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象丛生的朋党之争
宋神宗死的时候只有38岁。这个胸怀大志的理想主义者平生只做对了一件事情：发动变法；他也只做错了一件事情：停止变法。
有人指责他没有推进民主体制；我以为这跟指责乔丹为什么不踢足球一样不靠谱。
他在他的年代，只能作出符合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选择。
宋神宗撒手而去，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给他的继位者，宋哲宗。宋哲宗还只有9岁。这样的年龄只适合赖在妈妈怀里撒娇，无法坐在龙椅上对着群臣发号施令。因此，又一位女人娉娉婷婷地走上了前台——这种事情我们有一个专业词语，叫“垂帘听政”。当然，这事儿还得说是老佛爷慈禧太后干得漂亮。
此女人叫高太后。宋神宗他妈。
宋神宗他妈跟宋神宗走的完全是两条路子。具体做法就是任命守旧的元祐党人精神领袖司马光做宰相。司马光也不含糊，十几年的隐居生活把他这个老宅男逼成了“变态男”：他一上任就砍了三板斧，把王安石辛辛苦苦砌了9年的花园全部推倒，连很少有人异议、于民于国两相便利的免役法也不得幸免。
朱熹对司马光这人看得很透，说他认死理，凡是让老百姓掏腰包的事情，他都认为是坏事儿；其实他不知道，老百姓大部分很赞成免役法。
苏轼也看到了这一点，找司马光商量，把这些对百姓有利的新法留下来。苏轼是个直肠子，他直言不讳地批评道：“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司马光当然不高兴了，自己走开。可苏轼又追进政事堂，这一回司马光可就“色忿然”了。不识眉眼高低的苏轼又讲了半天，依然打动不了司马光，出了政事堂气得大叫“司马牛！司马牛！”
除了把新法废“光”之外，高太后与司马光还竭力把新党赶“光”——统统赶出权力中心。
蔡确、章惇、吕嘉问、邓绾、李定等一大批变法“急先锋”被贬，就连已经在新党内讧中出局的吕惠卿也遭到了清算。他被贬到建州，一贬就是九年。其间他连冷水都不敢喝，唯恐喝了生病，会被说成是对朝廷不满。
旧党中的人也觉得对新党做得过分了一些。比如，蔡确被贬后，在流放途中写了《夏日游车盖亭》十首绝句，被曾经与他有过节的人告发到朝廷。高太后大怒，召集大臣来商量该怎么样惩罚他。文彦博提议把蔡确跨省——赶到岭南去，右相范纯仁不无担忧的说：“那条路自打丁谓被贬斥以后就没人再去了，此路一开，搞不好有一天我们也会被跨省的。”
岭南与更远的海南在当时属于未开发地带，瘴气很重，属于打击政治对手的绝佳流放地。
车盖亭诗案是继乌台诗案以来打击面最广、打击度最大的一项文字狱(当然不能与清朝时期的文字狱相提并论，后者可是掉了无数颗脑袋啊)。元祐党人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等人的不满，捕风捉影，对整个新党集团进行了一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总之，在高太后与司马光的策划之下，宋朝政治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要么全面肯定，要么全面否定——这种毫无节制的党派之争把羸弱的宋朝折腾来折腾去，从而为靖康之耻预留了伏笔。
范纯仁的直觉没有错。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仅仅在10年后，世界又会颠倒过来。那是后事。
写到这儿，我们似乎忘记了一个人本不应该忘记的。
宋哲宗。
宋哲宗虽然很幼小，但他不傻。当年他老爸宋神宗接待辽国大使，蔡确在宫殿里反复排练欢迎仪式。他感到十分不解，问：“辽国大使是人吗？”
蔡确笑了：“他们当然是人，不过他们是契丹人。”
“他们既然是人，我们怕他作甚？”
高太后其实也是一位具有传统美德的中国女性代表。她曾经被后人誉为“女中尧舜”。她弟弟在朝廷做一个小官，很长时间都没有升职。宋英宗看不过意了，想要把他提拔一下。高太后谢绝了，说：“我弟弟能在朝廷上班，已经是天大的恩宠了，怎么能参照前代推恩后族的惯例呢？”
宋神宗好几次要给高家修建别墅，也被高太后拒绝了。后来国家给了她一块空地，她自己掏腰包修建了房子，没有向国家报销一分钱。
她唯一的缺点是贪恋权位，宋哲宗已经17岁时，高太后仍然积极地听政。（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