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1、
瘦潘在电话里跟我说，宝安机场离深圳挺远的，我们报社所在的那个南山区就位于二者之间，但离机场也不近。他说他因为边防证已经过期了，不敢去机场接我，叫我自己下飞机后坐航空公司的大巴，他反复叮嘱我，记住，坐航空公司的大巴。他说那净是黑车，你一上去就惨了，一溜烟不知道把你拉哪去，身上钱财首饰连行李留下，把人丢下车去了事。
那时，已经到了初冬的季节，马上就要进入冬季的北方，整日天空灰蒙蒙的，因为干燥，空气里有很多的粉尘飞扬，使人的心情很落寞。我离开家乡那个小城，然后先到北京。按照瘦潘信里部署的，我到人民大学附近找到了那个航空售票处，买了下午六点多的机票。在去机场的路上，天上开始飘起雪花。我想起离我越来越远的家乡，在北京以北二百多公里的地方，从这开始应该是越来越冷了吧。
我完全没想到深圳和北方的气候差距这么大。离开北京时，因为开始下雪，我身上的呢衣和裙子几乎不能御寒，但想到再过三四个小时就到深圳了，瘦潘说那很热，穿什么都热的话，就忍着寒冷上了飞机。结果当我到了深圳，下了飞机，从候机大厅里一出来，我头一眼看见的是外面大街上一个光着膀子骑脚踏三轮车的男人，正一脚踏着车蹬一脚踩着马路边的台阶等着拉活。我再往四处看，到处是接人的车和嘈杂的人，很混乱。天已经黑了，我要迅速找到航空公司的车，我记着瘦潘的嘱咐，两眼使劲在周围停放等待的车里找寻，很快我看见写着航空公司班车字样的中巴，我连忙拖紧行李箱奔那辆车，等走近前我才看见，车里面几乎塞满了人，行李快摞到车厢顶了。
塞的快撑爆了的中巴车终于上路了。车外黑黢黢的，我看不见什么。车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一副心事满怀非常沉闷的样子，偶尔有人和同来的人低声说句话，我听不出是哪里的口音，恍然明白他们和我一样忐忑不安的心境，不知道他们有谁和我一样，是第一次离开家乡走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不知道车子开了多远，司机提醒快到边防站了，叫大家把边防证准备好，我想起瘦潘，真的没有边防证进不了深圳呀。
停车验证等待时，我们感觉到了混乱。因为过关时，是人车分离的，我不知道就是要验车和验人分开，还是因为我们超员了的缘故，总之我们都被赶下车来，车子载着我们所有人的行李开走了。这时，在早我们一批来的一堆人中，传来哭喊声。我们循声过去，看见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正在那里哭喊，嘈杂中我听清好像是她找不到她从机场坐过来的车了，我已经走到了她的身边，那一瞬间人在异乡，我不由自主地问她是哪里来的，她哭着答是沈阳的，竟然也是来报社应聘的！我问她车号是多少，她哭着说，不知道，上车时没看！我一下也不知如何是好，旁边马上有人讲是被人故意甩下的，快去报案吧。我听了，马上惊慌自己刚刚下来的车是不是也会跑掉，我吓死了，连忙转身找我坐的那辆中巴车。
我不知道那车是没来得及跑掉呢，还是没来得及把我甩掉，我为找到了那车庆幸，真的正要开走，司机竟然连车上的人数都不点，开车就走。我环望车上的人，明显少了好几个人，不会就我一个人发现人少了，还有人没上车呢，但是，没有人说话，我张了张口，也一句话没讲出来。
我害怕起来，黑暗中，我偷窥司机和售票员，怎么刚才上车时没意识到这是两个很凶悍的家伙，很明显他们就是冒充航空公司中巴的劫犯，因为我已经发现原来插在挡风窗前的“航空公司”的标牌不见了。
车上的人一定和我一样察觉到了什么，也许都意识到了可能凶险要出现，人人的脸上都绷紧了线条，看上去个个扭曲恐怖。
这时，我和车上的人都看见了公路边上开始出现的建筑，是一座一座的楼房，等车临近，我看见那窗户上的防护网，里面的灯光亮如白昼，还听见传出的缝纫机的杂乱的声响。我马上想到这就是内地给香港做流水线加工的厂子，因为一路上，和我们相遇的车辆，很多是好大好大的密闭紧封的集装箱货车。
我们快到南山了，天下起小雨来。我开始担心瘦潘能否如我们信里约定的，在南山的南头那站，我就下车，他在那里等我。这时，我听见那个凶崽叫，南头，南头！
我没来的及透过车窗看外面有没有我认识的人，我要赶紧下车，不管瘦潘有没有准时在这里等我，只要能够下了这个车，我就算逃过了一劫。
但当我的脚落地，我听见一个男人的喊声，在喊我的名字，是欢喜地喊着，我抬起头，就看见了瘦潘。
直到车子开走，我的心才算落地，但当我和瘦潘刚要说什么，我猛然发现刚才车子停放的地方，地下散落着好多衣服，已经被这里停过的车碾压过了，乱七八糟的，显然是胡乱丢弃掉的，已经被污泥浊水浸泡了。
我问瘦潘，这是怎么回事呀都是能穿的衣服怎么丢在这呀，瘦潘一边接过我的挎包一边很习以为常地看了一眼地上水里的衣服，说，大概是什么人被抢劫了吧，肯定是，钱拿走了，衣服没用，就扔在这里了。
我马上想起过边防站丢了行李的那个女孩，这些衣物是她的吗。
已经过了午夜，雨停了，地上非常泥泞。瘦潘叫过来两辆接站载人的摩托。两个摩托车手岁数很小却毫无表情，我的心又紧了一下，看瘦潘，他似乎早已习惯，已经坐在了摩托车后，正示意我按他的姿势坐上去。
我们两个坐在摩托车后驶向更暗的街巷，我的手攥紧车后的座托，不敢碰车手的身体，心就像沉入大海一样，惶恐不安，我不知道自己未知的一切，那潜藏在黑暗里的，是不是还有什么风险在等待着我。我在瘦潘的身后看他的背影，他仍然还是瘦。我的心底不知道怎么着，越加充满不安全感，看这两个年轻力壮的摩托车手，心里祈祷他们千万不要是抢劫犯呀。
瘦潘租的房子靠近南油大道，我们下了摩托他指给我看蛇口的方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在开玩笑，他说，等将来，在那里买房子，结婚，过日子。
我有点敏感他的话，不明白他话里的意思，应该和我没什么关系。
房子是五楼，是个两室一厅的布局，并不旧，客厅竟然三面有窗，我进屋时，三面窗帘正被风掀起，我惊叫，怎么三个方向都有风？瘦潘瞧我少见多怪的样子笑，你当是北京呀，光有南窗户进风，这地方叫深圳，半岛地形，当然哪个窗户都有风吹进来。
那我住哪间呀？我高兴起来，三个窗户进风的新奇一瞬间驱散了我初来乍到时的郁闷。但我很快发觉我没听到瘦潘的回音。我就转身回头看他，怎么不答我的话。回转身，却正看见坐在沙发上的瘦潘很古怪的眼神，瞧着我发愣。我一下清醒过来，突然感觉局促和难堪，不知道说什么好。
尴尬间，瘦潘已经收回目光站了起来，一边把我的行李往西边的一间拉一边自顾自像是开玩笑似的说，你要是不嫌弃我咱们俩就住一起，当然是为了省钱，要是你刚一来还不习惯，就先分开住，一人一间，和平相处，不过你要是一个人睡害怕可以随时光临惠顾我的房间。
我如释重负，因为心里感觉轻松了，我也开玩笑似的对他说，一定会的，但我一定也要求自己交一半的房租。
你交什么一半的房租呀，瘦潘嚷起来，你真是越说越远了，你还没在深圳赚一分钱，拿什么交呀？
我带着钱呢。我固执地要进房间想要把瘦潘拉进去的行李再拉出来，好像要掏出钱给瘦潘看的样子，但被他制止了。瘦潘说，你带钱肯定带，你还是留着做生活费吧，以后就这么定了，我出钱付房租，你出钱付生活费，怎么样？我问，房租是多少呀？
1500元。
什么？我惊叫，这么贵？我环顾这个大约只有七八十平方的屋子，愣住了。要知道，我那个时候，在北方的每月工资不到三百元。
没事的。瘦潘却是满脸轻松得意的样子，我们的工资高，你忘了吗，我在信里不是告诉你了吗，你试用期的工资是每月1600元，而且半年一够就涨，我已经涨了，现在是000元了，而且这里逢七月和十二月还发双薪，再说我们还有稿费呢，我自己一个月光赚稿费就够付房租了，用不着你操心的。
那我们不可以租一个更小的房子吗？或者偏僻一点的，便宜些压力不是更小些？我说。
瘦潘笑起来，没想到你还挺会过日子，看来真是过过日子的人，挺有经验的吗。我心里别扭了一下，但也知道，他不是讽刺我和郑羽的婚姻生活。他是无意的。瘦潘接着说，我真想租一间的呢，只要800元就够，我自己可以，加上你，我还能租一间的吗？说完，他眼神狡黠地看着我，等我回答。
我讪讪一笑，没法回答他的话。
说话的当空，我感觉浑身像被针扎一样，奇痒。太热了，我已经把呢子外套、毛衣都脱了，还是热。瘦潘笑，扎的慌什么呀，就是穿的还是多，舍不得脱。我说，我在北京时穿这些冻得够呛，现在只剩下衬衣了，怎么还热呀？
外面有40度了吧，当然穿衬衣也热，你怎么回事，还不知道自己到了深圳吗，外面是夏天呀。
我看瘦潘，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他身上只剩一件挂带的白背心了，这时，我才刚醒悟，穿着呢裙和衬衣的我和这里的情景不搭帮，难怪我怎么呆着都感觉浑身像针扎。
我在卫生间冲了个澡，终于浑身有针扎的感觉不见了，我刚才从行李箱往外掏衣服的时候有点犹豫，我拿出了睡衣，但又放下了，那件睡衣太性感了，不太适合在男人面前显露，终于拿了一件还比较宽松的棉布裙子，觉得穿这件比较自然些。
但当我到客厅，没见瘦潘，却听见他在厨房忙什么，我走过去，他正给我煮方便面。我有点觉得那样，可是我确实饿了。他转身看见我的新装束，笑，说，你终于脱下武装了，这个样子才夏天。我有点局促他端详我身体的眼神，接过盛好的面转身到了客厅。
我已经忘掉了那个夜晚我睡的怎么样了，可能还好，因为我确实累了，躺下不久，好像就听见楼下的人声，已经快天亮了。我没顾上想蔡小北，这样的时候真的轮不上想起他。
第二天早上，我开始履行我的职责，不到八点钟前我下楼，在我们住的地方对面很容易找到了卖早点的，是河粉和包子，我并不知道这里早上吃什么，只是没看见还有别的什么卖的。果然，那包子的馅我很不喜欢，又甜又腻，可是瘦潘吃得津津有味，连声说好吃，还说用不了多久，我就觉不出包子馅甜了，果然，一周后我真得觉不出来了。
早饭后，我跟着瘦潘去报社报到。
报社是临时租的房子，临街的二层楼，一层是个私人诊所，我们在二楼，大概有七八个房间。编辑记者广告部还没单独分开，占据的是最大的房间，瘦潘和我进屋，看见屋里只来了两三个人的样子，突然有个女的站起来，冲我说话，我很纳闷，谁会在这里认识过我呢？抬眼一看，哎呀，真的看着眼熟，竟然是到深圳来那天边防站丢行李的那个女的。她叫苏亚，是沈阳人，也是通过应聘过来的。我这才仔细端详她，发现她有很白腻的肤色，一双很少见的长形的眼睛，岁数不大，但体态很丰满迷人。
我还在内地时，瘦潘写信告知我深圳正要成立这家新报社的事情，急告诉我赶快寄个人材料来应聘，机会很难得！说他们每个在聘的人只能推荐一个人来，说是由北京来的原来新闻出版署的领导还有几家中央级大报的老总们办的报，是部级单位，将来肯定有调深圳的指标什么的。我到报社时，虽然瘦潘他们先期应聘的已经来这里快有多半年时间了，但首期报纸还在酝酿中尚未出笼。我去那天北京的老总们都没在，瘦潘领我去见了两位执行副总，两位都很年轻，大概都没有超过三十五岁左右的样子。管经营的梁易，说是北广毕业的，戴着很漂亮的细边眼镜，人也清瘦，穿着很讲究干净，四川成都人，说起话来温文尔雅，脸上带着心思缜密的神情；管办报的赵近平明显东北人，人大毕业，身高体阔，皮肤很黑，外表看上去很粗线条的感觉，满嘴东北话声若宏钟，震的楼道嗡嗡响。我进屋时，他们正在商量什么事，打量我时，我没觉得他们有什么感觉，就象是例行公事的样子，也没跟我说什么，我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回到了编辑部，这时才觉得屋里人又多了几个，瘦潘正式介绍我和大家认识。
瘦潘介绍每一个人的时候都会捎带着介绍是哪哪毕业的，什么地方人。我记得有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等，名牌站大多数，看来这个地方很看重出身，当时我就这么觉得。之后我很快发现这里更很看重同乡之情，特别是四川和湖南人，喜欢在一起说家乡话，很热闹，我却听不大懂。
我有点惶惑和惴惴然。不知道什么地方感觉不太好，想了想，也没有感觉出什么地方不对台。瘦潘却很兴奋，对现状和未来充满希望的样子。我却无论对现状还是对将来，都有些莫衷一是。
我开始工作，按照赵总的安排出去采访。刚开始时侯是和瘦潘一起去，他知道我对深圳还很不熟悉。后来赵总不允许两个人出去干一个活，说是浪费人力。我就开始一个人去了，结果发现采访时最怕遇见两种情形，一是怕采访不懂普通话的当地人，比粤语难懂的多的是说闽南客家话的，基本是一句话都不能沟通，所以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二是特别不愿意跟那些不知道原来都是干什么的两眼贼溜溜的生意人打交道，他们绝无内地人通常对记者的尊重友好，当他们知道你是个记者，脸上的表情就像是面对一个想骗他吃喝的乞讨者，充满了戒备和鄙视。假如不是这种叫你难受的表情，又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满脸的色相，毫不遮挡。我非常奇怪，这种对职业身份认知的巨大反差缘自何处？在瘦潘还没明确回答出来之前，我却渐渐自己弄得有点明白了。
工作两个月后，我对报社内部的情况也了解的更多了，知道我们正为之努力的报纸的出版许可并未得到上级明确的答复，只是试刊，至于先期的筹备费用是来自于深圳市委宣传部领导的支持。我于是明白管经营的梁总为什么脸色越来越不好看，花光宣传部的拨款，假如答应赞助的企业的款项还不到位，那会意味着什么呢。他很青睐广告部的人，特别是欣赏叫杨亭的美女，只有见了她，他才会有难得的笑容，我们都知道，杨亭不是刚从内地来的，她大学一毕业就来了，听说已经在深圳5年了，算老深圳人了，还听说她已经在四五家报社杂志社干过，现在也另有兼职。
我们终于出版了创刊号，按照赵总所说的部级大报的标准，很恢宏大气。头版头条是赵总写的《见面的话》，还按徐总的意思在头条下发了一个与形势相关的社论，版面的副头条位置是一幅上海杨浦大桥的巨幅照片，二三版打通，是一张以“中国对外开放形势图”做标题的中国地图，上面用标记勾勒出当时所有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内陆沿边开放市镇、长江沿岸开放城市、开放省会城市、保税区、经济经济技术开发区、边境经济合作区、沿海开放地区等。瘦潘和我的文章都放在比较显著的位置，标题做的也很讲究。我们看了自己的工作成果，都非常欣慰高兴。但是，当我们看到梁总只投在广告版上的目光，我们就明白了，和那整版的广告相比，我们所付出的所有努力是微乎其微的。据说杨亭这两个整版的祝贺创刊广告，一个是香港南源永芳集团公司的形象广告，一个是蛇口金利美领带丝绸有限公司做的整版产品介绍广告，为报社拿到了0万的广告费，而且梁总承诺可以提成0%，那就是9万元，好多呀，我要几年才能挣到这个数，假如拉到这个广告的人是我，那该多好呀！哇塞！我们真是很羡慕，羡慕杨亭的本事，羡慕她的仙鹤腿，甚至她脸上的青春蕾。
因为效益为先的原则，我们这些当记者编辑的，压力越来越大。报社定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出去采访的，必须也要拉一个广告回来，否则不给报销差旅费。渐渐的，几个完全不可能创造出稿件之外效益的，梁总越来越不给好脸色看了。当听说他已经把原来一个安徽写黄梅戏剧本的老刘叫过去喝斥为白吃饭的以后，大家的心情变的低沉和烦闷起来。
就是在这样充满压力和打击的环境下，瘦潘、我还有苏亚渐渐的，竟然也学会了一边采访一边劝人家做广告，而且还小有收获。这就是人的生存能力，真可怕。刚开始，觉得难堪，自己都觉得不齿，还用有色眼神看人家杨亭和各种各样的男人打交道，现在怎么样，要想活着，只要放下你尊贵的自尊，否则，就跟老刘一样，回安徽写黄梅戏去。
这天上班，我在楼道碰见了一位我不认识的男人，看他岁数有五六十岁了，头发也花白了，我不知道他是谁正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他却神情和善地先冲我打了个招呼，我看他进了标示“社长”的房间，我很疑惑，他就是北京来的那位领导吗，我知道我们还有一位姓姜的老总，因为他一直在北京办与报社有关的事情，所以我们一直也没见到他。
果然，通知开会，他真的就是姜总，会上我们又见到一位和姜总岁数差不多的徐总，也是从北京一家全国大报刚刚退到二线的领导，看主持会议的梁总的口气，好像除了梁总，他的位置应该是在另外的人之上的，当然另外的人也没别人，就是今天刚露面的徐总和分管我们编辑部的赵总。渐渐的，我们还发觉他们四位明显是分成两伙的，就是北京来的一伙，当地深圳的是一伙。我们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定自己的位，但实际上，不由自主地，从感情的角度，我们会倾向于和我们一样从内地来的姜总和徐总。可是，很快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倾向已经引起了梁总和赵总的不满，因为我已经听到风声，说梁总气哼哼地跟别人说我们不知道是谁给的饭碗。听到这样的话以后，我的情绪跟从前比低落了许多。但我还是按两位老总的嘱托，在我们租住的地方给他们寻到一套和我们一模一样的房子，是同一幢楼，另一个单元的二楼，为的也是照顾一下已经是老年人状态了的两位老总的生活，因为我也是偶然才发现的，姜总在北京时，家里有保姆，所以他连衣服都不会洗。但我们这种感情的倾向是单纯和幼稚的，甚至是比较不明智和愚蠢的，因为事实上，我们这样的文化打工者的生杀权利完全由深圳的一方全权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