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在北京如坐针毡，深知国民军救不了他的驾，因为刨起根来，那国民军本也是直系的基础，于是将目光投向奉系。
驻北京的鹿钟麟部，面对奉系强大的攻势，仍公开表示，撤兵并非战败，如果奉系再以武力压迫，誓当与进犯者决一雌雄，而且国民军在北京外围建立了防线，决定暂不退出。鹿钟麟，字瑞伯，河北定县人，学兵出身，早年曾是北洋第二十镇下级军官，后转入冯玉祥部任炮兵团长，随后升到旅长，遂成为冯玉祥的副手，现任国民军前敌总指挥，京师警察总监。现年四十岁。
奉军对于鹿钟麟的强硬，有些棘手，张作霖急急召集部将在秦皇岛开会，张宗昌、李景林、张学良等都由天津赶往参加。张作霖认为攻进北京是早晚的事，如果国民军有撤出的意思，可以稍等。他对政府的态度是推北洋元老王士珍为总统，靳云鹏为内阁总理，但在形式上仍由吴佩孚主持政局，以堵住吴佩孚的嘴。
奉军军事会议期间，张作霖听说李景林也来到秦皇岛，破口大骂说：“他妈了巴子的，他还有脸来见我，我不是看在大伙的面子上，当下就毙了他这个王八蛋的。我不见他。”
张宗昌知道张作霖对李景林暗通郭松龄一事耿耿于怀，就在一旁劝解说：“老帅，你就见见他吧，为这事，他后悔极了，都是郭松龄求他，他们本是朋友，不好意思出卖他，想和老帅讲，又怕老帅怪罪下来。他也是没想到郭松龄能成气候的。当时郭松龄不是也找我了，只是我留个心眼，马上和老帅讲明，要不也讲不清了。”
张作霖话一转说：“效坤，我是听到有关你的风言，当然，我不信啊！效坤怎么可能干这种不是人的勾当。”张作霖是有意点张宗昌一板，实际上，郭松龄反奉，张宗昌和李景林都是知情者，不过，现在张宗昌独揽山东，张作霖为安抚他，轻轻点拨，也是不让对方拿他当傻瓜。
张宗昌说：“谁他妈要干这种对不起朋友的事，让他不得好死。老帅，我斗胆说一句，我虽然不是跟老帅一块起来的，可我是老帅给抬举起来的。”张宗昌不想让张作霖为难李景林，因为这也影响他的利益，便借题发挥又说：“老帅，就算我求老帅了，你还是见见芳晨吧。老帅要是相信我，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如何？”
实际上，张作霖也是拿拿劲，他自有用人之道，只是做样子给底下人看，经张宗昌这么一说，也就点头了。
李景林现在只是想让张作霖放他一把，因为他的家眷还在奉天，一进大厅，当着奉军众将领的面，跪在地下痛哭不已。张作霖似乎也动了情，上前把他搀扶起来，允许他参加会议。李景林虽然靠着张宗昌夺回直隶地盘，可自己明白，要想站住脚也不易，在会上便当着张作霖的面表示，愿意将直隶军务督办交给张宗昌手下大将褚玉璞代理，他决不回职，愿意戴罪立功。张作霖这才咧着大嘴笑起来，表示回奉天后，马上放他家眷。
秦皇岛军事会议后，张作霖回奉天，并命直鲁联军仍围北京不可懈怠。
这时的北京，已经让奉直围紧，段祺瑞心里更是七上八下，比较起来，他更希望奉军得手，张作霖总比吴佩孚能对他好些。他命心腹让国民军唐之道开回一旅，用以自卫。唐之道这人，曾在段祺瑞内弟吴光新属下，任过执政府的卫队，后来改编国民军第一军第九师，驻防滦州，现已开回通州。段棋瑞以警卫司令一职为诱饵，让唐之道脱离国民军，供他个人使用。同时，段祺瑞还授意组织京师保安会，推王士珍为会长。段祺瑞表面上说，等国民军撤出后，这支民团可以维持北京治安，实际上他是打算成立一支私人卫队，以求万一。
局面异常混乱复杂，段祺瑞绞尽脑汁谋退路时，国民军也没闲着，因不愿放弃北京，第一军和第三军的将领便和吴佩孚的部下取得联系。吴佩孚的一些部下也希望达成一个直系大团结局面，恢复直系昔日的光荣，遂达成“国民军放出曹锟，恢复法统，并让出京汉线”为双方合作的条件。吴佩孚的部下认为这个条件对直系是有利的。可这个消息很快让奉系知道了。张作霖一听头皮就发麻，急致电吴佩孚，质问此事。
吴佩孚坚决表示没有此事，还发誓说要和国民军决战到底，除非国民军无条件投降。吴佩孚这样一讲，张作霖释然了，可国民军的将领又有些坐不住。张之江为了保住实力，派部下郭殿臣到天津与张学良、张宗昌接头，希望停战议和。张之江要求议和的情报，张作霖和吴佩孚同时知道，不过双方的态度却大相径庭。张作霖对国民军的回答是，他本人对张之江并无恶感，但国民军不能空口无凭，如果想议和，国民军须移驻一定地点，等候改编。吴佩孚决不相信张之江能与冯玉祥脱离关系，他认为对国民军只有两种办法，他说：“一则按照方略急进，迫令该军缴械；一则令该军将领自行解职，并将所部悉数交出，听候共同收编。其将领之生命财产，并为保护，且可另予位置，以酬其减免战事之功。”
国、奉、直勾心斗角之刻，北京城正处于战火蹂躏之中。
四月初，京城正是春暖袭人，槐柳结芽，然而这些军阀哪里还管什么时辰，奉鲁联军的飞机在北京上空盲目投掷炸弹，处处狼烟，屋毁人伤，而国民军的几架飞机也升空还击。老百姓大都躲在屋里不敢出门，小孩子们瞪着大眼睛，从窗缝内看那天上飞的大铁鸟，也不能去上学。百姓们只能在屋里求佛保佑平安。
最后倒得外国人出面，因外交使团对北京周围作战和飞机投弹之事向段祺瑞提出抗议，飞机算是不往下扔炸弹了。
北京相对安静些后，外围战火一刻没停。奉军汤玉麟占领热河全境，宋哲元部退往张家口。4月7日，直鲁联军对北京下达总攻击命令。晋军将领阎锡山见到有机可乘，不想好处让吴佩孚一人占了，便表示要共同对付国民军，遂派代表到石家庄与吴佩孚手下靳云鄂相见，商定晋军出兵大同，袭击国民军后路，使之没有缓手的时机。
这样一来，国民军可谓大势已去。
段祺瑞命吴光新在天津与张学良、张宗昌保持联系，同时又将卫队旅归唐之道指挥，左思右想，决定还是把赌注押在奉军上。他急命卫队长戴光升进府，说有要事相谈。戴光升见到段祺瑞后，见执政非常客气，还亲自为他泡了杯茶，把个卫队长弄不知如何是好，但还是感觉事情有些不妙。
段祺瑞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可以信任，找你来事关重大，关系到国家前途。”
戴光升说：“执政，都到了这个地步，你有什么话就尽管吩咐，我跟随执政也有一段日子了。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出来。”
段祺瑞叫一声好后说：“国家就缺少你这样的义士。现在情况万分紧急，国民军已经和吴佩孚同流合污，现在政府要尽快控制北京局势。”段祺瑞有些话还是不敢轻易讲出来的，他希望将国民军的将领逮捕，然后与奉军里应外合，把国民军赶出北京。
戴光升听罢说：“看执政的脸色有些不对，我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重任。保卫京师是我们做军人的本分。”
段祺瑞咬了咬牙，接着说：“问题不像你认为那么简单，我现在命令你尽快做好准备，二十小时之内，将鹿钟麟逮捕。他现在以国民军和京师警察总监的身份，暗通吴佩孚，策划推翻政府。这个任务能完成吧。要是困难，我再将唐之道一个团归你使用。”
戴光升一听，毛发顿竖，鹿钟麟原本是国民军的将领，一直在同奉军浴血奋战，段祺瑞这样一来，不是向张作霖输诚吗？戴光升本是个小小的卫队长，觉得无论如何不该搅进这样重大事件中去，表面答应照办，要求回去部署卫队，暗中却将风声走露出去。
鹿钟麟听到这个情报，大怒，国民军为了平衡各方势力，不得已才对段祺瑞网开一面，哪里料得他要在暗中下手。鹿钟麟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最后决定对段祺瑞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
凌晨二时，鹿钟麟下令关闭城门，切断电话线，命第二师师长门致中派兵赶往吉兆胡同段祺瑞宅及铁狮子胡同国务院、中南海等地，想尽一切办法把段祺瑞给抓起来。不料，当士兵赶到时，段祺瑞闻风逃掉了。原来段祺瑞决定将鹿钟麟抓起来时，也为自己准备了后路，他也不相信自己的卫队能忠于自己，再说鹿钟麟手里还有几万人的部队，一旦失手，后果也很难预料。为了自身安全，段祺瑞在东交民巷德华银行后面偷偷租定房屋，安福系的李思浩、曾毓隽等一直住在里面筹划，当鹿钟麟一动兵力，段祺瑞门徒知道事泄，马上通知日本人用汽车将段祺瑞接到租界。段祺瑞与鹿钟麟的士兵前后仅差二十分钟。
北京政变后的第二天，鹿钟麟以警备司令部的名义张贴布告，历数段祺瑞的罪状。布告曰：“段祺瑞自执政以来，祸国殃民，无所不至，最著者如金法郎案，近者有‘三一八’惨案，尤为国人所痛恨。其左右亲近皆安福余孽，逢奸长恶，违法营私，挑拨战争，涂炭生灵。本军为国家计，为人民计，迫不得已，采用严重办法，力行制止。一面保护前总统曹公恢复自由，并电请吴子玉帅即日移节入都主持一切。京师地方秩序，仍由军警负责。”本来原稿中还有“派兵监视，听候公决”等语，因为段祺瑞溜掉，又将这些词句删去。
鹿钟麟得手后，先将段祺瑞子女及朋党的干政鬻官等勾当一一列举，后又把吴佩孚吹了起来。仅一天，国民军便控制局面，城门开放，一切交通电讯机关也恢复原状。鹿钟麟示意王士珍出面组织“北京临时治安会”代行政权机关。
为讨好吴佩孚，鹿钟麟放出曹锟后，又代发电文，文中以曹锟的口气说：“鹿君识见过人，深明大义，愿隶麾下，以当前驱，即遣该师师长韩复榘赴汉报告。时至今日，论公论私均无再战之理，鹿君如此倾向，尤应曲成全。望即电达奉系，停止军事，以后大计，尽可协商。”鹿钟麟很明显是联吴抗奉，他不等吴佩孚作答，又表示北京部分地区可划分给吴佩孚驻防。同时，靳云鹏有张作霖的支持，又自恃为张的儿女亲家，自己的弟弟靳云鹗又是吴佩孚手下头号大将，也蠢蠢欲动，有意出面组织内阁，摄行总统权力。北京各派遗老，也不甘寂寞，一时间北京又是乌烟瘴气。
段祺瑞哪里能咽下这口窝囊气，躲在租界内，频频发出通电，声称北京发生政变，执政不能行使权力，现北京政府所发命令、通电全部无效。北方简直乱成一锅粥，都想伸头吃一口，可是谁又不敢轻举妄动。
外交总长胡惟德突然跳了出来，他代表几个阁员举行非常会议，并宣布在政局未定之前，由他来维持现状。可是各方对胡惟德的提议根本不加以理睬。
由于鹿钟麟对吴佩孚采取妥协态度，京汉线铁路开始通车，吴佩孚的部队源源不断地开到长辛店、卢沟桥，吴的代表田维勤也到北京与鹿钟麟见面，让鹿出面要求奉军停战，只要奉军息火，国民军马上撤出北京。
奉军没有接受，张学良、李景林、褚玉璞三人联名通电对鹿钟麟指责说：“鹿钟麟前日拥段，今日驱段；前日捉曹，今日放曹，一年之间，一人贤否，前后大异，一日之间，两公地位，彼此互易，好恶无常，恩仇不定。”吴佩孚见到奉军公开反鹿，而且自恃部队已控制京都，便分别发出四封电报，一是向张作霖表示国民军必须全部缴械；二是劝张之江、鹿钟麟交出部队后，才能另行重任；三是回答田维勤，国民军一天不缴械，则他一天不能北上；四是告诉王士珍，指责鹿钟麟乞和缓兵，离间待变。
吴佩孚和张作霖的强硬态度，使国民军最后求和的计划归于失败。
奉军占领通州，吴佩孚部攻克西苑，国民军只有离开北京，退往南口。
4月15日，唐之道忽然把他的部队开进北京，自称“京师总司令”，出面维持治安。第二天，段祺瑞见国民军已经撤离，便从租界地回到吉兆胡同段府，宣告复职，他首先下令罢免鹿钟麟，为讨奉、吴欢心，撤消齐燮元、吴景濂等通缉令，并请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公推一人组织内阁。段祺瑞这一措举，私下已由安福死党同张作霖达成共识。吴佩孚不明真相，按照他的意思段祺瑞早就该四处躲藏了，怎么还敢公开通电复职？吴佩孚急忙致电张作霖，问这是怎么回事？张作霖明知此事是为了应付直系变故所为，可此时，他还需要与吴佩孚合作下去，也只能丢开老段，解释自郭松龄事变后，奉系与段祺瑞决无任何电文往来，此举纯是安福系从中捣鬼。
吴佩孚得到解释，特命唐之道派兵监视段祺瑞，并命逮捕全部安福系分子。唐之道原还打算从段棋瑞政府里得些好处，可此时，见吴佩孚势力已经伸过来，不敢对吴加以反抗，可就这样出卖段棋瑞，又于心不忍，遂私下来到段祺瑞住所，将电文给段祺瑞看过，并说：“段公，我不能见死不救，这种局势，兄弟也帮不上忙，我看你还是想想后事吧。”
段祺瑞看到吴佩孚的电报，心中甚是难受，谢过唐之道，无奈地说：“看来我也只能走了，原本以为吴佩孚能以国家利益为重，看来他也是个野心家。可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啊！”
段祺瑞说完这话，再观周围安福系分子，看到谁，谁就低头，几个月前，这些人都想巴结段祺瑞得个官当，现在大军压境，谁也弄不清吴子玉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心里都打着鼓。
这时，段祺瑞的内弟吴光新从天津赶来，对段祺瑞说：“雨亭请你原谅，照现在的发展，他也无能为力，唯一能保证的，就是能让你安全离开北京。”
段祺瑞真是欲哭无泪，早知有今天，何必当初呐。他匆匆下了几道命令，然后说：“就让胡惟德代理内阁总理，摄行执政权力吧。”写过委任状，段祺瑞率死党曾毓隽、梁鸿志、吴光新、姚震、姚国祯、许世英、曲同丰及儿子段宏纲，连火车都没敢坐，乘汽车在奉军的秘密保护下，逃到天津。
段祺瑞离京后，给胡惟德留下个烂摊子，要命的是，这位内阁总理的话没有一个人听。胡惟德，字馨吾，浙江吴兴人，今年正是花甲之年。胡惟德早年在上海广方言馆毕业，后出洋任英国公使馆翻译学生，后升随员。清末任驻俄公使，多年来，一直从事外交事业。本是学究的胡惟德，就这样让段祺瑞给推到首相位置上，名义上是总理摄政，实际上是无事可做。鉴于局势，他只好呆在国务院内，处理与外交有关的事宜，静观事态。
胡惟德自段祺瑞命他为内阁总理到吴佩孚最后把颜惠庆给推上总理内阁宝座，前后将近一个月。这就是说此时的中华民国有一个月时间处于无政府状态。诺大国土，此情此景，成为笑谈。
段祺瑞离开北京后，又是一朝臣子，直系要员齐燮元、王怀庆及奉系大将张宗昌、李景林、张学良、褚玉璞陆续进京。
奉系让了一步，北京周边由直系王怀庆任卫戍总司令。
实际上，张作霖对吴佩孚也非常不满，现在他们共同的敌人国民军虽退出北京，但实力还在，双方还要合作，故而才没箭拔弩张。可吴佩孚得寸进尺，提议让原曹锟手下的总理颜惠庆出来摄行总统职务。张作霖并不同意，又不好同吴佩孚闹翻，对吴提议不表态，来个无声抵抗。吴佩孚的力量多为杂牌军，在北方的实力不如奉系，而张作霖不仅拥有奉系重兵，形式上，直鲁联军也归属奉系。正是双方意见分岐，北京政权成为僵局，很明显，如果没有奉张的支持，吴佩孚的任何主张也难以实现。
吴佩孚沉不住气了，单方面发布，曹锟恢复总统，同时通电下野，颜惠庆组阁，外交总长为施肇基、内务总长为郑谦、财政总长为顾维钧、陆军总长为张景惠、农商总长为杨文恺、海军总长为杜锡珪、司法总长为张国淦、交通总长为张志谭。
对这个提议，张作霖不感兴趣，便命奉系阁员不就职。
颜惠庆很为难，张、吴两方都不敢得罪，正准备辞职时，因为张作霖提出要同吴佩孚会晤，北京政权的僵局又得到缓冲。
于是，吴佩孚和张作霖的预备会议在天津召开。
张作霖的代表是杨宇霆，在会上表示，只让颜惠庆的内阁暂作“形式上的成立”，他说：“吴帅的‘护宪’是不能成立的，为了维护和平，让颜惠庆形式上担任总理，但摄政由海军总长。让颜惠庆做形式上的过渡，奉系已经做了最大让步。吴帅所谓的宪法，本是曹锟颁布的，而二次直奉战，奉军高举的就是反曹大旗，今日若提护宪，乃是自食其言，万万不可。”
吴佩孚的代表张其湟因为没有得到吴佩孚的具体意见，对奉系的提议没有反驳。
天津直奉预备会议的结果是：回避宪法；军事合作为先；颜阁过渡。
吴佩孚的代表回去后，就三个条约分析，认为如果再坚持颜阁，恐怕就要和奉系闹翻，会上提出由颜惠庆过渡，实际上也是给直系面子了。吴佩孚对此不再纠缠，算是让了一步。
奉直双方相互的让步，为吴佩孚和张作霖的北京会谈打基础。
吴佩孚决意北上，与张作霖会晤。
6月6日，吴佩孚和张作霖在北京怀仁堂会面。双方虽然经过一个月的协商，各方面的决议已经达成，但碍于过去你死我活的阴影，暗中也都防着一手，两人携手步入大厅，称兄道弟，客气有加，就在二人进入大厅正待落座，突然听到一声异响，双方卫兵立时抽出枪，几十双眼睛怒目相视。倒是吴佩孚稍显冷静，环顾四周，只见新任财政总长顾维钧在放帽子时，将衣帽架给碰翻了。弄清真相，大家不由嘘了口长气，那几十条家伙都上着顶门子呐。顾维钧更是吓得两腿颤抖，脸色苍白。
张作霖首先笑出声说：“妈了巴子，到底是当兵的，警惕性还挺高的。”旋即吴佩孚也哈哈笑起来，一场虚惊过后，双方交谈十分融洽，最后换过兰谱。吴佩孚年长一岁为兄，张作霖为弟，还手拉着手照了像。一时间，吴、张联手成为报上谈资，都云人世沧桑，几个月前还是你死我活，而今称兄道弟，想来国家交给这等反复无常之军阀，百姓们何时能见天日。
张作霖和吴佩孚就这样在中国中部和北部建立了新统治，双方决定北京暂由颜惠庆表面支撑，杜锡珪代行摄政，实际上这个内阁既不由直系军阀、也不由奉系军阀直接出面担任政府首脑，但暗地里，事无巨细，均得有吴、张点头，各项政令才能通过。
从此，北京政府再也没有总统、执政一类的人物。
吴佩孚和张作霖，在内阁问题上达成共识后，又决定对付国民军。吴提出由他独自攻打国民军，张作霖不甘落后说：“吴二哥，我当着你的面下令，今后奉军就是你的军队，你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得做什么。”
吴佩孚把眼睛笑成一条缝，于是，奉直共同制定对付国民军的计划，并决定占领南口后，吴佩孚南下对付南方国民政府，奉军继续追杀国民军。说起来，直奉在今后的一年里，争执不断，但他们对付革命势力的总方针却没有变，只要是对付革命军的，马上携起手来。
南北军阀达成协议后，吴佩孚抵长辛店，张作霖返天津。
北京剩下空架子内阁独撑门面，胡惟德交出了“权”，颜惠庆坐在总统府内也开始犯愁。颜惠庆，字骏人，江苏上海市人，曾入上海广方言馆学习，毕业后留美，在弗吉尼亚大学攻读，学成后，归国历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商务印书馆编辑、大清帝国驻美公使参赞、清华学校总办。中华民国后，任袁世凯外交次长，曾为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顾问，后又任外交总长等职。颜惠庆在曹锟手下就窝囊过，这回他又顶傀儡名，心里也很别扭。比较起来，和颜惠庆同是傀儡的杜锡珪，心情似乎好一些。
原来杜锡珪听到吴佩孚让他“暗中摄政”，可一行使政令，才知道那不过是吴佩孚用他当一个过渡。杜锡珪在吴佩孚最难时伸过援助之手，当时直奉战中，要不是姓杜的拉吴佩孚一把，他早就让段祺瑞的海军给掀到海里喂了王八，可到头来，也不过是给他一张“空头支票”。杜锡珪，字慎丞，福建闽候人，今天五十一岁，清末曾毕业于南洋水师学堂，后任长江舰队管带、巡洋舰舰长。民国后，杜任北京政府海军第二舰队司令，后升至海军总司令，吴佩孚在北京组织“讨逆军总司令部”时，又就职海军总司令。二次直奉战后，吴佩孚失败，杜任黄郛内阁海军总长，后辞职，闲居上海。这次是吴佩孚亲自把他从上海召来。
两人处境相同，话自然就多，当颜惠庆向杜锡珪打听萧耀南之死时，一对“政府要员”倒说了句知心话。
颜惠庆问说：“我一直就听说，吴子玉对萧珩珊不满，这次他的死，有人说是让吴子玉给毒死的。”
杜锡珪一听，不觉出了身冷汗说：“我也有所耳闻，只不过是我不太相信吴子玉能干出这种事。萧珩珊除了在吴子玉倒楣时有些疏远，说起来倒也没得罪他，也许是别人谣传。”
颜惠庆说：“吴子玉诡谲莫测，你算是他的救命之人，说起来对你还算信任。可要细想，似乎也不是那么回事。有些话，点到为止，我也就不多说了，现在所以还支撑着这个门面，也是看在国家的份上，不过，我是不会在这样的位子长呆下去的。”
“内阁总理”和“代行执政”的对话，完全是当天和尚撞天钟的意思，虽然没有言明反吴，但都是饱读诗书之人，比起那些军阀来，有些事还是能看透的。
北京政府就是在这种阴死阳活中飘摇。
吴佩孚和张作霖已经完全控制了中国中部和北部，目前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就是国民军，便暂时丢开政府，率直奉大军围剿南口的国民军。国民军将领也是顽强抵抗，在南口激战达四个月之久，最终在直奉的围攻下，为保实力，全部退往西北。
吴佩孚、张作霖好不得意，可好景不长，没等缓过气来，广州国民政府经过调息休整，准备全面北伐，要彻底消灭在中国纵横已久的军阀。当时，奉军也准备大举进攻国民军，正是碍于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声势，不得不先将国民军的事放一放。
连年来，百姓饱受军阀之苦，单说直鲁联军，一到津京，便枪杀工会和农民会员，搜查大学，禁止思想和学术的自由，暗杀主持正义的记者。光是北京四郊难民，便有四十余万，军阀在京、津、直隶强迫使用军用票，商人若加以拒绝，即遭惨害，摊向各商家的军饷，更是无计其数。
吴佩孚和张作霖等，却把这些说成是由于中国赤色造成的。另外，他们也看到另一种威胁，那就是南方政府，张作霖和吴佩孚喊出“讨赤”口号，是相信唯有“讨赤”这个目的才能把其他军阀拉到“统一战线”上来。
面对南方国民政府的北伐呼声，天佩孚根本不放在眼里，公开说：“不出三个月，我将彻底消灭这些**，以正国是。”（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