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吞噬中国中部，张作霖统辖华夏北部，孙传芳把持东南，三雄置民族于危亡之刻，也正是广州国民政府要扩大革命成果，意图反击，改写中国历史之时。
事出有因，当国民意识日渐扶苏，国共两党的合作也受到空前的挑战。
广东根据地的日异巩固，使得苏联人和共产党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敌人不是列强，而是割据地方的军阀，由此便协同国民党致力于南方军队的改造，并加强军权、行政、财权的管理。
革命形势日异高涨，使苏联人对国民党中右派力量的危险性做出错误估计。
廖仲恺案发生后，一些右派纷纷北上，得到段祺瑞的庇护，并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堂前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会期十天，共开二十二次会，到会有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邹鲁、林森、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叶楚伧、沈定一、茅祖权、溥汝霖、谢持、张继共十二人。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和吴稚晖因为公开**时机未到，采取暗中支持，没有到会露面。
这是一次非法的分裂国民党中央的会议，会上公开发表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宣言，攻击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并做出一系列的决议：
一、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党藉；
二、解除鲍罗庭；
三、开除汪精卫；
四、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中的李大钊；
五、取消政治委员会；
六、移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上海等。
西山会议矛头主要是对共产党，国民党中的一些元老公开为西山会议叫好。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也是其中之一，他并没有继承他父亲的统一战线，其个人的政治态度取决于他同香港买办阶层的关系。孙科作为广州政府的要员，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中执会的右翼集团。孙中山在世时，不只一次要求法庭对儿子侵吞公款的行为进行调查，但终因这个案件本身涉及到民众对其父的尊敬，也就做罢了。
这时的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还是个小角色，尽管他同苏联人有矛盾，但那是财政上的。蒋介石更关心财政部的钱是给国民党的军队还是给共产党的军队。汪精卫在这个问题上，一直站在苏联人的立场上，这也给两党党员一个激进的左派形象。
西山派分子分裂国共的面目表露出来后，国民政府马上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通过了汪精卫《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并宣布西山会议是非法的，并将主要人物谢持和邹鲁二人永远开除党籍，对其他参加西山会议的人给予警告处分，至于戴季陶未得中央委员会的许可，以个人名义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给予恳切训令。后来，戴季陶的这本小册子，成为国民党党员的“圣经”，作为国民党的理论基础。
国民党第二次大会，对蒋介石来说，有忧有喜。这是一次左派的大会，大会代表中有三分之一是共产党员，另有三分之一的人也受到共产党的影响；可是也有让他高兴的事，即“一大”连代表资格都没有的他，被推上了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的高位，同时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
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和苏联人取得的成绩，是和汪精卫分不开的。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得到国民党左派的好感，同时也得到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信任和支持，一时间，他成为广东国民政府重要人物。蒋介石势头很好，“二大”他仅比汪精卫少一票当选执行委员，两人一人管党务，一人管军务。
政治魁首总是貌合神离，相互猜忌，汪精卫从心里是还是瞧不起蒋介石，他曾对陈公博说：“我跟随孙先生出生入死时，蒋介石不过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二等兵，在北海道选刷战马，他现在到处以领袖自居。”
陈公博知道，汪精卫对蒋介石不满是因为民国十五年元旦时，参加群众集会，蒋介石处处表现自己，身着笔挺军装，戴着白手套，披着惹人眼目的大斗篷，其军事领袖的姿态，无疑这刺激了国民政府第一元首。
陈公博是站在汪精卫一方的，正巧，蒋介石的盟兄弟陈肇英走私，被共产党员李之龙查获，报告了汪、蒋、陈。军事委员会立刻将陈肇英割职，而蒋介石从中说情，汪精卫和陈公博都没给他面子。汪清卫在这件事上，算是出了口气，又得个大公无私的美名。蒋介石却认定这是汪、陈有意伤他的面子。
蒋介石和汪精卫公开较量，还是由一个叫王懋功的师长引起。
王懋功原是许崇智手下的一个旅长，后投蒋介石，做了第二师师长。二次东征时，汪精卫任命王懋功为代理广州卫戍司令。王懋功所以又投汪精卫，原来他与蒋介石的心腹王柏龄在争权分赃时积怨颇深。
王柏龄对蒋介石说：“校长不能相信王懋功，他是靠反水起家，将来必遭他的暗算。”
后来，王懋功暗中与汪精卫通款，汪正愁没有军权，所以立刻结盟。王柏龄从中挑唆说：“校长，你看我的话是说对了。现在有很多人对校长不满。”
蒋介石最恨别人插手军务，犯独揽军权的大忌，他说：“谁对我不满？”
王柏龄说：“最不满的只有一个人，可一个人却顶得上千军万马。”
蒋介石有些不耐烦说：“你别卖关子，到底是谁？”
王柏龄说：“是汪精卫。校长应该想想，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为何将广西军队编为第八军、第九军，而现在广东有六个军，不设第七军是为何？”
一句话，引起蒋介石的猜忌，说：“有道理，按照常规，应该依次排列下去，第七军偏偏留起来不发表，暗示我的部下要是叛离我，推倒我后，再拿第二师和二十师编成第七军，以第七军军长的报酬来答谢对我的背叛。要不然，第七军留给谁呢？我想现在是有人不想要我了。”
蒋介石从王柏龄那里得到这些暗示，有些吃不住劲，想来想去，就决定要试探汪精卫。
广州的国民党右派自胡汉民走后，也都没有办法，心里对左派怀有敌意，但“二大”以后，谁也不敢表露出来。蒋介石对汪精卫进行试探时，也为自己找好退路，非常明显，如果想得到一些右派对他的支持，就得**，同汪精卫这个左派区别开。
蒋介石对汪精卫说：“兆铭，东江南路得到统一后，我想做短期的休息，想来想去，上海不想去了，倒不如去莫斯科，一来我可以和苏俄当局接头，二来又可以多得些军事知识。”
蒋介石所以提出去莫斯科，也是事先有人无意间问他去莫斯科什么时候启程。说者完全是无意，可听者有心，蒋介石以为这是共产党或汪精卫的阴谋，便就坡而下。
汪精卫虽然对蒋介石有成见，但还没到赶他走的地步，看到蒋介石满脸诚恳的样子，便说：“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现在正是革命的紧要关口，无论如何你也不能走。正是军事时期，你若走后，南方的军队怎么办？”
蒋介石一次试探还不死心，找机会又对汪精卫说：“虽然是军事时期，可还没大举进攻，我实在也是有些累了，不如趁此机会，作些调整，也好恢复一下身体。再说，我留在广州也无关重要，若军事上有大的变故，我马上就能回来。”
本来是个书呆子的汪精卫，看到蒋介石满面疲惫的样子，说话口气又很虔诚，没抗住蒋介石的试探，他说：“这样也好，趁着军事上没大行动，你也尽快恢复一下。”
这一来，蒋介石对自己的判断坚信不疑。谨慎起见，他又开始第二步刺探，可这次却换了个对象，直接找到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说他要去莫斯科，希望陈璧君和曾仲鸣陪他出国。陈璧君本是好事之徒，听到有这出游好事，自然巴不得马上启程，便满口答应下来。
日后，陈璧君每天催促蒋介石上路。蒋介石去莫斯科是假，他就是打算刺探汪精卫是否真心留他，现在见陈璧君天天催他动身，遂相信这是汪精卫的一个阴谋。更巧的是，有一条从俄国来粤的船，构造比较先进，苏联方面便请军事总监蒋介石登船参观。蒋介石听到后，本想拒绝，可又想最后打探一番，便请汪精卫共同参观俄舰。汪精卫在苏俄参观过这条船，没有答应，蒋介石也以借口推掉邀请，由此也就更相信这条船是来绑架他的，也使他最后下了**反汪的决心。
汪精卫对蒋介石这些活动并无所知。他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力量，一切事多与鲍罗庭商谈，他在中央执委常委会上提议，命周恩来为第一军副党代表，李富春为第二军副党代表，朱克靖为第三军副党代表。同时，汪精卫又提请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陈肇英事发后，汪精卫又下令提升共产党员李之龙任海军局代理局长，严令王懋功，制止“孙文主义”集会游行，公开批评“孙文主义”的**行为，他说：“土耳其革命成功，乃杀共产党；中国革命未成，又欲杀共产党乎？”蒋介石对汪精卫这些左派倾向，持保守态度。
同时，蒋介石也欲求在战争中，扩张自己的实力，还在195年底，他就提出北伐，对汪精卫说：“我们的政府已经有力量向外发展了，如果此时不动，等地方军阀们站住了脚跟，我们反而不好扳倒他们了。”
对蒋介石的打算，汪精卫没有察觉，他说：“现在还不是时候，本党现在团结不够，军心也不算太稳定。”
蒋介石说：“可从敌人内部看，崩溃一天快似一天。只要本党加强努力，可以将军阀一概打倒，我看可以直接打到北京。”
汪精卫也曾动过心，可他找到苏联顾问季山嘉后，态度就明朗起来，不同意蒋介石的马上北伐，认为国民革命军何时才能对北军保持技术上的优势还很难说。汪精卫说：“总之，现在谈北伐还早，由于军事上和政治上还不够成熟。”蒋介石早就有从东海沿岸进军，尽早从江浙财阀取得支持，以便扩展势力，进而统一中国。
蒋介石猜忌心过重，196年初，苏联顾问季山嘉将北伐的议题提出来后，主张海道出兵往天津，援助国民军时，并请蒋介石赴北方帮助冯玉祥练兵。蒋介石认为这是苏俄和汪精卫玩的花招，要以冯玉祥来代替他，他们这样做是有意将他排挤出广州。蒋介石以种种理由不从，由此也同苏俄顾问季山嘉结了仇。
当时，汪精卫见蒋介石没有态度，将北伐的事暂时放下来。
蒋介石决意使出以退为进的手段，忽然向汪精卫提出辞去一切军职的要求，并正式提出“赴俄休养”，另致电鲍罗庭要求撤换季山嘉。
蒋介石这一手，把汪精卫弄得措手不及，连发两封电报给蒋介石，百般诚恳，电云：“军职一事，弟实不宜辞，是否因经费无着？此层兆铭昨夜曾想及，故今晨致弟一电，请开预算单。以后弟无论辞何职，乞先明以告我。如因兄糊涂，致弟办事困难，则兄必不吝改过。”汪精卫电报发出后，不见蒋介石有何表示，遂亲访蒋介石，从上午谈到下午，言辞恳切，说到动心处，不免泪流满面，劝其打消辞职念头。
蒋介石最后屈身造访汪精卫，直接向汪精卫表示，若不想让他辞职，就让苏联顾问季山嘉回国。
对此，汪精卫没敢轻易表态。最终，季山嘉还是辞职回国了。
由此，蒋介石看清汪精卫软弱的一面，决定要对汪及国民党左派进行一次试探性的攻击。
196年月18日，黄埔军校交通股股长欧阳钟到海军局传达蒋介石的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
得令后，海军局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于月19日将中山舰开赴黄埔，可蒋介石却声称“并无调遣该舰的命令”。李之龙有些奇怪，请示蒋介石后，又将中山舰开回广州。中山舰往返黄埔和广州之间，纯属执行命令。可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抓住此事大作文章，说这是共产党要暴动的前兆，因李之龙是共产党员，一些黄埔学生不明真相，这个消息很快传开。
他当着学生的面，声称这是“无故移动，是非法”。月0日，蒋介石以中山舰有“变乱政局之举”，擅自宣布广州全城戒严，特别任命欧阳钟为海军舰队司令，将李之龙逮捕，占领中山舰，并派兵包围苏联顾问团卫队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纠察队枪支，同时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政治工作人员囚禁多名。
这就是震动国民政府的“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事件发生时，汪精卫身体有些不适，在家养病，见陈公博匆匆赶来，面色苍白，对他说：“兆铭，蒋介石下手了，他在搞政变。”
汪精卫一时摸不着头脑，静下心听完陈公博的报告，不禁大怒。
这时，朱培德也来到汪府，手里拿着蒋介石一封信，那信中称：“共产党阴谋暴动，不得不紧急处置。事后通报，请求汪主席谅解。”
汪精卫丢开信说：“这个蒋介石，是共产党要暴动，还是他要暴动。我是国家主席，又是军委主席，这样的大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不行，我得当面问问他是怎么回事。”
陈公博说：“主席还是先不去为上策，待我们去把事情原委弄清，你再同介石对质也不迟。”
汪精卫一时急火攻心，窝不下这口气，听到大家劝阻，便冷静下来，他知道蒋介石头脑过人，事情处理不好，然自己反而不利。
陈璧君也在旁苦劝正在患病的丈夫。
汪精卫对陈公博说：“那也好，你先去看看究竟。不过，你们可以告诉蒋介石，我在党内有我的地位和我的历史，不是谁想推就能把我推倒的。”
陈公博走后，汪精卫还哪里能休息，他让朱培德把李济深等几个军长找来，对他们说：“蒋介石的行为已构成非法，你们应该表个态。”
几个军长虽然和蒋介石有矛盾，但这些人大多不愿事情复杂，明白这是蒋介石和汪精卫争权，权衡得失，都瞅着汪精卫一声不吭。
汪精卫以为这些人不得要领，在等他的态度，于是说：“我看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把蒋介石给扣留起来，他现在公开反对总理，支持孙文主义，反对总理的三大政策，把苏联顾问团卫队的枪械都给缴了，不采取紧急措施是不行了。这就是我的态度，几位将军有何高见和办法，不妨讲出来。”
几位将军仍然不言声。汪精卫知道现在蒋介石的地位再也不是那个在北海道洗刷战马的二等兵了。为了给丈夫下台阶，陈璧君出来打圆场，让汪精卫先休息。几位军长像是得了赦令一样，匆匆离开汪府。
这个打击对汪精卫是致命的，但他希望共产党方面和苏联人能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陈公博又回到汪精卫家中，告诉他情况比较严重，共产党似乎有向蒋妥协的意思，苏联人对蒋介石的行动，也不置可否。汪精卫有时就像个书呆子，在这场血腥的斗争中，他更多感到自己作为国民政府主席受到的伤害，自尊心有些受不了。于是，他致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病假，声称：“甫一起坐，则头晕不支，只得请假疗治，所有各项职务，均请暂时派人署理。”
傍晚，蒋介石前去探望汪精卫。
陈璧君忙里忙外，而汪精卫称病不起，对蒋介石怒目而视，两人交谈几句，各怀心事分手了。自此，汪精卫行踪不定，一切事项由陈壁君出面。
国民政府部门，不得汪主席要领，倒是陈璧君口快，她说：“兆铭不想出头，虽然身体不好是一方面，别一方面也是让蒋介石好好反省。”
实际上，蒋介石这次行动，早就把汪精卫的病治好了，他现在精力旺盛，暗中悄悄观看广州时局的变化，根据多年的经验，他不相信苏联人和共产党对蒋介石没有一点反应，如果苏联人和中共方面反击，压倒蒋介石，他则可以出面坐收渔人之利，借机收拾残局，亦可把老蒋置于死地。
汪精卫观察一段时间，结果让他大失所望，苏联人对蒋介石采取了步步忍让，中共方面为了北伐大计，似乎是认同。其中作为宣传部长的毛泽东，曾要求严厉处理蒋介石，但没得到重视。
蒋介石还哪里有什么“反省”行为，局势已经无法挽回，几乎按着蒋介石的计划发展，他除了给中央执委会一封自请处置的呈状外，经过“中山舰事件”后，他反而倒成领袖了。李之龙仍还以“特种嫌疑，受到查办”。汪精卫从朱培德那里得到一封蒋介石的信，才从中看出蒋介石这个“一石二鸟”的手段。蒋在信中公开了他对汪精卫及左派势力高涨形势的不满，也表示了他对汪本人的猜忌。
无论从各方面，汪精卫本可以同蒋介石斗争一番，现在正是北伐的开端，蒋介石就是对左派心怀不满，但碍于当前的局势，也不敢对汪精卫有太过火的行为。
汪精卫到底文人气，最后却决定出国。他的脆弱，使苏联人和中共方面深感失望，因为蒋介石右派嘴脸已完全暴露。
汪精卫决定出国退出后，致函蒋介石说：“今弟既厌铭，弗愿与其共事，铭当引去。铭之引去，出于自愿，非强迫也。”
蒋介石显出另一面，即复函汪精卫说：“譬有人欲去弟以为快者，或有陷弟以为得计者，而兄将如之何？以弟之心推之，知兄必无负弟之意。”
汪精卫就这样被蒋介石这位弟弟一脚踢出广州。
陈公博在送汪精卫离粤赴港时，曾说：“兆铭兄，你这样走，是不是也太急了些。蒋介石他的予头是对共产党和苏联人的。”
汪精卫说：“蒋介石有野心，这我早就知道。他搞这么大的事情，连我这个当主席的都不告诉，你道他是为了什么？他是借此事打击我和中共方面。我作为党的总代表，你说我能怎么办？”
陈公博说：“你这样走，像是负气，为何不同他把事情讲明白。有一句话我不知该不该问？”
汪精卫说：“你就问好了？”
陈公博说：“你这样是不是希望蒋介石能公开挽留你？”
汪精卫听后哈哈大笑，连说陈公博看问题简单。陈公博不得要领，也就不好深问了。
汪精卫好讲大话，陈公博所问之事，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汪精卫让蒋介石给弄成这个样子，但他仍能与蒋“称兄道弟”，也是给自己留条后路。汪精卫虽然可称得上国民党中的元老人物，但他无论在政治、军事上都没有坚强的后盾，本人虽然口头上主张联共、扶助农工，骨子里还是害怕中共的革命势力，所以他也就无法真正依靠工农和联合共产党，一遇到事情常表现出软弱、妥协、摇摆等弱点。加之汪精卫本是个诗人，爱赶时髦，好讲大话，这样一来又使他很容易走极端。
汪精卫赴港，在船上，碰到一个他最不愿意碰到的人，那就是胡汉民。这对难兄难弟，本是民国创始人孙中山的左右手，如今汪精卫成为左派的舵主，而胡汉民为右派的领袖，却都让共同的朋友蒋介有意无意“挤”出海外。如今相见，都有些难为情，无言间也流露出彼此苦衷。
胡汉民和汪精卫仍是道不同，因而也只是问些身体的情况，各自相安了。
汪精卫离粤，蒋介石处理事情更简单了，中山舰事件，只是蒋介石**的端倪，他现在还不敢和共产党决裂，一是威名还不到，二是北伐还需要苏联人的军事援助。但事情总要有个收场，蒋介石上书请求处分：“此次事起仓卒，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自请从严处分。”另外他又对黄埔军校学生说：“本校长对共产分子，一向扶持提携，不遗余力。此次事件，不得以个人而牵动全局，尤其中正作为校长，更不忍扩大分裂。”
没多久，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次会议上，以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关系为名，提出一系列“整理党务案”，其中他提出：“共产党应将其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所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在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数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凡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共产党对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所发一切训令，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
由于中共方面继续采取退让妥协的方针，一系列提案，在表决时全部通过。
根椐蒋介石几项提案，共产党人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分别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农民部长、代理宣传部长和常务委员会秘书等职，由蒋介石、甘乃光、顾孟余分别接任，并请西山会议派的邵元冲任青年部长，叶楚伧任常务委员会秘书。
为了取得江浙财团的支持，蒋介石把张静江拉上“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宝座。二次会议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率陆、海、空各军。
这样一来，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满足他第一步**的愿望，将共产党人排斥出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在北伐前实现他集军权、党权为一身，为日后“领袖地位”埋下伏笔。
中山舰事件中，蒋介石虽然扫除了最大的障碍汪精卫，但还不能公然破坏孙中山的统一战线，为此他也牺牲了几个右派战友，并让自己的儿子蒋经国赴莫斯科学习，表明自己对革命的真诚。蒋介石为了应付突发事件，趁着竞争对手慌乱之际，将自己的人安插在对国民党有重要影响的位置上。
当年，蒋介石在上海滩不名一文时，是青帮人物陈其美帮助他爬出泥潭，其实就是没有陈其美，泥潭也是陷不住这个一心向往荣誉的士官学校出来的优秀毕业生。现在，蒋介石可以报答陈其美这个庇护者的恩德了，他将陈其美的侄子陈立夫，拉进了国民党组织部。陈立夫没有辜负蒋介石的垂爱，创办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
这也是蒋介石秘密特务活动的开始，中统局在学校、报社以及工厂，安插自己的奸细，报效其主子。陈其美的另一个侄子陈果夫，也从青帮中转入国民党组织部。兄弟二人，日后建成并经营着令国人谈虎色变的CC派，形成一张庞大的间谍体系，为蒋介石的统治立下汗马功劳。
无论是中共和苏联人，也不得不承认蒋介石事实上已成了国民党的领袖，军队、警察、党和国家所有机构，实际上都控制在他的手里，但现在离国家统一还很遥远，他的竞争对手和嫉妒者都没有放下武器，他要得到更大的权力，就不得不谨慎小心，免得翻船。
汪精卫从香港转道法国，得知蒋介石在广州的所为，也是有苦难言，每每遇到有海外记者采访时，他总是声称自己是出来休养。汪精卫在法国期间，做起了寓公，整日读书作诗，过着“丽蒙湖上观落日”、“胭脂新染凝脂肤”的惬意日子，为躲开外国记者的采访追踪，老向外透露“病体缠身”，渐渐还真就病倒了……
就这样，汪精卫遥望着政敌在国内“如日中天”的事业，开始了长达十个月的海外游子生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