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皖大战，败者悄无声息，等待东山再起；胜者自鸣得意，加快扩大地盘，所追求也无外乎是金钱和权力。苏督李纯猝死后，张作霖想把复辟狂张勋抬出来，要他继任李纯的江苏督军，其目的是想加强奉系在长江流域的势力。张作霖的提议，使南北两方舆论哗然，国民一致反对，徐世昌露出难办的样子，来个顺水推舟，改派直系的齐燮元任苏督，命王士珍任苏皖赣巡阅使，何丰林为淞沪护军使。
直皖战后，张作霖没得到多少好处，心里不平，后来吴佩孚又取代了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把自己的嫡系师长萧耀南推为湖北督军，实际上又把两湖划为直系地盘。王占元看到和自己称兄道弟的吴佩孚如此奸佞，偷偷将段祺瑞的小舅子吴光新给放了。吴光新出来就投了奉系，声言非要亲手宰了吴佩孚不可。张作霖不快，如意算盘没打好，反而让吴佩孚这个晚辈给耍了，找到徐世昌，发泄自己的不满。
徐世昌自打曹锟战胜皖系，对他这位大总统都指手画脚的，对曹、吴专横极是反感，无奈大总统没有兵权，一听到张作霖有倒直的暗示，立刻引为知己，暗中商量对策。
风卷残云，战祸又见端倪，可谓国不国，民不民，有枪便是草头王。
南北依然对峙，各唱各的戏。北京政府权力分配多变，南方形势也愈加复杂。上海滩的帮会里，有个热血男儿，聪慧狡黠，间或跟南北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书信往来，看上去谦恭自爱，广结朋友，他正在耐心等待时机。“五四”运动后，国民思想有了很大的提高，军阀混战，更是使一些有志之士看透了军阀的反动本质，尤其俄国的无产阶级运动，也让这位带有流氓无产者色彩的青年开始思考中国的命运，他的过人胆识和对时局的判断，使他仅仅几年后，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扫除异己，成为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人物，他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的老师和朋友陈其美，1916年被袁世凯指派张宗昌暗杀在寓所内，蒋介石本人也因为暗杀陶成章之嫌，四处亡命，风声过后，他回到上海，因为失去陈其美的庇护，只得靠着留日的同学在上海这个码头做股票生意。由于几次投机失手，日子过得并不好。此时粤军司令陈炯明，正在网罗人才，他曾和蒋介石共过事，对其印象深刻，写信让蒋介石在他的部队任职。蒋介石对其人有所了解，不太愿意共事，通过张静江表明态度，托病不前，还给陈炯明写了封信。此时的蒋介石只是觉得时机还不成熟，他找到自己的庇护人和朋友张静江，想请他帮自己出个主意。张静江，名人杰，浙江吴兴人，早年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是老同盟会会员。张静江曾多次出巨资资助孙中山从事革命，现在上海开办了证券交易所。蒋介石、戴季陶和陈其美的侄子陈果夫，都在张静江的交易所搞股票。张静江也是有苦难言，现在交易所受到战争的影响，再加上蒋介石和戴季陶都很风流，口碑欠佳，但碍于情面，不好多说什么。
广州恢复了新政府，粤军驱走了桂系军阀，正急于用人。张静江和自己交易所的合伙人虞洽卿，也打算把交易所关掉，可想来想去，还是拿不准主意。
蒋介石来找张静江，开门见山说：“静江，我现在是心灰意冷，交易所的事我也知道了，你现在也不好办。说句心里话，我都想去出家，看山河破碎，什么心思也没有。”
此时的蒋介石确是是爱国的人，国家兴亡，他现在无钱无力，很是懊恼，交易所也无法给他提供更多的机会，便跑到朋友这里来发牢骚。张静江本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内心有一种押注的本能，他对蒋介石说：“这是何必，大丈夫志在千里，你应该好好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军事天才，走一条新路。就算交易所日进斗金，成天纸醉金迷，又有什么意思？莫说你，连我都觉得没有意思。直皖战事后，国家又面临新的劫难，好男儿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利用这个机会，说白了，也跟赌博一样，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蒋介石不解说：“你的意思是离开上海吗？”
张静江说：“你还想死在这里？我看你有更多的才华。想想吧，你是靠着革命起来的，否则你不过是个清廷的小官吏，能结识像孙中山、黄兴、汪精卫这样的人吗？我看你还是干自己的老本行，从军打仗，有了枪杆子，何愁没有别的。现在广州的形势逼人，我看孙中山先生必成大事，像他这样不懈革命的斗士，中国哪里还有？我看凭着他的威望，你不如找他，总比这个小交易所更有出息。”
蒋介石表面上唯唯诺诺，心里还是拿不准主意。蒋介石心胸开阔，却多猜忌，以为是张静江多心他，后来经虞洽卿证实，才明白张静江真是为他着想。
戴季陶听到蒋介石有南下的想法，对他说：“我也这样想，不如去广州，按照咱们的学识，中山先生也不会委屈你。可陈炯明那家伙有些邪恶，不知能否相处。”
蒋介石说：“我担心的就是这个，他在广州大权独揽，而孙中山是个有名无实的非常大总统，我听南方的朋友说，在孙中山就任总统时，陈炯明百般刁难，最终因为中山先生名声太大，他实在压不住才就范的。传贤（戴季陶），你说要是咱们去了，这样的局面又该怎样应付呢？”
戴季陶说：“只能以不变应万变，你不是去投靠孙中山，那就铁了心跟定中山先生。”
蒋介石说：“我倒也是这样想的。我的决心是定了，那你是做何打算的呢？”
戴季陶说：“和你走一条路，咱们不都是以革命起家，这回咱们还回到老路上来。说起来，这些日子有些乐不思蜀，回想咱们在东京时候，真有些不好意思。”
戴季陶能道出内心深处的羞愧，追悔在上海这些靡烂的日子，虽然有些遮遮掩掩，却也说明他心里还有一方净土，和他后来出家信佛不能说没一点渊源。
蒋介石倒有政治家的风度，他说：“传贤，你真够可笑的，好男儿志在四方，历代的政治家、军事家，哪一个把贞操看得过重，真要是那样，我看倒把自己给害了。道德是什么东西，道德就是‘我的需要’。”
话音甫落，戴季陶像不认识一样打量蒋介石半天，心想这家伙不流芳千古，必是一代枭雄。两人正说着，张静江来到他们的寓所，拿来三千块大洋和一封给广州政府非常大总统孙中山的推荐信。一旁的戴季陶也极力纵恿蒋介石赴粤。戴季陶，本名良弼，又名传贤，二次革命时曾任过孙中山的秘书。
蒋介石赴粤，倒有些逼上梁山的味道。他手持张静江的推荐信，直接找到孙中山，在门外只候了一小会儿，孙中山非常热情接待了他。孙中山现在正急需人才，对这位在日本见过面的青年人，印象不多，不过记起他曾是陈其美的朋友，信任感自然就添了几分。
蒋介石准备好的演说辞，没派上用场。此时，孙中山重返广州，有多少事要做，没几句话后，就直接表示让蒋介石搬到总统府来住。对蒋介石来说，没得到非常大总统的明确任命，心里有些不快，可想到能长时间呆在孙中山身旁，心里也是很激动。从此，蒋介石军服笔挺，当上了孙中山先生的侍卫官，不离先生左右，算是真正走上革命道路。
广州城内，正在北京政府虚言“南北统一”时，桂系军阀陆荣廷已经被粤军逐出城。南北所谓的议和，从来就遭到孙中山等人的反对。
191年5月5日，国会非常会议和参众两院联合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了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宣誓就职后，任命陈炯明为内务部长兼陆军部长，伍廷芳为外交部长，唐绍仪为财政部长（因未就职，由次长廖仲恺代理），汤廷光为海军部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胡汉民为总参议兼文官长，马君武为总统府秘书长。广州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改革吏治与保障人权的法令和措施，紧接着，粤军平定了广西，新政府有了第一个直辖省份。陈炯明自平定桂系军阀以来，居功自傲，并不把孙中山放在眼里。孙中山高瞻远瞩，不愿把心思费在自己人身上，对陈炯明也没有过多的提防。孙中山左右的人，对陈炯明的行为，早就看不上眼，碍于孙中山比较看重他，也只是私下发发牢骚。
粤军参谋长兼第二师师长邓铿，和陈炯明关系很好，但他非常尊敬孙中山，正是由于这一点，常常从中斡旋陈炯明和总统府的关系。邓仲元，名邓铿，字仲元，广东梅县人。二次革命时，加入中华革命党，帮助许崇智筹划军事。要是刨起根儿，二次讨桂威名远播的粤军缔造人之一，正是邓铿。早在武昌起义时，香港同盟总会策动响应，派出十三个支队，其中有一个支队就由陈炯明和邓铿统率。一次，这个支队向惠阳进军，在马鞍岭和清军交上火。陈炯明浑身颤抖，后来干脆割须弃袍，连夜逃回淡水。邓铿原来是广东新军的哨官，率兵抵抗，后来从俘兵嘴里打听到，那管带是洪兆麟，因以前曾有过一面之交，便大义凛然，闯入敌营，对洪兆麟申明大义，劝他起义归降。洪兆麟对大清早有反心，见大势已去，而他所率的士兵大都是湖南人，对广东人生地不熟，早有厌战情绪，只得表示同意，愿意听邓铿指挥。邓铿命所有官兵都剪除辫子，高举义旗，遂又向惠阳进军，到淡水把陈炯明迎回。陈炯明和邓铿到惠阳时，清廷大小官吏已经逃跑一空，而此时广东已经独立，咨议局推胡汉民为正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接着他们又向广州挺进，等到广州时，总人数已经到了万余人。这时的胡汉民已经去了上海，陈炯明就是这样以副都督的身分代理都督职务。陈炯明一掌握军政大权，便让邓铿把陆续到广州的民军集中起来，枪械比较整齐的一律改编。对那些人数不多，枪械又残破的，发饷遣散。这些事，都由邓铿完成。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邓铿为粤军参谋长。说起来，这就是粤军建军的开始。陈炯明本是个乡间秀才，后来参加了同盟会，但不懂得军事，自淡水起事到整编粤军，全是邓铿一手所为。可后来，陈炯明理财无术，自己一帮小兄弟又利用他大发横财，惹得邓铿对陈炯明手下人大骂，得罪了陈炯明底下的一帮小兄弟。
嫡系们常常对陈炯明说：“邓仲元眼里根本没有总司令，自认为粤军有他一分功劳，他呆在这里，实际是孙中山的心腹，凡是孙中山要办的，他根本也不和总司令打招呼。对仲元这个人，如不早防着点，将来必成大患。”
久了，陈炯明心里就有些打鼓，便对邓铿说：“仲元啊，现在有好些话传到我这里来，真是不好听，都说你现在心里只有孙中山先生，别人的什么主张都听不进去。说起来，我也不信，仲元兄能不听我的话吗？我为此还和那些谗言者打赌。”
邓仲元说：“竞存，你要是知道那是谗言就不该信的。不过，有些话我还是应该告诉你的，我佩服孙中山先生的为人，而且也觉得他的很多主张是正确的。中山先生的人格之伟大，当今无人比肩。我真心希望你能同先生搞好关系，共图大业。”
本来陈炯明对孙中山来粤就耿耿于怀，又看到孙中山左右围着很多从资历和经验都比他高出许多的人才，心里有些不安，处处和孙中山周旋，表面对孙中山的命令不敢违抗，可往往是能拖就拖，或者搁置不办。这一来，就显出邓铿的为人，凡大总统命令，一般的事，自己就做主，比较重要的，也千方百计向陈炯明婉述理由，要他照办。而孙中山凡有大的决策，先把邓铿召来，再让他与陈炯明婉商。
邓铿为人，人品高尚，每当孙中山对陈炯明有些看法时，还从中解释说：“竞存为人，只是眼光短小，性情倔强，但心地还是很磊落的，非常敬爱先生。不管怎么说，先生对竞存应以大局为重，多多涵容。”
孙中山说：“我对竞存也没什么，只是他正如你所言，眼里只有广州地盘。他的吃苦敬业精神，是无人能比的，可他为何就不能把目光放长远些。这样下去，倒有些军阀的遗风了。”
邓铿点头称是，还将孙中山的期望很委婉地讲给陈炯明。可是现在的陈炯明，身为总司令，大权在握，邓铿再有功劳，现在还不是他手下一个参谋长吗。对邓铿的话，陈炯明并不买帐。
邓铿处境很不如意，陈炯明这边的政客恨不能置他于死地，可孙中山身旁的极右分子，也把邓铿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总参议胡汉民及右派诸政客，都认为邓铿是陈炯明的心腹，不断在孙中山耳旁进谗言。孙中山便直言相告，说邓铿从来没说三道四，极力维护总统和陆军部长的关系，仲元对陈炯明没有好感，却希望别人能宽容他，可见那心境是很高洁的。尽管如此邓铿对孙中山的忠心，一直没变，他曾对友人说：“我现在是夹在两派的嫌疑之中，让这些小人猜忌，日子可真没意思，正如石磨中的磨心，非但无处诉苦，日恒月久，还可能出事的。真想辞去粤军的参谋长，帮助孙先生编练北伐军，专搞自己的事务。”
一日，邓铿煞费苦心地对陈炯明说：“竞存，你最应明白我的处境，我所信奉的只有真理和正义，可是老夹在猜疑中间，实在是浪费光阴。我想把参谋长一职辞掉，也好专心和先生干一些实际的工作。”
陈炯明很虚伪说：“仲元，你可不能这样，我对孙先生和你一样，从无二心，只不过是某些观点不同罢了。粤军能走到现在，多亏了你，你怎么能轻易说出这样伤咱们兄弟感情的话呢？”
邓铿本是个直爽汉子，听到陈炯明这样一说，以为他真是对孙先生的态度有所转变，自此再也没提辞去参谋长的事。陈炯明是个翻脸无情、专横多变的人，知道是不可能争取到这个孙中山铁杆信徒了，但现下还不敢有过分的举动，目前还很需要邓铿这个人，有这样一个人，就能协调他和总统的关系。
可是陈炯明却别有用心地把邓铿这本无恶意的话传给胡汉民，他知道胡汉民对他恨之入骨，也不信任他，所以对邓铿也素无好感，只是在孙中山的压力下，不能说得太多。胡汉民，原名衍鸿，字展堂，广东番禺人。早年留学日本，老同盟会领袖人物之一，多年追随孙中山，武昌起义后，曾任广东都督，后被袁世凯免职，由陈炯明继任。胡汉民听到邓铿这番话时，第一个印象就是不能让孙中山再信任这个人。但是孙中山的侍卫队长蒋介石，和邓铿私人关系很好，因为他曾在陈炯明手下供过职，陈炯明从来也不把他高看一眼，倒是邓铿很器重这个在日本学过军事的青年人。胡汉民在孙中山那里碰个软钉子，总统告诉他，现在时局很艰难，稍有不慎，就可能掉进别人的陷井里，不能听信谣言，只能相信自己眼里看到的。胡汉民弄个没趣，平日里蒋介石在他眼里没什么地位，今天聊起了陈炯明，两个人倒是找到了知心朋友。
孙中山胸襟开阔，倒没把同志之间的芥蒂放在心上，他只想扩大战果，为了贯彻护法主张，提请非常国会通过北伐案。
191年10月15日，孙中山出巡广西，准备出师北伐，在桂林设立了大本营，以胡汉民为秘书长，李烈钧为参谋长，许崇智、李福林、朱培德、彭程万、谷正伦，分别为粤、福、滇、赣、黔军总司令，计划次年春天假道湖南，大举北伐。孙中山此时心情无比激动，他竭力要把国家统一到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可掌有重兵的陈炯明，嘴里不明说反对孙中山，心里想的却是自己的地盘，他把广州看作自己的世袭领地，是他自己的堡垒。陈炯明表面上极力拥护孙中山先生的北伐号召，背地里却图谋不轨，寻找联盟者。孙中山也看到，仅凭自己的实力，要想直接打倒军阀也是不现实的，此时，东北的张作霖和被直系打得抬不起头来的段祺瑞，伺机东山再起，孙中山便积极地与奉系和皖系的代表联络，逐步形成孙中山、段棋瑞、张作霖对付直军的三角同盟。
孙中山在桂林期间，在张太雷陪同下，经李大钊介绍，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进行了三次长谈。马林向孙中山建议：尽快改组国民党，使中国的民众有一个他们能接受并领导他们自己的政党，还建议孙中山要创办自己的军官学校，以培养自己的军事人才。
这次会见，张太雷作为翻译，孙夫人也利用她那得天独厚的流利英语使这次会见增色不少。孙中山送走了马林，对北伐主张加强了信心，他倾全力准备北伐，调集军队五万人之多。广东的陈炯明本答应接济北伐大军的军饷和枪械，可是等了许久，没见他送来一发子弹，在孙中山的催促下，才送来十万块钱的兵饷。这时，部队的装备，全靠邓铿背着陈炯明暗中送来十万发子弹。孙中山心情万分焦急，因为中原直、奉已经战云密布，如果北伐大军不能及时行动的话，那这次北伐又将有流产的可能。
然而，正像孙先生所预料那样，忠于孙中山的邓铿，在广州大沙头火车站，被刺客杀害。那一日，邓铿在香港会一位客人后，返回广州，刚出车站，旅客中突然探出罪恶的枪口，对邓铿背后连续射击，邓铿没来得及回过头，便倒在血泊里。车站大乱，刺客在混乱中逃掉。孙中山听说后，立刻赶到殡仪馆，抚着邓铿尸体，泪流满面，不停的叹息，几乎讲不出话来。蒋介石急忙将孙中山搀扶出大厅。
一时间，谣言四起，有的说是段祺瑞派人到香港游说邓仲元，许给他广东督军的职位，要他火并陈炯明，取而代之，陈炯明得悉后，来个先发制人，派人杀了邓仲元。又有人说，老段派人来收买邓仲元，叫他策动西南军政府，逼走孙中山，他们在香港饭店接头时，巧被隔房的某要人听见，忙打电报给孙中山，于是孙又派人将邓铿刺死。这都是穿凿附会，没有一点根据。此事是陈炯明的侄儿陈达生所为。秉公执法的邓铿，没收了陈达生利用陈炯明关系走私的一批货物，因而他对邓铿恨在心上。陈达生从陈炯明那里得到邓铿去香港拜会一位老师的消息，便雇刺客下了毒手。至于陈炯明对这件事应负多少责任，那永远是个谜了。可邓铿的死，正是陈炯明求之不得的，为他日后反水扫清了障碍。
邓铿突然身亡，对孙中山北伐的创举，无疑是不利的。本来陈炯明就和广州政府离心离德，原还有邓铿从中斡旋，这一来，遂使广东时局发生了微妙变化。
哉东北的张作霖，原本指望着南方政府能给他些支持，后头再有日本人撑腰，开头还是劲头十足，可听说陈炯明暗中勾结吴佩孚，又派人找到湘督赵恒惕，让他想办法阻止北伐军入湘，心里就打开了鼓。他的日本主子，内阁首相原敬先还说：“张作霖是想依靠日本的势力扩张地盘，而我们在东三省的发展必须要好好对待张作霖，因为我们双方的利益是不谋而合的。”可直皖战后，日本人变了说法，在封密电中说：“如支持张作霖，帝国要冒很大的风险。提供武器之事，一旦泄露出去，帝国不仅召来张作霖的政敌，而且还要召来中国国民和世界舆论的非难和反对，影响我国外交立场。因此，日本是不必要冒这个风险的。”19年初，日本外务省正式起草了一个《帝国政府对直奉战争引起的中国局势的方针》：
一、为目前中国局势的安定，召回张作霖的顾问贵志少将、町野大佐、本庄大佐。如召回有困难时，至少他们作为张作霖的顾问，在军事行动只限于中国内战的情况下，不要干预张作霖的任何军事行动。
二、以适当的方法与吴佩孚进行联系，努力使他对帝国的方针不至于误解，以便使他谅解我国公正不倚的态度。
三、在北京，按着既定方针，尤其是九国公约的宗旨，由我方主动采取措施，使英公使和外交使团在协商的基础上对中国时局采取共同措施。
张作霖见到日本这条公约，想怒不敢，想通电痛骂一番日本小鬼子，可他也知道，将来用日本的地方还多着呢，也只能在底下骂几句，直系也欺人太甚，没你小日本，就不信打不赢这场仗。
张作霖手下人，多是土匪出身，就认识枪和钱，听到要和吴佩孚真刀真枪干，都怂恿大帅。张作霖毕竟是久经沙场了，知道吴佩孚不好惹，心里不服是一回事，真要打起来，输了又该怎办？底下谋士给他出主意，大不了回到东北，宣布独立，那曹锟和吴佩孚又能怎样？
张作霖不敢大意，找到军师张作相，问说：“如果真要和直系交起火来，咱们有多少胜算的把握？”
张作相说：“那很难说，吴子玉用兵很神，仗还是轻易不打为好。我看曹锟是个和稀泥的家伙，对这场战争不会太用心。”
张作霖说：“我心里没有底，可如果这样下去，那不是明摆着等人到咱们头上来拉屎吗？日本的态度你也看到了，吴佩孚心里更美了，我的意思是说什么也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张作相本是个比较内向的人，知道这位大帅一旦打定主意是不容易回头的，可他纵观局势，认为这样对奉军没有太明显的优势。张作相不好明说，便拐了个弯说：“小六子也带兵打仗了，你不妨听听他的意见。”张作霖有个毛病，对子女是很严厉的，当着人面，从来不给自己子女一丝笑容，可没人时，一提起“小六子”就喜上眉梢。
这小六子不是别人，是他的大儿子张学良。
张作霖心里美滋滋的，嘴里却说：“找他干什么，他现在还是油酥子翻白——短炼。作相，你回去好好想想，拿出个方案来。我看这仗有点非打不可的架势。”（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