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统一的大英帝国，中央政府将掌握一切贸易，外交，军事权力，拥有全世界最为雄厚的经济力量，并依托这一力量组建强大的军队，使帝国的商业利益可以通行全球。帝国内部，由来自各殖民地和自治领的代表组成帝国议会，掌握统一的立法权利，而各殖民地和自治领自身的议会在帝国中央政府制定的法律和政策框架下进行地方立法。
这样一个威权统一的大英帝国，将令其他一切帝国相形见绌，并彻底打消他们肢解并侵占大英帝国的企图。不列颠的光荣，将在二十世纪以更加辉煌的姿态延续下去，圣乔治旗高高飘扬，直到末日审判的来到
张伯伦的宏论一出，伦敦上流社会的论战更是如同烈火烹油。激进的自由党和自由联盟党已经开始了公开合流，甚至原本态度暧昧的坎贝尔?班纳曼，阿斯奎斯，劳合?乔治等自由党巨头，看到风潮如此，也不得不开始正视这一问题。
一时间，伦敦舰队街的各式报刊杂志纷纷热议，很多英帝国主义者都纷纷表达了对于其他强国借助英帝国自由贸易政策崛起，逐渐开始威胁英帝国全球利益的忧虑。
英国本土舆论这一股风潮，很快就在殖民地激起了反应。
在加拿大，《环球报》很快刊登出一篇文章，呼吁英帝国政府谨慎对待业已具有悠久传统的殖民地自治体制，甚至含蓄地提到，加拿大“位于北美”，“有悠久的自治传统”，“在很多地方，它与南面的邻居不无相似之处”，言下之意已经昭然若揭。
还没等伦敦方面作出回应，加拿大另外一家报纸《帝国邮报》就跳了出来，与这各加拿大报业上的主要竞争者公开对阵，提出“大英帝国的强大，有利于自治领的商业利益和自身安全”。但同时，这位加拿大第一任总理麦克唐纳创建的报纸，也含蓄地表示了对于目前英国本土关于自治体系问题发生争论的关切，希望“能够在尊重自治领传统和意愿”的基础上，把英帝国的全球秩序加以完善。
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爱尔兰，报刊之上都出现了某些用词谨慎，意思含蓄的文章，共同特点，就是对于英帝国可能在殖民政策上出现的转向表达了疑虑。但随即，很多殖民地的英帝国主义者，也迅速组织了反击。
“面对澳洲即将遭遇来自东方人的威胁”，“帝国各个部分加强协作有什么问题”，“效忠女王的爱尔兰人才有一颗真正的凯尔特心脏”，“南非自由的布尔人愿意为英帝国这个大家庭贡献力量”……
在各个殖民地内部，英帝国主义者和殖民地自治主义者，激进民族主义分子，分离主义分子，保守主义者，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混战，口水四溅，到处都是形形色色的大帽子，我说你是“叛徒”，你说我是“印奸”，他说她是“中国人的情妇”，她说他是“无耻下流的英格兰醉汉”。
在英国本土，面对殖民地的乱象，英国政治家们也有些迷糊。自由党和保守党的上层，依然保持着相对保守和稳健的策略，依然把精力集中到对华国策之上，暂时还不想触动太多内部的敏感问题。
但约瑟夫?张伯伦已经等不及了。这位年近七旬的老者，以和年龄不相称的激情与豪迈开始了大串联。…,
自由党内部的激进派别，保守党内的“关税改革同盟”分子和同情派，以及最近转向的议员，各界有力人士，以张伯伦的“关税改革同盟”为核心，逐渐开始形成了一股半公开的力量。
他们召开聚会，募捐资金，鼓动宣传，安排各地的讲演和串联。很多激进的议员提议，要提议上下两院“认真讨论现内阁在贸易，外交和军事方面的得失”，“对帝国下一步的政策展开开诚布公的讨论”。很多年轻议员，甚至激动地喊出“打破党派之别，只有一个英格兰”的口号。
利用英帝国主义保守分子掌控的各大报纸，甚至包括很多“便士”报，再加上关税改革的口号迎合了某些英国财界人士的口味，约瑟夫?张伯伦很快就在英伦三岛掀起了关税改革的舆论热潮 。
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年轻的英国议员正在冷静地观察一切。
温斯顿?丘吉尔，前保守党议员，后来因为和约瑟夫?张伯伦在贸易关税问题上产生分歧，而保守党当时和张伯伦的自由联盟党（和自由党不是一回事）结成盟友，故而这位马尔巴罗公爵的孙子叛离了保守党，自称“独立的保守党人”，后来干脆加入了自由党。
他就是那两篇文章的始作俑者。
丘吉尔是一个典型的大英帝国主义者。他与张伯伦发生的冲突，只是具体国策方面的认识差异，而非根本理念上的冲突。当时的丘吉尔年轻气盛，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把不列颠传统的一切奉若圭臬，因此对张伯伦离经叛道的“真正帝国主义”无法苟同，导致分道扬镳。
到了现在，面对英国在本次经济危机中受到的沉重打击，面对中国通过有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取得的成就，面对着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沧海桑田，这位年轻议员也重新修正了自己的观点。
抛出那两篇作品，一方面是出于责任感，一方面也是为了试探英国朝野的反应，以便于下一步的行动。
丘吉尔并不着急，他有的是时间。
在他看来，保守党贝尔福内阁已经是日薄西山，只是早下台和晚下台的区别罢了。现在，他需要摸清楚的主要有两件事：
第一，保守党通过内部换马，是否可以解决受到弹劾的威胁；
第二，如果解散国会，重新选举，谁会赢得多数。
在丘吉尔看来，保守党内部固然有很多人支持张伯伦，但贝尔福内阁长期表现的低迷，在这个时候，影响的不仅仅是他个人，更是把整个保守党拉下了水。当然，保守党形象的低落也有丘吉尔的功劳。这位被保守党视为“叛逆”的自由党年轻议员，通过这两篇文章，巧妙地把英国这十年来的经济低迷，国际地位下降，军事表现差劲，统统归到了贝尔福内阁的头上。当然，这本来也并非杜撰，而是客观的事实。总之，即使换马，也无法挽回保守党的人气。
那么，解散国会重新选举，从目前的情况看，贝尔福内阁臭了大街，关税改革很可能成为一个香饽饽。对中下层来说，保护性关税意味着很多被其他工业国抢走的工作岗位会回来，而英帝国内部特惠关税可以保证从加拿大，澳洲和印度进口的农产品价格不会出现大的上涨，也就能够争取到中下阶层的支持。对工业资本家来说，这些措施意味着英国本土的工商企业会获利。唯一可能不高兴的，除了亚当?斯密的徒子徒孙，还有那帮子顽固守旧的上院贵族，老派人物，再就是在英国和海外，尤其是中国都有大笔投资的银行家和食利者了。…,
这样一来，约瑟夫?张伯伦这个大英帝国主义的旗手，关税改革的倡导者，万众瞩目的政治家，能够获取首相的宝座吗？
温斯顿?丘吉尔老练地观察着张伯伦的表现，看着这位老牌政治家四处活动，最后却得出了一个结论：没戏。
张伯伦，原本属于自由党，却由于关税问题上的矛盾，拉着一帮志同道合的自由党同志另组自由联盟党，与保守党合作。到了现在，眼看着保守党的贝尔福勋爵执迷不悟，他又干脆大挖保守党的墙角，串联人员组织“关税改革同盟”。这正所谓“老而不死谓之贼”，此人折腾来折腾去，固然让英国多次就保护性关税陷入争吵，却也让他自己成为保守党和自由党都很看不上的人物。此人闹腾十几年，很可能最后还是给旁人做了嫁衣裳。
这样一来，张伯伦的自由联盟党在选举的时候也难成气候，最终得利的，很有可能就是自由党。
丘吉尔的视线落到了一个人的身上：亨利?坎贝尔?班纳曼，自由党温和派代表，人称“好人亨利”，年近七旬的老牌政客。
在丘吉尔看来，自由党的三巨头中，属于张伯伦派的阿斯奎斯是激进的英帝国主义者，原本就与殖民地自治力量有些不睦，在这个时候一旦上台，英国的这股风潮就不知道要吹到什么地方，一个没留神就是引火上身。这个人可以做内阁成员，却未必可以被接纳为首相。
劳合?乔治，这个人有足够的野心和手腕，也有有足够的煽动力，大胆，有魅力，非常机智，善于辩论。很多时候，丘吉尔都不自禁地模仿这位野心勃勃的自由主义者，而且很有策略地和这位他看好的后起之秀，自由党激进派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但毕竟……这个人的资历还浅。而且更重要的，劳合?乔治属于自由主义激进派，对布尔人持同情态度，对殖民地，社会下层民众持同情态度，甚至在1901年险些被英帝国主义分子以私刑处死。这样一个和英国主流思想风潮有点背离的人物，在这个时候，很难一下子被英国上流社会接纳成为首相。
翻回头来再看“好人亨利”，这位老资格自由党魁，和各个派别相处都不错，为人圆滑，和皇室的关系也不错，甚至在保守党那边也颇有些人脉。
出身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骑兵科，曾经就职于皇家骠骑兵团，精于马经的丘吉尔，就这样用观察赛马的方式仔细观察着这些英国政坛的风云人物，最终决定了筹码的投向。
在这个时候，某些对英国政治气候最为敏感的资深政治观察者，已经开始隐隐感觉到，一场可能改变二十世纪世界史的政治变革，已经在这个举足轻重的帝国中蠢蠢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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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另一场论战也已经悄然拉开序幕。
十二月二十日，《申报》刊登了一篇文章，署名“梁之”，认为“国战已操必胜之局，而国势之兴复非一日之功。正所谓天道忌盈，人事惧满，月盈则亏，花开则谢，人事无常，国事无常。今战场之上，我军态势如日中天，而越境作战，天气严寒，敌国又已调集重兵，日夜兼程而东向，厚备重兵以待我”，公然提出“战争者，政治之延伸也；战争至此，已可称全胜，嗣后当以外交谋求最大之收益”，并且提醒“一旦战事转为不利，我国势转为下行，新占之领土，新安之日本有所动摇，而列强威胁于外，策动于内，则前途可堪忧虑”。…,
在“梁之”看来，目前中国的局势看似有利，实则暗藏危机。一连串的胜利固然辉煌，但出境作战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实际困难。更可怕的是，中国的崛起必然导致列强的警惕，目前列强斡旋遭到拒绝，欧美更有舆论风潮渐渐转向对华不利，如果继续坚持鹰派路线，南进暹罗，威胁到英国；北战俄国，吉凶未卜；东取日本，已经让美国如猛刺在背，一旦列强联手，以军事进逼，或贸易威胁，甚至策动内乱，则国内被打压下去的力量，日本的反华势力，乃至朝鲜的民族主义激进派，都可能死灰复燃。到时候画虎不成反类犬，反而不美。
“梁之”的文章一出，很快就引发了广泛的共鸣。
随着英国报界掀起风潮，美国也开始有些呼吁警惕新*祸的声音，中国内部的一些人士越发忧心忡忡。
在上海，因为穆铁兵变期间暗自联络“联省自治”遭到处分，停职在家的原上海市长李平书公开上书，提出“以全胜之态势促和议，以国战之胜利促改革，整修内政，裁减军备，轻徭薄赋，休养生息，还政于民”。在这位前上海市长看来，以战争名义采取的战时经济管制，实在有当代斯巴达主义的嫌疑。在这个体制之下，舆论被管制，经济自由被管制经济取代，工商业税负过重，利润被压缩，军需产业畸形扩大，其他产业缺乏资金，物价被管制，社会生活严重军事化，这是绝对不可以长期持续下去的。
在李平书看来，现在俄国已经得到了教训，再无力侵犯中国，东边日本已经降服，南方的暹罗朝不保夕，只要见好就收，中国周边态势就可以稳定，从而可以把精力转移到内部事务上来。
李平书这个时候显然也动了真情，很多以前不太敢公开讲的话也一股脑说了出来：“……如果继续深入，战事就会迁延日久。敌国也会被逼上绝路，不得不倾国抵抗。届时两受其害，而我国深陷西伯利亚和中亚战场，势必导致国势疲惫，东方空虚。一旦列强采取经济制裁，国家财政困难，国用不足，便是骑虎难下。而时间越拖长，态势越不利，政府越是骑虎难下，最后便有局势逆转的可能。既然如此，何不趁此机会早些议和呢？治国，不是斗气，也不是赌博，而是要谨慎再谨慎。我华夏复兴寥寥数十载，而中华之历史源远流长，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
李平书文章出来，帝国报界自然是骂声一片，但与之前不同，就是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多态度暧昧，甚至公然支持的声音。
长期的管制经济，让很多居民也感受到了生活上的不便。随着国战取得全胜，国家迫在眉睫的危机渐渐淡去，很多市民也怀念起之前相对宽松自由的生活。看着那些过分狂热的青少年，成天把“战争”，“国家”，“民族”挂在嘴上的小孩子，不少人心中也有些忧心忡忡。
物价固然没有多少上涨，可很多物品也时常有些缺货。由于太多的民用工厂纳入管制专供军需，民用上头逐渐开始显现出影响。在北京等主要城市还不明显，但一些三四线的城市，开始出现了一定的物资短缺。
为了筹集军费，中华帝国政府动用了一切手段，开征了很多的新税种，有永久的，有说好“临时”的。高收入阶层和中产者税负越来越重，企业税收也根据规模和行业差异有所提升。现在危机渐去，原本在情势感染之下涌动起来的爱国激情也逐渐让位于现实的油盐酱醋。形形色色的人物，力量，在各种因素的驱动下，都开始了某些试探，甚至行动。
在北京，公民党党魁梁启超公然组建了“民生研究会”，提倡“裁军，减税，关注民生，恢复民权”，提出“国家宪政体制建立不易，国会长期休会不利国家政治建设，也影响国家正常发展”，提议“定和议，开国会，强民生，复民权”。
很多大学教授，在野党派人士，统一党保皇派的遗老遗少，尤其是很多家中亲人在前线服役的中产和显贵家庭，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都开始或明或暗地应和这些主和的声音。
一时间，华夏大地，悄然涌动起一股“和平”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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