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怎么说，这4位战友中的梁希清是为捞水桶而落水，而其他个人都是为救战友而落水的。他们是为公而死，为别人而死的。他们都是舍己为人的。他们的死是光荣的，是应该受到尊重的。”孙德军这样对我说。
听了老孙的话，我想到了牺牲的战友，也想到了许多长眠在北大荒的知青及许多和知青一起奋斗一起牺牲的转业官兵和农场职工。他们死在那个倡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时代。为了保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每一个具有爱国主义情怀的青年，都会视死如归，吃点儿苦更不在话下。但是许多死是因为缺少安全知识，缺少必要的劳动保护。不该发生的事故发生了，不该失去的生命失去了，这是最让我们难过的。难道为了一个水桶值得这么多人牺牲吗？！一个年轻美丽的生命比什么都宝贵。以人为本，珍爱生命，是我们付出多少生命的代价才换来的道理！但愿这样悲惨的故事不再发生。
死去的人灵魂升入天国，活着的人还要在人间过日子。那个悲剧发生后，孙德军对关键时刻阻止他送死的张艳芬另眼相看了，一个月后在连队宿舍前的草地上他对张艳芬说：“你身体这么弱，总得有人管着你。”小张想了想说：“那你就管我吧！”第二天，他们分别给家里写了信，介绍对方，家长很快来信，赞成他们处朋友。以后，老孙经常到小卖店买好吃的送给小张，小张也常到宿舍给老孙洗衣服。修水利分给小张的那段土方，总是老孙来干；秋收割地时，老孙总是先干到地头再来接小张。
1974年元旦，他们在连队新盖的砖房里结婚，当年10月，他们的儿子在这间房子的土炕上出生。两年后第二个儿子也出生了。他们准备在这埋葬着战友的土地上世世代代生活下去了。但是，1979年他们又被大返城的潮流卷回了哈尔滨。他们都在工厂当工人，一家四口人住在郊区自己盖的小房子里。盖房子的1000元欠款8年以后才还上。那日子要比北大荒艰难得多，好不容易包一次狡子，不够两个儿子吃的，每次老孙和媳妇都是喝饺子汤。1985年11月老孙考进了南岗区政府秘书科搞文秘，199年又经考试，才被录用为干部，后来当上了区政府“三产”办公室主任、通达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一晃年纪到限，前几年退居二线为年轻人让位了。
现在孙德军的日子很悠闲，平日里和张艳芬在上海照顾孙子孙女，天一热就和夫人回哈尔滨避暑。他心里最放不下的是死去的战友，他曾和小张一起跑到吉林的梨树县去看刘忠久的两个儿子，老大已结婚生子了，孙德军还给这第一次见面的小孙子留下00元。他说，要是刘排长活着，他会多高兴。说到这儿，他的眼里流下了泪。
199年，孙德军和战友们又回到了4连，那座老井和他们的宿舍早已废弃，那上面长着茂盛的庄稼。他们在地头站了许久，心里如潮水翻滚。他们修葺了青龙河畔残破的坟茔，为牺牲的4个战友立了碑。000年，老孙又和战友们跑回去为小勾子他们扫墓。那些天，他梦里总是和小勾子、小柱子，还有刘排长、方宝发相见。他们还是老样子。
“明年是我们下乡40年，我还会回去的。我的青春也埋在青龙河畔。”分手时，老孙对我这样说。
40^割断尘缘有知青朋友从外地来，总是要喝酒的。酒桌上说到了我正在写的知青故事，都说“我们都老了，快把那些过去不能说、不敢说的故事讲出来吧！”然后大家抢着为我讲故事。农垦报的张总编说：我知道一个故事，当年一个男知青追求一个女知青，被拒绝了，他竟把自己的“命根”割下来了！很惨……
老胡马上说，你说得不对，那个知青是我们连队的，我俩还是好朋友！老胡当年在完达山下、蛤蟆通河畔的一个连队当兵团战士，后来到部队当兵，转业后，先当医生，又搞装修，再以后到日本搞设计，前几年回国，办设计公司、开西餐馆。他为人热情，这些年一直保持着和当年知青战友的联系。
几天后的下午，在他家那个门前爬满青藤的“露西亚”餐馆里，伴着一杯浓浓的咖啡，老胡给我讲了这个奇异的故事一他叫小凡，我们是一批的，1968年11月8日从哈尔滨到北大荒的，当时他只有15岁或16岁，是1968届小初中生。他家境不好，在大学当老师的父亲被打成“右派”，父母离了婚，父亲去了大兴安岭改造，领走了弟弟。他和母亲在一起，她在医院当护士。
小凡一点也不伤感，每天嘻嘻哈哈的，人很聪明。聪明的人都幽默，经常给我们讲笑话。下乡时正是冬天，他穿了一件黑色的棉猴，脚上是一双对缝儿的棉鞋，脖子上扎了一条颜色很鲜艳的围巾，很讲究，十分可爱的样子。白天他在园艺排干活，培育果树。晚上和我学拉手风琴，后来请人把家里的小提琴捎来了，又跟我学小提琴。他很勤快，一到吃饭时，他抱了好几个饭盒，帮助我们打饭，然后一起边吃边白话，天南海北，无所不说。
我们是个大连队，当时有00多个知青，北京的和哈尔滨的是先来的，大家在一起混得不错。上海知青一来，我们就有点躁动了。他们都穿着黄军装，外面披了一件草绿色的大衣，很有风采。上海的小青年，无论男女都是白白净净的，比粗糙的北方人显得滋润多了；那些上海的小姑娘样子娇小，更是楚楚动人。特别是他们绵软的沪语，听着很有趣。小凡一有空就往上海知青堆里混，他们也喜欢他，那些小姑娘，一听他说话就笑，他也擅长在女？亥子面前表演。不几天他就学会许多上海话。回到我们宿舍，小凡就教我们，连骂人话他都会，这小子真是个语言天才！
这么多有血有肉的年轻人在一起，天长日久总要闹出些浪漫的事儿，这也很自然。可是在那个年代，小青年不好好学领袖教导、不好好干活，而去谈情说爱是大逆不道的。其实，爱情和地里的庄稼一样，它也在生长，谁也挡不住。连队对这方面管得很严，最尽职的是一个姓苏的女副指导员，她的丈夫在外地当兵，她很热衷于对男女知青的跟踪和抓“对儿”。知青说她有点“变态”，也可能是误解，她真怕知青闹出什么伤风败俗的事，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管领导，她是有责任的。
可还是出事儿了，那事儿还和我有关系！一个姓宋的哈尔滨小伙儿，爸爸是省里很有名的教授，这小子看上了北京的姑娘小萍，要写封信，表达自己的意思，他找到了我当“枪手”。小宋读书时是数学课代表，脑袋很灵，说话也是文绉绉的，但写情书就不在行了。那时我读了不少法国和俄国的爱情小说，《红与黑》《安娜丨卡列尼娜》我都很熟悉，写情书对我来说，小菜一碟，不一会儿就写好了。小宋一看很感动，连说好好好！他求我去送信，我说，情书必须自己送。那天也很巧，小萍正看小宋送来的信时，苏副指导员来了：“你看什么呢！”然后抢过来就看一小青年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股掌之间。她越看越生气，“没想到我们连还有这么下流无耻的小青年！”她气汹汹地走了。
接着在全连的一次大会上，她宣读了这封信，并进行了义正词严的大批判。会后，小萍哭了，痛不欲生。小宋傻了，愣怔怔地坐着，不吃也不睡。几天后，小宋的妈妈来了，把他接回哈尔滨，不久就送进了精神病院。我探家时，还到医院去看过他。“米沙你来了！”小宋还认识我，米沙是我的小名，父亲在东欧留过学，孩子也起了个洋名。我送给他一条“握手牌”香烟，他竟不知道怎么把烟打开，我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说到这儿，老胡真找了一支烟抽起来，好半天，心绪才平静下来。我又要了一杯咖啡，接着听他说一无端的批评，让女知青无脸见人小宋疯了这件事对连里的知青刺激很大，大家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了，男女青年连话都不敢说了，更不敢来往了。只有一个人还是傻乎乎的，那就是小凡。他还往上海知青堆里钻，特别和一个上海姑娘过从甚密，那个女孩儿比他大，他俩经常互相借书看，她还帮他洗过衣服。小凡对她很依赖，有事儿没事儿，都愿意和她在一起，其实当时他对她并没有产生爱情，也不是现在很时髦的“姐弟恋”。按着弗洛伊德的理论，这可能是种“恋母情结”吧！这事儿还是没有逃过苏副指导员警惕的目光。这回她吸取了小宋事件的教训，没有声张，只是找了那个上海女知青谈话，好言相劝，不要和小凡来往！否则，X#你影响很坏！那个女知青马上找小凡谈话，她哭着说：“你以后别来找我了，人家都说咱俩搞对象，这样影响不好！”好像一盆冷水泼在小凡头上，他很难过，也很委屈，自言自语：“我也没和她搞对象呀！”
“谁也没想到，后来又发生了那样悲惨的事件！”老胡说，当时我已离开连队去当兵了，有人给我写信说：小凡把自己的**割下来了！转业后，我多次见到小凡和他的母亲，又询问了连队的许多人，他们回忆，这件事的过程是这样的一那一年，197年夏锄的季节，大家正在铲地，小凡后赶来的。不一会儿有人喊：“出血了！出血了！”那人看到鲜血顺着小凡的裤腿往下淌。大家一喊，他自己弯下腰，想扎住裤角，不让人看到，那时他脸色煞白，用手撑着地，已经站不起来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已经昏迷的他背回连队卫生所，丁大夫把他的裤子退下来一看，腿根儿处一片血肉模糊，**被割去三分之二，贴根处还系了一根麻绳儿。（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