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1976年的1月，老崔和小李的命运终于有了转机，小李被招工回哈。她先给老崔发了电报：“已定9日回哈”。崔积宝在这张电报上写下：“今日见电报，几欲仰天笑。八载抑郁郁，一下豁然了。”有情人终成眷属。1977年7月，老崔和小李结婚。第二年底，老崔也从鸡西矿务局师范学校调回哈尔滨4中当老师。这之后他们的两地书不必写了，可人生的故事还在继续下去。小李分配到省电力局所属的送变电公司工作，当过油工、保管员，0多岁时开始学打字，后来被调到省电力局史志办当编辑。老崔又到哈师大先读了两年本科又接着读了两年古代文学的研究生，现在哈尔滨学院工作。1978年他们已经有了儿子，生活十分艰辛，做一锅二米饭，全家吃几天。为了省钱，中午，上学的老崔总是回家吃饭，骑在自行车上，饿得全身都在颤抖。如果没有老岳父每月补助5元钱，到月底他们都揭不开锅！
苦难已经成为昨天，在享受幸福的今天，不敢遗忘昨天。老崔夫妇最大的心愿是早日出版他们的“两地书”。“那是两个生命在10年间的历练，两个灵魂在10年中的物化。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细节，那么多心灵深处的话语，那么多灵与肉的悸动与震撼。”老崔还对我说起马克思的话：“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体人的存在”，“人们的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为他们未来的书起了个名：《个人的时代历史--对老知青的47封两地书》。
我问到了他们的儿子崔常丰一那个在武汉大学读完法律学士，又在香港大学读完法律硕士，现在香港的一家律师所工作的小伙子。他颇有“乃父之风”，在学府书店买书时和一个也是法律系专业毕业的美丽女生一见钟情，今年他们已经结婚去香港定居了。在网络时代，他们大概不会写那么多“两地书”，当然也就不会有10年苦恋的痛苦了。
他们多幸福！
1.小提琴之恋刘三锁躺在浩良河边的帐篷里辗转反侧半睡半醒。
昨晚一宿的夜班并不累，现在最烦心的是白天的时光怎么打发。
他是兵团化肥厂热电车间蒸汽锅炉的一号炉司炉。操作仪表盘，调整喷火量，虽然责任重大，但这活儿对他来说简直太轻松了。因为他是吃过大苦受过大累的人。
1969年8月15日，15岁的刘三锁从北京的南菜园中学来到小兴安岭的大山里当了烧砖工。那是兵团1师团工程连西岗子的一个砖厂，这帮北京来的孩子干的活就是挖土、和泥、脱砖坯。沉重的砖坯码放到窑里，再在窑外顶着寒风加柴添煤。出窑了，脱去身上厚厚的棉衣钻进滚热的窑里，把还烫手的成砖一摞一摞地搬出来。不一会儿一个个就变成灰汗裹着的泥人，每天如此。
对城市孩子来说，这是极苦极累的活。不是有这么句话吗：和大泥、脱大述……四大累就占了两样。可是三锁和一起来的同学们都咬牙挺着，下了工还有说有笑的。苦和累倒也无所谓，最难受的是吃不饱饭，那年因为地方征收了过头粮，以屯垦为主业的兵团1师的指战员们都吃不饱饭了。〔当时，我也下乡在那一带，挨饿的滋味也尝过。〉三锁和战友吃的是喂马的饲料蒸的窝头，喝着没几颗米粒儿的粥。
更让他们难受的是和他们相邻的解放军连队却整天吃大馒头，还经常杀猪改善生活。一天次三锁他们去连队食堂打饭都要在人家食堂门前路过，里面传出来的香味和笑声，每天都让他们的胃肠和心理受到强烈的刺激。春节到了，“友军”看着他们实在太困难，给他们送来两袋面和两板豆腐，每人两个馒头一碗豆腐汤，他们就这样过了来到兵团的第一个年。
那年间，不堪饥饿的三锁和同学们偷了附近老乡家的大鹅，稀里糊涂用水桶烧开的水把毛煺掉，撒了一把盐就在水桶里把鹅炖了。当他们狼吞虎咽吃得正香的时候，发现怎么越吃越臭啊，原来连鹅的内脏也没掏就一起炖了。现在想还有点愧对乡亲们，也愧对自己。
第二年5月，1师团有了大变动。三锁所在连队突然换防了，他们打起背包，做好了上前线的准备。西岗子离黑龙江边只有0多公里，那时珍宝岛已经打响，这里也是剑拔弩张。“最好上前线，肯定能吃饱饭”。可是汽车把他们送到嫩江火车站，然后乘上了南去的火车，再向东拐过了南岔站，最后停在了一个叫浩良河的小站。领导指着那河边的一片杂草丛生的山洼地说：“我们就要在这里建一座化肥厂！”
当天他们就在河边搭起了帐篷，在帐篷食堂里吃了第一顿饭，白白的大馒头4两一个的，三锁连吃了4个。第二天激动的三锁和战友们把馒头皮装进了信封寄给家里，告诉家人：“我们天天能吃到大白馒头了！”当年能天天吃大馒头，肯定是富贵的生活。
作为创业者，三锁和战友们在荒滩上挖沟渠，盖厂房，又翻山越岭架高压电线，什么累活苦活都干过。干这活三锁觉得比在山沟里种地痛快多了，每天哼着小曲，总是乐呵呵的。后来他又被派到佳木斯电厂学司炉，穿上工装那天，他乐得合不拢嘴。年后，一座现代化的化肥厂耸立在浩良河畔小兴安岭脚下。试车投产时，作为热电车间一号炉的司炉，刘三锁用沾着机油的木棒点燃了炉膛里吹出的煤粉，锅炉燃烧了，汽轮机发电了，整个工厂试车启动了。这是三锁一辈子说起来就骄傲的事。
当时我作为兵团报社的记者报道了浩良河化肥厂的开工典礼，可惜采访时并不认识他。之后，三班倒的工作单调的生活，三锁上班干活下班睡觉，一觉醒来无所事事。身在寂寞大山中，吃饱饭的日子有时也很难熬……
就在三锁半睡半醒的时刻，一阵阵悠扬的琴声传来，是《红色娘子军》的旋律。没想到这琴声从此改变了一个北京知青的生活，也改变了他的人生。那是他太熟悉的音乐了，既有战斗的激情，又有柔美的旋律，是那个时代最流行又最动听的音乐了。开始他以为是收音机的声音，可那音乐时起时落反复响起，肯定是有人在演奏。他跑出去顺着琴声来到了相邻的帐篷，撩开帘子一看，只见一个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的小伙子正弓着身子，面前一本厚厚的五线谱，在昏暗的光线下如痴如醉地拉着小提琴。他就是上海知青秦春华。眼前的这一切让从小喜欢拉二胡的三锁崇拜得五体投地。从这一天开始，
三锁成了小秦的徒弟，一下了班就泡在他的宿舍，学得很投入，五线谱没用几天就学会了，连老师都感到惊讶。二胡和小提琴一样都是弦乐器，有触类旁通的灵感，他进步飞快。厚厚的1至5册《霍曼》小提琴练习曲用了不到一年拉得滚瓜烂熟，又千方百计地找到了一本难度很高的《开塞》6课练习曲。随着学习的深度的增加，三锁的演奏水平在不断地提高。时常自信在众人面前演奏一两支小曲子。特别难的“梁祝”他都拉得有模有样了。
光用别人的琴也不是个事儿，三锁多想有一把自己的琴啊。他几次跑到佳木斯乐器店去看，最便宜的小提琴也要60元。这是他两个月的工资啊，他不能不吃饭。突然他灵机一动下定决心，要自己做一把小提琴。建厂初期的浩良河化肥厂坐落在伊春林区，厂区里各种各样的木材到处都是。很多知青都学会了做木匠活，三锁也自备了一套工具，平时也能打个小板凳小书箱。他想反正都是木头的，啥不能做。
这几天他吃不香睡不好整天抱着小秦的琴琢磨。请教了木材厂的师傅才知道这琴是什么木料做的。师傅说：“琴的面板是白松，背板和琴头是色木的，这两样木材都产在咱们这儿。”听了这些三锁信心十足又高兴得合不拢嘴了。师傅见他真要动手做小提琴，就热心地帮他挑选了合适的木材。材料找到了可没有图纸啊，他用最原始的方法，端着琴在阳光下放大样，沿着琴身留下的暗影画出了小提琴的外形图，再量着原琴的尺寸一步一步细画。接着自己又改革了工具，把刨子的刨底改成船形，刨刃也磨成圆的。这样就能刨出弧形的面板和背板了。那漂亮的琴头是他用刀一点点刻出来的。
十几块各样的木构件终于制作完成了。最后又自制卡具，费了很大的工夫才用猪皮胶把它们粘在了一起，刷上亮漆，嘿！真成了一把琴。虽然很粗糙，可安上弦后一拉，声音还真是小提琴的味儿。这真让他激动不已，爱不释手。然而小提琴是一件精美的乐器，不仅声音美妙，它完美的曲线和精良的制作工艺，是几百年来制琴大师们的艺术结晶。一年后，这把琴就开裂了，他不知道做琴的木料要干透了才行。一把真正的好琴用料是非常关键的。往往要水泡10年，再风干0年。上一辈人备料，下一代人造琴。三锁可等不起，他又回到了木材厂专门找那些风干了多年的枯树干，接着又制作了两把，一把比一把成功，一把比一把好。无意间聪明的三锁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造琴师。
就是用自己造的小提琴，三锁练成了兵团化肥厂出名的小提琴手。1975
年“五一”的全厂联欢会上，第一次公开亮相，他为同车间的一个男歌手伴奏一曲《小小竹排江中游》。歌声与琴声完美的结合打动了在场的听众，全场掌声雷动，返场的声音不断。想不到那哥们竟然只会这首歌，他们只好又重来了一遍。随着音乐的旋律，三锁优雅地舞动琴弓，帅气的小伙在台上更显得风度翩翩了。谁也不相信台上的这位绅士，就是那个在领导眼中不求上进、沉迷外国情调、调皮捣蛋的三锁。（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