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河形势压西陲，不觉连营列汉旗。
——王安石
第一节？军队改制
保甲法全面铺开，正按照王安石的设计不断发展。在武装保丁进行军事训练方面，王安石同样遇到保守派的质问和神宗的疑惑，他都要进行一一辩论。问题的焦点实际是两个方面，一是有关国内的，一是有关国外的。
熙宁二年（1069），在推行保甲法前，很多地方已经尝试着创立了保甲这种形式。侯叔献专门上奏疏谈义勇的问题。神宗征求王安石的意见。当时，河北、河东、陕西诸路都有民兵组织，是地方上经过选拔和训练而有一定作战能力的民兵，称“义勇”，轮番到某地担任防守任务。但凡是被选为义勇之人，都要在手背上刺字。
河北、河东、陕西处在国家的西北边防线上，宋代的外敌主要就是契丹和西夏。当时的吐蕃和大理是北宋王朝的西南边疆，这两个国家四分五裂，没有能力对外侵略，故主要威胁来自西夏和契丹。而侯叔献所说的情况，正是在这三路实行的。这些义勇实际就是经过选拔组织起来，再经过训练的有战斗能力的民兵，各地方按照一定的时间派出一定数量的义勇到边防线上戍守。为了防止逃跑，这些义勇都要在手背上刺字，可能也有一定的番号。
当时朝廷正式招募的正规军编制称作募兵，即完全由朝廷经费养活的军队，分为禁军和厢军，禁军和厢军都要在脸上刺字，称作黥兵，类似于囚犯。宋代在犯人脸上也要刺字。
当时变法刚刚展开，神宗就这一问题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回答说：“此事似可行，恐须待年岁间议之。”又说，“募兵之害，终不可经久。……今养兵虽多，及用则患少，以民与兵为两故也。又五代祸乱之虞终未能去，以此等皆本无赖奸猾之人故也。……但义勇不须刺手背，当以礼义奖养，刺手背但使其不乐，而实无补也。”①[①《王文公文集》卷八三。
]
王安石意见很明确，首先说此事可行，但需要在一年后再具体议论。接着说明可行的原因，其精神实质：一、募兵制不是长久之法，要恢复古代民兵基础上的征兵制；二、不能刺手背，要用礼义来教育培养义勇的爱国思想和正义感。在当时君臣中，只有王安石明确提出不能这样对待士兵，这完全是五代时期那些军阀虐待士兵而留下的恶习，应该摒弃之，刺手背是对人格的侮辱。只是使义勇有怨恨情绪，而不会有什么实际的作用。
可以看出，这是王安石制定推行保甲法的先声。前文提到，保甲法的第一个作用很快见效，而第二个目的便是逐步改变全国的军队组成和招收方式，使保丁成为后备军，实际便是全民皆兵的思想。
熙宁四年（1071）三月丁未日，王安石对神宗说：“今所以为保甲，足以除盗，然非特除盗也，固可渐习其为兵，既人人能射，又为旗鼓变其耳目，渐与约：免税，上番，代巡检下兵士。……则人竞劝。然后使与募兵相参，则可以消募兵骄志，省养兵财费，事渐可以复古。此宗庙长久计，非小事也。①[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
]很清楚地说明这是有关宗庙社稷长治久安的大事。保甲法推行开后，不但可以消除地方上的盗贼，而且可以加强训练，使保丁具备作战能力，有军事素养，然后再经过一些制度设计，使这些保丁中的骨干可以参加到防守边疆和对外作战中来。这样可以逐渐消除禁军和厢军的骄横情况，而且可以逐渐减少正规军的数量，节约大量的军费，确实是一个长治久安的大事。
但这又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工程，要解决许多具体问题。首先是要对保丁进行军事训练，使其具备实战能力。为此，熙宁四年（1071）九月，朝廷专门下发诏书，要求各地方执行。《宋史·兵志·保甲篇》载：“岁农隙，所隶官期日于要便乡村都试骑步射，并以射中亲疏、远近为等。骑射校其用马，有余艺而愿试者听。第一等，保明以闻，天子亲阅试之，命以官使。第二等，免当年春夫一月，马藁四十，役钱两千。本户无可免，或所免不及，听移免他户而受其值。第三等、第四等视此有差。”在农闲季节，具体负责官吏选择时间和地点对保丁进行骑射的训练和大比武，分出等级来。第一等可上报朝廷，由天子亲自检阅，正式任命为朝廷命官。其他等级都有一定的待遇和奖赏。
这道圣旨一颁布，很多地方掀起轰轰烈烈的练兵高潮，出现许多武艺高强的保丁，成为军队强大的后备力量。在熙宁后期元丰初年（1078），保甲武艺精良的兵将很多，具有一定的作战能力。但是，关于保甲中的义勇经费如何解决，这些民兵是否可以参加战争的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制定明确的可以操作的制度。
我们简单交代一下王安石对于军队建设的长期构想。当年北宋经济最沉重的负担就是“三冗”，军费开支庞大是其中之一。因此“省兵”是当时士大夫们呼声最强烈的内容，但还要保证国家安全，必要的军队数量则一定要维持。而当时军队主要就是两大部分，一是禁军，一是厢军，总数达到一百二十多万。占朝廷财政开支很大的比重。这些兵都成为职业军人，很多是老兵油子，除当兵外不会其他职业，不会种地也不会做工。因此王安石主张不能采取激进式的“省兵”，就是裁军，而是要采取渐进式。因为如果裁减过猛，则这些人等于失业，而他们都骄惯成性，很容易成为社会动荡的因素。王安石的策略是：禁军和厢军都有一定的编制和名额。由于老死病残，每年都会出现自然减员。减员后不再增补，这样，经过二十年，朝廷正规军就剩下很少的数量。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六，熙宁六年（107）八月丁酉记载了神宗和王安石关于保甲和义勇问题的对话：
上曰：“如保甲、义勇，将来岂不费粮草？”
安石曰：“保甲、义勇，乃须计置减募兵，以其粮米供之，如府界罢四千兵，所供保甲之费，才养兵所费十之三。”
上曰：“府界募兵亦未减得。”
安石曰：“既有保甲代其窠坐，即不要此四千募兵。可指合要兵数，减此四千。今京师募兵，逃死停放一年，亦须及数千。但勿招填，即是减得。”
王安石说，保甲、义勇军的经费，乃是由减少募兵数量省下的经费来提供的，供应保甲的经费，才是军队经费的十分之三而已。就这个问题，王安石曾经具体给神宗算过一笔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三载：“上虑岁久钱粮不给。”安石说：“巡检下六千人，每千人岁给约三万贯，是一岁费十八万贯。今若罢此六千人，却以保甲代之，计所用钱粮，费八万贯，尚剩十万贯。以十万人替六千人，又岁剩钱十万贯，何至忧不给也？校阅至一二年，便令保正募征行者，六千人必可得，况但要守卫京师而已。若岁岁校阅保丁，又封桩所剩钱十万贯，则非特畿内守卫日强，兼亦财有余积。宗庙社稷之忧最在于募兵皆天下最落魄无赖之人，尚可与之守社稷封疆，况于良民，衣食丰足者众，复何所虞？”
多么清楚的账目：从禁军中巡检裁下六千人，每一千人每年的经费是三万贯，六千人就是十八万贯。而训练和组织保甲、义勇十万人的经费，统计所用钱粮，全年才八万贯。经过一两年的训练，命令保正招募参军者，从十万中挑选六千人，一定都是精兵。每年这样办理，可以节约十万贯，然后将这十万贯“封桩”，即存入国家府库。不但京畿守卫日益加强，而且又节约如此巨大的经费，便可以再用这些经费办更大的事情。
但关于民兵是否可以作战，神宗依然有疑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八曾记载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神宗和王安石的谈话：
上曰：“止是民兵未可恃以战守，奈何？”
安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然可以战守。臣以为募兵与民兵无异，顾所用将帅如何尔。将帅非难求，但人主能察见群臣情伪，善驾御之，则人材出而为用，而不患无将帅；有将帅，则不患民兵不为用矣。”
王安石的态度非常肯定，唐代以前没有在脸上刺字的军队，不照样可以守边和作战吗？只要有数量庞大、训练有素的兵源，再有智勇双全的将帅，那么民兵完全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
关于保留禁军的必要性，神宗曾经与王安石讨论过。“上曰：‘禁军，无赖乃投募，非农民比。尽收无赖而厚养之，又厚禄尊爵养其渠帅，乃所以弭乱。’”“安石曰：‘臣在翰林，固尝论黥兵未可尽废，但要民兵相制。专恃黥兵，则唐末五代之祸可见。且黥兵多则养不给，少则不足用，此所以须民兵也。’”神宗认为，禁军是社会无赖投身之所，和老实巴交的农民不能相比。所以禁军全部吸纳社会的无赖而用优厚的待遇养他们，而对于禁军的军官也给高官厚爵，这样才能够消除祸乱。王安石则认为，黥兵即禁军不可以全部废除，要保留一定的数量。但不能完全依靠禁军，必须有民兵做后盾和制约。
这样，我们便可以看清楚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对于军队建设的全部思想、制度设计以及长久的战略构想了。他想经过保甲法的确立，使社会从最基层完全组织起来，让正气压倒邪气，首先解决社会治安的问题。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才可以发展生产。然后加强训练民兵和基干民兵，使其有直接参加作战的素养，逐渐取代招募的带有职业性质的正规军。但裁军采取渐进制，用自然减员的方式逐渐减少。开始时便将士兵服役的年龄由六十岁减小到五十岁，五十岁以上的士兵都可以申请转业，国家给一定的费用。
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政治智慧和对于下层百姓的关怀。政策极其稳妥合理。五十多岁还能有什么战斗力？最后地方军和边防军主要由民兵中的骨干轮流担任。只保留少数的禁军。国家对于军队的开支可以减少一半以上，而且军队还有非常强的战斗力，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
我们用具体数字来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禁军和厢军总数为一百一十六万二千人。到熙宁后期，则减少到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裁减半数以上，那可都是吃皇粮的军人啊！
为说明问题，我们还可以再稍微算一笔账，王安石在几年时间就把军队数量减掉五十九万三千三百一十二人，每人每年按照三十贯费用，为朝廷节约一千七百七十九万九千三百六十贯。这是多么可观的数字。
在开始裁减这些正规军的时候，有的大臣提出怕像中唐时德宗建中时期那样发生兵变，那场兵变造成京师失守，皇帝逃跑到奉天。两京一带兵连祸结，数年才平定。神宗也有这种担心。王安石分析说，建中之乱，是因为德宗重用奸佞卢杞，排挤忠臣陆贽和阳城等，是政治黑暗所致。如今万岁励精图治，英明睿智，爱民如子，怎么会发生那种事情？于是下决心开始操作，一切都在意料和掌控之中，非常顺利便实现了裁军半数以上的伟大功绩。
应该说，解决军队问题是最艰难的，弄不好就会兵变。因此那些执政大员几乎都大声疾呼要“省兵”，但谁都不敢真正操作，因为弄不好就身败名裂。王安石却独自担起这样的千斤重担。
两宋王朝三百多年，国家最富、军队战斗力最强的便是熙宁后期一直到元丰年间，事实是对王安石变法成败的最好诠释。
第二节？王韶出场
事业都是人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和辩论出来的。王安石变法期间在军事上最辉煌的业绩便是河湟大捷，拓展边界一千多里，对西北边陲的巩固有深远的意义。而这场精彩的历史戏剧，在前台表演的第一号主角是王韶，总导演是王安石，总制作人则是神宗。我们先看看王韶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事业。
王韶字子纯，江州德安（今属江西省）人。进士及第后参加制科考试不中，便到今陕西甘肃一带进行实地考察和社会调查。经过长时间对地形地貌、民风和实际的社会状况的摸底调查，心中逐渐形成经营这一带使其纳入朝廷版图的计划。王韶知道神宗皇帝虽然年轻，却有大志，在其即位之初，便上《平戎策》，说：
国家欲制西夏，当复河湟。河湟复，则西夏有腹背之忧。自唐乾元以后，吐蕃陷河、陇，至今，董毡不能制诸羌，而人自为部，莫相统一。宜以时并有之，以绝夏人之右臂。
（《东都事略·王韶传》）
这确实是有的放矢的高见，是可以以很小成本获取重大战略先机的谋略。所谓的河湟即指发源于青海，流经青海甘肃大部分地区的湟水流域及湟水与黄河合流的一带地区。大约相当于今兰州至西宁中南北几百里的地带。这一地区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秦朝修筑万里长城，起点就在临洮，汉朝在这一地区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郡，目的就是要断匈奴右臂。从此，汉民族政权与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发生战争，没有不注重这一地区的。
唐朝中叶后，河湟沦陷，被吐蕃占领。后来宪宗皇帝虽然打算要收复河湟，但未能成功。深知兵法军机的晚唐诗人杜牧曾写过一首《河湟》诗，专门咏叹河湟地区长期沦陷不得恢复之遗憾。诗曰：“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因为这一地带自从中唐沦陷后，一直处在一盘散沙的状态。最大的部落也不过一个县大小。
如果查看一下地图便可知晓，这一地区实际就是现在陇海铁路从兰州到嘉峪关一带比较繁华的地区，是河西走廊最重要的一段。经过五代时期一直到宋朝建国一百多年，从来也没有人提出恢复河湟的建议。北宋前期的几代皇帝对外一直采取软弱退让的政策，宁可花费大量的钱财给辽国和西夏国进贡以求苟安。正因如此，才造成积弱积贫的局面。神宗想要振兴国威，有所作为，所以见到王韶的《平戎策》后便怦然心动。
王韶观点的大略在《宋史》本传有记载，两者之间有一些出入，今转引本传中的部分语言，可见其策略的主要内容：
西夏可取。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夏人比年攻青唐不得克，万一克之，必并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间，牧马于兰会，断古渭境，尽服南山生羌，西筑武胜，遣兵时掠洮、河，则陇、蜀诸郡当尽惊扰，瞎征兄弟其能自保耶？今唃氏子孙惟董毡粗能自立。瞎征、欺巴温之徒，又法所及，各不过一二百里，其势岂能与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于洮、河、兰、鄯，皆故汉郡县，所谓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种者在焉。幸今诸羌瓜分，莫相统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抚之时也。
通过这段文字，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河湟地区的大体情况。这里一直是几个比较大的羌族部落割据的局面，大的部落所占领的面积也不过是一二百里。西夏也正在争夺这里，派兵攻打青唐的目的就是控制这一地区。宋朝不出兵占领，西夏也要占领。王韶的见解是非常深刻的，其主要意图是建议朝廷首先要占领巩固河湟地区，这样便取得了对西夏的主动权。进可攻，退可守。当时这一地区处在几个少数民族首领的控制之下，既不是宋朝的领土，也不是西夏的领土。有点像局部的小军阀割据的性质，如果西夏先下手占领这一地区，宋朝就完全被动了。如果宋朝先占领这一地区，那么就完全掌握了主动权，阻断了西夏政权南侵的道路。
王安石在出任参知政事之前，王韶就曾经到京师上三道《平戎策》，那还是熙宁元年（1068）的事，当时即得到神宗的重视，但多数大臣不同意，反对用兵。富弼劝神宗“二十年口不言兵”。司马光、文彦博、曾公亮等大臣对用兵也是讳莫如深。故王韶并未得到明确的答复，当然也不可能进入实施阶段。
王安石执政后，态度非常鲜明地支持神宗经营西北边陲的策略，支持王韶对西北边陲的开发。神宗亲自召见王韶，任命他为秦凤路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先做调查策划准备工作。
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命他负责秦州（今甘肃天水）西路所有关于招纳蕃部、创设市易司、募人营田等事宜。实际上就是把招抚经营秦州、凤州等地的权力和责任都交给了王韶。
王韶接受任务，便积极开展工作。他经过更加详细的调查和缜密的思考，决定首先采取招抚的政策，第一个对象是居处在青唐（今青海西宁）的俞龙柯部落。这是地处中央而且实力比较强大的部落，对于周边小的部落有极大的影响。西夏曾经派兵攻打过这里，铩羽而归。目前依旧是独立的部落政权。
王韶先派专人带上一些礼物去与俞龙柯联络，详细陈说归附大宋王朝的好处。俞龙柯的汉文化水平比较高，因此对于西夏和契丹的野蛮和落后不屑一顾，但对于大宋王朝高度发达的文化很青睐，因此答应谈判。
王韶听到专使回来的汇报，他深知俞龙柯是位懂礼义的首领，于是只带几个人前往，直接进入俞龙柯营帐宣谕万岁的意见，推心置腹，态度诚恳，不卑不亢。而且当晚就留宿在俞龙柯大帐，就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俞龙柯见状，很受感动，便联络自己的盟友，青唐和渭源（今甘肃渭源）共有十二万少数民族部落归附于王韶，也就是归附于大宋王朝，即名义上是大宋王朝的子民。
王韶将招抚的情况向朝廷做了详细的汇报，并请示下一步工作的方向。他准备继续进行招抚，然后逐渐将其组织起来，并请求朝廷的支持。当他的奏章上奏到朝廷时，朝廷内部却产生了激烈的辩论。
当时，富弼退休回家，韩琦和司马光不在朝廷，朝廷中只有文彦博基本立场属于保守派。因此，许多争论都在王安石和文彦博之间展开。当王韶的奏疏到达朝廷，神宗和几名主要大臣看后，就是否继续开展招抚的工作、招抚是否有实际的意义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神宗先听到反面的意见比较多，对于这种招抚是否有效果也心存疑虑，于是试探着问王安石：“王韶这种招纳方式恐怕没有什么效果？”王安石马上解释说：“只如当今这样招抚，使蕃部内属，这就是效果。至于最终是否为朝廷所用，主要看朝廷和将帅了。”
文彦博说：“这种招纳没有什么补益。”
王安石反驳道：“不烦军队，不花朝廷一文钱，能够招抚生户归向朝廷而不被西夏所收复以为边患，这是多么重要的收获，怎么能说没有补益？”
王安石的目光很远大，这些地方处在宋、辽、西夏的接合部，是松散的部落，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心理上进行羁縻，防止他们投入西夏的怀抱。因此他对于王韶的工作给予坚决的支持。
这样的争论进行过几次，有时很激烈，王安石都坚持自己的立场，力挺王韶，因此对于王韶的工作没有产生影响。王韶并不知道，如果不是王安石在朝廷中独自承担着各种压力，他可能早就被调离或者罢免了。
这样，由于王安石的坚持，王韶才得以继续推进招抚的进程，就在招抚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朝廷争论更加激烈的事件，也给王安石带来严峻的考验。
第三节？木征与郭逵
在俞龙柯等部落归附后，王韶向朝廷建议：“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万顷，愿置市易司，颇笼商贾之利，取其赢以治田。”帝从其言，改著作佐郎，仍命韶提举。王韶立即实施这一计划，在宋朝和这些蕃部接合的边疆地区建设一个大的贸易市场，开展边境贸易，一下子就把这一带的经济激活了。然后再用这些钱招募农民垦荒，制定优惠的政策。这里的人口也逐渐稠密起来。有人群便有消费，又使市场贸易更加火爆，一年多时间，王韶积累了相当大数额的财富。这是他进行招抚行动的经济基础。
在招抚取得很大进展的时候，王韶不知道，他的顶头上司郭逵在背地里搞起了小动作。这件事还很复杂，需要进行必要的交代。当时早期接受招抚而且被宋朝任命为河州刺史的蕃部大首领木征，对宋朝继续招抚提出了非常尖锐的带有威胁性的意见，郭逵将这种情况报告朝廷，请求定夺，实际是给朝廷提出一个难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〇在熙宁五年（107）二月癸亥日详细记载了关于朝廷中对此事进行辩论的情况。
首先是有人告黑状说王韶随意贪污挥霍边境贸易的钱财，账目混乱，无法核查。请求朝廷拨发专门招抚的款项，这样将来好对王韶的账目进行清算。于是朝廷准备给予拨款。但拨款的诏旨被王韶退回。王安石询问神宗，听说要给经营秦凤路的王韶拨专门款项进行招抚，是怎么回事。神宗说：“有人说市易司并没有利息，只是王韶虚立蕃部姓名支破，恐久远如萧注，事连蛮夷，不可根究。不如明以数万缗给之。”
王安石听罢，分析道：“这是有人嫉妒王韶的功业，故意设计的陷阱。试想，王韶没有向朝廷要一缗钱，没有调动一个兵，就招抚俞龙柯部十二万内附，是何等的功劳？至于普通人，给一定数量的本钱便可以有利息，何况王韶如此精明之人，那么好的条件，怎么会没有利息？何况市易司又有高遵裕同领，王韶也不能独专。此言必无之理。”其实，王韶没有向朝廷申请拨款，而有人却故意要拨专项资金，无非要用这个名目来控制王韶而已。
第二天，朝廷又接到宣徽使、秦凤路经略安抚使郭逵的请示奏疏。奏疏中说：
木征遣人来告：“王韶元与我咒誓，约不取渭源城一带地及青唐盐井，今乃潜以官职诱我人，谋夺我地。我力不能校，即往投董毡，结连蕃部来巡边。”若木征果来巡边，拒之则违王韶咒誓，纵之则前所招纳蕃部必为木征夺去。臣智议昏愚，无能裁处。乞朝廷详酌指挥。
郭逵字仲通，祖籍钜鹿（今属河北）。宋初，其先人徙居京师，后卜葬洛阳，遂定居。父郭斌，郭逵以父荫补北班殿侍。宝元、康定年间（108—1040），西夏元昊扰宋朝沿边州郡，郭逵兄郭遵为延州西路都巡检使，被西夏兵杀死，宋廷优恤，录郭逵为三班奉职。时范仲淹正任陕西都部署，郭逵即隶其麾下，范仲淹待他如子侄一般。他只比王安石小一岁，也是当时著名的人物。当时的职务是宣徽使、秦凤路经略安抚使，是朝廷委派西北边陲的最高军政长官，正是王韶的上级。他的奏疏等于给朝廷出了个难题。
奏疏中提到的木征是青海东部吐蕃首领。瞎毡长子。瞎毡死后，不能自立，先居河州（治今甘肃临夏东北），当时接受招抚，朝廷任命他为河州刺史，即宋朝在河州最高军政长官，直接归属郭逵管辖。当时郭逵、王韶和木征三人的关系是这样的：郭逵负责秦凤路的全面工作，是最高军政长官。王韶是专门负责招抚和开辟这一地区的具体负责人。木征是经过王韶招抚，和王韶有过咒誓，即盟约而诅咒发誓的人，如今归郭逵领导。
三人的关系理顺后，便可以理解郭逵奏疏的内容了。奏疏说，木征派人来通告：“原先王韶和我诅咒盟誓的时候，约定朝廷不取渭源城一带地方以及青唐盐井。如今却暗地里用官职来引诱我的人，图谋夺取我的地盘。我没有能力相计较，即将去投董毡，联结其他蕃部来边防巡视。”郭逵接着说，假如木征果真前来边境巡视滋事，如果派兵拒绝则违背王韶的盟誓，如果放纵他任意行为，则恐怕以前招抚的蕃部都会被木征夺去。我昏聩愚钝，没有能力裁判处理这件事，请朝廷斟酌指挥。
最高决策机构见到这封奏疏，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王安石是执政宰相，最先表态道：“木征是河州刺史，郭逵是宣徽使、秦凤路经略安抚使，正是木征上级，统辖弹制木征是职责所在。木征派人捎来一句话，便自称昏愚无能裁处。若知无能，何不早辞。”王安石看事深刻，入木三分，而且极其机敏。
文彦博说：“朝廷专任郭逵，方可以责此。”
王安石道：“何尝不专任？郭逵任经略安抚使，王韶招纳蕃部，对于郭逵的职务有什么妨碍？”
神宗道：“不知道木征果有这样的话吗？又安知不是郭逵引导他这么说的？”
可以看出，神宗对于郭逵是不满意的，甚至怀疑是郭逵引导木征如此说。王安石马上接过去说：“此事实在无法知道。即使不是郭逵引导如此说，只观察郭逵前后态度的反复，事情的状况便十分明了。以前奏疏说西蕃皆脆弱不值得招抚，招抚枉费钱财。至木征一言，便称‘昏愚无能裁处’，若如此，则木征乃是强梁可畏。可畏，则前不当言脆弱；脆弱，则今何故便以为不可裁处？”
王安石的话确实厉害，逻辑严密，即使不是郭逵导演的，他也脱不了干系。其实仔细琢磨，郭逵即使不是有意设置障碍，也是嫉贤妒能，很怕他人建功立业，不能成人之美。
文彦博说：“事任不专，难责办于郭逵。”很明显，文彦博是在替郭逵说话。
神宗听文彦博如此说，立即反驳道：“制御木征，正是郭逵事任，如何不可责办？”
接着，文彦博和吴充都担心如果木征真的来巡边，加以制止则要打仗。神宗和王安石都表示即使打仗也无所谓，不能怕。当时参加讨论的四个人中文彦博和吴充基本是站在郭逵立场，而神宗非常明显是支持王安石的。但当天并没有对郭逵的奏章给予明确的答复。
王安石回到家中，仔细思考这件事情，越想越感觉事关重大，如果不及时决断，一旦边塞出现战事，可能便不好收场，而且王韶招纳大计和已经取得的成就也将付诸东流。他越想越感觉事情紧急，便连夜写成奏章。奏章前半部分详细分析这件事情，后面说：
招纳一事，方赖中外协力之时，在廷既莫肯助陛下成就此功，郭逵又百般倾坏。逵既权势盛大，其材又足为奸，若煽动倾摇于暗昧之中，恐陛下终不能推见情状。如此，则岂但不能集事，亦恐因此便开边隙。……今日便有处置，已非古之先见，然犹愈于迷而不复也。伏惟陛下早赐详酌，徙逵所任，稍假王韶岁月，宽其衔辔，使谗诬者无所用其心，则臣敢以为事无不成之理。臣于郭逵、王韶，何所适莫？但蒙陛下知遇，异于众人，义当自竭，以补时事，故辄忘进越犯分之罪，而冒昧陈愚，伏惟陛下裁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〇）
王安石本来想把招抚诸蕃和征讨河湟的全部事宜交给王韶处理，而治理日常政务则有郭逵，郭逵是这里的军政领导。但看到这封奏疏，王安石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本来自从变法以来，朝廷中就有一些人一直百般挑剔，新法带来的成就无人肯定，新法受到百姓的热烈欢迎，百姓欢天喜地的情形无人看到，而整天挑新法的毛病，有一点小问题也被无限放大。一般来说，军事方面的大政方针首先应该枢密使拿出意见，所以王安石才说“忘进越犯分之罪”，不是客套而是官场中应有的认识和态度。
司马光、韩琦、富弼等老臣都不能参与朝廷最高级的会议了，但文彦博是枢密使，是国家最高军事长官，要参与所有最高会议。王安石曾经受过文彦博的推荐，他也是王安石的老前辈。文彦博，字宽夫，汾州介休（今属山西）人。天圣五年（107）进士及第。历任知县、通判，后由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庆历八年（1048）以镇压贝州王则兵变，便由参知政事任宰相。曾举荐王安石、韩维等人，是政坛上的名人。
文彦博少年聪颖，和司马光同样留下美好的故事，是我国少年儿童耳熟能详的人物。“司马光砸缸”救出同伴，而文彦博则是往树洞里灌水弄出掉进去的皮球。文彦博幼年和小朋友玩球时，一不小心，球掉进一棵大树的树洞里。小朋友伸手进洞取球，树洞太深，怎么也摸不到底，非常着急，就要哭了。文彦博想了一会儿，说：“我有办法了，可以试一试！”随后他叫几个小朋友端来几盆水，把水往树洞里灌，不一会儿水就把树洞给灌满，皮球也忽忽悠悠地浮了上来。这一故事脍炙人口，在我国百姓中，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中广为流传。
文彦博生在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比王安石大十五岁，在政界也算是前辈，因此神宗和王安石都比较尊重他。他一直反对新法，但不偏激，是立场和认识问题。他是保守派在朝廷中的代表人物。王安石清楚记得神宗以及自己和文彦博的一次争论：
彦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安石曰：“法制具在，则财用宜足，中国宜强。今皆不然，未可谓之法制具在也。”彦博曰：“务要人推行耳。”安石曰：“若务要人推行，则须搜举材者，而纠罢软偷惰、不奉法令之人除去之。如此，则人心岂能无不悦？”
（《长编纪事本末》卷七○）
神宗说得非常清楚，更张法制，士大夫确实有很多人不高兴，然而对于百姓来说，有什么不方便的呢？文彦博的观点引起后世许多思想家的关注：“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意思是说皇帝和士大夫共同拥有天下治理天下，而不是和百姓共同拥有天下。这是非常明确地把百姓利益排除在外的观点，而首先要保证皇帝和官吏以及士大夫的利益。但是，如果百姓正常生活不能得到保障的话，士大夫的生活如何能够安定？这种把百姓利益和士大夫利益割裂开来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
如今在王韶� ��郭逵问题上，文彦博很明显是支持郭逵，两次提出要全部依靠郭逵。如果神宗动摇或者支持文彦博，则招纳的计划将会彻底失败。因此王安石熬夜奋笔疾书写了这封奏疏。
神宗本来就有倾向性，见到王安石的这封奏疏，立即下决心把经营招纳河湟一带各个部落的工作以及治理秦凤路的大权完全交给王韶，将郭逵调离秦凤路另行安排。神宗的这一决策是很英明的，也显示出他很有魄力。
由于王安石坚决支持王韶，使他的谋略和才能得以发挥。同时也是由于采取了省兵并营、加强军事训练的有力措施，才使军队整体作战能力大幅度提高。把郭逵调走后，王韶全面负责军政工作和招纳诸蕃部的事宜，他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实行，招抚和武力相兼进行，在熙宁五年（107）八月，王韶打败前来巡边的木征，用武力收复武胜军。这是王韶经营西北边陲的阶段性胜利，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捷报到达朝廷，举朝欢欣，于是改武胜军为镇洮军，并决定在此处新筑城池，作为控制西北的军事重镇。王安石亲笔给王韶写了一封信，道：
某启：得书承动止万福，良以为慰。洮河东西，蕃汉集附，即武胜必为帅府。今日筑城，恐不当小。若以目前功多难成，城大难守，且以一切为计，亦宜勿隳旧城，审处地势，以待异时增广。城成之后，想当分置市易，务为蕃巡检作大廨宇，募蕃汉有力人假以官本，置坊列肆，使蕃汉官私两利。则其守必易，其集附必速矣。因书希详喻经画次第。
秋凉自爱，不宣。
（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三）
王韶在刚刚打败木征收复武胜军后，即把情况报告给朝廷。在朝廷正式发文褒奖之外，王安石又写了这封具体指导的信。洮河即洮州和河州的简称，在今兰州至西宁中间略偏西南的地区，“洮河东西”就是今日兰州和西宁地区，当时已经“蕃汉集附”，即汉族和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可知当时已经是人口密集，相当繁荣了。王安石要在这里建设“帅府”，成为镇守西北的军事总指挥所。
为做久远之计，王安石还要在这里“分置市易”、“置坊列肆，使蕃汉官私两利”，即在这里开办大型的集贸市场，进行公平的经济贸易活动，使汉族百姓和少数民族百姓都得到利益，使公家和私人两方面都得到利益。用现代观点来理解的话，王安石的这种举措，有把这里建设成边境通商口岸的意思。如果大市场建成，经济实力得到发展，再保卫守护这个地区就是轻而易举的事了。可见王安石是非常有远见的。他又进一步指出，如果筑城工程浩大，暂时可不毁旧城，选好地势，先做好准备工作，待时机成熟再动工。
在武胜新城筑成之后，王韶又讨伐收复大片生羌占领区，许多生羌内附，接受朝廷的管辖。所谓的生羌就是一直生活在边远地区而没有接受汉文化没有开化的羌族百姓。后文出现的熟羌则是指受汉族文化影响较大，已经基本汉化的羌族百姓。王安石再次写信给王韶，信中写道：
某启：承已筑武胜，又讨定生羌，甚善。闻郢成珂等诸酋皆聚所部防拓。恩威所加，于此可见矣。然久使暴露，能无劳费？恐非所以慰悦众心。令见内附之利，谓宜喻成珂等放散其众，量领精壮人马防拓。随宜犒劳，使悉怀惠。城成之后，更加厚赏。人少则赏不废财，赐厚则众乐为用。不知果当如此否，请更详酌。
（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三）
可知在新城筑成后，又有大批生羌内附，郢成珂等一些生羌的部落首领主动带领他们的部队为朝廷戍边。王安石建议王韶，要使这些内附的少数民族得到实惠，要对这些军队加以犒劳。而且这些人长久在外驻扎，多所劳苦，应当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解散回家，与家人团圆，留下少数的精锐防边。对留下的人要随时进行犒劳，使他们感念朝廷的恩德。人少则赏赐不费钱财，赏赐丰厚则被赏之人愿意为朝廷效力。筹措具体，符合实际情况。不但考虑朝廷的利益，而且也关心新近内附生羌的生活。可见其既有深谋远虑，又有仁者之心。
王韶在给朝廷上的奏疏中，还有这样的内容，即新城建成后，按照王安石的意见设置一个规模极大的贸易市场，已经收到效果。措置洮河之役需要动用的费用，只是通过推行市易法在市场上收回的利息钱，不必动用官家的本钱。
进行如此规模的战役，不消耗国家的钱财，这本身确实是很了不起的。神宗和王安石当然非常高兴。可文彦博却有另外的看法，当时只有文彦博和神宗、王安石三个人在场。文彦博见到王韶的奏疏后从鼻孔哼了一声说道：“这好比是工匠造屋，在开始设计的时候，一定要往小了设计，往省钱方面设计，这是希望主人容易接受，易于动工。等到工程开始以后，知道不可能停下来，才开始逐渐增多费用。”神宗一听，马上反驳说：“这不是造屋，是屋坏。屋坏岂可不修？”王安石马上接过神宗的话茬说：“主人也很精明，善于计算，心中自然有数，岂是工匠能随便欺骗的吗？”文彦博闭口不语，无话可说。简明的几句对话，可以看出文彦博对于王韶是有成见的，对于王安石的工作也是采取消极甚至是阻挠的态度。
熙宁六年（107）的春天，王安石在接到王韶的报告后，又给王韶写了第三封信。当时，西夏国幼主秉常和地方割据势力首领董毡不甘心领土被宋朝占领，于是经常派军队对新收复地区进行骚扰。为稳定局面，王韶制订了一个比较大胆的作战计划，上报朝廷。神宗有些担心，下诏旨命王韶要特别慎重。王安石又给王韶写了第三封信，信中谋划说：
某启：得书喻以御寇之方。上固欲公毋涉难冒险，以百全取胜。如所喻甚善甚善。方今熙河所急在修守备。严戒诸将勿轻举动。武人多欲以讨杀取功为事，诚如此而不禁，则一方忧未艾也。窃谓公厚以恩信抚属羌，察其材者收之为用。今多以钱粟养戍卒，乃适足备属羌为变。而未有以事秉常、董毡也。诚能使属羌为我用，则非特无内患，亦宜赖其力以乘外寇矣。自古以好坑杀人致畔，以能抚养收其用，皆公所览见。且王师以仁义为本，岂宜以多杀敛怨耶？
（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三）
信中提醒王韶要以修守备为主。但对王韶的作战方案还是给予充分肯定的。并一再主张以抚养为主，千万不要多杀敛怨。对秉常和董毡也要采取恩威并用的策略。到这年的九月，王韶招抚和巩固成果的关键一仗终于拉开大幕。
第四节？熙河决战
熙宁六年（107）**月间，神宗和王安石都有度日如年的感觉。他们在共同盼望着西北边陲的消息。
从八月初开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领军队与羌族首领木征率领的军队进行殊死的战斗。这是变法以来发生的最大规模的边境战争，如果失利，不但会给朝廷带来很大的负担，而且会成为保守派进攻新法的口实。
一个多月过去了，可前敌的情况还不清楚。只知道王韶率领军队追击敌兵，进入敌境腹地一千余里，但前敌的战况却一无所知。有人传说王韶正在率领军队继续深入，封锁消息，要直捣敌人腹心。有人传说宋军惨败，已经全军覆没。议论纷纷，谣言四起。因为一个多月接不到王韶送来的正式报告，所以究竟如何谁也不敢说。但这么长时间没有信息，毕竟是不多见的情况，王安石又怎能不焦虑呢？神宗又怎能不担心呢？
九月戊午日（十八），神宗正在升朝议事，文武百官都在，忽有紧急边报六百里军书送到。神宗忙命内侍递上来，急忙打开观瞧。神宗心跳加速，手多少都有点哆嗦，因为这个边报太重要了。他急于知道详细的内容。待从头到尾看完，不由得龙心大悦，喜笑颜开地让内侍把边报传给王安石看。待王安石看后，神宗向满朝文武正式公布这个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
原来边报的内容是：王韶率领军队经过五十四天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长途奔袭，深入一千八百余里，终于彻底打败木征等率领的敌军，一举收复河（今甘肃临夏西南）、洮（今甘肃临潭）、岷（今甘肃岷县）、宕（今甘肃宕昌）、亹（今青海门源）五州领土，幅员两千余里，斩获不归顺蕃部一万九千余人，招抚大小蕃族三十余万帐。这次战争，是以岷州首领在兵临城下的强大军事压力下举城投降结束的。连同熙宁五年收复的领土计算在内的话，西北边陲已经收复三千多里沦陷一百多年的失地。
这是宋朝建国以来取得的最辉煌、最伟大的军事方面的胜利，也可以说是变法取得的最具体的成果之一。正因为几年来新法已深入人心，并且取得很大的成功，国家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省兵、选将、置将、保甲等一系列与军事有关的新法得到实施，使国家的军事力量得到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得到极大的提高，才取得如此辉煌的伟大业绩。积弱积贫的局面将要成为历史，一个强大的赵宋王朝即将屹立在世界的中心。那些逞强争霸的夷狄小国即将再次臣服在华夏大国的脚下。这次辉煌的胜利使神宗龙心大悦，使王安石相心大悦，使满朝文武官心大悦，使全国百姓民心大悦。
二十多天后，十月辛巳日（十二）辰时。
在大内最豪华宽敞的紫宸殿中，充满了喜气洋洋的气氛。大殿中金碧辉煌，装饰一新。御用玛瑙香的香烟氤氲缭绕，文武百官官服整齐，按班鹄立，一个个腰板挺得倍儿直，等待着举行盛大的典礼。原来是为了庆祝收复熙、河、洮、岷、亹、宕等州的伟大胜利，神宗在这里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山呼万岁已毕，群臣归班站好，等着皇帝开龙口说话。
神宗这年才二十六岁，年轻英武，精力充沛。他解下自己身上的玉带交给伺候在身边的内侍李舜举，命他送给站在百官最前面的首席宰相王安石。并说道：“同平章事王安石自从执政以来，忠心朝廷，勤勉职事，与朕戮力同心，变法图强，宵衣旰食，十分劳苦。今收复诸州，振兴我大宋国威，功高日月。洮河之举，大小并疑，惟卿启迪，迄有成功。今解朕所御带赐卿，以旌卿功。”
王安石出班跪下，诚恳地说道：“陛下圣明。亲自选拔王韶于疏远卑贱之中，委以重任。如今能够收复一方，均出自陛下宸衷，微臣与二三执政，只是奉职办事而已。臣不敢贪天之功为己有，独当此荣。”
神宗见王安石推辞，又令李舜举传话道：“王爱卿不必推辞。当初王韶献策之时，诸多大臣持怀疑态度。只有爱卿支持朕。后来兵兴，群臣疑虑犹多，多劝朕割地求和，委曲求全。朕亦曾犹豫彷徨，想要中止。如果不是爱卿陈述利害，坚决支持朕，支持王韶，决不会成此大功。爱卿受赐，当之无愧。赐卿带以传遗子孙，表朕与卿君臣一时相遇之美也。”
神宗的话等于向文武百官充分肯定了王安石在这次收复失地中的重要作用和功绩，也确实是神宗的肺腑之言。因为如果没有王安石的坚决支持和缜密的筹划，这次胜利是绝对不可能的。在王韶经营西北并取得如此辉煌胜利的整个过程中，王安石消耗了大量心血。每到一个关键时刻，王安石都写信对王韶给予具体的指导和提示，确实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神机妙算。
确如神宗所云，如果不是王安石当宰相，这次胜利是绝对不可能的。王安石享受赐一条玉带的殊荣，确是当之无愧的。
就在庆功宴后，王珪写作一首感情充沛的七律赠送给王安石。王安石读后，很是欣慰和感动。王珪跟自己是同年，即同榜进士，也是自己的同僚，是推行新法的得力助手。出于礼貌，王安石即兴挥毫写作一首《次韵王禹玉平戎庆捷》：
熙河形势压西陲，不觉连营列汉旗。天子坐筹星两两，将军归佩印累累。称觞别殿传新曲，衔璧名王按旧仪。江汉一篇犹未美，周宣方事伐淮夷。
（卷三七）
诗中赞美将帅的勇敢和皇帝的英明以及这次战役的伟大意义，但丝毫没有提及自己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功绩，正因为不居功，所以王安石的精神便永远被人们所尊崇。
在王韶取得河湟之战的伟大胜利后，王安石设想要灭掉西夏，扩大版图，一雪向如此偏邦进贡的耻辱。他曾经提醒神宗道：“陛下必欲经略夏国，及秉常幼稚之时，正宜汲汲。古人进德修业欲及时。缘天下事机，变动无穷，及可为之时，不可失也。”①[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七。
]
当时西夏国政治处在最混乱时期。第三代国君李秉常八岁即位，母亲梁太后执政，用梁乙埋为国相。梁氏昏庸无能，没有治国良策，西夏国势日衰。熙宁年间（1068—1077），西夏正是这种政治局面。王安石认为，如果神宗有心要消灭西夏政权，现在是最好的历史机遇。但神宗没有反应。
不久，王安石又提醒神宗说：“现在不攻取夏国，那么四方夷狄便都会违抗朝廷，中国便不会安定无事。然而常人不可以虑始，陛下应该留意这个问题。”神宗依旧没有做出反应。王安石有些着急，道：“如今秉常年幼，国人饥馑，夏国困苦软弱已经到了极点，陛下不能使之纳入版图，陛下不可不思其所以这样的原因。这不是不察于小事，乃是不明帝王之大战略的缘故。陛下以今日之所为，不知道最终能否调整统一天下，兼制夷狄否？臣愚，窃以为恐怕终究不能也。”
可以理解，王安石的战略意图是在王韶占领河湟地区，已经断西夏右臂后，再进行新的战略部署，趁势一举消灭西夏政权，实际上也是解西夏国百姓之倒悬。然后再发展经济图谋契丹，便可以逐渐恢复汉唐旧境了。可惜神宗没有这样的雄才大略，满足于王韶开拓熙河疆土的胜利，而没有进一步的战略构想。这样，王安石眼看大好时机不断流失，自己浑身是劲就是使不上，焦急忧虑，和神宗便产生了一定的隔阂。
正因为王安石将主要精力都用在王韶经营河湟地区，故在契丹进行挑衅时，王安石才主张采取怀柔政策。
第五节？契丹的挑衅
熙宁五年（107）秋季，就在王安石和神宗专心致志思考部署王韶招纳西部诸蕃的紧张时刻，契丹也在北部边境挑事。
七月份时，边报说契丹偶尔有几十骑兵越过拒马河到宋国领土上兜一圈，也不杀人放火，也不抢劫，然后就跑回去了。经常是来去匆匆，还来不及调动军队则对方已经回去，请示朝廷当如何对待。
神宗忧心忡忡，他最担心的是战争，对于契丹更有恐惧感。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对神宗说：“陛下富有天下，若以道御之，即何患吞服契丹之不得？若陛下处心自以为契丹不可吞服，西夏又不可吞服，只与彼日夕计较边上百十骑人马往来，三二十里地界相侵，恐徒烦劳圣虑，未足以安中国也。”①[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五。
]
王安石的意思非常明确，神宗拥有大宋王朝的天下，如果能够按照正道来驾驭国家，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吞服契丹都不是什么值得忧虑的事情。如果您认为契丹不可以吞服，西夏也不可以吞服。每天只是计较对方百儿八十骑兵来来往往，计较三十二十里地的侵扰得失，恐怕只会徒自烦劳陛下的心思，未足以安定中国啊！语重心长，即不要在这些小事上费心，可以不予理睬。
接着，王安石鼓励神宗说：“秦汉以来，中国人众，地垦辟，未有如今日；四夷皆衰弱，数百年来亦未有如今日。天其或者以中国久为夷狄所侮，方授陛下以兼制遐荒，安强中国之事。”②[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八。
]自从秦汉以来，中国人口众多，土地开发程度高，没有像今天这样的。而四夷即周边的少数民族都非常衰微软弱，几百年来也没有如同今天这种情况的。上天或者认为中国久为夷狄所侮辱，才给陛下兼治荒远之地的机会，干成安定强大中国的事业。王安石的分析非常精彩，眼光远大。
在这之前，王安石也用同样意思的话鼓励过神宗：“要当有以兼制夷狄，乃称天所以畀付陛下之意。今中国地广，民众，无纤芥之患；四夷皆衰弱，陛下聪明齐圣，忧勤恭俭，欲调一天下，兼制夷狄，极不难，要讨论大计而已。”③[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二。
]规劝神宗眼光胸怀都远大一点，不要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和对方纠缠不休。
我每次阅读史书到这里的时候，都会感觉到王安石当时的雄心大略，战略眼光的高远确实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
不久，事态又有新的进展。驻守边防的官吏多次向枢密院及朝廷报告：契丹的兵马多次越过宋辽北部界河的拒马河，看样子是要在拒马河南安置口铺，所谓的口铺就是哨所。请求朝廷给予明确的指示，应当如何对待。
拒马河是北宋和契丹国的边界线，这条河流如今已经改道，当时的地理位置是在今天天津市区基本平行向西延伸一百多公里，也可以想象出当时北宋的边界线。当时宋朝的边境比较紧张的是霸州（今河北霸县）、雄州（今河北雄县）一带。
北宋君臣对于契丹是很惧怕的，神宗也不例外。应该说，这涉及国家主权，涉及国家核心利益。在如何对待上，朝廷展开一次讨论。
这场讨论前后进行两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七在熙宁五年（107）八月丁酉日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八熙宁五年丙午朔日分别记录了这两次讨论时各大臣的发言，使我们在九百多年后依旧可以了解当时的状况和各个大臣的意见。因为这是有关王安石对外观点的主要部分，故用简明语言直接将两次讨论中主要大臣、神宗和王安石的观点叙述出来。为读者诸君阅读的方便，直接用现代语言对应翻译的方式。但请读者诸君相信，译文是原汁原味的，绝对不会有丝毫歪曲和跑偏的地方。
雄州官吏上奏说：“契丹巡逻的骑兵又越过了拒马河。”枢密院以为契丹一定会在河南我方地界建设哨所。神宗忧心忡忡，始终不能不忧虑契丹即将修建口铺的事。
王安石安慰解劝神宗道：“能够在有的方面放开，然后才能在有的方面进行。契丹国家大致的情形可以想见，契丹未必肯违背盟约，因为他们如果违背盟约，等于自己放弃我朝每年大额的贡品。陛下想要经略四夷，就须讨论先后次序。如果能够经略西夏，暂时就不必和契丹争口铺之事。臣以为，契丹必不敢移动口铺，必不敢在我方领土上修建。若不能如此，虽然尽力争口铺之事，恐怕未必能够免于契丹的凌辱。如果能够讨论战胜敌国之途径，区区夏国又何难讨伐荡平呢？现在面临如何战胜夏国的战略机遇，不积极讨论这件大事，却天天讨论和契丹争口铺之事，臣恐古人珍惜机遇，不会这样做。”
王安石的意见很明确，现在就应该专心致志经营西夏，等把西夏遏制或者消灭掉，再考虑如何对付契丹。那么几个口铺即哨所又能如何。而且估计契丹也不敢公然违背盟约而越界修建什么哨所。这是第一次讨论，结果就是暂时不计较契丹，而专心支持王韶。
十天后，又进行了一次关于契丹要建口铺当如何对待的讨论。参与者有神宗、王安石、文彦博、蔡挺、吴充。王安石是宰相，吴充是参知政事，文彦博是枢密使，蔡挺是枢密副使。蔡挺是进士出身，词作得也不错，而且多年戍边，很会治军。这次的讨论议题依然是契丹越界以及建口铺的问题。
雄州官吏上奏章说：“北方要来兵建立口铺。”
文彦博和蔡挺等主张，如果他们来建口铺，一定要命令当地军兵进行拆除。这二人的意见实际就是枢密院的意见。
神宗说：“如果拆除对方还来修，就须打仗，怎么办？”
蔡挺说：“如果万不得已，该打仗就打！”
神宗认为打仗还是很难办的，就说：“契丹如此行事，到底是什么意思？”
王安石一直在听君臣对话，沉思着。听神宗如此问，便分析道：“几种可能：或者是边吏之间语言细故，愤激而为此；或者契丹恐怕中国认为他国不强大，故意表示强硬；或者是见陛下即位以来励精图治，经略边事，认为更数十年之后，中国安定强大了，就会有窥测幽燕之计，到时候契丹没有能力对抗，不如趁中国没有强大之时先来骚扰中国，以为‘绝迟则祸大，绝速则祸小’。故要和中国绝交，外联夏国来骚扰我们。”
神宗一听，有点着急，忙问：“我们该怎么应付？”
王安石说：“如今河北方面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没有用来应付契丹发动进攻的部署，所以不能轻易断绝友好关系。如果契丹愤怒激动，示强而动的话，我们也应该用宽柔徐缓的方式来应付他们，用几代结盟誓愿信义来说服他们。契丹即使很顽固，也应当稍微消解一些，消解则侵略凌辱的念头就会缓解一些。他们缓解，我们便有时间加强守备。大体来说，应付口铺事应当宽柔徐缓，而修中国守备应当急切，一定要抓紧。以我的看法，口铺事不值得计较，唯有守备才是关键，是最紧急之事。”
神宗和文彦博、蔡挺、吴充都在仔细听，王安石继续说：“如果我们守备和各种部署都完成了，便可以应对契丹任何举措了。因此目前即使是雄州情况不过问，也不算失计；如果不抓紧修整守备，而把争口铺放在首位，则是最大的失计。”
神宗问：“那么，口铺之事就不过问了？”
王安石道：“天下的事情有缓有急，如关于修建口铺事，是新鲜事，人们很少遇见，故陛下以为忧；河北没有防备契丹战争的守备，是熟事，历来如此，人们习以为常，因此陛下也不以为忧虑。依臣所见，人所罕见者乃不足虑，人所习见者才值得忧虑。值得忧虑的才一定要抓紧急办，不值得忧虑则应该缓办。”
宋朝边境州县军政长官遵照朝廷的指示，注意观察，没有其他行动便不予理睬。果然如王安石预料的那样，辽国骑兵过来跑一圈就回去。来过几次后，见宋军也不理睬，感觉没趣就不再过河了，根本就没有修建口铺的举动。
由于王安石的坚持，只在西夏一个方向用兵，不理睬契丹的小动作，才保证了王韶经略西北的成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