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灾难，毕竟只是一种特殊的遭遇。灾难中的修行尽管重要，却缺少普遍参照意义。
最有普遍参照意义的修行，一定出现在常态之中。
常态，就是世上多数人都会遇到的一般生态。
我原来以为，走出灾难之后的步履必然轻盈矫健、从容自如，阅尽风雨的双眼必然无忧无惧、无阴无翳。但是，情况完全不是如此。
一种看似极为正常的图像出现在前面，好像与自己有关，又好像与自己无关，却有一点吸引力，让你关注，让你趋近，让你贴合，然后又让你烦恼，让你犹豫，让你迷醉。这，就是诱惑。
诱惑，一个接一个，组成了人生美丽的套环。但是，正是它们，把人生“套”住了，使人生变得既风生水起，又伤痕斑斑。
二
我所遇到的第一大惑，是官位之惑。
说到官位之惑，容易产生一种误会，以为是指贪恋官位所带来的权力、威势、名声、利益。社会上确实也有大量令人厌恶的“官迷”，让人加深了这种负面印象。
其实，对于比较正派的人来说，官位之惑，往往是为了回答别人的疑问。
例如：这个书生，有没有实际工作能力？这么多人，他用什么办法拉在一起？这个单位，他会从哪个起点着手整顿？当然，在这些问题前面还有一个起点性的问题：大家会不会把选票投给他？……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却又有点特别。
“*”宣布结束，并不是“*”真正的了断。整整十年的负面积累，使全国上下多数管理者、宣导者、监督者、审查者，都还是习惯于极“左”思维。“*”逮捕后，中央推行了一种称之为“两个凡是”的政策。结果，整整两年，一切照旧，而我们编教材的事因此成了“清查目标”。清查者，恰恰就是当初主张“毁校、废学”的那批人。为此，我每个月都向北京投书。幸好北京顺应普遍民意派人到上海“复查”。我便从一个“清查目标”变成了“重用目标”。
因此，我突然被破格任命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正是意味着北京对我在灾难岁月一系列大胆行动的赞赏，对我投书的肯定，以及对我的“超高民意支持度”的呼应。
因此，我当时接受官位，其实是接受一种历史判断。
有人给我带话：“中国的事不能说得太明白，一切都向前看吧，对你的任命就说明了一切。”
我说：“这个任命让我作难了，但我知道这是社会良知的回归，不能不勉强承担。”
我相信，历来像我这样接受官位的人不少。看上去只是个人的官位，却是一种宏观意义上的胜利。昨天还在争执不休的是非，一下子被压到了官位的椅子底下。坐在椅子上的人，立即成了裁判者、决定者、宣布者。聆听他就是聆听结论，追随他就是追随正义。因此，在很多暗昧的历史关口，一些长期受屈的人取得官位，有一种不言而喻的痛快感。
这就是官位之惑的漂亮起点。或者说，是“官位之惑第一阶”。
但是，正在痛快之际，突然发现，一些比较投机的极“左”派人物也都慢慢地在报刊上探头探脑了。
我开始有点烦躁，继而忧虑。我上任后发表的第一个施政报告《我们别无选择》，从头至尾充满了“抢回一点时间”的紧迫感。我对极“左”派知之甚深，知道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手段做成什么。幸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在整体上还是邪不压正。
这个时候，我就不得不把官位捏紧了。
捏紧，不是怕丢失，而是怕低效。历来的传统，工作越是低效，官位越是牢靠。但我不想做这样的官，而是要反过来，以最高效率来实现一个官位有可能出现的精彩形态。只有这样，才能把负面势力比下去，证明在中国，也有可能创建一流的文化，一流的艺术，一流的教育。
为此，我必须好生“用权”了。我要挖掘每一个处级单位和科级单位的潜能，寻找每一个难题的契口，掌握每一项工作的节奏，识别每一个领域的干才和庸才……总之，我必须步步向前。
——这是官位之惑的升级版，或曰“官位之惑第二阶”。
正巧，我身上有一种近乎先天的管理癖好，无形中强化了此惑。
记得很多年前我还是一名学生，去亲戚家玩，看到一家邻居正遇丧殡。丧殡的事哪家都不会有太多经验，各方亲友熙熙攘攘一片混乱。我不认识这一家，却站出来说大家听我指挥。仅仅半小时，就把追悼、出殡、聚餐、礼金这几路事务安排得妥妥帖帖。为此，我家亲戚多年来一直受到四邻尊敬。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管理天分，使我从担任院长第一天起就让人大吃一惊。
但是，也正是这种管理天分，让我更深地旋入了官位之惑的魔圈。
就行政管理和教育管理而言，我一定做得不错，因为国家*教育司一再表彰我为“全国最有管理能力的院长”，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也多次向全市各高校领导推广我的施政经验。我倒不在乎上级的表扬，却非常享受自己的每一项谋划都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又痴迷地设想着后续步骤。这就让我对官位产生了依附，似乎越来越离不开了。
三
“官位之惑第三阶”，是开始面对升迁。
只要做了官，迟早会碰到这个问题。
我碰到得特别早。那是因为，我处在一个特殊年代。“*”结束后，老干部们集体“官复原职”又集体“退居二线”，从中央到地方的很多位置都空出来了。当时如果有一个官员年纪轻，文化高，又能管理，很可能像“坐火箭”一般被提升。我当时已经成了全国最年轻的正厅级官员，又身处“坐火箭”态势最集中的上海，很自然，就有一大堆省、部级的官位等着我。而且，那些官位为了争夺我，还发生了不少故事。
一次次长时间的谈话，一个个听起来那么显赫的职位，一度形成了一种拥塞状态。开始我也不无兴奋，一切年轻男子听到那些千山皆知、万里俱闻的响亮名号随时可以落到自己身上，都会产生一种生命力的冲动。这似乎是一种最通俗的人格信赖，显示自己有能力成为一项全国性事业的权力顶端。
这时候，又会暗暗与这些显赫职位上的各个“前任”作比较，必然会发现他们的诸多弊病，自己的诸多优势。这一来，任何畏怯、谨慎都不存在了，自己已经处在“箭在弦上，蓄势待发”的状态。
我似乎很难摆脱。换言之，“官位之惑第三阶”，对我也极具杀伤力。
幸好，谢天谢地，还是正觉救了我。
我渐渐冷静了。
四
我是怎么冷静下来的呢？不妨多讲几句。
我发现，在我们的体制中，专业的地位不太重要。开始一直认为，自己当时的身份应该是“国内唯一通晓全世界各大戏剧学的戏剧学院院长”，后来才知并非如此，而是“一个颇有工作能力又广受拥戴的正厅级官员”。后面这一种身份，虽然听起来也不错，却让我成了一个官场的“通用部件”。若要说“专业”，那就是“专业官僚”。我看了一下集中向我扑来的那么多更高的官位，无论是部长、副市长，还是主任、副主席，都要求凌驾各个不同的领域，说着差不多的话，开着差不多的会，听着差不多的汇报，作着差不多的指示。几乎所有来劝我升迁的官员都诚恳地说：“从一个小范围的学者，变成一个大范围的领导，不要舍不得原来的专业。”
但是，我还是舍不得。我在写作《世界戏剧学》过程中，精研了世界各国几乎所有重大的文化史、艺术史、美学史，并用自己的判断进行了完整论述。在此之后，我又连续完成了开创性的《中国戏剧史》《观众心理学》《艺术创造论》，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让中国和世界在美学上互相认识，这无论如何是一件大事，我已经做了那么多，如果半途放弃，会造成历史缺憾。
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懂得，进一步的研究必须是现场考察，亲自抵达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全部重要遗址。这是一个需要行走万里的巨大生命工程，具体方案当时还没有形成，但已经感觉到比我已经完成的每一项学术工程都更加重要。而且，在敢于拼死冒险的勇气上，文化领域似乎还无人能与我相比。
这么一想，官位在我心中就轻如鸿毛了。很多高官劝我把官位和文化同时兼顾，但我心中明白，这在时间和心态上都不可能。
我这个人，对于想明白了的事情，绝不违心敷衍。我在灾难时期的全部经历，早已证明了这一点。我知道生命如何无聊，又如何闪光；我知道心灵如何蒙蔽，又如何明亮；我知道自由如何被冻，又如何融化；我知道独立如何遗失，又如何找到。于是，我的选择也就不言而喻了，那就是义无反顾地辞职。
辞职的过程非常艰难，我整整辞了二十三次，因为当时全国还没有一个这样级别的官员在没有犯错误的情况下辞职。这个经历我在多篇文章中提到过，这里就不重复了。很多文化教育界的朋友打赌发誓，说我的辞职绝对不可能被批准。如果批准了，他们也都会跟着辞。其实，真正下定了决心，怎么会辞不掉呢？
有趣的是，那些朋友一个也没有跟着我辞职。我扭身向后看，一直只有自己的一行脚印。
五
辞职，是我“破惑”的结果，因此对于辞职后的日子，没有一天不适应。
不错，身边的一大群“处级官员”不见了，随便讲一句话就有人点头执行的架势不见了，从此跟随我的，只有一身薄棉衣，一双旧跑鞋，一片大沙漠。
但是，我可以到任何自己想去的地方，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先是穿过一片荒原到了唐朝，久久流连，不愿出来。于是，我心中早已萎缩的文思全盘复活，可以与李白、杜甫、王维畅快对话了。更重要的是，我对今后未知的每一天都充满悬念，充满好奇，充满惊喜，终于让生命拔离了天天都在重复的行政规程。
但是，我在这种心情中，一点也不会嘲弄仍然在位的朋友们。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不少朋友守在位上，我才有可能脱位而走，走在一个被管理着的天地间，一个有序的人世间。
我所反对的“官位之惑”，是把官位看大了，看重了，看成是生命之依、荣辱之界、成败之分。
在正常情况下，辛苦为官，只是自己的一种职业，而且是不太好的职业。财政官员并不是财富创造者，文化官员并不是文化创造者。因此，总的说来，做官不是一件值得荣耀的事情。勉为其难做了一阵，就要考虑尽早离开。如果亲属子女做了官，千万不要庆祝，而不妨较早地递上“破惑”的话语。
对于在官场消磨了大半辈子而终于离职的官员来说，应该充分享受自己并不熟悉的自由、独立、尊严。唯一不能做的，是长久回想着那些本不属于自己的官位，而且还希望别人也回想。人生最可怜的事情，是明明自由了却不要自由，明明卸除了镣铐却还在思念镣铐。
破除“官位之惑”，一直要破除到失去官位之后。甚至，还要破除到失去生命之后，因为那些悼词、碑文，是此惑的最后栖身之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