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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男人一台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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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幕

与韬光隐晦,躲在后台做精神领袖的司马光相比,年轻的苏轼显得更锐利,也更有活力。虽然他与王安石的地位相比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还是勇敢的发起了一次一次冲击。

第一次冲击波是元宵节花灯事件。王安石变法的次年。

每年元宵节,首都都会举行大型灯会,光靠附近州县进贡的花灯,远远不够用,便要派人到苏杭一带购买。这一年他们到苏州杭州一问灯价,比预期价格高了许多,回来商量宋神宗。宋神宗下令,要当地政府帮助皇家的人减价收购;同时命令市民暂停购买浙灯,以平抑市价。

宋神宗的做法是有依据的。他依据的就是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之一:《均输法》。按照这部法律规定,由政府部门(发运使司)控制茶、盐、矾、酒等物的销售和运输,从而可以比较方便的操控价格。

以前苏杭灯匠、灯商都在元宵节前赶制花灯,抬高售价,银子赚得白花花的。照说,这也是符合市场规律的举措——价格由供需水平决定。可今年就受到了《均输法》的约束,官府还强令灯市压价销售;为凑足宫灯,还不准百姓买灯。这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民怨。

这些都在苏轼的预料之中。自从《青苗法》,《均输法》等法律先后出台后,苏轼就敏锐的看出,这些法律里可能存在与民争利的地方。

在详细调研和深思熟虑之后,苏轼写下了《谏买浙灯状》。

在这个帖子里,苏轼写得相当理性。一开头就狠拍宋神宗马屁,“……陛下不以疏贱间废其言,共献所闻,以辅成太平之功业”,继而又表扬皇帝孝顺,“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而极天下之养耳。”

拍马屁不是苏轼的目的,于是他笔锋陡转,点名皇室低价买灯的危害,“……皆谓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卖灯之民,例非豪民,举债出息,畜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

苏轼明白无误的提出论点:“追还前命,凡悉如旧”。

当然,苏轼是聪明的。他非常了解皇帝推行新法的迫切心态,以及反对新法可能面临的危险,为了将危险系数降到最低,他不惜一而再、再而三的拍宋神宗马屁,颂扬“陛下聪明睿圣,追迹尧舜”,而把过错全部推给了王安石等变法新党,“群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最后进行一番自我表扬,“忍不为陛下尽之”。

苏轼交出帖子后,在家忐忑不安的等候回复。

宋神宗收到苏轼的《谏买浙灯疏》后,不仅没有生气,甚至感到一阵轻松和宽慰。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宋神宗接班后,国库空虚,财政拮据,因此才聘用王安石推行以“理财”为核心内容的变法。这两年多来,宋神宗很注意节省,巴不得一个硬币掰成两半用,连过生日都没有请客摆酒。元宵大闹花灯也不是他的初衷,而是迁就了几位公主和郡王的意见。

第二天宋神宗就回复了:批准苏轼的帖子,停止采购浙灯。

第十一幕

苏轼回头看了一眼京城,说:“走吧。”

一行人马就慢慢的沿着官道出城而去。落日在他们身后投出一道道斜长的身影,使得这一行人马看上去分外的落寞。

仅仅在几个月前,苏轼还踌躇满志,打算在朝廷里干出一番事业来呢。

话说上书皇帝初战告捷,苏轼大受鼓舞。他趁热打铁,接连上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两个帖子。在这两个帖子里,苏轼全方位的批评了变法,言辞也很激烈,批评皇帝和新党“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他认为道德风俗是一个国家存亡之所系,而急功近利的变法运动摧毁了原先的道德体系,势必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预料之中,苏轼的帖子引起了新党强烈的反弹。他们开始写联名信,弹劾苏轼。王安石也对苏轼非常的不满。就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又传出一件对苏轼相当不利的事情。

事情起源于4年前,苏轼两兄弟送父亲灵柩回四川。那时候交通简陋,来去均以舟船代步。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旧事重提,控告苏轼两兄弟利用官船,携带货物,贩卖私盐。

宋神宗命令王安石调查此事。照说,手握大权,也深得皇帝信任的王安石得到了一个铲除异己的机会。虽然苏轼两兄弟贩卖私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官字两个口,想要弄点对苏轼不利的证据,简直就是小儿科。就算没有证据,先把他们双规起来,随便在生活作风上找点茬子让他下岗,也不是什么难事。

王安石没有这样做。

在经过慎密的调查取证后,王安石还了苏轼两兄弟一个清白:查无此事。

经历了这一事件的苏轼却再无心事留在首都了。或许是政治斗争的无情,让他产生厌恶的感觉;或许是他想学习司马光,明哲保身要紧。毕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因此,苏轼自己请求外调。宋神宗跟王安石商量后,派他做了杭州太守。

这次调动无疑是苏轼人生旅途的又一个低潮,不过,杭州民众倒是因此而得益了。

第十二幕

润之曾经说过一句话:“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惜乎王安石同志听不到这话。

王安石变法,最让人诟病的倒不是他强力推行的新法有多恶劣——鉴于对王安石个人品质的信任,这种新法再恶也恶不到哪里去,而是他独断专行的处事风格,任人唯亲的用人原则。

在我们现在看来,王安石也太缺乏民主包容精神了。他不能容忍任何异见者,导致众多德高望重的高级干部与他决裂。这当中有人曾经大力提拔他,比如文彦博、欧阳修等人,有人原来是他的朋友,如范缜、司马光等人。虽然他们都是精英中的战斗机,却因为对王安石某些做法表示质疑而被先后赶出朝廷。

王安石肯定誓死不会同意这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在王安石看来,凡是不支持变法的人,都没有说话的权利。

没有一项改革可以十全十美,王安石的改革顺应时代潮流,值得表扬,但其具体操作中仍然有许多纰漏,有待完善。如果王安石能够虚心吸纳司马光、苏轼等意见领袖的观点,把他们当成建言献策的智库,在实施过程时多收集民间反映,善莫大焉,也能减少大部分阻力。

1071年,开封知府韩维打报告说,有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然“截指断腕”。宋神宗就此事问到王安石,王安石回答说:“这事多半是谣言。就算不是谣言,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

宋神宗颇为不悦地说:“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

王安石仍是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就连司马光等人的话自己都可以不理不睬,更何况是什么民言。

王安石不明白,士大夫阶层可以看做是既得利益者,为什么连普通老百姓也站到反对变法之列?自己是不是该反思一下呢?

王安石赶走司马光等一班重臣后,给朝廷里补充了一批新鲜血液。他考核干部的标准只有一条:绝对支持变法。除了这一条,什么人品啊、能力啊等标准都可以适当放宽。这样做的后果是:吸收了大量阿谀奉承之人进入领导班子。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比如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绝大部分都被列进了《宋史》奸臣榜。虽然不排除撰写《宋史》的旧党以党性代替人性,可他们这些人在当时确实做得比较过分——前面说到的“乌台诗案”,就是他们一手炮制出来的。

这事儿可以多说两句。

“乌台诗案”爆发后,苏轼被逮捕,与他关系密切的朋友,如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甚至已经去世的欧阳修等29位大臣名士都受到牵连。当时赋闲在家的王安石听说此事后,也连夜派人进京上书劝说宋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苏轼的小命这才保住了。

王安石曾经非常信任的一位得力助手吕惠卿,也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官员。但他后来为求自身升迁,竟设计陷害王安石,令神宗皇帝对王安石的信任大打折扣。王安石也算是自食其果吧。

在各种主观客观原因的合力下,王安石的改革步履维艰。

第十三幕

没人会相信,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竟会栽于一幅画手中。

1073年秋天,到1974年夏天,天下大旱,10个月滴雨未下。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烧焦的味道。王安石坐在办公室里寝食不安。他不知道,就在这时,一个对他、对变法致命的打击悄然出笼。

一天,宋神宗上班回来,有内侍来报:一个叫郑侠的小官,送来一个帖子,说他负责看守城门,每天在城门上看到为变法所苦的贫民流离失所的样子,就将这些图景绘下来请皇帝欣赏。无图无真相,因此他又绘了一幅《流民图》以密件的形式送呈给皇帝。

郑侠还以人头做担保,证实此图的真实性。

打开图,宋神宗立刻被一幅凄凉的场景吓了一跳:图上无数流民携儿牵女,身无完衣,四处啼饥号寒,口嚼草根野果。他们“身被锁械”而负瓦揭木,卖钱偿官,奄毙沟壑,累累不绝。而酷吏威逼恫吓,怒目追索……宋神宗不禁潸然泪下。他想破脑袋也想不通,一场“富国强兵”的改革运动何以导致如此下场呢?

第二天,宋神宗下令,暂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

仿佛是老天爷在做配合,三天后就下了倾盆大雨。神宗站在御花园里,瞠目结舌。王安石站在皇宫门外,呆若木鸡。这场雨彻底浇灭了两个理想主义者心头熊熊燃烧的改革之火。虽然王安石辩解“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但他心里清楚,自己再不会拥有宋神宗倾其所有的信赖了。

接下来王安石被罢相就是顺理成章了。

此处还要啰嗦的一句是:这个叫郑侠的小官,是王安石一直器重的对象;两人一度相谈甚欢。

在这之后,王安石复相,又被罢掉。新党与旧党之间进行了一番艰难的拉锯战。没有了宋神宗的支持,王安石的溃败更符合政治斗争规律。

1076年,55岁的王安石最终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回到南京养老。而另外一个人正在后台跃跃欲试;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待得太久了。

如你所知,他就是司马光。

第十四幕

1086年,踌躇满志的司马光甫一上台,就宣布所有新法尽数废除。宋王朝这辆马车兜了一个圈,终点又回到起点。

当得知新法尽数废除的消息,王安石悲愤不已,引发了背上的疮毒,与世长辞。

司马光未曾料到的是,曾经忠实的同盟者,文学家苏轼此刻却站出来反对他的举动!

原来,苏轼在颠沛流离的外放期间,亲眼看到了新法的便民之处,从而发觉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的偏执与保守。他在给友人滕达道信中说:“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回向之所执,益觉疏矣。”由此苏轼改变了对新法的偏颇认识。

苏轼还曾经去看望过王安石。

1084年,苏轼从黄州调动到汝州,准备顺路去拜访隐居南京的王安石。而王安石听说苏轼将来,穿着便服,骑着毛驴,兴致勃勃地来到江边见苏轼。没想到苏轼也是穿着便服,

苏轼开玩笑的说:“我今天是穿着便服见大丞相。真是失礼。”

王安石笑着回答说:“礼仪难道是为我们这些人设的吗?”

两个人携手同游钟山时,俨然一对相交多年的老朋友。他们诗酒唱和,谈禅说佛,人生至乐,也不过如此罢。

人生如戏啊。

王安石逝世后没多久,司马光也去世了。在这之后,苏轼在新旧两党的夹击之下,依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曾经被贬到海南岛——在宋朝,这是仅次于满门抄斩的惩罚。

1100年宋徽宗即位,大赦元祐旧党,苏轼才回到中原,第二年在常州,由于长期流放的折磨,加上长途跋涉的艰辛,一代文豪一病不起。

这三个男人,会在阴间继续他们的恩恩怨怨吗?(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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