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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熜再度吩咐杨金水和冯保起身，然后环视座下的高拱、张居正和赵鼎、王用汲四人，说：“话说到这个份上，大概你们都听明白了。沈一石愿意把自家作坊挂到织造局的名下，说穿了是想找个靠山，免得受那些把持丝织棉纺业的乡宦士绅家的欺凌压榨。为何会如此，大概还是朕当年推行的官绅一体纳粮新政还留着尾巴，仍给了那些乡宦士绅家优免恩恤，他们的田产半额缴税，家中还豢养着大量的奴仆为他们养蚕缫丝、纺纱织布，成本就要比那些没有功名的普通棉商丝商少了许多。再加上那些乡宦士绅既有钱又有势，在朝中还有后台撑腰，各级地方官府衙门轻易也奈何不了他们，他们便欺行霸市，包买包卖，逼得那些普通棉商丝商生意都快要做不下去了。那个沈一石迫不得已，才想出了投靠织造局这么个法子。”
其实，不必他把话说得如此透彻，在座的高拱等人早就已经都听明白了：皇上同意了苏州织造局与棉商沈一石联营的奏请，让宫里做他的靠山！尽管此举不免太高看了那些商贾贩夫之流，但那些乡宦士绅确实闹得太不像话，连皇上一力推行的改稻为桑的国策都敢拿来当作发财的良机，还想趁灾贱买百姓的田地，也难怪皇上会如此动怒，将他们视若仇雠，要替沈一石那样的普通棉商丝商撑腰，跟他们斗一斗……
不过，这些卓有才干的年轻官员们的心中同时泛起了一丝忧虑：皇上会否因此而完全废除官绅士子的优免祖制？要知道，当年只是对那些官绅士子按半额计征钱粮赋税，就惹出了多大的一场风波：举子罢考、朝臣论争，乃至边帅投敌、江南谋反，大明王朝的江山社稷和皇上的天位都岌岌可危，险遭倾覆。若是全然废除，触动了全天下的官绅士子的利益，天晓得又会闹出多大的乱子……
尤其是赵鼎和张居正，他们两人一个是举子罢考的鼓动者；一个是朝臣论争的挑头人，自然知道这其中的利害关系，脸上都抹上了一层无法掩饰的凝重之色。
果然，朱厚熜接着说道：“那些乡宦士绅自认为国之基石，又世受皇恩，享受着朝廷优免恩恤之制，却不知收敛自省，屡屡违犯国法律令，侵吞夺占百姓田产家财。朕今次巡幸江南，可谓是亲见亲历，实在是触目惊心，让朕也不胜骇然之至！”
听到皇上话语之中已流露出难以压抑的怒气，赵鼎以为圣意已决，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皇上——”
情急之下，赵鼎的声调陡然拔高了许多，显得十分突兀，在君臣奏对之时这就更是失礼。众人都把目光投射过来，高拱慌忙站了起来，抢先说道：“皇上，国朝实行优免恩恤之制，为的是向天下昭示君父崇文重教、礼待士子之心，依微臣之愚见，贸然废弛只恐不妥，请皇上三思……”
原来，高拱担心赵鼎家中富甲一方，又在江南为官，他若是出面谏止君父废除优免恩恤之制，只怕会被皇上视为为己谋私；而自己却出身贫寒，至今也没能在河南新政老家置办什么田产，完全可以说是出于一片公心，再加上自己一直在御前行走，君臣相知颇深，圣眷也非赵鼎可比，自己说出来的话，皇上兴许能听得进去。所以，他就大着胆子，抢先开口了。
不过，高拱这么做，也不单单是与赵鼎有同年之谊，想替他担当罪责；而是因为他实在担心若是贸然废除优免恩恤之制，肯定会引起朝臣士子的反对，导致朝野纷争迭起，甚或会引起天下大乱。这么做固然可能触怒皇上，但与大明江山社稷的安危相比，与皇上对自己的知遇之恩相比，个人的进退荣衰又算得了什么？
朱厚熜板着脸看着高拱，直看得他心神慌乱，低下头去，这才突然笑了起来：“呵呵，朕说了要废除优免恩恤之制了吗？亏你高拱高肃卿给朕当了七八年的秘书，也算是朕身边的老人了，竟把朕这个皇上看得忒低了！”
众人心中一怔：若说高拱君前失仪，倒还说得过去；但要说高拱把皇上“看得忒低”，这又从何说起呢？
朱厚熜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国朝以优免恩恤之制养士两百年，那些官绅士子也自视为国之基石，可真要是触犯了他们的根本利益，他们可不见得会跟朕善罢甘休！当年推行官绅一体纳粮新政，只向他们计征半额钱粮赋税，就惹出了那么大的乱子，险些亡了我大明的江山，朕至今思之，仍心有余悸。若是因为废弛优免制度，再惹出一场类似江南叛乱那样的弥天大祸，朕估摸着，在我大明的数万官员、百万士子之中，固然还有崇君这样的忠贞之士宁死不肯以身事贼，也还会有不少人慷慨死国难；但同样也还会有更多的人附逆倡乱，恨不得把金銮殿给拆了，把朕这个皇上给废了！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难道朕就不会吃一堑长一智，却还要去捅那个马蜂窝？”
尽管皇上把话说得十分尖酸刻薄，让在座的四位科甲文官听了心里很不舒服，但这些事情都是他们亲历亲见，且去事不远，谁能否认皇上一语道破了其中关窍所在？
好在朱厚熜也是点到为止，随即就正色说道：“这些年里，朕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为何当初推行新政，实行官绅一体纳粮，江南数省立刻哗然大乱，其他省份却并未群起影从，附逆倡乱？这固然是因江南乃国朝斯文元气之地，官员士绅为数众多，一呼百应的缘故，也有国朝在两浙实行的优免制度比其他地方更为优厚，江南的乡宦士绅享受着更大的免税利益的缘故。这且不说，他们还能与官员相互勾结，擅自把优免制度扩大几倍、几十倍，然后以田免粮，以丁免役，广开投献之门，大兴诡寄之事。官绅一体纳粮之制或可遏制百姓投献之势；却无法堵死诡寄之门。比如说，一个家境贫寒的生员猎登科甲，就向县令请书册，把亲戚、门生、故旧的田地记在书册上，原本只有几亩田，却能上浮到几百亩到一两千亩，每季派管家督促寄户照额完粮纳赋，由自家交到官府。官府念其有功名在身，名下田产的赋税缴纳个七八成，至多不过九成就不再追缴。一个秀才出身，就能平白享受数百亩田地的钱粮赋税，寄户越多，国家赋税流失的也就越多。至于那些乡宦，年久官尊，三族田产都能入册，其间玩法子弟就多有拖欠不交、故意抵赖者，还说什么‘官府无奈乡官何，乡官无奈我们何’。这几年里，南直隶都察院御史和锦衣卫明察暗访，搜集到江南各地乡宦士绅偷逃拖欠国家赋税的相关证据，竟有一个乡官名下拖欠的赋税折银上千两之多者。一个人便拖欠了这许多，更何况拖欠赋税的乡宦士绅又何止十个百个？真不知有多少国家赋税，都是从这些看似细小的口子里流失了！长此以往，国家赋税开支还得再压到那些无权无势的百姓头上，百姓终将一贫如洗，不堪重负，国库也将一空如洗，仍会走回到豪强兼并土地、国家失田败亡的千古兴衰更替的老路上！”
说到这里，他突然叫了一声：“崇君！”
赵鼎正听得心情无比沉重，慌忙站了起来：“臣在。”
朱厚熜说：“其实，朕把你从松江请到苏州，不单单是要处理齐汉生开衙放告一事，还有另外两层用意：其一，松江织造局亦可效法苏州织造局，遴选有实力有信誉的棉商联营合作，需要你从头到尾都要加强监督，既不能让那些无良商贾钻了国家政策的空子；也不能让李玄他们欺凌商贾、虐民自肥。还有其二，无论棉商丝商愿不愿意与织造局联营合作，他们都照章给国家缴纳赋税，国家就要给他们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做到这一点，遏制乡宦士绅以投献诡寄诸法侵占民田、偷逃国税就是首要之务。国朝优免恩恤之制，以江南最为优厚；江南优免恩恤之制，又以苏松最为优厚。那么，堵塞赋税流失的漏洞也该当从苏松而始。”
这么做，无疑是要把自己置于官场士林千夫所指、万人痛骂的境地，即便赵鼎激愤于松江徐家等乡宦士绅仗势欺官虐民等诸多恶行，已开始责令他们退田，此刻心中仍不免有些忐忑不安。
朱厚熜却不管他的感受，自顾自说了下去：“朕的意思，你们可以三管齐下：一是依律勒令那些骄纵不法、夺民田产的乡宦士绅退田；二是追缴乡宦士绅家积欠的钱粮赋税，用以治理吴淞江；三是苏松甫遭大灾，临江临湖地区地界漫灭，亟待重新丈量田亩、核定地界，可以借这个机会，大力清查乡宦士绅之家投献诡寄的田地，把那些隐身暗处，侵吞国帑民财的国蠹都揪出来。”
朱厚熜正在兴致勃勃地说着，忽然听到有人在门外奏报：“启奏王先生，前面的奴才来报，言说苏州知府齐汉生求见杨公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