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刚刚担任国防科委副秘书长的张震寰参加了会议。张爱萍让他先讲讲以前的预定方案。张震寰说,苏联专家在时,曾拿过一个用飞机空投的初步方案,他们当时有一个计划,就是核试验的主要数据拿回苏联测,在现场只做很简单的测量,比如威力测量,这很好做,省事。苏联撤专家后,二机部拿了一个初步建议,也提出用飞机空投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进行试验。中央专委会也倾向于这个方案。
但是,程开甲他们不同于这个方案,他说：“我们想走自己的路。”
走什么样的路？程开甲不建议空投。他的理由有三。一、第一次就用空投,飞机很难找准爆心,大量测试仪器和效应物就布置在爆心周围,若投不准,势必影响到测试的准确性；二、投弹飞机能否安全返航,是个未知数；三、空投方式的保密性也存在问题。
程开甲提出的这个思路,显然打动了众人。不用空投,那么,只能于地面爆炸。但钱三强随即提出：在地面固定爆炸,最大的问题是,核爆炸发生后会掀起很多地面的泥土,产生大量烟云,这些烟尘随风飘出去之后,就会沾染很大一片区域。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程开甲回答：“我们的意见是,采用塔爆方式。让原子弹在高塔上爆炸,尽量减少对地面的冲击,自然也就减少了烟尘。”
塔要建多高？程开甲告诉众人：“我们经过充分计算,铁塔理想的高度应是102.43米。”
但是,能不能短时间内建这么高的铁塔？这也是个疑问。那时,中国大地上还没有百米以上的高塔,国内最高的一座铁塔是广州的对外广播发射塔,90米高。程开甲说,他咨询过有关部门,现在有能力建造这个百米高塔。
关于控制测量方面,以前方案中,提出用无线电来控制测量。程开甲他们主张用电缆,铺设有线电缆,用来连接爆心与主控站以及各个测量工号,一来便于保密,不怕敌人侦听无线电信息,二来电缆屏蔽之后,不容易出现信号中断问题,更加安全保险。
那一天,国防科委办公会议充分研究了程开甲所提的方案,最后批准了程开甲主持起草的《关于第一种试验性产品试验的工作纲要》。”
66．至少要看三步棋,不能走到哪里算哪里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尖端武器攻关的过程中,国家共组织了五个方面的科研力量,即中国科学院、国防科研机构、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的科研力量。**、周恩来、聂荣臻等领导人确定了大力协同,攻克各种科技难关的思路。这条思路,贯穿了“两弹一星”攻关过程的始终。聂荣臻把这五方面的科研力量称之为是“五个方面军”。
从50年代中期起,中国的科技事业取得了巨大进展。在组建机构、组织队伍方面,到1962年,科研单位已由1956年时的381个,发展到1296个,科研人员由9000多人发展到94000多人。这还不包括国防科研系统的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这为两弹一星的成功,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聂荣臻作为“科技主帅”,是这五个方面军的统领者。他深感现代科学技术的极端复杂性,要想干成一件大事,必须把全国的科技力量组织起来,贯彻全国一盘棋的大协作精神,才能取得好的成果。这同战争年代组织大兵团作战,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是一个道理。
因此,在组织攻关的实践中,他强调最多的,就是大力协作,全国一盘棋。他说：“科学研究必须有适当的分工,但更重要的是必须强调协作。”他多次说过,国防科研的其它任务,都要为两弹让路。
突出重点,组织全国大协作进行攻关,这是中国科学事业,在经济技术基础都很薄弱的条件下,能够取得快速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研制两弹,除了攻克理论上的难题外,尤其需要的是先进的工业技术,但是,中国的工业基础实在太薄弱了,遇到的困难实在太多,如果稍微松一口气,如果不咬牙坚持搞下去,如果不抓紧攻关,就很可能无限期拖下去,最终出现难以预料的结果。
尖端武器需要许多新型原材料,需要高温合金材料、高能燃料、精密合金、半导体材料、稀有金属材料、人工晶体、超纯物质、稀有气体等。有关部门统计过,仅是用于尖端武器的新型材料,至少有5600多种。这样多的原材料研制,非动员全国的科技力量不可。
除了这些新型材料,还有电子元件、精密机械、仪器仪表、特殊设备、测试技术、计量基准等七个大方面,个个都是“拦路虎”。这让聂荣臻想起老百姓过日子,每一家都少不得柴米油盐酱醋茶,按照他四川老家的说法,这叫“开门七件事”。他因此把新材料、电子元件等上述那七个方面,称之为国防尖端事业的“开门七件事”,做好这七件事,两弹就离成功不远了。
聂荣臻总结的这个办好“开门七件事”,成为当时科研战线家喻户晓的动员令,为此成立了统筹全国的专业领导小组,动员全国数以百计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工厂进行攻关研制。
到1965年时,国内企业已经基本能够办好“开门七件事”。国防尖端事业的“拦路虎”一只只被搬掉了。
聂荣臻这位对科技事业情有独钟的老帅,像当年指挥打仗一样,精心指挥每一场科技上的战役。他率先提出了科研工作管理上要按“三步棋”走法来安排,就是主管部门和科研单位都要树立“三步棋”的思想：一个是正在研究试制的型号,一个是正在设计的新型号,一个是正在探索的更新型号。用他自己的通俗说法：“手里干一个,眼睛看一个,脑子里想一个。”
聂荣臻说：“至少要看三步棋,不能走到哪里算哪里。”
应该说这是他在科研管理工作上的一个创造。
根据这个“理论”,针对导弹研究院,虽然东风二号首次发射失败,聂荣臻仍然提出“三班”的要求：一班抓中近程的导弹,就是重新研制新的东风二号；一班投入研制中远程的导弹；一班探索远程的洲际导弹。
正是按照这个思路,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才有了后来的辉煌成就。
聂荣臻还说过：“今天的科研,就是明天的装备。”
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纽约时报》曾载文讥笑中国,说：“中国人不会搞出什么尖端,因为中国没有精密产品,而没有精密产品的原因是中国人太脏,掌握不了精密技术。”
中国人太脏——聂荣臻记住了美国人的这个讽刺。
也不能全怪美国人胡说。聂荣臻来到精密度要求高的工作场所,见到乱挂标语,乱放广播,尘土纷扬的脏乱现象,就很反感,就要批评。他说：“往往就因为一些灰尘,搞得产品过不了关,零件大量报废,有时还引发事故。”他反复要求,要确保“干干净净,安安静静”的科研生产环境,实行文明生产,严格保障产品质量。1962年,聂荣臻为了解决清洁、文明、精密生产的问题,专门给中央写了报告,邓小平以书记处名义,向各地方、部队党委发文,专门批转了这个报告。可见他们两个老战友想到了一块。
当时有的领导同志说聂荣臻管事太具体,连这些“小事”都抓了。聂荣臻的回答是：“国防尖端研究无小事。”
与聂荣臻感情颇深的钱学森晚年曾说过：“聂老总过去是打仗的,打仗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聂老总在导弹研究院刚建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提出系统工程的口号,但实际上的很多做法,都是按聂老总的考虑,按系统工程的办法来干的。”
67．我要带他到很远的地方去长城脚下的17号工地。爆轰试验接近尾声。有一天,他们搞完一次试验,灰头土脸地坐在那儿休息,王淦昌突然提议说：“咱们在长城下边呆了一年多了,还没上过长城呢,任务要结束了,咱好好把自己洗洗,上次长城吧。”
这个提议引起一片欢呼,陈能宽爽快地同意放半天假。不远处就是水库,十多个人下到水边,蹲下来,用清水尽兴地洗头、洗脸。水面如镜,水中,每个人的脸蛋都干净了,仿佛变了个人似的,和以前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