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略和野心过人的徐树铮懂得，曹锟和大部分督军没有两样，对于南方的主战或主和，并不十分重要，他所考虑的是权和钱，遂承诺皖系凭借势力推举他当副总统。这一计，果然不凡，徐树铮通过电话，做了番试探。曹锟心有所动，而且一个劲解释，四督军通电言和之事，并非他本意。段祺瑞即派皖系干将山东督军张怀芝赴保定，与曹锟商量对南方的态度。两个人一拍即和，马上商定在天津召集督军团会议，发动北洋团体对南方用兵。
徐树铮面都没露，竟然把段祺瑞伤透脑筋的事，三下两下，给办利索了。十二月二日，在曹锟和张怀芝的主持下，奉天、山西、福建、浙江等七省三区的督军，一致表示主战。三天后，曹锟和张怀芝等十名督军联名通电，请冯国璋迅速给各地督军发电文，武力讨伐西南。
段棋瑞还是不放心曹锟，知道他见利忘义，光许愿不行，还得让他知道和西南主和对他没有任何好处。这事，段祺瑞又让徐树铮去办。曹锟见到徐树铮，也想敲实一下皖系对他的承诺。
曹锟是直隶大沽人，和冯国璋可论乡谊，又有旧交，所以他拿这话压徐树铮说：“这下我可是把老冯惹火了，你们可得说话算话，我曹老三对朋友负责，可朋友也得对我负责。”
徐树铮说：“仲珊（曹锟字），你这话从哪讲起，咱们不都是为了共同的目的，消除兵祸，全国统一。你如何看不清，想那西南方面，对你最为切齿。”
曹锟说：“又铮，你可别拿话吓我，西南对我谈何切齿？”
徐树铮说：“你是袁世凯的旧将，亲自讨伐过南方，你想想该有多少仇人吧。如若和南方讲和，你必遭排斥。可要是能在讨伐西南中建立功勋，将来前途就无可限量啦。兄弟今天和你讲这些，决无半点私意，全是为了仲珊的事业。平定南方后，国会将由自己的人选举，副总统也该推选自己人。”
曹锟作如梦方醒状说：“又铮一席话，正讲到我心里，事情已经明摆着，敬请放心好了。”
徐树铮走后，那曹锟突然想到谋士吴佩孚所说的“黄袍加身”之言，更是打心里服了这位秀才。等到冯国璋派自己的女婿找到曹锟，已经晚了，又有“副总统”的诱饵，他哪里还能主和。这时，鄂军师长石星川在江陵宣布自主，襄阳镇守使黎天才又通电宣告自主，湖北督军王占元，本是冯国璋的心腹，一直是主和派，现在他感到有些不妙，处在皖系和西南护法军的夹攻之下，不得已，为了生存，也倒向皖系，从主和滑向主战。
阵脚大乱的冯国璋，在督军团的压力下，只得下令对南方用兵。王士珍被迫任命曹锟为攻湘援鄂第一路司令，张怀芝为第二路司令。十八日，冯国璋委段祺瑞为参战督办。这期间，冯国璋还搞了些小动作，派私人代表王芝祥去见陆荣廷，此时，李纯的代表也到了广西。王芝祥来电告诉冯国璋，他已经和陆荣廷达成协议，请北京政府先免去龙济光两广巡阅使，然后以北京政府的名义任命陆荣廷为湘、粤、桂宣抚使，如果陆荣廷接受了任命，就等于两广变相取消了自主。可是冯国璋怕以此激怒皖系主战派，迟迟不敢下达命令，气得王芝祥大骂冯国璋不成气候。冯国璋在北京，一边电告桂系压迫石星川和黎天才，一方面又说北军进攻江陵和襄阳，不过是“局部”，让南方不要轻易破坏和谈。实际上，陆荣廷也不能完全代表护法阵营。孙中山早就反对这种没有原则的议和，就是湘军将领程潜、赵恒惕等，也跃跃欲试，想把岳阳的北军赶走。只是由于陆荣廷的压制，才闹得现在这样不战不和的局面。这时，湖南的桂军将领谭浩明在民军的压力下，警告北京政府，北军不得攻战江陵和襄阳，否则南军将进攻岳阳。
此时的主战派哪里还顾得上政府，大举进攻江陵、襄阳。这样一来，南军围困岳阳，二十七日，湘桂军占领岳阳。
冯国璋和陆荣廷煞费苦心经营南北和谈的局面终于瓦解了。
如此下来，冯国璋倒下了决心，三十日在北京下达对西南的讨伐令，命曹锟、张怀芝进兵湖南，张敬尧为援鄂总司令。
1918年月，吴佩孚率第三师及五个混成旅，由鄂北开往鄂南；张敬尧第七师进攻湖北通城；曹锟到汉口坐镇指挥。张怀芝为总司令的第二路军，有张宗昌的第六混成旅，张之杰的第十二师和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分路进攻湖南的浏阳、醴陵和常德。
乌云密布，北洋大军压近南方，可桂系首领陆荣廷早将部分兵力抽回广东，只有很少桂军和湘军保护湖南。
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在这次与南方的较量上，失算了。更让冯国璋上火的是，其心腹湖北督军王占元，向徐树铮密报了长江三督一个重大秘密。所谓秘密即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和陈光远联合起来，苏鄂赣达成协议，阻止直隶、山东等省的北洋军通过浦口和汉口进攻川湘，若三省中一省受攻，其他两省无条件支援。冯国璋见此，马上通电，把自己臭骂一通，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并发表整饬纲纪的命令，分别惩戒与湖南战败有关的吴光新、王汝贤、范国璋、傅良佐等等。
冯国璋把自己推到前面，从而达到保护直系的力量，让主战派也看看，他是改弦更张了，决心同南方一战，从而也能减少主战派对李纯和陈光远的压力。只可惜，徐树铮把冯国璋看个透，急忙通电给皖系督军，叫他们别上冯国璋的当，无论如何要把李纯的职给罢了，如果江苏掌握在皖系手里，整个战局必将改观。再说皖系中不仅有一群好战的的督军，还有一些跟着段祺瑞新近崛起的政客，其中就有异常活跃的曹汝霖。
曹汝霖见到冯国璋公开通电之后，忙跑到徐树铮那里，很有些幸灾乐祸说：“看样子，这次冯公是扛不住了，如果这样，先由他去吧。”
徐树铮说：“冯国璋本来就没有多大能力，他现在从根本上还是不愿意打南方，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他自己的利益。你可不能轻视，还得继续攻击李纯，抓住王占元给咱们的把柄。”
曹汝霖说：“我看现在正是倒冯国璋的好机会，如现在不动，等他缓过劲来，重新成立国会，反而不能动他了。”
徐树铮说：“谁也不能当个光杆总统，得有自己的人围着。冯国璋圈在北京城内，哪也去不了，手下不过就两个师，是不能成大气候的。如果这次能把李纯免掉，王士珍自己就会引退。你想想，现在谁能影响段祺瑞，只有李纯，他是死保冯国璋，所以，你还不能偃旗息鼓。”曹汝霖暗暗佩服徐树铮的分析，又开始对江苏督军李纯的围攻。
徐树铮和段祺瑞都认为现在还不到倒冯国璋的时候，不能铤而走险，最重要的是先将冯国璋的左右手砍掉，遂电告皖系各督军曰：“冯公昏聩，尚不足责，足责者厥惟内阁王士珍，苏督李纯。现议由奉省抽掉生力军队，以助战为名，分运京、浦路攻之，强迫命令罢去李纯，李走后，王士珍必退。”
李纯，字秀山，直隶天津人，1891年入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入淮军，后投靠袁世凯。武昌起义后，所属冯国璋的第一军，赴湖北镇压革命。吴禄贞遇难后，李纯继第六镇统制，1914年袁世凯授他昌武将军、督理江西军务。三年后，任江苏督军，和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为直系的“长江三督”。李纯认准了自己的念头，对徐树铮、曹汝霖等政客，也不甘示弱，并在报纸、电文中展开论战。
红嘴白牙嚷嚷一阵，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李纯灵机一动，找到依附直系的陆建章，共同说服陆建章的外甥冯玉祥，让他的十六混成旅停兵在江苏的浦口。李纯和陆建章亲自找到冯玉祥，策动他主和，以国家、国民的利益为重，并许以物质利诱。冯玉祥是个热血军人，虽然与军阀为伍，心里倒是老把自己当成普通的百姓，连年来灾荒兵祸，早让他厌烦，今天听到李督军一番话，果然心动，答应驻兵浦口。当张怀芝率第二路大军浩浩荡荡南下，沿着津浦路进军时，不料受到冯玉祥的警告。
这一来，给段祺瑞和冯国璋的关系来个雪上加霜。
冯国璋急令冯玉祥立刻开拔，并让李纯暗中说和。可冯玉祥进入湖北的武穴后，在舅舅陆建章的策动下，通电主和，要求南北坐下来谈判。冯国璋心中有些暗喜，想到这样一来，自己的目的达到了，对主战派来说，他又脱开了干系。冯国璋不知道的是，徐树铮为了达到驱逐他的目的，早已经拟定奉军以助战名义入关的策略，只是还没谈妥价钱。徐树铮给张作霖拍电报，叫他进京助战。
张作霖把电报一扔，骂说：“他妈了巴子，他徐树铮是个什么东西，想挪动我，也不提价钱，真拿我当傻瓜，你们愿意打去打好了。”
这番话讲过后，张作霖没理徐树铮。徐树铮韬略过人，挨骂也能把笑脸赔上，只要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徐树铮也知道，想让张作霖进京，不给他点甜头是不行的，便亲自来到奉天张作霖府上，开门见山说：“雨亭兄，我给你带来了礼单，你是否能看看。”
张作霖见徐树铮举起手，那手心中写着一个“枪”字。张作霖乐了，把眼睛笑成一条缝，他早就听说中日借款协定中有一批给北洋军阀的枪械，见此状，知道好事来了，便说：“我直接去接，恐怕不太合适吧。”
徐树铮说：“你为什么不把老本行使出来。”
徐树铮这话，讲得有些损，那是暗示他去劫。张作霖脸一阵红一阵白的，好半天才平下气说：“如此的话，咱们就这样定下来。说干就干，不过，咱们话还是讲明白了，我这可不是去抢，是用这批家伙去保境安民，到时别让人说三道四，讲我不爱听的话。”
徐树铮心想，真是想当biao子又立牌坊，可嘴里的话，却是很动听，他说：“雨亭这话说远了，现在国家正处于四分五裂之中，若不是将军这样的栋梁，恐怕这个国家就没救了。将军之举，乃解国家之危难。”
一个文盗和一个武劫，随声附和，至于倒冯暗示，尽在其中。
徐树铮会同张作霖的心腹张景惠，立即赴秦皇岛，将从日本运抵中国的二万七千余支步枪扣留一万七干支。张作霖捧回金元宝，并从徐树铮嘴里掏出一个好消息，就像徐树铮许给曹锟一样，说将来新国会选举，首推张作霖为副总统。张作霖将信将疑，曹锟本是他儿女亲家，那个副总统还没许愿，这又来了一个，有些玄。张作霖只是觉得徐树铮这小子太滑头，不过，手里有了枪，大总统算个屁。
奉军的先锋部队进入天津郊区，张作霖把司令部设在军粮城，为了答谢徐树铮“赠枪”，特任命他为奉军副司令。圈在北京的冯国璋可是起了急，奉军进入北京，后果很难想象，况且张作霖又任命徐树铮为副司令。
无奈，冯国璋急忙请北洋元老徐世昌出来协调，回话是“自此，北洋派四分五裂，谁也管不了”，又想请熊希龄出山，见风使舵的老政客，见冯国璋现在是要权没权，要势没势，只剩下江苏的李纯盘踞一方，曹锟和直系又离心离德，便对冯国璋提出，要想让熊某人出来，先把南北和平问题解决。这话等于没说。奉军压境，要求冯国璋罢免李纯的电文发表后，李纯很紧张，已经对江苏几个重要城市实行戒严，准备和南下奉军大干一场。王士珍见状，说死说活也不当这个总理，不断向冯国璋辞职，大总统冯国璋这回才知道当个政客也不容易，只得跑到段祺瑞那里认输，求他出来重新组阁。
段祺瑞拿着劲，嘴里却是甜甜叫着“四哥”，他说：“四哥，你看你这是误会了，我哪里还有心思扯这些闲事，只盼着四哥能把国家治理好，谁又想到这些军人都有自己的主张。我看，既然四哥还在其位，再重新找人代替王士珍不就得了。”
冯国璋碰个钉子，回到自己家，怎么也弄不明白自己输在哪里，再说已经到这步田地，段祺瑞还不给他面子出来主持，心里实在是窝了口气。段祺瑞有心入主总理府主政，只是冯国璋不谈具体问题，不做出任何承诺，故而拿拿姿态。
以曹锟、张作霖、张怀芝为首的十五省督军又联名通电，请段祺瑞复出。可怜冯国璋这老头心里窝着火，还得忍气吞声告诉各位督军，他已经亲自找段祺瑞两次了，希望他能出来重新组阁，另外，他又怕徐树铮领着奉军打进北京，到时自己更难下台，只得厚着老脸再找徐世昌出面，让他找一个段棋瑞必须买账的人出来说话。
结果，日本使馆的公使林权助找到段祺瑞，并在冯国璋保证不干涉内阁决议的前提下，段祺瑞才羞羞答答装成勉为其难的样子，来个“临危受命”，再度出任内阁总理。
冯国璋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他借着段祺瑞的修正国会组织法和国会选举法公布，还想和段祺瑞再斗一番，于是，向清廷借公债券三百万抵押在法国银行，得现款一百二十万，交给近年和皖系有些疏远的研究系，由他们做竞选费用。段祺瑞和徐树铮哪里是吃素的，一下子从交通系那里就得到三百万，而徐树铮又从奉军的兵饷里挪用二百万。段祺瑞还怕不够用，找到新交通系的曹汝霖，请他到时再想些办法。
曹汝霖说：“请总理放心，我和日本方面已经讲好了，他们是支持你的。钱的问题好办。”
段祺瑞说：“我听说梁士诒那三百万，大部分都是你搞到的，真是幸苦你了。”
曹汝霖说：“咱们不是还有矿山和铁路，其实这些人也是想不开，那样做也是曲线救国，你没有钱，就什么事也办不成，如果人家给你钱，你还说三道四，那可有点委屈人家了。”
段祺瑞说：“怎么会呢，你一直都干得不错，国家能理解你就行了。”
曹汝霖说：“我只是感到中国人太愚昧，别人帮你建设还不好吗。说起来，我倒是很钦佩李鸿章的。”
能讲出这一番道理的曹汝霖，本是洋务哌追随者。他字润田，生于上海，1900年赴日本留学，攻法律，鼓吹立宪，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日俄战争期间，曾与日本驻华公使就日俄战后的中国东北问题进行谈判，为日本从沙皇手里夺回东三省的特权，立下汗马功劳，并用条约的形式确定下来，使之合法化，出卖了中国的主权。辛亥革命后，曹汝霖有段日子去官为民，后入陆征祥内阁，任外交次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曹汝霖以外交次长的身分，对出兵山东的日本政府保证，胶济铁路不转让给日本以外的第三国。1915年，曹汝霖和外交总长陆征祥奉袁世凯之命，和日本特使密议，签定了丧权丧国的“二十一”条。以前，那曹汝霖还是在别人的阴影里，自从袁世凯死后，曹汝霖任交通银行的总理，成为新交通系里的代言人。
自从对德宣战后，美国给了段祺瑞内阁两亿银元，可段祺瑞还是舍不得日本方面。这一点，他和曹汝霖倒是不谋而和。曹汝霖和段祺瑞经过密谈，让陆宗舆领衔，合办中日中华汇业银行，作为日本向中国投资的专门机关。曹汝霖伙同段祺瑞公开或秘密的善后大借款，出卖了大量主权，将吉长、吉会铁路和满蒙五铁路以及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森林、金矿抵押给日本，并让日本垄断了中国的兵工厂和各省煤铁大矿……
曹汝霖在短短的时间里，竟然以各种名义向日本政府借了三亿多日元，想来又该有多少河山典给“亲邦”。段祺瑞有这样的交通总长，自然重用。
皖系用了徐树铮的主意，把张作霖引进关，事情还没结束，虽然北京的政权已经在段祺瑞的手里，仅仅是暗的还不行，下一步就是该如何利用国会把冯国璋“合情合理”地请下台。
现在，段祺瑞哪里还有心思重建什么国会，自张勋复辟失败后，由一帮政客帮助段祺瑞组建的临时参议院，还在做着表面文章。段祺瑞就恨不得用这些参议员长期代国会行使权力，因为那样一来，经指派的临时参议员人数很少，便于操纵。段祺瑞这时生出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急忙找到徐树铮商量。
原来段祺瑞打算成立一个团体，以遮人耳目，他对徐树铮说：“稳妥起见，避开国会不行，光是南方反对我也不在乎，可梁启超、汤化龙等人也反对，最主要一点是，咱们向日本借了那么多的钱，从形式上讲，也得由国会担保。所以，现在倒有必要搞一个类似民间的团体。看上去，也是民主的一种形势。”
徐树铮马上心领神会，他说：“这样就可以将皖系的人直接召进这个团体，如果人多了，自然就可以操纵国会，至少可以选出我们自己的人。”
经过一番谋划，段祺瑞命徐树铮、王揖唐出面组织这个团体。
于是，安福俱乐部在北京西单安福胡同正式成立。
这个俱乐部不用政党的名义成立，是因为政党现在实在是令人生厌，便取“平安造福”之意，称为安福会。开始，段祺瑞对安福会的能力还有些担心，怕花了钱，派不上用场。可经过一段时间观察，段祺瑞对徐树铮的能量有了认识，安福会果然成为以段祺瑞为首的隶属皖系的政治团体。
段祺瑞还是想走一条捷径，他给曹锟发电曰：“到了十月份，总统任期即满，搞全国选举，成立新国会，再由新国会选出总统，恐怕是来不及。仲珊有何见教？”段祺瑞用意非常明显，他是投石问路，借此也打探一下这些握有兵权的人，能否以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选举新总统。曹锟并不解其意，倒是吴佩孚，看出段祺瑞的用意，告谋诫曹锟无论如何不能同意段祺瑞以参议院代替国会。
命曹锟马上回电：“总统选举，乃国家大事，虽然紧迫，然选举机关不可不依法所定。还是应该敬重冯总统，并以减少反对派的口实。至所谓法律目的选举机关，自以为马上召开新国会为当。”
实际上，这也是众督军的意思。段祺瑞不再三心二意，命徐树铮、王揖唐从速办理新国会选举事宜。
徐树铮得了令箭，亲自拟定候选人名单，并让地方长官进行干预，除西南五省抵制选举，共计选出参众两院四百七十二人，其中属安福系的就有三百八十四名。见此状，冯国璋不得不认输了，因为安福系得势，他提出不参加下届总统的竞选。如果冯国璋退出的话，那么能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只有两位，一个是段祺瑞，一个是徐世昌。
让段祺瑞当下届总统，安福会肯定会同意，可直系的督军不会同意，而且现在曹锟又有新动向，他突然从长沙回来，说是养病，实则是冯国璋给运动回来的。曹锟因为徐树铮答应让他当下届的副总统，才和直系闹翻，现在他们不提此事，听说徐树铮又许他的儿女亲家张作霖为副总统，心里窝着一口气。这时，回到天津，又见皖系那帮家伙们合伙成立什么安福会，故而听了吴佩孚的建议，回到北方看看再说。
曹锟的举动，让段祺瑞感到不安。冯国璋见此，也开始活动，暗中密派直隶老将陆建章赴天津说服曹锟和李纯合作。陆建章马不停蹄奔走于冯国璋、李纯、曹锟之间。这可急坏了徐树铮，他是力保要把段祺瑞推上台的，见到陆建章如此为直系卖力，遂起杀心，想利用这一手给冯国璋一个警告。陆建章，字朗斋，安徽蒙城人，曾任袁世凯北京执法处处长。徐树铮将陆建章诱到天津中州会馆后，以奉军副司令的名义，将陆建章枪杀。冯国璋知晓后，找到段祺瑞，问他知不知道徐树铮的所作所为。段祺瑞也是事后才得到徐树铮的报告，事情已到了这步田地，也只能把事情担起来，他是不能没有徐树铮的。
事后，段祺瑞把徐树铮臭骂一顿。徐树铮这样一杀，加深了直皖的矛盾，段棋瑞就更不能出任第一执政。为此，段祺瑞只好把徐世昌推了出来，这样做也是必要的，现在得有一个中立派出来平衡局势，照眼下的情况，也没有比徐世昌更合适的人了。
徐世昌有着丰富的官场经验，又善于政治投机，在冯国璋暗中主和推倒段祺瑞时，他亲段远冯；在安福系得势后，他又亲冯远段，外人看来，徐世昌可是个大好人了，可他深知官场风云变幻，而且也分析了当前的时局，双方都没到“最后”，各有优势。正因为如此，当推出徐世昌当选下届总统，直皖两派都高喊赞成，只有吴佩孚反对。
南方对徐世昌，只是从理法上反对，认为他是非法议会选举出来的。冯国璋见大势已去，做一个好人，主动致电广州军政府的岑春煊，为徐世昌疏通。
段祺瑞为了面子好看些，在选举前，通电和冯国璋同时下野，表面上他只保留着参战督办的职位，实际上，他仍然操纵着安福会，而安福会操纵着国会。
北方为了个大总统，盘根错节，互争权力。南方军阀也都打着各自的小算盘。
最先响应南北谈判的是广州临时军政府的元帅陆荣廷，他一直把两广当作自己私产，可孙中山满脑子都是全国民众的利益，渐渐两人意见开始有分歧。陆荣廷最重要的是想让冯国璋给他一个名正言顺的官当，自然不把对北方的护法战争当回事，他只是将此次战争当作和北京政府讲条件的一个筹码。陆荣廷是个什么样的人，非等闲之人，有点儿草寇味儿。他字干卿，壮族，生于广西武鸣，成长贫民之家，大些后，开始贩盐，入山为匪不久，受招安。武昌起义后，广西独立，陆荣廷被拥为副都督，民国后，任都督。陆荣廷因长期在山内为匪，恶习难改，故而刚愎自用。
孙中山一直反对陆荣廷没有原则的停战，但也没看透他的真面目，还曾苦口婆心，让他以护法为己任，不要老想着夺地盘，对他说：“若按现在护法军的兵力，虽然少于北洋军，但是在家乡打仗，目的明确，不可言和。”
孙中山是临时政府推选的大元帅，有些话陆荣廷可以不去做，但不能不听，还是感到碍眼。最后，陆荣廷找到唐继尧，要想办法把孙中山“名正言顺”赶出广州。（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