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省长，从大的方面讲，定位不准。定位不准导致了经济发展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全省“一带两区”的定位是准的，全国经济的中部隆起带、粮食生产核心区、华夏历史文化传承创新区。但是各个市的定位大多是不准的。”罗观说道。
李明昌哦了一声，让罗观具体讲一些事例。
“商都市作为省会提出来比较高的目标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目标不能太高，太高就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近几年，商都市提出要大力招商引资，打造国际大都市的口号。河洛省作为内陆省份，区域不占优势，国际航线根本不足，打造国际大都市听起来很美。为了吸引外来投资，商都市层层分任务、级级定指标。这样一来，造成了一个项目，好多单位分摊的现象，并且是不管是什么商，不管这个项目好不好，统统招过来。”罗观说道。
罗观举的例子让李明昌倒是没有想到。不要说商都市，就算是河洛省，包括省政府的副省长和办公厅的同志们，也都认为只要是有资金进入河洛省肯定就是好事。罗观举例说，比如说作为省会城市，招进来的项目一定避免“老大笨粗”，要以轻工业和服务业的项目为主，特别要防止像印染、皮革等高能耗、高污染的项目进入。
“招商引资要有规划、有目标，不能一轰而上。这个城市要发展什么，哪一块要发展什么，就必须招相应的项目。招商引资必须与城区总体规划、产业规划、土地规划、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生态环境规划相一致。李省长，近年来，商都市哪一天不是在挖路，哪一天不是在破土？老百姓说，刨刨挖挖、弄俩花花。这种情况是有。但根本上说是规划执行不严肃。本来这个地方规划有两个商业区，现在你要变成三个，相应的配套设施就要变，于是城市到处开膛破肚就成了家常便饭。”罗观说道。
罗观又举了一个例子，一个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的山区贫困县，除了在文革时期搞过大炼钢铁，每个乡都有几个铁匠铺之外，根本没有任何工业基础，居然提出要建设工业强县。
“小罗，你这也不对，贫困县为什么不能提这个？贫困县就应该贫困吗？”李明昌提出了疑问。
“李省长，毛主席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贫困县提出建设工业强县，勇气可嘉，但是这是要付出代价的。现在贫困县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定方位、找出路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各级以扶贫为由产生的腐败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贫困县的干部群众根本没有积极性。”罗观说道。
李明昌听到“腐败”二字，眉毛扬了扬，“继续说，大胆说。”
罗观索性放开了讲，如果真是得罪了李明昌，大不了不在官场干了。此时的罗观，心里忽然生发出一种为民请命的豪迈。
罗观说道，现在贫困县干部群众每年指望的就是中央对三农的转移支付资金，特别是近年来，中央逐年加大了对贫困县的转移支付力度，由于体制改革跟不上，存在的问题是“触目惊心”的。
第一个问题是转移支付“雁过拔毛”，路损严重。1997年中央对三农转移支付超过1500亿元，1999年超过000亿元，按照7亿农村人口计算，人均80多，而罗观当县长时的旧野县，人均只有150多元。1997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各类扶贫资金50亿多元，1999年超过49亿元，按照国家公布的600万贫困人口，人均1500多元，而旧野县人均只有800元。中央对三农的转移支付的过程中“路损”巨大，仅从旧野县来看，其“路损”更是高于全国水平。
第二个问题是转移支付“权力寻租”。中央级财政转移支付环节上，大量存在着挤占、挪用、截留、沉淀现象，其共同的特点是让国家受损害而使部门获利。财政部门只管拨款、不问资金使用去向的现象，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专项资金分配环节上，存在着重复设置项目，多头审批，层层截留等严重问题。罗观说，他在南方周末报上看到一个报道，财政部提交全国人大代表讨论的00年中央转移支付的巨额资金中，竟然有三分之一的专项支付没有说明具体去向。由此导致一大批政府官员“权力寻租”，甚至直接向项目单位提取一定的所谓“管理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经过层层“把关”之后，几乎每一笔专款在每一次“把关”中都会出现10％～0％的损耗。
第三个问题是转移支付“嫌贫爱富”。转移支付不仅没有缩小公共服务能力差距，相反扩大了。经济发达地区财务情况好，经济落后地区政府的财政能力弱。按一般性转移支付、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合计计算，东部获得的财政补助大于中部，中部获得的财政补助大于西部。今年，河洛省获得的财政补助只有140亿元，还不到粤东省的一半。
第四个问题是转移支付资金成了基层的“唐僧肉”，人人都想啃，就是老百姓没得啃。到达县乡的专项资金，绝大部分用于平衡县乡财政预算。到达农村的项目资金，大多都是干部主持对“资本家”招标，实际0元的项目，招标价格高达百元以上。
罗观提到了旧野县，在他去县里当县长之前，旧野县近10年间，一共争取到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资金1.6亿元，这里面包括财政贴息扶贫资金、财政支农资金和以工代赈资金等，这其中有60％以上用于平衡县级财政预算。此外，专项资金下拨到项目后，县乡都要专门成立机构来主持资金、项目运作，还要有专门人员，配套办公地点、交通工具和办公设备，所剩无几的资金再来一个“官商合谋式”的招标，结果是专项资金到该用的时候已经是“钱到地头干”了，巨额的支农资金主要用在了养农业行政机构和不干活的农业行政人员上。
“小罗，你说的，是真的，有没有依据？”李明昌此时严肃起来。
“李省长，我当过旧野县长，对旧野县的情况包括各类数据是十分清楚的。在北召县任职的时候，我就开始注意研究三农方面的问题，对中央政财转移支付问题，按理说我是了解不到的，由于我是吴三平教授的学生，从他那里了解了很多东西。后来到旧野县，我就提出了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当时书记是景卫东书记，他去了国家发改委农经司当司长，我对全国的三农问题也有所了解。”罗观说道。
“哦，我想起来了，三农的这个词也是你最早提出来的。”李明昌说道。
“其实，农村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上面的问题。上行下效嘛。作为政府，作为上级，搞层层克扣，那么基层的干部群众怎么办？那也得想办法活啊。于是各种问题都出来了。”罗观继续说道。反正已经说到这个地步了，连把中央的问题都点出来了，还有什么顾忌的呢？
罗观指出第一个后果是强化对农民土地的征占。去年华夏有4000万失地农民，全国共查处土地征用违法案件14万件，相当于上年同期的两倍。失地农民目前是“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这种“一脚踢”，即给点钱就一脚踢开的野蛮征地办法，造成了社会严重的不安定。农村土地纠纷已取代税费争议而成为目前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焦点，是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
第二个后果是血腥开发煤、气、矿产、河流、森林等自然资源。为什么中央关闭非法开采保护环境的禁令难以落实到位，用老百姓的话说，那就是“后台硬，关系通天”。天在哪？天就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一旦从中作梗，事情就难办了。“强龙不压地头蛇”，再大力度的中央红头文件，一到地方政府的“一亩三分地”上，也是强弩之末了。地方政府也有自己的苦衷，比如某地煤炭的收入占到了其财政收入的７０％—７５％。减轻农民负担穷了地方政府，再加上现在全球资源价格一路上涨，地方财政的拮据和一些官员的贪婪决定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只会变本加厉。
第三个后果是“半黑半白”的基层干部越来越多。由于上级腐败现象的存在，基层干部在权力寻租时会更加变本加厉。现在有四个方面的对象会成为基层干部特别是村支两委的寻租对象：一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二是乡镇及县城郊区的村社内部集体经济组织；三是所谓的龙头企业；四是非法开采矿山等自然资源投机商。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乡村社会的黑社会力量较过去猖獗，村干部违纪违法损害农民利益的案件增多，龙头企业骗取国家扶持资金越来越普遍，乱开乱采天然资源越来越严重，这些都与干部借“代表政府和人民”的合法外衣谋自己的私利高度相关。
“真的有这么严重？”李明昌转头问道。
罗观看到，李明昌的头上已经冒出了汗珠。
罗观吓了一跳，罗观只是提了中央一级和县、乡存在的腐败问题，就是没有提到省这一级。难道李明昌在中央转移支付的资金分配方面也有问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