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些情况，郑宇从一开始就通过无孔不入的信息渠道牢牢地掌握着最新进展。
这一切并没有出乎他的意料。
他是有自知之明的。
他可以打倒穆铁，打倒日本，打倒俄国，他可以收拢军队，驯服官僚机器，也可以把民众的意志引导到自己想要的方向上去。但他也很清楚，他很难改变人们内心深处的思想和行为逻辑。
这个国家太过久远的农耕自然经济，大一统专制体制，君臣父子纲常礼教的“和谐”文化，让整个国家深深浸染了一种清净无为，乐天知命的气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明对华夏传统的刺激与羞辱，郑鹰一手引入西学，鼓吹民族主义和仇满思想引发的大**，固然强有力地冲击了这些传统观念，但整个国家传承了几千年的文明传统，根深蒂固的理念，却依然顽固而隐秘地存在于绝大部分国民心中，支配着他们的一切思想和行动。
他很容易理解，对于这些实际上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天朝物华天宝，无物不有”的理念，乡土观念极重，本性上有些懦弱的国民来说，强悍的武力固然可以保家卫国，但如果走到穷兵黩武，按照中国历朝历代的惯例，一定是越打仗国民越苦难，国家越穷困，最终又走上汤武**的老路。与其如此，既然日本入藩，朝鲜光复，暹罗也已经是屁滚尿流，连不可一世的俄国人都已经败退，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何必把别人往思路上逼？
这种淳朴的传统中国式思维，是中国几千年儒学礼教教化的结果，也是历史殷鉴历历在目的正常结果，更是自然农耕经济体扩展到天然边界之后，很自然推导而出的文化传统。
可郑宇知道，他不能，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停止战争。
但很多事情，他明白，却不代表其他人都能明白。他一直在串联某些力量，准备择机发动一场宣传攻势，而现在，反战议和的力量已经浮出水面，也就要到了他出手的时候。
不过，让他意外的是有人却抢在他的前面。
李达已经回到了北京。
这位被郑鹰父子从俄国礼聘回国的宪政专家，经过了穆铁兵变，又目睹了郑宇镇压叛乱，一手把民众的不满引向贪官污吏，尤其是地方上某些盘根错节的力量，始终保持着低调。他默默地观察着郑宇的举措，看着他一方面收拢地方政府的权利，另一方面放权给地方参政院，发动国民参政，他在观察，也在思考。
这位地方自治理论的旗手，对地方自治实力派的某些暗送秋波笑而置之，转而全国旅行。到了现在，回到北京的李达，向郑宇递交了自己的调研报告，随即也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由于李达曾经游历欧美，并在俄国停留多时，多有观察，他的文章很快就获得了各界的重视，一经登报，各大报纸争相转载，顿时神州纸贵。
在李达看来，战争确实已经到了十字路口，而帝国也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但这个时候，却并非见好就收那么简单。欧美列强崇尚丛林法则，在西方历史上，所有的强国都是依靠战争而获得列强的承认，跻身有话语权的强国俱乐部。帝国本次国战，虽然已经是全胜之局，但俄国绝不会甘心就范，欧洲列强也时时刻刻在盯着中国露出虚弱的迹象，再采取强硬的行动。…,
这个时候，你退一步，对方可能就要进好几步，而你的气势一弱，原本已经处于困境的敌人就会萌生新的斗志。
在李达看来，俄国内部矛盾重重，而沙皇的统治一向依靠强力压制，现在正是接近了爆发的临界点。
只要中国方面继续保持压力，俄国内部被压制的矛盾，早晚要在某个导火索的触发下全面爆发。可一旦中国在这个时候松口，就等于让俄国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这个可怕的军事国家只要缓过一口气，就可以在列强的支撑下与中国对抗到底，最后鹿死谁手就很难说了。
李达在这个时候，干脆毫不隐讳地指出，现在就是“比谁先耐不住架子”。很显然，现在中国还有所余力，而俄国的情况正在恶化。在李达看来，中国见好就收，释放的善意不但不会让俄国人感激，反倒会让他们借此缓过一口气，卷土重来。他认为，幻想俄国会心甘情愿认输只是呓语，因为“沙皇的权威建立在军事之上，不到山穷水尽，罗曼诺夫家的君主不可能接受一个没有取胜，尤其是可能割让领土的和约”。
第二个出手的，更是郑宇没想到的一个人。
几乎与李达同时，《华夏时报》刊登了笔名“复华”的一篇文章。
作者一开篇，就提出“现在凡是讨论对俄和议的，要么是各怀私心，把私利置于国家之上；要么是缺乏国际政治眼光，搞不清当今世界各国的情形”。这位“复华”继而写到，“此战之乃百年以来，华夏之一大机遇，若错过，恐怕就要遗憾百载”，他指出，“此次国战，俄人主动攻我，公理在我，于国际上我国得道多助，俄人失道寡助；其国突遭大败，国内动荡，甚至沙皇本人逡巡战区而不得归首都，正是我军一鼓作气荡平残匪的机会，一旦纵虎归山，北方从此不宁。而经此一役，俄人必然视我中华为生死大敌，我军欲裁军备，则中俄人下怀；不裁军备，则国家也难得休息。而欲再取，我国出师无名，也难得今次之国际金融支持”。
在他看来，既然如此，趁着国内还有余力，不如“以得胜之兵进击心惊胆寒之败军，扫平北海以东之俄人残敌，并进取中亚，以推动俄国局势崩溃，促使其内乱，逼迫俄国主动求和，接受我之条件，复我故土，并不得在东方屯驻重兵”，则两国之困境可解。嗣后方可谈休养生息。
对于这位“复华”，郑宇知道，他就是华夏民主**党总裁曾飞的助理胡汉民，在战争之前就自夏威夷动身回国，首先在上海租借地落脚，后来看到了国家越来越多的东西，终于来到华界坦白了自己的身份，声明“希望在国内仔细考察，为国家出力”。郑宇对这个人是有些印象的，知道在另一个时空，此人以清廉正直闻名，但权力欲和自尊心也是同样很强。不过，他对于这些人物，既不过分看重，也没有太多的疑神疑鬼。历史已经改变，这些人何去何从，在他们自己，也在历史的发展。想要他们上就上，想要他们下就下，国家威权在手，郑宇自有一股睥睨天下英雄的豪气。
就这样，这位胡展堂也踏上了旅行的道路，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等来到北京，直接就拜访了北竹，又结识了北京的一批文人学者，在帝大社会学系谋了个助教的职位，平时写写稿子。…,
这一次，这一位高调出击，倒是让郑宇有些莞尔。果然是历史知名人物，终归还是耐不住寂寞要一试身手的。
《华夏时报》此文一出，一直观望和犹疑的某些文人，也仿佛闻到了某种气味，纷纷开始了活动。
一时之间，甚嚣尘上的议和之声又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明枪暗箭。
有挥舞着道德大棒，从“国家民族”的高度直斥主和者私心过重的，甚至直接揭了不少人的老底，比如张某某主和是因为独生儿子在前线，之前好几次想动用关系调到后面管兵站却没有成功；李某某主和是因为家里的产业被迫交纳重税，而李绅士一贯是悭吝成型；赵董则一贯和东交民巷的欧美俱乐部来往密切，很可能是奉了某些外国“友邦”的意志。
有的则讲了当年蒙古人铁木真和努尔哈赤几次战败崛起的故事，提出“除恶务尽”，更有所谓皇汉派大呼“罗刹国与鞑虏实乃一丘之貉，皆北狄禽兽遗种，此劣等之民族，不彻底铲除，早晚为中华患”，更有人讲述了当年彼得哈巴罗夫等俄国冒险家，流氓和土匪在黑龙江吃人肉的事情，大声恫吓“尔等不速醒，则尔与尔之家人，后人，早晚为罗刹人果腹之食矣”。
皇汉派中的“新派”代表非章炳麟莫属。
早在梁启超发起“民生研究会”的时候，章炳麟就直接带着一群青年皇汉激进派去砸场子，还是与梁启超相交莫逆，在和战问题上态度暧昧的宣传部长谭嗣同听到风声，亲自带了警察在半路上把这些人“劝”了回去。
章炳麟眼看着梁启超堂而皇之地搞起了“汉奸”组织，一气之下在皇汉刊物《汉风》上指着梁启超的名字大骂，“先宋有奸臣名梁师成者，今有欺世盗名，欲卖皇汉之土于罗刹禽兽之国，自绝于皇汉先祖之不孝之徒名梁氏者。此贼以西夷民权之邪说建民权党，蓄谋动摇我皇汉国体于前，煽动媾和，祸乱国战于后，实乃祜恶不逡”。章炳麟从梁启超的“先人”，东汉奸臣“跋扈将军”梁冀说起，一路说到梁师成，梁启超，公然提出“梁冀专擅朝政，毒害君王；梁师成以一阉人而居‘隐相’，祸乱朝局，挟持圣君，导致皇宋倾覆，而今之梁氏者…”，就差骂出“姓梁的误君卖国乃是祖宗家传”了。后来连《大汉皇民报》的副主编姚麟都有些看不下去，连哄带劝让章炳麟“先看看时局发展”，“灭此獠不急于一时”。
梁启超被章炳麟骂的狗血淋头，自然不肯善罢甘休，当即在公民党的喉舌《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反唇相讥，“今有章氏者，妄论华夷之辩，一贯以种族优劣分裂我国民，鼓动是非。又倡三纲五常之礼教为国本，无视当代民主民权大潮之浩浩汤汤，罔顾我中华民族融合之潮流。今国家局势微妙，有识之士皆思务实，惟此辈动辄以皇汉自诩，党同伐异，稍有意见不一即骂为‘汉奸’，实在是国民之耻……此等人高谈阔论，于国无益，不过愚夫尔……”
章炳麟自然大怒，其他皇汉骨干如曹钦熙等人更是露胳膊挽袖子上场，与梁启超等人展开对骂，一时《汉风》与《新民丛报》刀光剑影，此说彼是汉奸，彼说此是国贼，很是热闹。
正在此时，一枚重磅炸弹出笼。…,
《华夏时报》刊登了笔名“独秀”的文章。
对于独秀这个名字，之前只是在上海有些名望。自从陈庆同北上，在北京逐渐崭露头角，隐隐成为北竹身边一大笔杆。现在论战正酣，独秀出马，一时间洛阳纸贵。
“独秀”开宗名义，直指“今日之国战，乃民族存亡之战，也是民族千年根基之奠基之战。今之成就，不独影响于当世，更将惠及子孙百代。一旦鼠目寸光，就是前功尽弃，必然祸延百代”。
“独秀”从东西方强国的发展历史讲起，痛斥了中国历代专制君主开战不是为了炫耀武功，就是为了青史留名，而独独不思扩张国力，改善民生。故而国家征战，“只有开支而乏收益，徒劳炫耀武功而不行殖民扩张长治久安之举，盖此类君主所虑，乃边远地区统治不易，无论行郡县或封建，皆可成乱源，动摇一家一姓之国本，故而为一家一姓之天下而误我苍生”。
而西方强国之征战，“皆为扩张商业利益，获取殖民领土，故而希腊以对外殖民扩张而成霸业，马其顿以对外扩张成帝国，罗马以扩张殖民独霸地中海，西班牙以扩张殖民成欧陆强国并霸南美，英国以扩张殖民成日不落，莫斯科公国以扩张殖民而成今日之沙俄。”
“独秀”得出结论，“由此可见，凡以商业利益，扩张国本为目的之征战，皆为强国之必须，也是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须”。他进而指出，“今我帝国之经济民生，早非农耕之自然经济。我华夏之复兴，赖西学大盛，赖我华夏圣学得正本清源，中西合璧，铸造我前无古人之新华夏理念。兴工商，强国防，铸国魂，复我华夏尚武之精神。今国家四亿五千万人口，居天下四分之一，而国土之面积仅及全球之一成”，故而，“今之华夏，人口已嫌稠密，未来人口繁衍生息，土地何来？工商大兴，矿产森林何来？”。
“独秀”进一步描述了俄国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富饶，中亚地区的河流纵横，草原丰饶，指出“此等土地之下，蕴藏何等宝藏实未可知。而以我东北之矿产勘察可推知，当为地下之宝库”。他进一步指出，“我华夏千载治乱循环，土地有限，资源匮乏，农田经多年耕作而贫瘠，人口繁衍而超出国家承载，实在是重要原因。观欧美之国，其农户多行轮耕，而我国耕作千载之土地，依然年年耕作。长此以往，土地越发贫瘠，而人口越发繁盛，终有穷困之时”。
“独秀”进而提出，“我华夏之民族欲强盛，则必须抛弃‘以战胜之虚名而战’的传统，而以工商之利，以民生之利而行扩张之策，所获皆为强国之资财，则我国愈战而愈强，敌国则愈战而愈弱”。他更提出，“国策之要旨，在于使国民分享战争之收益，如此则国民乐于国战，国家遂无亡国之忧”。
“独秀”得出结论，“目下俄人虽有挫败，然元气未伤，国势未蹙，一旦休养生息，必为中华之患。故而此刻罢手，徒获所谓战胜之虚名，甚或连虚名亦不可得，而实利更为有限。此战当追亡逐北，彻底光复北庭都护府旧地，并于中亚恢复葱岭，西海之安西都护府故地，移民实边，大修道路，广开厂矿，大开阡陌，如此则可谈华夏复兴，而为我帝国千载兴盛打下根基”。
此文一出，国内主战派如获至宝，工商业也多了些心思。皇汉派更是欢欣鼓舞，章炳麟亲自主笔，大赞“独秀”者“人如其名，乃我皇汉出类拔萃之俊杰也”。《新民丛报》挨了一闷棍，一时也失了声。
正在这时候，又一颗重磅炸弹出炉。
《华夏时报》刊登了笔名“东藩”的一篇鸿文，当时让所有主和派，甚至主战派都是目瞪口呆。
此文名称为《光复华夏祖宗之土，解放中华苗裔数百年之屈辱压迫— 从历史看亚洲民族》。
一开篇，这位“东藩”就严肃地指出，“纵观历史，考察民情，可知凡中亚民族，西伯利亚民族，皆为我中华苗裔。我中华复兴，非独复兴华夏主脉，也须帮助中华苗裔摆脱俄人这样蛮霸沙文主义的压迫，使他们回归到华夏母族的怀抱之中。如果贪图独自安乐，放任我子女兄弟深受屈辱，则我等枉称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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