠义军兵锋正盛,若是那些良田千百顷的豪右们不长眼睛,想要对抗丈量田亩,恐怕又是一场腥风血雨。

“王公,陕西文风鼎盛,读书人众多,尤以“”关学”一派,学说传播面大,弟子成百上千。只要稳住了他们,王公就能无往而不利,做起事来,就方便多了。”

王伦肃然起敬,点头道:“横渠先生的学说,自然是得好好宣扬一下了。”

横渠先生是北宋关中大儒张载。张载青年时喜论兵法,后求之于儒家“六经”,曾任著作佐郎、崇文院校书等职。后辞归,讲学关中,故其学派被称为“关学”。

关学反对坐而论道、空谈理论,主张身体力行、学以致用,其学风敦厚朴实,敦本尚实、笃行践履也是关学的宗风,几百年来一脉相承。

自张载讲学关中,创立“关学”学派以来,“关学”涌现出了一大批的著名学者,侯可,吕大钧三兄弟 ,李复、游师雄、种师道等,“关学”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在陕西以及全国广为流传。

因为声名远扬,张载也被学者以其出生地横渠镇命名,世称横渠先生,尊称张子,封先贤,奉祀孔庙西庑第三十八位。

而其流传千古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被后世的哲学家冯友兰称作“横渠四句”,言简意宏,传颂不衰。

这也难怪王伦对张载尊敬有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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