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小俞和队里还留下的4个知青，请我在一家小饭店吃饭。我们都喝了许多酒，说了许多话。我说，我当年下乡的地方离这儿不远，在你们的上游。喝着喝着大家都哭了，后来又笑了。再后来我们一起来到黑龙江边。我们默默地坐着，谁也不说话，望着那无名的小山，又望着天上悠悠的白云。江边很静，只能听到江水在哗哗地流淌。
我们在守望着什么？
逝去的青春，苦难的岁月，还是那无名山上的坟茔？
又是10年过去了，又是10年过去了。
小俞你好吗？能把你的现状告诉我，告诉读者吗？
这些年，我一直关心着在1970年5月8日遇难的那6个女知青和俞宏茹的情况，后来在网上看到在那次事故中唯一幸存的天津的知青杨大丰的文章，文中对遇难的每个战友的回忆，让我心潮难平，禁不住流下眼泪，那是些多么鲜活而美好的生命啊一哈尔滨姑娘许淑香，死的那年0岁，她是我们织网班的班长，我们亲昵地叫她“许香儿”。她长得漂亮，眼睛又大又亮，总是水汪汪地像一潭秋水般明澈。她爱笑，笑起来两个酒窝勻称地挂在脸上。当年的我们少不更事，有时闹点小别扭，有时想家抹眼泪，她总是像大姐一样帮助我们。许淑香出身很苦，很小父亲去世，她随母亲改嫁，继父是个工人，生活很紧巴，这锻炼了她特别能吃苦耐劳、干脆麻利的风格。在我们班里无论干什么活，她总是第一个上。她一点不偷懒，也不发牢骚。1970年新年刚过，我们全连进人一级战备状态，男生排进人江边的工事，女生排也转移了，只剩下我们班，大家哭成一团。许淑香坚定地说：“大家别哭！我们班9个人生在一起死在一起！我和大丰在前面带路，秀颖的身体不好，她的背包我背。俞宏茹和刘毓芳照顾好金凤、延云！”她领着我们黑夜里急行军，终于找到了连队。“5^8”沉船事件后，许淑香是第二个漂上来的，她的姐姐和哥哥来处理后事。我们把她埋在了刘毓芳的身旁。
你能听到白桦林里她们的笑声吗哈尔滨知青孙艳是我们的副班长，死时也是0岁。她个子不高，身体微胖，嘴巴噘着，笑时一对小虎牙俏皮地突出来。她爱说爱笑，遇事也爱叫真儿地问“凭什么”、“为什么”，她是我们班公认的“参谋长”。孙艳是个争强好胜的人儿，她在我们班的织网技术也算数一数二的，谁若超过她，她一定撵上去。那时我就知道，她跟打鱼排的哈尔滨知青杨和国是表兄妹，她常去找他。在那个年代，男女知青很避讳相互接触。因为他们是兄妹，大家也就不说什么了。出事后，我才知道他们是恋人关系，是两家老人撮合认可的。
遇难后，她的父母和杨和国的父母都来连队处理后事。家长们在连队熬了十几天，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最后失望地在6月18日离开连队了，几天后孙艳漂了上来。那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附近的老乡到岛上捡鱼干，孙艳才被发现的。当时她尸首已不全了，就凭她背包里有我们连队食堂的饭票，才知道是我们连的人。当时是杨和国去认领的，因为无法带回来她的遗体，只好在岛上焚烧了。杨和国边烧边哭，然后他把骨灰用麻袋背了回来。后来杨和国认孙艳的母亲为干娘，并一直照顾她，为她养老送终。
哈尔滨姑娘刘毓芳死的时候也是0岁，她高高的个子，虎背熊腰，五大三粗的像个“假小子”。她说话嗓门大，一接触就知道是个爽快的人。她最大的特点是心里放不下任何事，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挂在脸上。高兴时，会咯咯地笑个没完，难过时，也会闷闷地谁也不理。毓芳是我们班的壮劳力，班里的重活累活，不用班长安排，她都抢着去干。她心眼实，干活从不惜力，也不偷奸耍滑。毓芳最惦记最心疼的是她的母亲。她总跟我说母亲不容易，新中国成立前闯关东来到东北，丈夫死后，她领着孩子再婚。再婚的丈夫是个工人，挣钱不多嗜酒成瘾。母亲没有正式工作，以糊火柴盒挣钱养家。即使这样穷困，母亲还会接济比他们更困难的人家。沉船事件发生后，刘毓芳的母亲和继父来处理后事。记得她的母亲第一次来到我们织网班的小屋，抱着毓芳的被褥在炕上打着滚哭嚎，那个凄惨的情景至今不能忘。刘毓芳的遗体是苏方在一个江中岛发现，我去辨认的。那时她的脸部已开始腐烂了。我从她身上取下一枚毛主席纪念章，把她衣服剪下一角，留给了她的家人。
北京小知青李金凤是个“小六九”0969年初中毕业生〉，死时17岁。她长得漂亮，皮肤白皙得出奇，永远是白里透红，招人多瞧几眼。金凤心灵手巧，干活麻利，织网梭子在她手上仿佛像生风一样，你根本看不清她是怎么穿梭眼的。沉船事件后，金凤的父母都来处理后事，她父亲沉默寡言，母亲能言善辩，是家属们的主心骨。7月1日，金凤的遗体也被苏方发现，已经高度腐烂，棺材里往外爬蛆……后来我回天津探亲，还专程去看望她的老父亲，比去连队时老多了，我心里酸酸的。我走时三番几次地回头看他，他佝偻着腰，频频向我招手。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
章秀颖是我同校不同班的同学，是我最好的朋友，死时岁。她中等个儿，体态均勻。瓜子脸，杏仁眼，白白净净的脸庞，常显得有些苍白。她略带忧郁的眼神，常常放出沉静果敢的光。秀颖本来是可以不下乡的，大串联时徒步去延安时落下了毛病，身体不好。但她还是坚决地和我们一起走了。我们俩分到一个连队，又分到了织网班。因为她经常有病，我背着她找连队的王大夫给她开病假条，这样就可以领病号包饭。那时连队生活清苦，成天就是“两个馒头一碗汤”。病号饭是汤面里卧两个鸡蛋，有时还撒上点葱花，再滴上几滴香油，闻着都香啊。可我端来后，她以自己不爱吃面条拒绝了。她就是这样的人，为了自己的理想，宁愿吃苦，而不麻烦别人。秀颖死后，她的父亲和妹妹来处理后事，当时家长都提出要追认自己的孩子为烈士，唯有秀颖的父亲提出：找到遗体后，把孩子们埋在一起，给她们立个碑。我返城后，曾和她父亲商量，要把秀颖的坟迁回天津郊区。可她父亲不同意，他说还是让她和那几个孩子在一起吧！她的遗体是4个月后从黑龙江里漂浮上来的，当时遗体居然很完整。
北京姑娘贾延云死时也是17岁，她是我们班最小的，是个没心没肺的乐天派。每天早上一起来，就像百灵鸟一样鸣唱。开始说她做了什么梦，接着又说小时候的什么事儿。因为年纪小，干活时常被照顾，可她总是拒绝，逞强非要干最苦最累的活。事件发生后，延云的父母亲都来了。他们特别慈祥和善，忍着自己的痛苦还安慰我。后来我去北京时看过他们，他们还专程到天津看过我。我知道，他们每天都在想着延云！看见了我就好像看见了自己的女儿。遇难的5个姐妹的遗体先后都找到了，只有延云没有找到。0世纪80年代边境贸易活跃，有从俄罗斯那边回来的人说，对岸的一个村子里有个中国哑巴姑娘在喂马。延云的父亲听说后，还到对岸寻找过，却失望而归。009年，我们当时下乡的那个农场，要给那次遇难已经找到遗体的5个姐妹修坟。他们找俞宏茹问掩埋的顺序，她打电话问我。我马上给农场打电话，请求他们别忘了贾延云。当时修葺的墓地已经竣工，在我的恳求下，他们又从西边扒开了个口子，给延云修了个衣冠冢。这样延云也算回家了，姐妹们得以团聚。已经在黑龙江边安家的俞宏茹真的成了她们的守护神了。
感1射杨大丰让我知道了那次牺牲的六姐妹的音容笑貌，更让读者为这些美丽年轻生命的丧失而痛心疾首。她还介绍了因为这次事件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排长刘长发的情况，他是这次事件中死亡的唯一的男性。这个只有0岁的河南人是1966年月转业的老兵。他在部队时入党并立过一次二等功，次三等功。
杨大丰说：刘长发没有什么文化，说话常带脏字，开始我们对他敬而远之，没有好印象。后来发现他心地特别好，特别善良。当年我们去鱼点补网，他很少让我们下江，总是说：“小姑娘家家的，总玩水，将来会得病！”冬天下冰网，撸冻鱼，他坚决不让我们干，生怕我们着凉。捕鱼点有什么好吃的，他总是给我们留着，然后找个茬儿，把我们叫到点上，美美地吃一顿。其实5月8日上岛补网就是为了让我们吃鱼丸子的，刚打上来的鋳鳇鱼肉特别鲜，过去只有皇帝才能吃到。工作结束后如果按他的安排，我们应该上另一条大船，这样再大的风浪也没危险。可我们谁也没上男生坐的那条船，结果悲剧发生了。他和六姐妹一起丧生的，死后又成了罪人。后来他的老父亲和弟弟从河南农村来奔丧，一进屋就给其他死难知青的家属下跪，他的父亲声泪倶下地说：是我的儿子害了你们的孩子呀！他号啕大哭长跪不起。其实刘长发也很惨，他死后天，他的儿子出生，那时他的女儿也很小，家里又没有了经济来源，后来他的老婆是怎样拖着两个孩子熬过来的呀！刘长发是第一个从江里漂浮上来的，当时就被埋在了不知名的荒山上了。009年，我回去参加六姐妹墓地揭碑仪式时，听说前一年他的儿子把他的坟迁回河南老家了。我想，那些死去的姐妹可能更想永远和老排长在一起的。
黑龙江边的那位孤独的守望者俞宏茹还在吗？也许读者更关心这个生者的命运。我可以告诉你，她还在黑龙江畔的那座老房子里，和她的丈夫宋修江过着平静的日子。当然，每年的清明和5月8日那个难忘的日子，她会到六姐妹墓地为她们扫墓。有时，她也会去几十公里外的黑河市爱辉镇，那里建了一个“知青博物馆”，陈列着“5‘8”事件牺牲的6位战友的事迹，她去讲解、去告诉远方的客人过去的故事，每一次她都泪流满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