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自己前生曾经经过的一九八三年严打，吴永成记得楚，因为他当时太了，还在初中上学。光记得满满的、一车一车的犯人，挂着写有罪名的大牌子，低着头，站在东风汽车上，被全副武装的公安干警押着游街，然后是公审公判大会，接着是死刑犯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而重新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后，他再一次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所震撼：到底是国家的专政工具呀，不动则已；一动，则真有惊天动地的力量！一些犯罪分子别看你再怎么猖獗，收你，也不过是分分秒秒的事情！
“严打”开始后，吴永成特别留意公安厅送过来的《公安情况通报》，在那段时期，可以满篇登载的都是全国各地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进展情况，好象在开展一次抓捕犯罪分子的大竞赛似的。
全国范围内，正式拉开“严打第一仗”序幕的是剿灭唐山“菜刀队”。据《公安简报》称：唐山公安部门经过七天七夜的侦察，把拥有一百多人、手拿菜刀、斧头为凶器的唐山“菜刀队”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仅仅用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就把这个横行于唐山多少年的恶势力一网打尽。其中枪毙了十六个罪大恶极的要分子，还当地群众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
一九八三年九月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地决定》。将杀人、、抢劫、爆炸、流氓、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拐卖人口、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或者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组织反动会道门、引诱、容留、强迫妇女卖淫、传授犯罪方法等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确定为打击重，均可判处死刑。对杀人、、抢劫、爆炸和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可以不受《刑诉法》第110规定的期限地限制，并将其上诉期限改为三日。
这两个决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号国。宣布从颁之日公布施行。
《人民日报》迅以头版头条表社论文章“必须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红旗》分别于一九八三年十七期、十八期表“挥专政职能，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政治领域中的严重敌对斗争”的评论员
全国各地地各种媒体，纷纷以要位置。报道全国各地的“严打”战果。声势可以是相当的震撼人心。
半年多后，吴永成在市司法局曾遇到一位八三年刚参加工作、就遇到“严打”战役地大学生李伟。因为两个人年龄相仿，又都是大学生。所以谈起以前的事情，也就没有多少顾忌。
据李伟回忆当时的情况：“我报道以后的十天吧，局里就通知全体人员参加全市召开的大会。会议传达了刚刚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的文件。
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统一部署‘从现在起，在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从一九八三年八月上旬开始到一九八四年七月，各地公安机关迅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地第一战役’。
动员会后，公安部门按照统一部署和要求，根据大量积案，进行了摸底排查工作。
除了已经抓获的暴力犯罪、可能外逃的人犯（现在叫犯罪嫌疑人），对其他人犯，都集中在八月十八日晚上集中搜捕。
晚上六多钟。我们司法局的全体同志，按时来到了事先指定的集合地。参战人员以公安干警为主，法院检察院地干警，司法局的干部、工厂地保卫科人员、民兵联防队员，都是辅助人员。跟随公安干警行动。
晚上七钟，全体参战人员集中名。作战前动员，然后按照已经分好的组布置具体任务。每个组都由公安干警带队和负责。我被分配到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刘新带队的组。他是一名身经百战地老公安了。
行动开始后，每到一处。刘新就派人对房前屋后、巷道窗口进行堵截。
有个人派我屋后去蹲，刘新：‘他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干过这些粗活，不要安排他。’
所以，我就是跟着他跑来跑去，从省体委宿舍、电力宿舍，到桃园街。抓一个、送一个。
我们组负责搜捕的几个对象，在家的，没有任何反抗，老刘一句“听话，按规矩来”，就被捆走或者跟着我们走了。不在家的那一个，三个时后，他爸爸妈妈和舅舅按照我们的要求，将他送来了。
于是，我们这个组，非常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来回三、五趟，跑来跑去的，辛苦都无所谓，就是口渴得难受。”
吴永成听了深有同感，你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赶上参加这种大行动，一个是紧张，一个是劳累，哪能不感到口渴呢？那个时候，街上可没有什么矿泉水、可口可乐之类的东西卖，你也不好意思在人家被搜捕人员的家里要水喝何况，这可是也涉及到了阶级立场的问题哪！有人给你告一阴状，那也是个不大不的麻烦事情。
李伟接着：“口渴也只能忍着啊！我的任务比较简单，就趁押送被抓的人员回柴油机厂的机会，暴饮上一大杯凉茶水，那个痛快呀。
半夜时分，我们最后一次回到柴油机厂时，被搜捕的对象，差不多也都归案了。
偌大的车间，关满了被搜捕人员。一个个蹲在地上，稍微有动静，车间里不时就有‘谁不听话，就索他一绳子’的声音响起。所以。一个个都不敢乱乱动。那可不是吓唬他们，有一个人脚麻得实在受不了啦，再加上情绪也有些反常，大喊大闹起来。马上
助看守的柴油机厂的民兵们过去，一绳子捆了个‘老
到了半夜三钟左右，押送犯罪嫌疑人地东风大汽车到了。那些被抓回来的人。一个个被押上车，送往xxx的审查站。汽车一出门，上了五一大道。车灯连绵数里，望不到尽头，蔚为壮观，颇有战争年代的味道。
这种景象，参战干警没有见过，被搜捕人员也没有见过。和我同车地刘新就感慨地：‘这几年，经常是被搜捕对象比我们警察多，人都抓住了。就是带不回来。我们在人数上的绝对优势，还是第一回。’
吴永成，你知道吗？一九八一年六月的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地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就有‘注销本人城市户口。劳教期满或刑满后一律或一般留场就业，不得回原大中城市’的规定。而这一次‘严打’地宣传工作开展后。社会上的传言就走了样。所以，在汽车上，被搜捕的人员心里就更加慌了。
不时有人问道：‘干部。是不是要将我们送到新疆去？……干部疆前，我和家里人还能不能见一面？……干部，我那事，不是处理完了嘛？’还有的，在半道上吓得就跳车了。当然他也没跑远，就被后面的人追上去抓住，又补了一绳子，还是捆得咝牙咧嘴的那种五花大绑，结实着哪！
几经周折，到了审查站里，通明，挤满了人。那里的工作人员开始对被搜捕的对象，逐个地检查登记。那么多人，够看守所地那些干警们忙几天的。
当我们交接完毕，回到市内时，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了。”
吴永成听着头行动结束后，他们那一伙人也和省委地领导们一样，从那个秘密地方出来了。
这就是一九八三年严打斗争国统一部署的、著名地八一八行动（有少数地方是八一七行动，最早的是八一三行动）。
吴永成有些感慨：当时“严打”的声势已经很大了，搜捕工作能够进行地如此顺利，不能不是个奇迹啊！
或许嫌疑人知道自己在劫难逃、愿意认罪伏法；也或许是一些嫌疑人还抱着些许幻想、认为自己并没有犯多大的错（这部分人还不少）；或许那个时候、晚上还没有这么多消费场所，或许那个时候出门在外还需要粮票、出差证明……
反正，不管怎么，换到现在，绝对不可能有如此好的效果。
通过紧急行动，该抓捕的人现在已经抓回来了。下一步就是该集中会审、办案了。
这个程序，吴永成曾经在一个收审上见过。那也就是在一间比较大的办公室里，有分别来自公、检、法个部门抽出来的人。公安部门有预审科付科长、派出所所长带队，检察院有起诉科长带队，法院有刑庭庭长带队。各部门都有人负责，力量很强大，还有一些来自企业和街办的借调人员。具体工作，就是将八一八大搜捕抓获的的“人犯”迅处理。其职。有问题现场办公解决。这就是那个年代盛行的公检法联合办公。根本不像后来似的，公安先侦察、然后送检察院、最后提起公诉上法院，摆个审判厅，有律师为被告有板有眼地辩护。特殊时期嘛，这些从简了！
初期阶段，基本上每晚都要开碰头会，通报情况，解决问题。组织学习中央下的一些关于“严打”的文件精神。随后就开始工作。
“八一八”行动被搜捕的人员，大多数都属于“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人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对象。所以，报捕工作是第一步。
由于案件的主要证据材料，在“八一八”行动前，都准备好了（也就是补充一些有关身份、家庭住所的证明，有无前科的材料，然后制作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检察院审查批准）。既然前期的实质性的工作已经完成，那么到了这一阶段，主要就是一些程序性的工作。公、检、法现在就在一个办公室里办公，工作效率就明显提高，以前一个案件的移送，可能需要中途旅行半个月，而此时半时就足够了。
紧接着就是提审、挖余罪。由于抓的人太多，工作人员不够，原来本应该两个人提审，现在就只能是一个人独自提审（有时这个人也可能是临时借调来的）、签两个人的名字。看守所、收审站由于办公地不够，有时候就只能是几个案子、十几个人犯在一个房间里审问，根本就没有最起码的保密措施了（不过，被抓的人犯连自己的死活也顾不过来，也就没有什么心情去偷听别人的案情了）。
然后，法院方面根据检察机关送过来的起诉书，对犯罪分子进行“从快、从重、从严”的判决。在严打期间，并没有律师为犯罪分子辩护一国政法工作会议决定，此次开展严打斗争，暂停刑事辩），不过，是暂时不搞。严打结束之后，再恢复律师刑事辩护工作。
而后“东北二王”在南下逃亡中被击毙，打响了我国境内反黑战斗的第一枪，把这次“严打”战役推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