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围子”(也有叫槽子的），用警官的话说，就是几个犯人在一起伙吃伙喝。照犯人的理解，就是几个比较谈得来的人，在一起生活。不管看守所，还是监狱，都流行“围子”，而且屡禁不止，现在仍然流行，因为对犯人而言，“围子”的好处，至少有三个——
1、这是拉帮结伙的一种形式，遇到事可以一致对外，团结就是力量嘛！
2、人都有倾诉的****，但犯人很多话是不能乱说的，如果被人“捡药”，要被警官训斥、乃至惩罚。所谓“捡药”，就是犯人跟警官打小报告，这是警官相当支持的积极靠拢政府干部的行为。“捡药”的人，在犯群中被称为“药娃”。一般情况下，本“围子”的人相互不会“捡药”。
3、节约开支。犯人没钱的不用说，有钱的也是家属每月或者每周上点帐。看守所或监狱免费供应的饭菜，犯人称之为“桶儿”。咋说呢，光吃“桶儿”，那吃得面黄肌瘦是肯定的。国家的政策是好的，每个犯人的生活费，好像是拨的一百多元，应该可以生活得很不错，但由于管理上的原因，实际上犯人生活得很差，这点以后的章节，我会专门讲述，此处略过。犯人为了利用有限的钱，把生活开得更好，“围子”是必不可少的。比如：一份小炒卖5元，吃一顿，不划算，吃两顿，怕馊。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入“围子”，大家轮流买，每顿都可以沾点油荤。
我的第一个“围子”，是跟吴伟伟和张鸥。
进第二天，我终于想起在哪儿见过吴伟伟，恍然大悟地跟他讲。吴伟伟听了，笑问：“xxx是你什么人？”
我答：“堂兄。”
吴伟伟说：“哦！你堂兄啊！他跟我是朋友，我‘黄起’的时候，他还帮过我。”说着，吴伟伟又转头对刘莽子说：“你看，幸好这两天我心情好，手不痒，不然要是昨天打了他，才笑人了。”
刘莽子说：“那是，我跟你说了好多次，别动不动就打人，你看，听我的正确？”
吴伟伟大笑，开始讲他和我堂兄的故事，意思不外乎有两个——一是让我知道他和我堂兄的交情；二是从侧面告诉其他人，我是他朋友的堂弟，要想惹我就要先过他那关。
我刚来，什么都还不懂，虽然账上有钱，但不晓得可以登菜。所谓登菜，就是买小炒。为什么叫登菜？是因为犯人是不准用现金的，家属送来的钱都统一上帐。看守所一人一张个人账目卡，称之为“折子”。买烟买菜买日用品，都先到“召集”那儿登记，然后统一放。但实际上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拿到“折子”，通常“折子”是由“召集”统一保管，这样就有猫腻——“召集”就有条件用别人的钱。
中午买小炒，我因为没登，就只能看着别人吃。本来我刚进来，肚子里油水还多，并不馋，但因为人有我无，感觉好似低人一等。正郁闷，吴伟伟喊我到生活间去跟他一起吃。
在生活间吃饭的只有刘莽子他们那个围子和吴伟伟的这个围子，其他人都在放风间挨到猪毛吃。人走到哪儿都分三六九等。
刘莽子的围子共四个人——刘莽子、吕大爷、张振国、王医生。另外小四轮在跟他们当“水手”，所谓水手就是跟他们洗衣服洗碗外加茶递烟的人，相当于旧社会的家丁小厮。
吴伟伟的围子就他跟张鸥两个人。我因为没花钱，无缘无故别人请吃肉，多多少少有点腼腆。张鸥说：“你随便点，既然喊你过来了，大家就是朋友，有吃的大家就一起吃，别管哪个买的。身体第一。”
张鸥是个爱好的人。一般人进了看守所，换上囚服，剪了光头，看上去不是倒霉相，就是刁恶相，但张鸥不，早早迟迟看上去都清清爽爽的，即使每天挑猪毛，也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像随时准备赴宴的样子。
张鸥是个货车司机，跑长途，拉矿，不说见多识广，至少对社会底层相当熟悉。他是盗窃进来的，但并不是混混。在押室他相当低调，是个聪明且世故的人。
张鸥猪毛挑飞快，每天比其他人至少提前四十分钟完成任务。完成任务后，他悠悠闲闲地喝茶，吸烟，不帮任何人挑。
张鸥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离婚——在看守所离婚，打击是最大的，因为在焦虑刑期多长和未来的服刑生涯如何面对的同时，又多了一项焦虑。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更何况，人在逆境中，有来自亲人和异性的鼓励，要容易度过难关些。对已婚的囚徒而言，妻子是坚强的精神支柱，即使挂着个虚名，不管不问，也比离婚要好得多。
张鸥的妻子在看守所来看望了张鸥三次。第一次是送被子；第二次留了封信，信上有一句话很有点意思——“当初我为你留了长，如今我为你剪了长”；第三次来，就是离婚。
张鸥离婚回来，脸色难看得吓人。刘莽子叫张鸥好好休息。张鸥在生活间躺了十多分钟，爬起来继续挑猪毛。一时间，押室内鸦雀无声——这是男人之间的理解和尊重。过了一会儿，张鸥起身挨个烟，笑说：“都咋了，我没事儿，摆你们的龙门阵啊！”于是大家七嘴八舌的开始说话，但话题有心无心地总围绕着女人和离婚。
刘莽子对张鸥说：“这样的女人没得意思，离了好，男人才进来几天嘛！就离婚，真正的无情无义。”
吕大爷感叹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潘驼背说：“离了好，没得意思！劳改单位有句话——老子在里面吃馒头，婆娘在外面舔****。麻辣妈妈，老子在外面弄钱的时候，就晓得用钱，一关进来，人就闪了，女人啊！真她妈的不是个好东西。”
吴伟伟见张鸥又听来闷起了，故意岔开话题，讲他当年是如何踏入江湖的。吴伟伟说：
“小时候，家头穷，读初中的时候，想买一双白网鞋，不贵，好像就十元钱左右一双，但爸妈硬不拿钱买。同学些又都在穿，好没面子嘛！就跟一个同学一起去偷我们乡供销社伙食团的菜票，偷了拿到学校头悄悄买给同学，那段时间潇洒惨了，鞋买了不说，天天吃肉，后来初中毕业，农村头呆没意思，就到市里边来混，结果惹事了，给人追杀。打了几架下来，给王老君看上了，收我当徒弟，就这样开始混黑社会。本来过得还是好，但后来我师傅被抓了，我又年轻，一时间找不到钱用，只好约几个人开始蛮干，偷轮胎，偷汽车，派款，抢劫……啥都干！就偷轮胎那次运气霉，那个守仓库的老头，缩在角落里睡觉，我们侦查了几遍都没现，放心大胆地偷，结果那老头醒了，起来阻止，还喊，只好几刀儿把他割了。这下背了命案，就黄起了。反正都黄起了，逮到就是死，做事就根本没有顾虑了，快活一天算一天。不然咋背这么多命案呢？”
吴伟伟一边感叹一边回忆，押室的话题又转到混黑社会究竟有没有意思上。这下人人大议论。最后归结于一句话——看各人的运气。
刘莽子那个围子里的王医生，是血库里的领导，可能是贪污，和支持血头被抓的。显然自认为是国家干部出身，看不起混黑社会的，所以唱起了埋死人时祭司唱的歌。我第一次听觉得奇怪，心想这老头怎么唱这个，后来听他没事就唱，才了解这是他的爱好。只是不知道他年轻时是干这行的，还是无意中学会了这招，引以为荣，常常卖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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