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每周四接见。接见是看不到人的，只能递纸条。家属写张纸条进来，我们看了之后，再写张纸条出去，就这样完了。但人人都期盼接见。
每周四，生产任务相当于没有，完成多少算多少。从早上起，人人都在等家属的纸条。有的等到了，有的没等到。等到的未必高兴，没等到的则肯定沮丧。
我妻子每周四都要来，她有一次写的一张纸条把我感动惨了——“每天早上我都不愿意睁开眼睛，因为一睁开眼睛，你就不见了。我的心好痛，真的……像刀在割。”
我妻子没什么文化，写出这样让人动情的文字，肯定是真情流露。我读完纸条就哭了，眼泪止不住的流。回了纸条后，我边挑猪毛边哭，顺手就用手擦眼泪，结果把一根猪毛弄到眼睛里，第二天早上醒来，右眼肿得像桃子。看守所的潘医生把我叫到医务室，用生理盐水跟我冲。几天之后就好了，但视力慢慢开始下降，到现在右眼已经成弱视，戴眼镜也不起作用。
潘医生以前是看守所的警察，因为利用看病的机会，猥亵一名如花似玉的女犯，被人家告，判了缓刑，虽然仍然留在看守所当医生，但不再是警察，而是工人。
每周四接见，没离婚的基本上都是妻子来，离了婚或没结婚的，则是父母来，只有张振国是女儿来。每次张振国收到女儿的纸条都好激动。张振国让女儿转告妻子，他想离婚。但他妻子不同意，理由是没那心情，也没那闲钱。
我猜张振国之所以想跟妻子两个离婚，其实是想在执行死刑前见妻子一面。在看守所见不了家属，但离婚可以例外。而张振国的妻子不同意，多半是怕周围人说闲话——男人还能活几天嘛？你还跟他离婚。
张振国这种案子是很伤夫妻感情的，所以他妻子从来没有跟他写过纸条。但吕大爷说，张振国的妻子肯定每周四都来了的，因为他女儿还没满十六岁，没身份证，没妈妈一路，接见不到。吕大爷的推测合情合理。
我猜张振国其实又害怕妻子同意离婚，虽然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但精神上还是需要支撑，再说实际点，只要没离婚，枪毙之后，妻子总要来收尸。
每周五，张振国都心神不宁，因为据老鬼上，中院一般周五下死刑执行通知书，然后周六法警带出去枪毙。也就是说，像张振国这种情况，只要混过了周五，就又可以安安心心地活一个星期。
虽然张振国每周五都说，希望死刑执行通知书早点下来，因为他这样脚镣手铐戴着，活得人不人鬼不鬼，还不如早点死了算了；但实际上每次熬过星期五，张振国都会大大地松口气。他对人世还有太多留恋。
当然张振国说早枪毙早好，也并不是骗人。死刑犯的脚镣手铐一旦戴起，要执行死刑的时候才取。脚镣手铐是看守所自制的，笨重得很，而且手铐和脚镣还用铁链和一根3ocm长、手指粗的钢管连接起在，称之为“烟杆”，目的是防止死刑犯自伤自残或者攻击他人。
我没机会尝试戴着“烟杆”吃饭、睡觉、走路，不知道那滋味究竟有多难受。每个押室都专门安排有人，伺候死刑犯的饮食起居，因为戴着“烟杆”，连上厕所都要人帮忙解裤子才搞的定。戴着“烟杆”睡觉，衣服裤子还是要脱的，不然时间长了，身上痒，但不可能喊警官拿钥匙开铐子，是犯人自己积累了一套方法，可以慢慢地把衣服裤子从脚镣手铐的缝隙中理出来，习惯了一点都不麻烦，穿、脱，都飞快。
无论张振国愿不愿意，死刑通知书还是该什么时候下来，就什么时候下来。那是九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晚上大约十点钟左右，押室一间间开了，死刑犯一个个被叫出去签字。
张振国签字回来后，脚都软了，路都走不稳。然后“伙贼”在警官的带领下，抬了张“老虎凳”进来，给张振国坐。
“伙贼”就是分在伙食团服刑的人，为什么称“伙贼”？是因为在伙食团服刑的，没有不偷肉的。这称呼好像全国各地的看守所和监狱通用。
“老虎凳”是一种专用的笨重木椅，可能应该称之为“囚椅”。设计相当科学，人坐上去，腰部、大腿、小腿处的木板一关，扶手处的铐子再把手臂手腕一铐，就只能转动脖子了。
坐上“老虎凳”的张振国，凄凉且可怜，但还在笑，虽说笑得比哭还难看，但努力在这个时候展现笑容的人，就是个成熟的男人。
“伙贼”陆陆续续给各押室送来香烟、酒菜。酒不多，一个押室只有一瓶，主要是给死刑犯践行用的。然后，值班警官拿一瓶酒，一个押室一个押室地给明天要走的死刑犯敬酒。
警官敬过酒走后，因为酒精的作用，押室热闹了一会儿，等各人分的那一点点酒一喝完了，气氛就冷清了。看着张振国坐在“老虎凳”上的凄凉光景，大家虽说好久没吃过这些好菜了，但还是没几个人吃得下。张振国就更吃不下，刘莽子一个劲儿劝他吃点，死也要做个饱死鬼。王大爷也劝张振国吃，说黄泉路上远，要是没吃饱，路上饿来走不动了，就只好做孤魂野鬼。张振国不忍拂了大家的好意，勉强吃了两口菜，干了两杯酒，便无论如何也不肯再吃了。
送死刑犯这一夜，为了保安全，是不准睡觉的。大家既是陪死刑犯熬这最后一夜，也是看守死刑犯，免得出什么意外。
然而，一夜实在是太漫长了！虽说在这种气氛下，人人都无睡意，但却找不到话说，个个精神抖擞地坐等天亮。
大概凌晨两点过，有押室传来歌声，其声凄恻悲凉——
“秋风凉，秋风凉，秋风儿阵阵多么的凄凉啊！梧桐树叶儿落哦！孩儿我回故乡，回到了故乡，见到了爹和娘……”
刘莽子眉头一皱，骂道：“妈妈的，这个时候唱这个歌，疯了！”
张振国接口说：“正适合呀！”
刘莽子嘀咕道：“本来心情就难受，还唱死囚之歌，这不是让人更难受吗？”
我悄悄问潘驼背。潘驼背卖弄道：“这歌是多年以前，一个死刑犯写的，歌名叫《秋风凉》，又名《死囚之歌》，全国看守所都流行呢！”
终于熬到天亮了，法警带走了拉去枪毙的死刑犯和几名陪杀场的重刑犯，然后“伙贼”进来收拾碗筷。这天是不劳动的，放假补瞌睡，但精神一个比一个好，都不睡，三三两两摆龙门阵。吴伟伟点了三根烟，立窗台上当香，算是跟张振国送行。之后，潘驼背带头唱起了《秋风凉》，会唱的都跟着唱。一会儿，各个押室都传来《秋风凉》的歌声，一个个打三个擒五个的刁恶分子，硬把这歌唱得悲凄恻凉，催人泪下。
大约十点钟左右，刘莽子肯定地说：“张振国上路了，我点香送他。”说罢，摸出三根烟，点燃立窗台上。
这时，一阵凉风，打着旋儿，从天窗刮进来。吴伟伟说：“这风好怪，是不是张振国回来了？”
我背脊一麻，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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