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4月，俞宏茹去北京看望在那里打工的女儿，可能她太兴奋了，突发心肌梗塞，被送到同仁医院抢救，在生命垂危的时候，知青博物馆的同志在自己的网站发布了她的病情，众多老知青捐款为她成功地做了手术。7月，俞宏茹在网上发出了自己的感谢信，感谢几十个给她捐款的老知青，感谢他们又一次给她生命。她感谢的名单上第一个就是她的老战友：杨大丰！
在写这篇稿子时，我又打开了黑河的知青博物馆的网站，又看到了俞宏茹的消息：今年〔01年）的1月19日（腊月二十六〉，知青博物馆的同志们到黑龙江畔她的家中慰问她，给她和老宋送去了1000元。
我看到了俞宏茹的笑脸，她竟比十多年前更年轻了！
我不想告诉你她的名字我不想告诉你她的名字，但我要告诉你她的故事。不想告诉你她的名字，是因为某种承诺，但是故事肯定是真实的。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暂时称她为小荣吧。
十几年前，我曾去北大荒采访，寻访那些被遗忘在荒原里的老知青。举世瞩目的中国知青运动，0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尾声。战斗在北大荒（黑龙江建设兵团）的50万知青陆续回到自己曾走出的城市。大概只有百分之一二的知青留在了北大荒。当返城的知青因北大荒的经历受到人们敬重的时候，留在北大荒的知青还在默默地过着艰辛的日子。当“知青饭店”、“北大荒餐馆”成为城里人最时髦的去处时，留在北大荒的老知青坐在自家的土炕上喝着自己酿造的苦酒。他们渐渐被人们遗忘了，甚至也被自己遗忘了。有时回访的老知青像衣锦还乡的状元一样受到农场职工前呼后拥的欢迎，他们却躲得远远的，不想和老战友见面，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一样无颜见江东父老。其实他们的心里真的很苦。
不知为什么，每次参加城里知青的集会，我总会想起他们。作为一个曾信誓旦旦“扎根边疆”并倾力鼓吹（当时我在黑龙江建设兵团报社当记者）如今却在城里幸福生活的老知青，我觉得欠他们一份情，欠他们一份债。后来的许多事实证明，越是激情满怀、豪情万丈的人激情冷却得越快，最早离开北大荒的，往往是那些誓言最响的“扎根派”。在离开北大荒10多年后，我悄悄地离开喧嚣的城市，又走进这片曾洒下我青春汗水和泪水的土地。也许我只有为留在这里的战友写点什么，我的灵魂才能安宁。
这是一次艰难的采访。0多年前，北大荒的知青就像开遍原野的山花，随处可见，到处可采。可是现在寻找一个老知青，就像采一棵人参一样艰难。我到了黑龙江农垦总局，也到了10多个农场，谁也说不清楚，现在还有多少知青留在了北大荒。有的名在人不在，他们办了退休手续回老家了，但还是农场的人；有的名和人还都在农场，却不想接受我的采访。往事不堪回首，他们宁肯被人们彻底忘记。小荣就属于后者。
那一天，我风尘仆仆地来到三江平原腹地的一个农场，这是1958年王震将军带领10万转业官兵最早创建的大型国营农场之一。这一带兵团时期叫“建设兵团师”，现在为红兴隆农场分局。从196年开始就有知识青年来这个农场屯垦戍边，到70年代初，这里的知青达万多人。农场宣传部张部长说，现在还有知青大概不到百人了。他说，我认识一位女知青，是你们哈尔滨老乡，经历坎坷，在生产队当老师。明天我领你去采访。我说，最好先打个电话，否则到时找不着她。张部长说，没问题。
第二天，场里派了一台吉普车送我们去小荣所在的生产队。北大荒无垠的原野让人心醉，我们的吉普车像快艇一样在绿海里航行。景色依旧，然而农场的境况已今非昔比了。农场已划分为若干个家庭农场，显示出新的活力，但由于粮食价格不合理等问题，农场的经济还面临许多困难。半军事化的乌托邦式的田园诗已成为遥远的回忆，在新的生产关系组合中并不是每一家都成为富足的小农场。一个小时后，我们赶到了小荣所在的分场，领导说，已给生产队打过电话，小荣在队里等你们。10分钟后我们赶到生产队，曾是小荣学生的队长说，我已通知她了，让她在家等着。可是家里外头都找不到小荣。
张部长突然想起，刚才我们来的路上好像有两个女的正往分场走，其中有一个可能是小荣。说着他领着司机开车回头去追。不一会儿，张部长把小荣“抓”了回来。原来小荣有意回避我们，她听说我们要到队里来就往分场跑，走到路上发现后面有车来了，马上钻到路旁深沟的蒿草里。张部长把车停在路旁，大声地喊：“出来吧，我都看见你了！”张部长在分场当过副书记，管过教育，和她很熟。小荣从草丛里出来说：“我哪还像个知青，没脸去见作家！”张部长说：“作家也是老知青，大老远来看你，怎么能不见呢！”就这样，张部长用车把她拉了回来。一路上小荣还是叨叨咕咕的，满心的不情愿。
在小荣和我握手的时刻，她泪眼迷蒙，我也不禁一阵心酸。岁月给她留下了太多的痕迹，她的穿着和形象与村妇无异，脸色黑黑的，皱纹深深的，头发像荒草一样凌乱，对她来说，“知青”只是一个历史概念而已。
“你原来是哪个学校的？”
小荣和她的孩子“你是哪年下乡的？”
“下乡在哪个团？”
和所有的老知青一样，只要唠起这几个话题，马上成了无所不谈的老朋友。就像全世界的无产者，只要唱起《国际歌》，就成了一家人。在挂满灰尘的生产队办公室，一问这几个问题，小荣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和我谈起她从不愿意对别人说起的故事：
“我是19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11月下乡的。当时也是豪情满怀的，是一路上唱着歌来的，和电影《军垦战歌》的情景一样。‘迎着晨风迎着阳光，爬山过水到边疆。’可是一到农场就傻眼了，什么兵团？和农村也没啥两样，都是一片大雪覆盖的土房，然后就是一望无边的雪野，一点生气都没有。来到连队第二天就下地干活，是在雪里扒苞米，又冷又累，干了一天还看不到地头，我坐在地里就哭，鼻涕一把泪一把的，都冻在了脸上。
“后来我就当炊事员，天不亮就起来做饭，大冬天到井沿挑水，一气要挑十几担，开始一步三晃，肩膀都压肿了，后来挑水也不觉累了。以后我又到猪号当饲养员，这也是个又脏又累的活，又是挑猪食，又是起圈，一天也是紧忙活。到了猪下崽时整夜守着，有时把小猪搂在自己怀里。我养的猪又白又胖，可好玩了。”
说着她笑了起来，我依稀还看得出一个活泼天真的女知青的样子。她笑的时候，满脸的皱纹都化成了花纹，让人高兴。
“反正连队什么苦活累活脏活我都干过，一直干到1976年月，我被调到连队学校当老师，小学、初中，我都教过。我本来只有初中文化，为了教好孩子们，我真是下了不少功夫，曾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因为连里教师少，我放弃了许多出去进修的机会，结果连个大专文凭都没有，职称也没评上。没有职称，就不算干部，待遇和其他职工一样。最宝贵的机会让我失掉了，但并不后悔。
“随着年龄的增长，婚姻问题也提出来了。当时追求我的男知青也有，我却爱上了我们连的副连长老陈。这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吧！其实老陈也不老，只比我大6岁。他哥哥是1958年转业的军官，他初中毕业从广西来到农场当工人，也算个知青吧！他刚刚离了婚，那女人不愿意和他在北大荒受苦，扔下两个孩子走了。那两个孩子，大的是男孩，才10岁，小的是女孩，只有7岁。老陈工作很累身体又不好，拉扯两个孩子很不容易，看着让人心疼。当时，我对老陈说，我年轻身体好，什么活都能干，我帮你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吧！老陈说，那怎么行！你这么年轻，我不能拖累你一辈子。你赶快返城吧，回到哈尔滨什么对象找不着！老陈说得特别诚恳，他越这么说，我越心疼他，越离不开他了。那时像我这样心眼实的女知青很多。
“当时是1977年，大批知青返城了，我爸也给我办好了回城接班的手续。可是我坚持没走，和老陈结了婚，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结婚很简单，没有操办，因为老陈没有那个实力。我一进家门就成了两个孩子的妈！连里谁都知道，我待他们特别好。他们也把我当成他们的亲妈妈。
“没想到结婚才几个月，老陈就得了病，到城里一检查是肝癌。我是泪水往肚子里咽，只能半夜里偷着哭。我领着老陈到处看病，花没了我们的所有积蓄，还欠了不少的债。当时我正怀孕，什么也舍不得吃。我生下儿子还没满月，老陈就去世了。他临死前说：‘我真对不起你！我们结婚才一年多，给你扔下个孩子，太难为你了……’我说：‘你放心吧，这个孩子我一定给你抚养成人！’
“老陈死的时候都没闭上眼，两个大一点的孩子抱着我哭成一团，我对他们说：‘你爸死了，还有妈妈，我已对你们的爸爸作了保证，一定把你们养大成人！’
说到这儿，小荣已是满脸泪水了。我强忍着泪水，可心里如刀割一样难受。
“那以后的日子你们娘几个是怎么过来的？”我难以想象，他们的日子会是什么样子。她用手抹去脸上的泪水，淡淡地笑了笑。
“我也说不清那些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当时我每月只有7元的工资，要还老陈生病欠下来的债，还要抚养个孩子，真是难得没法说，可是我们总算过来了。在最困难的时候，1985年我又和队里开康拜因的老王结婚了。我们俩是苦命相连，他原来的爱人是个知青，因车祸死了，扔下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别人撮合说，你也太苦了！老王人好，帮你一把，日子也会好过一些。这回我成了5个孩子的母亲，有老王和我共同支撑，我们的日子虽然很苦很累，但总算像个家的样子。现在这5个孩子都长大了，老陈的大儿子，我一直供他读到中专毕业，现在我们附近的六队当副队长，是个很有能力的小伙子。老陈的大女儿长大后，让她生母接走了。老王的大女儿按政策回城工作了，常回来看我们。我的小儿子和老王的小女儿都在场部读高中，他俩正好在一个班，像亲兄妹一样互相帮助。”（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