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正在上海新庄中学读高二的叶磊报名到黑龙江插队，同时跟着他走的还有他的妹妹叶凤兰。本来她是1969届的初中生，还没分配，她咬破自己的手指，用鲜血写下“屯垦戍边保边疆，广阔天地炼红心”几个字，学校只好也同意她到边疆插队。11月8日，凤兰和哥哥一起登上了北去的列车。那飞驰的列车一直向北，过山海关，越沈阳、长春、哈尔滨，像车上的知青一样意气风发地爬上了风雪苍茫的兴安岭。望着一片片青翠的松林，还有那潇洒的白桦林，叶磊又和妹妹一起唱起了《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
然而，现实生活并不像唱歌这样浪漫，他们被分配到黑龙江边陲的一个几乎被大雪吞没的小山村，临时住进了一所小学校的教室。到了夜晚，风声呼啸，寒气袭人，睡不着觉的叶磊坐在大铁炉子前取暖，并赋诗一首：
夜深人静皆似醉，悲风瑟瑟耳边催。
今日飞雪泪自泣，何年何月得回归。
第二天一早，在食堂吃饭时，叶磊把自己的新作送给妹妹看。她毫不客气地把哥哥教训了一通：“我看你的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太浓厚了，真要很好地改造！”
和妹妹的期望一样，叶磊真的接受了很好的改造。他到了跃进林场当了采伐工，主要工作是跪在雪地里用弯把子锯，把参天的大红松放倒，“顺山倒啰！”是他最豪迈的歌声。更严峻的考验是抬大木头，近千斤重、长10多米的大木头，要4个人抬出林子。叶磊抬很吃力地抬第三杠，他和大家一起喊着号子：
哈腰挂，那个嘿哟！
挺起腰，那个嘿哟！
朝前走那个嘿哟！
豆大的汗珠顺着他的脸淌下来。没人知道，因为小儿麻痹病的后遗症，他的一条腿比另一条要细，根本吃不住劲。但是，他挺着，不肯落下一步。只是晚上，在宿舍的昏暗灯光下，他拿起二胡，拉《病中吟》和《二泉映月》，那曲调很悲凉。半年以后，当健壮的林业工人叶磊经常对着林海唱《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时，他被调到了林场子弟学校，那里正缺一个音乐老师。在偏远的林区，上哪儿找这样又能拉又能唱的人！这回叶先生真有用武之地了，作为上海的老高中生，子弟学校没有他不能教的课。
命运又有了转机。1971年学校放暑假，叶老师到离他们最近的呼玛县买教材，因为没有当天返回林场的汽车，他住在县招待所里，这时正好有几个住宿的知青，晚上无事，拉起了胡琴。闻声而去，叶磊小试牛刀，给他们拉了一曲《山村变了样》。他端坐扶琴，沉思片刻，俯身拉弦，月板有眼，弦动音飞，欢快明丽，一派人欢马叫之场景展现在大家面前了。
“太好了！太好了！”招待所所有的客人都凑来当听众。
外行看热闹，内行听门道。殊不知，这位姓叶的年轻人，可有一身拉二胡的“童子功”，他的启蒙老师是中国二胡大师级人物王乙先生，他是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当年小叶的同学闵惠芬已是世界著名的中国二胡演奏家了。若不是社会动荡，这位叶先生绝不会沦落到边塞之地的。
天下谁人不识君，虽是边塞遇知音。只有弹丸之地的小县城，什么声音也瞒不过耳朵很长的县文化局长，听说招待所里有佳音，他也跑来了。他一听便知，真是天赐人才呀！他立刻对叶磊说：“你不要回林场了，明天就到县文化馆报到。其他事你不用管了，我来办！”正是时不我待，地区要搞知青汇演，县里正为没什么节目犯愁，没想到人才和节目送到眼前了。
就这样，不经意间叶磊成了县文化馆的干部，当年冬天，他就正式调到了县文化馆，当上了以工代干的文艺辅导干部。后来县里为他转了干，再后来他当了业务副馆长、馆长。当然叶磊没有让发现他的文化局长失望，也没让给他许多特殊关照的县委和政府失望，他不仅自己在地区和省里得过表演、作曲、论文的大奖，而且通过他的突出作用，使曾十分消沉的呼玛群众文化活动非常发达，一个不到万人的小城竟组织过千人大合唱。那大合唱和每年的“呼玛之夏音乐会”的指挥都是叶磊。当然总指挥是县和文化的领导，能给他们当助手，叶磊已十分知足了。
在这个远离现代文明的小县城里，他经常西服革履，谈吐儒雅。一走上舞台，他更是风度潇洒。他戴着一副黑边眼镜，脑门锃亮，长发飘逸，很像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陈燮阳。叶磊很快成了呼玛和整个大兴安岭名副其实的文化名人，他还代表文化界当上了县政协的常委。县里的大事小情总有叶老师的活儿。
在这个明媚的春天里，我在上海宝山区行知路一个花木葱茏的小区里，见到了告老还乡的叶磊，他坐在自家客厅的钢琴旁，显得很斯文也很安详。他说他早认识我，还拿出我的名片。那大概是199年夏天，我陪余秋雨先生游历黑龙江，曾在呼玛上岸过夜，余先生还给当地干部作了一次文化讲演，那个跑前跑后的文化干部，就是这位叶先生，没想到他现在和我一样“聪明绝顶”了。
在老叶的家里，我们见到了那位风韵犹存的叶太太，她更像一位我们过去在苏联电影里常看到丰腴的“玛达姆”。被我猜对了，她真有俄罗斯血缘，大名叫田秀芬，乳名叫娜佳。老叶笑着说：“这是组织给我派来的‘糖衣炮弹’！”老田说：“你可是自愿的！”说着，她也笑了，很爽朗。
故事是这样的。为了能留住叶磊，从县里领导到文化馆的领导都想快点给他找个对象，让女人缠住他的脚。那时，刚调到县里的他在文教食堂吃饭。正好食堂的服务员是个姓田的漂亮的姑娘，她的祖母和外祖母都是俄罗斯人。呼玛与对岸只有一江之隔，0世纪四五十年代通婚很普遍。这位姑娘也算“根红苗正”，父亲母亲都是40年代呼玛县建党时入党的老党员，他们都是土改的骨干，母亲还当过村的妇女会主任。
当时娜佳正年轻，身材高挑，浓眉深目，皮肤白嫩，漂亮得让叶磊打饭时不好意思抬头看她。当时食堂办得不太好，叶磊常和另一个上海知青做小灶。也在林场当过年知青的小田，很同情他们，有时食堂有了豆腐，也给他们送两块，当时这就是最有营养的了。也许就因为这几块豆腐，小叶就和小田多了点情分。
我想，还是老叶先有想法的，这时他的胆也大了，有机会他就多看她几眼，有事没事的，也找几句话和她唠。眉目传情中，双方也读懂了对方的心思，可谁也没有点明。叶磊的顶头上司佟馆长一直关心他的终身大事，已经是过来人的他，看出了他们的心思，由他出面和田家老人一说，人家很高兴。田老爷子说了：“我早就看好那个小上海了，人老实，有追求，有正事！”老伴有点迟疑，怕以后他把姑娘撇下自己回城。再问娜佳，她说听我爹的。这样一来，叶磊和田秀芬就把大事定了，1976年4月0日，他们双双回上海旅行结婚。叶家父母看到儿子娶回个漂亮媳妇，特别满意。邻居们都说：“看老叶家儿子真有本事，下乡到边疆，却娶回一个外国媳妇！”
叶磊和亲爱的娜佳在呼玛安了家，很快县里给了房子。那是一个充满田园诗般的小院，满院鲜花，满架瓜果。在这个小院里，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来的都是当地的文化名人，还有叶磊的学生，歌声琴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但是，叶磊并没有“乐不思蜀”，回不回城他并不在意，他就想通过上大学再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准。当时哈尔滨师范学院艺术系已经相中了他。县长对他说：“学什么？你是全县最有学问的，足够用的。”他又说：“你就在职学习吧，又不耽误县里的工作，只要你学习要用钱，找我批！”他没有失言，以后无论叶磊上电大，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到外地观摩，参加笔会、学术讨论会，他都给批钱。在一个财政十分困难的边疆穷县，这是很破例的。他知道，给老叶的银子不白花，他是一个地方文化的“孵化器”。
也许就因为有了这个才华横溢的叶磊，一个边远的小县的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带出了一支队伍，他培养了一批人才，还创作了一批歌颂家乡的作品；他让一个缺少文化的地方，养成了文化习惯，形成了文化风尚。
我以为老叶的最大贡献是他挽救了一个极少数民族的文化。鄂伦春族是一个生活在大小兴安岭密林中能歌善舞的游猎民族，但自身的文化正在一点点消解。
被称为“黑龙江的王洛宾”的叶磊，走遍了大兴安岭中所有鄂伦春居住的部落，记录他们的歌声，每遇到一个老歌手他都兴奋得忘记吃饭和睡觉，通宵达旦地听和记。那时没有携带式录音机，他就找到当地驻军，请他们出车拉着发电机，再带动电动录音机，完成自己的任务。就是在那位戈淑贤家里，他收集到了《心心相印的人》《嘱咐歌》《你快说愿意》这几首鄂伦春标志性民歌，经他整理，都收集到省和国家的民族音乐集成里了。
后来那些年，叶磊背着录音机走遍了大兴安岭的山山水水，有的村落连公路都不通，他就走羊肠小道。就是在月，大兴安岭也是冰雪世界，那时他就急着下乡，每次都是大汗淋漓，连棉衣都湿透了。
鄂伦春是个善酒的民族，只有酒喝到高兴时，才高歌狂舞。为此曾滴酒不沾的叶磊也学会了喝酒，他成了许多猎手的酒友，他也变得粗旷和豪爽了。记得有一次叶磊到鄂族聚居的乌鲁布铁村，猎民们为了欢迎他，把新打回的犴悬在半空的铁钩子上，下面架起桦木烤，噼噼啪啪，咝咝啦啦，犴油淌到火里，火苗燎黑了犴肉，这时鄂伦春兄弟用刀子割下一块半生不熟的犴肉送到叶磊的嘴边，这是他们招待朋友的最好方式。叶磊接过肉闭着眼睛把肉吞下去，然后他端起一大碗酒一饮而尽。大家情绪高涨，又唱了起来，这正中叶磊的下怀，他边听边记，收获特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