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公浦咬咬牙,开始进刀.但是只进了两刀,由于用力不准,铀部件“当”的一声,从夹具上掉落到切屑盘里！
三个人都愣了！
原公浦脸色煞白,神情慌乱,汗如雨下……
监护手反应过来,伸手关上车床的开关。车床停止了转动。
工作停下来了。有人把原公浦带到一间办公室里,此时已是入夜。原公浦颓丧地坐在周秩面前。
周秩和蔼地问：“小原,怎么样？你还有信心干下去吗？”
原公浦低头不语。
这时,姜圣阶进来说,经检查,铀部件没有任何损坏。周秩放心地点点头。原公浦也似乎一下子清醒了一些。
周秩和姜圣阶商量道,有两种办法,一是小原今晚休息,明天再干。二是换一个操作手,今晚接着干。周秩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两年规划制定时,我给部里立的军令状,五一,也就是明天之前,必须拿出合格的铀部件！”
姜圣阶思索一阵,吩咐工作人员端来一样东西,是一杯热牛奶。他说：“小原,你的失误,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精神过于紧张。你把这杯牛奶喝了,好好放松一下。”
姜圣阶把杯子递给原公浦。原公浦接过,喝了下去。
在紧张的等待之中,时间已是深夜。周秩问：“怎么样？”
原公浦渐渐神情变得坚毅,他一咬牙：“干！周厂长、姜总,我请求马上回到操作间,继续加工！”
姜圣阶、周秩都点了点头。周秩拍拍原公浦的肩膀：“大胆干！”
很快,原公浦等三人,再一次全副武装走向车床。原公浦恢复了往日的沉着与冷静,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特种车床再次启动,操作手柄转动起来……原公浦神情专注。监护手低声道：“开始！”
原公浦小心翼翼,一刀一丝,一刀一丝……他聚精会神地切削……三个人配合熟练,切三刀,停一下。一个精致光滑的小球（半球）,渐渐切削出来了。
1964年5月1日凌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心脏——铀球,像一个新生婴儿,呱呱坠地。经过严格检测,完全符合规格要求。
切三刀,停一下。车工原公浦,也因此落下了一个令他一辈子感到骄傲的绰号——原三刀。
后来,原公浦无数次感慨万千地说：“我姓原,这辈子跟原子弹有缘。”
85．移师罗布泊1964年春天,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爆心,高高的铁塔已经竖了起来,基本完工。向着爆心,是分布在不同距离、不同方位上的各种工号。电缆沟密密麻麻通向四面八方,最后汇聚到铁塔底下。
就在这个时候,程开甲率领核试验研究所的大队人马,从北京搬到了罗布泊。程开甲到达那天,正在指导工程兵挖电缆沟的丁健飞、张洁认出了程开甲,他们激动地跑过来,亲切地互致问候。程开甲关切地打量着丁健飞、张洁,说：“戈壁滩的风就是硬啊,你们可是黑多了,不过也结实了。”
张洁说：“程副所长,我们可是一直盼你们来,天天盼夜夜盼。”
程开甲说：“我给你说过嘛,等这个铁塔竖起来,大部队就该来了。”
程开甲到了不久,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他看到电缆沟里,有不少小石头,有的石头还挺尖利,如果就这样铺设电缆,他认为,核爆炸时,电缆有可能会被原子弹造成的冲击波或地震切断,造成测试中断。他带着这个问题找到了司令员张蕴钰,提出,电缆沟里,都要铺放细沙,而且要把石头捡干净。
有的领导认为,这么结实的电缆,想弄断它也不容易。现在时间这么紧,一天都不敢耽搁,能过得去就算了。副司令员张志善对程开甲说,你这个建议,听着简单,其实可是个大工程,至少需要几百卡车的沙子,都要从外面运进来。还有人问程开甲：“前面完成的工程怎么办？是不是需要返工？”
程开甲态度坚决地说：“返工！”
张蕴钰一直无语,人们都望着他。张蕴钰终于发话道：“我没什么好说的,照程开甲同志的意见办！无条件地办！”
这个决定,让程开甲心里踏实了。他和张蕴钰的友谊,也是这样建立的,每到关键时候,张蕴钰总是无条件地支持他,使他感到作为一个技术人员,有了这样的领导,是幸福的。
1964年4月,也就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半年前,基地命令警卫营派出一支精干小分队,在场区周围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内进行拉网式巡逻,警卫营抽调副连长何仕武、排长王万喜、战士王俊杰、司喜忠、丁铁汉、潘友功、王国珍共七人。小分队出发前,副司令员张志善亲自给他们下达任务,张志善说：“你们的任务是：到场区最荒僻的地带搜索巡逻,一是防止有特务、坏人,二是防止有牧民误入场区。你们这次巡逻任务将要在艰苦的环境下完成,沿孔雀河呈扇面搜索前进,孔雀河里的水可以饮用；方式：徒步；时间：大约180天；衣食住行全由你们自理,不能带任何交通工具和通讯器材。”
为了保密,这支小分队对外的名称是“打猎队”。
基地在孔雀河岸边的一个土丘边,为他们设置了一个补充点,每半个月左右,小分队就回到这里来补充日用品。营里按时把日用品给他们拉来,就埋在那个土丘下面,上面插一根红柳。
七个人全副武装出发了,他们身上除了冲锋枪、子弹袋、手榴弹以外,每人还背着被子、毛毯、雨衣、两个水壶,有的背着粮袋,有的背着简单的炊具,有的背着行军镐,卫生员王国珍还背着一个卫生箱,他们每个人平均负重70多斤。没有向导,只有一张简略的地图,因为任务艰巨,尤其是罗布泊的沙漠、戈壁滩风险莫测,他们出发前,都写了决心书,或者说,算是遗书,都按上了血手印,郑重交给了营里。
4月的戈壁滩,中午时分,烈日当头,已经很燠热了,而当了晚上,还很寒冷。白天,七个人负重呈战斗队形,散得远远的,搜索前进,每个人都是汗流浃背,脚步沉重,到了晚上,遇到寒流,常常冻醒。就可怕的,是突然而至的大风,以及夏天来临后,挥之不去的蚊虫,简直能把人咬死。
一天中午,七个人正在野炊。突然,刮起大风,飞沙走石席卷而来,大风把碗筷等物品刮跑了,眨眼工夫就打得他们抬不起头。何仕武大声命令：“赶快用被子捂住头,大伙靠在一起。”一阵忙乱,他们展开被子,把头蒙住,紧紧靠在一起。沙石渐渐把他们埋上了……过了很久,风沙小了点。七个人用力顶开被子。每个人都像从土里钻出来的,个个都是鼻青脸肿。
又有一天,一片大草滩挡住他们的去路。腐烂的芦苇丛里,露出一汪汪的黑水。七个人在草滩边上停下来,商量怎么办。何仕武打开地图看了一下,说我们必须越过这片草滩,到那一边去巡逻。这里视野不开阔,大家小心。
他们用背包带互相连起来,拴到每一个人的腰带上,七个人全部连到了一块。何仕武带头下水。众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挪动,淌着没膝深的黑水前进。突然,一个战士陷进沼泽里。其余六人拼命往外拉他,所有人弄得全身都是污迹斑斑……
好不容易走出大草滩,七个人气喘吁吁,一个个倒在地上,快要死去一般,只能大口喘气,说不出一句话来。歇一阵,爬起来,继续往前走,也没有水洗,身上脏得像个野人一样。
这注定是一次异常艰难的行军,而这,仅仅是开始……
潘友功后来回忆说,他们都知道是为了保卫原子弹试验成功而巡逻的,纪律规定他们在巡逻途中只准收家信,而不准往外发信。一路上他们用过的废纸也不能乱丢乱扔,必须烧掉。当时家里一直来信,问他为什么不回信,家里很替他担忧,可是他什么都不能写,不能说。直到原子弹爆炸后,他才给家里回了一封信。其它人的情况也基本是这样。半年的时间,他们没往外发过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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