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这一生，在摆脱种种迷惑的过程中，最艰难的，是对“名惑”的摆脱。
我在这方面的体验，可称之为“绝境归来”。
我曾犹豫要不要讲述这一场体验，因为已经在《君子之道》一书中分析过君子之名，又在《吾家小史》中回忆自己在这方面的遭遇，如再讲述，是否会产生重复？但是经过反复考虑后决定，还是要从一个更深入的角度专门说一说。
这是因为，我在这方面的经历实在过于险峻，过于逆反，过于违常，过于凝缩，相信冥冥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要借我来做一个边缘性实验。
因此，我没有权力省略。
二
名，是中国古代对名誉、名声、名望、名节的简称。但是，这个字，把千百年间无数高雅君子的脊梁压歪了。因此，也把中国历史压歪了。
只要稍稍回顾一下中国历史就能发现，历代最优秀的灵魂几乎都在“名”字下挣扎。继承名，固守名，保护名，扩充名，争取名，铺排名，挽救名，拼接名，打捞名……多少强健的躯体为名而衰残，多少衰残的躯体为名而奋起。
如果有耐心把中国历史上多数杰出人物的传记浏览一遍，那就会发现，他们身陷的各种是非，早已不值一提，最后剩下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如何在历史上留名。如果把这件事剥离、淡化，中国历史必将轻松得多。
但是，中国历史并没有从中汲取教训。相反，陈年的压力反而层层累积下来，“名”的魔咒越来越张狂。
相比之下，世界上其他地方也讲名，但大多局限在某种局部意义上。例如美国的“名”主要是指“知名度”，与一时的社会经济利益有关，不少艺人还雇有“知名度经纪人”，功能比较清晰。不像在中国，一个“名”字，模模糊糊地囊括一切，无从定义，却又无所不包。
这个让中国历史陷入困顿的沉重包袱，是中国文化自身造成的，怪不得别人。
写到这里我颇感痛苦，因为这个包袱是一项精彩设计的副产品。
这项精彩设计，就是儒家的君子之道。
我已经用完整的专著热情地论述过君子之道，认为这是全人类对于各种集体人格进行分头设计的典范成果，而且，也是中华文明长寿的重大奥秘。但是，这种人格设计如何来实现呢？儒家学者大多缺少执行力，想不出好办法。
君子之道，立论仁慈而高超，君子和小人的界线也划了很多条。但是，这些界线都只是笼统描述。落在实际生活中，到底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只变成了一种感觉。君子，完全可以被说成是小人；小人，也完全可以被说成是君子。而且，这样的颠倒，也总能找到大量理由，因为君子身上确实也有小人的成分，小人身上确实也有君子的因素。
这样一来，君子之道就遇到了执行上的致命障碍。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学者们强调了“名”的控制作用。
“名”，在空间上，可以被设想为“社会公认”；在时间上，可以被设想为“历史评判”。把事情交给了空间和时间，似乎已经严格可控了。但是，这种严格可控，都是“被设想”的。
由于没有统一的衡量手段，“名”在君子之间就很难互相承认，更无法阻止小人的故意歪曲、涂污、诽谤。
历代小人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总是把“污名化”君子当做一个永远盈利的职业。结果，几乎所有的君子都在为“名”而煎熬，年年月月都气恨连连，伤痛绵绵。
——只有少数人，能够看穿名，看空名。这少数人，往往是受到佛教和道家思想的影响。
三
以前，我也曾像周围朋友一样，以为名声之立，总有理由。那些习惯了的社会熟语，例如“名副其实”、“实至名归”、“名正言顺”等等，也经常在口中出现。
终于，我的亲身经历证明，“名副其实”的事情不是没有，却是一种极为偶然的巧合。“名”的本质，却是一种虚妄。而且，是一种最颠倒、最脆弱的虚妄。
我把这种真相，概括为以下几条原理。
原理之一：重大名声，是对他人的威胁，因此它本身就积聚着被毁的潜力。
名声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最重要的负面作用，是建立了一重重高于他人的坐标，构成了对他人的威胁。名声越大，威胁越大，因此所积聚的毁名潜力也越大。一些未毁之名，大半因为尚未建立具有威胁性的坐标。
真正重大的名声，在建立之初并不想威胁他人，却已经因特殊的高度形成了对他人的超越，而一切超越都是否定，一切否定都是威胁。
还是现身说法。我本人，在世纪之交蒙受一场全国性的毁名浪潮之前，顶在头上的，全是一个个名声的光环。但是，每一个光环都带来了毁谤的必然。
例如，第一个光环，也就是我前面说过的在“*”中的那么多抗争。前面没有说的是，这些抗争的对手还都健在，他们当然不甘心我的光环给他们带来的阴影。即使不是当年对手，不少人也会觉得我的光环使他们很难再讲“*经历”了。这两拨人数字很大，我面对的毁谤可想而知。
再如，第二个光环，也是前面说过的我在仕途畅达之时断然辞职。这事在当时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显然对大批正在热衷于官位的文化界人士带来了反讽式的尴尬。
又如，第三个光环，我在辞职后投身实地考察所写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书籍，在海内外均获空前畅销。多次统计“全国十年来最畅销书前十名”，我一人往往独占三至四本。这对数量庞大的写作群体而言，形成了一种基点性的名声亏欠。
再如，第四个光环，我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越世界最恐怖地区，每天的考察日记由全球十几家报纸同步连载，被国际媒体称赞为“当代世界最勇敢的人文学者”、“全球跨世纪十大人物之一”。但是，正是这些空前的大名声，立即给我带来了空前的大伤害。就在我身陷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边境地带而命悬一线的时候，国内却凭着一个荒诞无稽的小谣言掀起了对我的毁名风潮，铺天盖地。
……
这些事实足以证明，毁名的潜力，正来自于名声本身。而且，力度也成正比。
原理之二：名非实体，只是“传说”，因此爆立爆毁，易如反掌。
以前我一直认为，世间名声具有一定的稳固性，因为由事实支撑，由舆论加持，由民心守护，很难顷刻大变。但是，世纪之交的毁名浪潮告诉我，看似稳固，其实都只是浮面的幻觉。
任何事实，都无法阻止名声的破碎。世界各国的法律都有惩处名誉损害的条款，但是，法律讲究证据，几乎一切受害者到法院起诉时才惊讶地发现，要为名誉提供“证据”，是多么困难。因此，法律护名，很难兑现。
法律不能，朋友能吗？也不能。朋友护名，等同于“徇私护短”，更损其名。更麻烦的是，朋友之间也大多存在名声上的默默攀比，因此，一友伤名，诸友暗喜，满口仗义只是人情场面上的敷衍而已。
由此可见，再煊赫的名声也只是糊在竹竿上的一面面纸幡，上面写着学识、官阶、战功、封号、奖励、清誉、时评……颇为壮观，但是，只要风雨一来，这些纸幡立即便破碎污湿，不可收拾。若去粘补，则越补越糟，比原先没有纸幡的竹竿更加难看。
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很多名声背后有真实的支撑。但请切记，名声并不是真实本身，而只是有关真实的“传说”。这种“传说”，说变就变，很多看起来好像毋庸置疑的大名声，只要在敏感的时机出现一则质疑、一句反话，便能立即划出第一道裂痕。而有了第一道，就会有第二道、第三道、第一百道。到这时，“传说”也就负载着巨大的破坏性兴奋而恣肆翱翔。
正是在这个关节上，很多受害者痛不欲生。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一夜之间那么多聪明人不调查一下真相就反说滔滔？其实，名声和真相本来就是两种逻辑。
我初遇诽谤浪潮时也曾惊讶，所有足可反驳那些谣言的证据都历历在目，证人有名有姓，档案白纸黑字，为什么成百上千的起哄者都不去看一眼、问一句？后来才知道，大家其实都不在乎证据，因为这里玩的是“名”，而不是“实”。
原理之三：名声的毁损，多数采取彻底颠覆的方式，因此没有商讨和辩论的余地。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名声之事若留余地，被伤害者就有了据理力争的勇气。所以，只有“一剑封喉”，推向极端，才使事情立即变成死结，传播起来也更加轻便。
这种现象，在古代也屡见不鲜。指责一位将军剿寇不力，这很正常，但要不了多久，总有对手揭露这位将军“通寇”、“投逆”，甚至本身就是一个暗藏的逆寇。这样一来，名声问题也就失去弹性，变成了掷人至死的石块。
由此证明，名，比别的任何东西都容易彻底翻转。那么，还不如把它看空，看无。
我自己遭受的诽谤，也是彻底翻转的显例。你看，我明明写了一部彻底对抗“*”的《世界戏剧学》，却被说成是“*写作”；我明明向灾区捐建了三个规模不小的学生图书馆，却被说成是“诈捐”；我明明与妻子感情极深，亲朋皆知，却总是每半年有一次“离婚”的网上谣传……后来我也不生气了，只不过此后听到了毁名事件发生，也不管被毁之人是否认识，我总是从彻底相反的方向作出判断。
遗憾的是，中国民众的大多数，常常以“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态度来看待毁名事件，结果毁名者至少赢了一半。名，尽管如此虚妄，却居然能让毁名者“旱涝保收”、“稳赚不赔”。
原理之四：要想修补名声，从长远看，大多是反效果。
试图修补名声，这事恶人也会做，但基本上是好人受害后的一厢情愿。这种一厢情愿，从来没有在任何人身上真正实现。
有的好像实现了，但仔细一看，完全是因为借用了外力，与名声本身关系不大。
我很同情为了修补名声而四处奔走的人。找记者，问朋友，求爷爷，告奶奶，一遍又一遍叙述，一次又一次擦泪，不断拜托，反复感谢。这一切，都是为了名，而这些形态又是那样的贬名。以贬名的方式去正名、保名，实在是一种自嘲式的悲剧。
当然也有不少人经过艰苦努力，终于洗掉了恶名，保住了佳名。但是，恶名和佳名的标准并不固定。记得在“*”初期，我们与造反派斗争，结果失败，造反派掌权。在写政治鉴定的时候，属于我的第一句总是“思想顽固，长期对抗‘*’”，这在当时是最大的恶名。原来与我站在一起的朋友们苦恼了，他们努力要淡化恶名，反复恳求造反派，写成了“改变立场，积极参与‘*’”。现在大家若去档案库翻阅这些政治鉴定，就会哑然失笑。
即使在正常的社会环境里，为了修补名誉，也不值得耗费太多的精力。生命的责任，是尽一己之力为天下众生提供大善大美。如果长久地忙于洗刷或提升自己的名声，不管摆出多少理由，也是对生命责任的背离，因此也有伤名声。例如，我发现文艺界有不少人士多年来一直气鼓鼓地要争当某省、某市的“作家协会副主席”或“政协委员”，觉得没当上是对他们名声的损害。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如果不用这些时间创作更好的作品，争来的名声又有何用？
四
如果能够把名看穿、看空，那么，即便被污名、毁名，受害者也能成为一个兴致勃勃的观察者，并获得享受。
仍然以我自己为例。一度被彻底毁名，让我站在一片废墟之上。以前，这里曾经展现过一丛丛名声的鲜花，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满地瓦砾。对此我曾慌张，但仔细一想，瓦砾固然不能代表我，但以前那些鲜花能代表我吗？
我的自问，是从别人的询问开始的。
先是武汉黄琪先生的询问，他的神情充满了惊讶。
问：您是海内外最受欢迎的当代华文作家，但是文学界惊骇地传播一个消息，规模很大的全国作家大会居然从来没有邀请您作为一个普通代表出席？
答：没有。
问：您夫人在戏剧界的地位更高，是迄今全国囊括舞台剧和电视剧所有首奖的唯一人，还被美国林肯艺术中心和纽约市文化局授予亚洲最佳艺术家终身成就奖。但听说，她也没有被邀请参加全国戏剧家大会？
答：没有。
问：你们夫妻俩那么温文尔雅，从不争名夺利，有关部门为什么这么不容？
答：可能是有关部门把那些人的诬陷当做了“争议”，不敢碰了。我夫人是受我牵连。
问：您的《文化苦旅》，肯定是二十多年来最受全球华文读者欢迎的散文书籍，一直位列畅销之首。但是，国内有关协会几度为一九四九年以来的散文评奖，数量很大，多数连听也没有听到过，但《文化苦旅》却不在其内？
答：不在。
问：国家有关部门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人，您夫人作为公认的黄梅戏首席代表，却不在那个剧种的传人名单之内？
答：不在。
问：据说，您不是任何一级作家协会会员？
答：不是。
问：据说，您不是任何一级文联会员？
答：不是。
问：据说，二十几年来您没有参加过任何会议？
答：没有。
……
这位先生在问答之间不断嘀咕：“不可思议！难以置信！大家全搞错了，搞错了！”
不知道什么“搞错了”，他没有说。
另一番询问，来自北京一位已经离职的记者柳女士。她如果不离职就见不到我，因为我不接受记者采访。
问：“听说不久前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演讲中国文化生命力而获得极高的评价，成为联合国网站的头条新闻？”
我没有回答，只点头。她却摇头了，自言自语：“国内媒体完全没有报道。”
问：“听说几年前您受邀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发表有关中华文化的非侵略本性的主旨演讲，也引起轰动？在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发表的演讲，又大受欢迎？”
我又点了点头，她又摇头了，还是同样的自言自语。
问：“据台湾报纸报道，今年上半年您到台湾各大城市演讲君子之道，每场都座无虚席、人满为患？”
没等我点头，她又紧接着问：“据台湾报道，双目失明的星云大师为了迎接您，特地从澳大利亚赶回台湾，坐着轮椅到火车站，等了您半个小时，这是他平生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我点头。
最后，这位离职记者又问：“为什么那么重大的文化事件，大陆都不报道？”
我答：“因为每次我都不是官方派出的，媒体无法拿捏。”
但我又马上解释，如果是官方派出，我就不可能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以一个独立文化人的身份发表主旨演讲了，因为如果那样，其他国家的政府也会提出对等的要求。
……
不错，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但是，我“不是”的，只是“名”，我“没有”的，也只是“名”。
它们只是一种“集体共名”，而我却是叔本华所说的“这一个”。“集体共名”是千人一面的仪仗，我有幸被“除名”，成了一个侥幸的独行者。
本来，“协会”并不是我，“代表”并不是我，“委员”并不是我。我只是深夜滑动在稿纸上的那支笔，我只是冒死跋涉在沙漠里的那双脚。我无法让那孤独的笔加入热闹的笔会，也无法让那遥远的脚汇入整齐的排演。
我不必为了保住某些名号而不断开会、发言、记录、传达了，不必为了晋升更高的名号而时时顾盼、窥测、防范、疏通了。这会节约多少时间和精力，省去多少人格折损？
我有不少朋友，曾经对我摆脱名声羁绊后的轻松深表怀疑。看了几年，发现我的轻松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便逐渐羡慕起来。但他们还是没有放弃，总是告诉我，只是为了办一些重要的事而不得不利用名声，迟早会像我一样全然割舍。然而，直到他们退休，还是未能割舍，而且又在竭力追求退休人员间的各种“名誉职位”，仍然焦躁不安，明争暗斗。
这是因为，我早已明白，即使自己并不反对的那些“名”，也只是通用招牌，没有实际意义。
我愿意被人说成是“学者”，但“学者”也是一个“集体共名”；
我愿意被人说成是“行者”，但“行者”又是一个“集体共名”。
我愿意被人说成是“东方人”、“中国人”、“浙江人”、“现代人”，但这些“人”都是“集体共名”。
这就是说，拿着一串串“集体共名”来为自己加重，其实是在欺骗自我。因此，就像不能执着于名，也不能执着于我。借用佛教语汇，既要破“名执”，又要破“我执”。
连“我”都不在乎了，还在乎“名”吗？禅宗慧能大师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名，不管是好名还是恶名，都是“尘埃”。“无我”，也就是撤除了招惹尘埃之物，因此也就撤除了一切苦恼。
这个问题，本书后面《我在哪里》一文中还会论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