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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男是怎样负伤的呢？
张华男回到部队以后，指挥所属部队胜利完成了突围之后，他的枪伤又复发了，遂又借到保卫局工作，继续在红军干部中抓托派、搞AB团，打所谓的毛派死硬分子。一些从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或者那些家庭出身不好、从敌人营垒中反叛过来的干部，一听到张华男三个字就不寒而栗，大有谈虎色变之势。红军渡过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西入贵州以后，号称十万的红军已经损伤过半，指挥员，尤其是中下级指挥员伤亡更为惨重。为了加强第一线的作战力量，很多上级机关的参谋、干事相继来到了基层单位。张华男是富有作战经验的军事干部，因此未等枪伤痊愈，就又调回原来的部队任副参谋长，没想到刚一上战场，他的臀部就被敌人的炮弹皮炸伤了。
吃过晚饭以后，张华男趴在担架上，在霍大姐的看护下抬进了红军医院的驻地。姚秀芝和大夫早已守在急救室里，检查完伤口，立即手术。姚秀芝心情复杂地撩开棉被，一看张华男臀部那血肉模糊的伤口，心里吓得咯噔了一下，不禁暗自说：“一定疼坏了！”但是，当她侧目窥视张华男的表情时，除去额头上布满了汗珠以外，均无异常现象。霍大姐理解姚秀芝此时的矛盾心情，她小声温情地说：
“秀芝！你去准备点吃的吧，打下手的事，由我来帮着做。”
姚秀芝离去之后，霍大姐拿起剪刀，把臀部的裤子剪了一个圆圈，由于淤血粘得太紧，揭不下来。大夫端来了盐水，要霍大姐慢慢地浸透。这时，张华男伸过手来，猛地一撕，连污水带烂肉一齐掉了下来，吓得大夫、霍大姐目瞪口呆，惊得刚刚走回急救室的姚秀芝，差一点把手中端的那碗大米粥洒在地上。张华男向姚秀芝投去一瞥，也只有姚秀芝理解这一瞥的复杂内容。张华男蓦地把脸藏在枕头上，久久没有动一下，待心情平静以后，他又抬起头，若无其事地说：
“秀芝！把饭碗放到床头上吧，我要一边吃饭，一边接受大夫的治疗。”
“不行！”大夫急忙反对，“我们没有麻醉药品，做手术是会很疼的。”
张华男突然大声笑了起来，他望着惊诧不已的大夫，满不在乎地说：
“大夫！你就放心大胆地动手术吧。虽然，我不是关云长，可我的骨头，也绝不比他软！”
大夫拗不过张华男，只好拿起了手术刀。
姚秀芝把饭碗放到张华男的床边以后，那惊恐的目光就集中到了手术刀上。她的心太软了，每当手术刀从臀部割下一块腐烂变色的肉，她的心就像挨了一刀那样难受。但是，当她的目光再移向床头，看见张华男翘着脑袋，很是香甜地吃大米粥的样子，她的心里油然生出一种敬佩之情——再仔细品味，这敬佩之情还含有其他的内容——似乎找到了张华男心狠的原因了。手术终于结束了，霍大姐用盐水洗净伤口以后，姚秀芝不知是出于何种感情的支配，主动地为伤口敷上了加倍的白药，精心地拿着雪白的绷带，轻轻地包扎好伤口。
自从张华男住进医院之后，这支长征中特殊的队伍，在长途跋涉中少了欢笑，就是在中途休息的时候，再也听不到琴声了，活像是一支打了败仗的队伍，抬着伤病员到处跑，到处藏。而且，又增加了无休止的争吵。最为有意思的，争吵的对立面只有一个张华男。
首先，是霍大姐和张华男争吵。
霍大姐是一位既有政治远见、又有军事常识的女同志，再加上她的丈夫是红军的高级指挥员——被中央的当权者指责为顽固的毛派分子，自然知道中央有关军事路线的分歧。不久以前，她收到了丈夫的来信，获悉军委在湖南召开了军事紧急会议，毛泽东提出了取消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路线，改道西入贵州的进军方针，并得到了多数同志的拥护，中央领导于慌乱之中，也被迫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结果，红军跳出了重围，把蒋介石在湖南西部早已部署好的四十万大军，一夜之间就抛在了身后，红军犹如下山的猛虎，打得贵州军阀的部队溃不成军，狼狈逃窜，从而鼓舞了红军的作战士气，使得越来越多的指挥员，开始怀疑中央的军事路线了。当然，也更加坚定了霍大姐反对现任中央领导的决心。为此，她无论是在行军途中，还是在宿营地上，都直言讲出自己的见解，批驳张华男的一些议论。
由于历史的原因，张华男在苏联学习的时候，就得到了现任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赏识，回国之后，被委以重任。他走出监狱，一进入中央苏区，就参加了夺毛泽东军权的斗争。他从思想意识，到政治倾向，都被称之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怎么能接受得了霍大姐的指责呢！在一次宿营的时候，他与霍大姐的争论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张华男同志！中央苏区是怎样搞起来的，工农红军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你知道吗？”
“当时，我在上海，不在苏区。但我知道这样的事实：一切都是党的功劳。”
“请问我们的军事家，丢掉中央苏区，牺牲这样多的红军战士，又是谁的功劳呢？”
“你这种思想太危险了！我们被迫撤出中央苏区，是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结果。”
“不对！前四次反围剿，我们为什么取得了胜利？”
“这……”
“这是因为敌人的兵力太弱，我们红军的力量强大的结果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嘛，是很清楚的！我在寻求红军失败的原因，我在思索你，还有你的同学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
“你这是在明目张胆地反对中央，你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任！”
“这责任是要有人来负的，但不是我。请问：这成千上万的英雄儿女白白地送掉了性命，这责任由谁来负？中央苏区丢掉了，中国革命就要被断送了，这责任又由谁来负？一个共产党员，忘了党的生命，不关心革命的命运，只想罗织罪名，迫害同志，打击持不同意见的人，难道不是太卑鄙了吗？”
“你！你……”
张华男气得浑身颤抖，他如果还在保卫局工作，一定会命令部属，当即将霍大姐逮捕入狱，甚至处以极刑！但他现在是伤员，躺在红军医院的担架上，还要接受霍大姐他们的治疗，他真悔恨自己负伤，失去了英雄用武之地！他望着霍大姐愤愤离去的背影，暗自决定一旦伤好归队，立即将霍大姐的反动言行汇报给保卫局，反映给中央领导，在严厉审查霍大姐的同时，要坚决撸掉她丈夫的兵权——这样不忠于中央的人掌握兵权太危险了！为了搜集更多的“炮弹”——他又叫来了亲信——警卫员老马。
张华男和老马的谈话，不仅没有获得所需要的“炮弹”，而且他还清楚地感到这位坚定的肃反战士变了，无论他怎样说、如何问，这位老马都蹙着眉头答说：“不知道！”他气得真想大声训斥老马一顿。最后，他终于使用激将法，让老马把话全都讲了出来：
“你了解这位霍大姐的历史吗？她是地主的女儿。”
“是地主的女儿又怎么了？我只知道这样的事，她领着我们这些泥脚杆子打倒了她的土豪老子。”
“那只是形式，本质是她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反对党中央的方针、路线。”
“那按你这么说，我老马也快成了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了？”
“照你这么一说，你也同意她的观点了？”
“原来不同意，现在同意了。”
“你……太危险了！老马同志，可不要丧失革命者的坚定立场哟！”
“首长！你的立场够坚定的了吧？为什么还要和托派妻子保持关系呢？”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你没有结婚，是不可能理解这些的。”
“可我有一点是理解了，我怎么看姚秀芝老师，也不像是一个托派！”
“你……中毒太深了！”
“我看是你信了那些揭发材料！姚老师受冤屈不用说了，你的心里也那么好受吗？”
张华男的心里的确是不好受的。原因并不是把姚秀芝错打成了托派，而是老马这位最忠诚、最得力的帮手，也和他分道扬镳了。他躺在名曰病床、实是担架的上面，一夜都没有睡好。他出于职业的原因，先是分析了老马变化的原因，进而又回忆了红军医院的医务人员、伤病员对姚秀芝和霍大姐的态度，觉得问题是相当的严重了，这所随军征战的红军医院里，存在着一个反对现任中央的反革命小集团！为了党的利益，必须尽快地把这一情报转给保卫局，派人来医院查个水落石出。
张华男谈论政治，从事肃反，战场上厮杀，乃至于负伤做手术，他都是以强者的面孔出现的。但是，在情感方面，尤其是和姚秀芝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却变成了一个弱者。他这种性格上的双重性，也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他能使用各种高明的手段，变弱者为强者，由防守转为进攻，迫使性格倔强的姚秀芝就范，违愿地向他投降。但是，当张华男躺在担架上时，他又成了一个卑劣的情感方面的弱者。他希望自己所追求的人儿来到身边，说上几句慰藉的情话，那真是再幸福也没有的事了！可是，姚秀芝就像是一只受了伤的小鹿，再也不愿见到伤害过她的恶狼，更不用说自愿送到狼的身边了。所以，在这漫无目的的行军路上，张华男情感深处的痛苦，远远地超过了臀部的伤痛。
人间总是少不了爱管男女情事的好心人。霍大姐从本意上讲，很不喜欢张华男，对姚秀芝委身于张华男也是很不理解的。可是，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世间的夫妻凑合的多，国王皇帝也不例外。后来，她自己结婚了，认为这句俗话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同时，她在形形色色的凑合夫妻中，还发现存在着一种政治夫妻，那就是男女结合不是以情感为基础，而是为了某一种政治目的，或被当做一种政治手段。起初，她感到不可思议，后来，可能是见多了的缘故，也就慢慢地习惯了。她认为姚秀芝和张华男的结合，就是这种典型的政治夫妻。她受着东方传统道德的束缚，觉得无论是哪一种夫妻，既然结合了，就应当凑合到底。如果发生了裂痕，世人都有责任做弥合的工作。所以，她一方面赞成姚秀芝在政治上反对张华男，另一方面她又不赞成姚秀芝在感情上和张华男对立。再者，她还坚信这样一句俗话：夫妻吵架不用劝，疙疙瘩瘩过百年。只要利用工作之便，为他们这对出现裂痕的政治夫妻，创造经常相见的机会，他们就一定会凑合到老的。霍大姐主意已定，就巧妙地做起了这种好心人。
一天傍晚，红军在一座苗寨里宿营。姚秀芝奉命为张华男换药，周围没有一个人，连负责警卫的老马也不在了，她感到有些惊疑，心虽忐忑不安，只想快些换好药，早一点离开这难堪的境地。张华男在情感方面也很精灵，十分理解霍大姐这番苦心，他侧身倒在担架上，默默地享受着换药时刻的幸福，姚秀芝就要离去了，他几乎是用哀求的口吻叫住了所谓的妻子，可能是激动的缘故吧，说话的声音都颤抖了：
“秀芝！你能陪我坐一会儿吗？”
“你认为有这种必要吗？”姚秀芝望着张华男那涨红的脸，冷冰冰地反问。
“有！有……”张华男格外热情地说，“比方说吧，你有没有心事和我说说啊？”
“像我这样的人，心事嘛，还能没有？可说出来又有什么用呢？”
“有啊！有啊！”张华男更加热情了，“不要把话放在心里，说出来，我设法帮你解决。”
姚秀芝没有被这过分的热情所感染，相反，她那严峻的表情越发地难看了，待到她那一对动情的大眼睛，喷吐着愤怒的光束的时候，她蓦地举起了右手，摘下那顶没有闪闪红星的军帽，双手捧到张华男的面前，怒不可遏地：
“我要你把收回的红星还给我，办得到吧？你是能办得到的！”
张华男看着眼前这顶没有红星的军帽，听着这发自内心、却又愤怒到了极点的话语，他胆怯了，他心慌了，他没有勇气仰望一下姚秀芝的怒颜。他慢慢地收回了惶恐不安的目光，真想把脸藏在被子里。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情感上的弱者，在情人的面前都是不怕丢面子的，甚至还想利用这副可怜相打动对方的心。对此，张华男是精通的，很快就从窘态中解脱出来，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讨好地说：
“你是知道的，这件事情很复杂，又不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内。”
“那好吧，再见！”
“别走！别走……”张华男一把抓住了姚秀芝的手，望着那双怒火四射的大眼睛，当即改变了话题：“我们谈谈彤儿好吗？”
姚秀芝是何等地想念彤儿啊！如果彤儿跟在身边，她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自然会减少一半。但是，她实在不愿和张华男谈这件事情，因为怕再获知彤儿想念她的消息，越发地加重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所以有好几次话到了嘴边，她又强迫自己咽了回去。今天，她再也控制不住母亲思念孩子的感情了，几乎是啜泣着询问彤儿的详细消息。
张华男不知道姚秀芝见过彤儿，像是讲新鲜事那样，娓娓动情地述说着彤儿的情况，目的是继续向姚秀芝施放感情的钓饵，想要通过他关心彤儿的成长，融化姚秀芝对他那颗冷冰冰的心。另外，他虽然没有真的做过父亲，他却懂得孩子是维系一切凑合夫妻的绳索，所以他又绘声绘色地讲起彤儿思念母亲的情节，说到激动的时候，他淌下了滚滚的热泪。
姚秀芝很快就进入了思念彤儿的角色，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啜泣着。然而，她很快又从这种情感中解脱出来，渐渐地又想到了制造母女分离的原因。因此张华男讲得越动感情，姚秀芝的内心越是愤懑。最后，她打断了他的讲述，严厉地质问：
“你为什么不让彤儿来看看我？哪怕我们母女待上一天也好！”
“这……怕影响不好！”张华男的兴头猝然消失了，结结巴巴地说，“你想想看，彤儿年纪小，还不懂得政治方面的事，最好嘛，在她那幼小的心灵中不要留下创伤。”
母亲是伟大的，因为她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姚秀芝为了彤儿能健康成长，连张华男如此绝情之举都原谅了。她沉默不语，极力想平息思念彤儿的情潮，但她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彤儿的形象，尤其是当年在红军剧团中的情景，就像是过电影似的，急速在脑海中闪过。当她想到彤儿和红军剧团的歌手苦妹子玩耍的时候，又关切地问：
“突围转移以来，已经快两个月了，彤儿和谁生活在一起？”
“和我！”张华男一听这个话题，立刻又来了热情，“除了你这个做母亲的以外，关心彤儿的人就剩下我这个做爸爸的了。”他很会说话，有意地强调了“母亲”和“爸爸”这两个词。
姚秀芝对此却不放心，她认为张华男不是忙于“肃反”，就是奔波于硝烟滚滚的战场上，不会陪着彤儿的。就说孩子的衣服吧，破了谁给补？脏了谁给洗？因此她又问：
“苦妹子呢？”
“和你一样，一边接受保卫局的审查，一边随着部队长征。”
姚秀芝听后惊呆了，她真不知道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妹子，为什么也要遭到保卫局的审查？她几乎是暴怒地问：
“你们凭什么要审查她？”
“简单地说：一切都是为了你。”
“为了我？……”
“对！她不仅不和你划清界限，而且逢人便说，你不是托派分子。”
姚秀芝的肺都快气炸了！她暗自愤慨地说：“苦妹子是因为没有和我划清界限，也作为一名囚徒参加了长征；可是，你张华男就和我划清界限了吗？你对我所做的一切又说明了什么呢？只有两个字可以说明：‘卑鄙！’”姚秀芝认为，和这样卑鄙的人，再没有什么可谈的了，多停留一分钟，都是对自己人格的一种侮辱，她愤愤地骂了一声“卑鄙！”转身离去了。
夜深了，只有天上的寒星还在眨着羞怯的眼睛。姚秀芝躺在一张苗家的竹床上，两眼痴呆呆地望着广漠的夜空，心里苦苦地叫着：“苦妹子！苦妹子……”
苦妹子生在山乡中的一个穷人家里，从小在苦水里泡大。十岁那年，父母双双饿死了，她只身来到一家姓李的财主家中当童养媳。那年，小女婿只有三岁，连话都说不清楚，但他是李家的独根独苗，娇得就像俗话说的那样，抱着怕摔了，含在嘴里又怕化了，只要这个小爷爷一哭，苦妹子的身上不是挨巴掌，就是挨脚踢。每逢遇到这种情况，她不哭也不叫，把眼泪偷偷地咽到肚里，借家乡的兴国山歌，倾诉自己满腹的怨恨。苦妹子十六岁那年，狠毒的婆婆死了，小女婿也进私塾念书，用老表的话说：苦妹子出脱成一个大姑娘了。一天晚上，她哄一手带大的小女婿睡着，像往常那样坐在床沿上，一边伴着茶籽油灯做针线活计，一边小声地哼唱家乡的山歌，独自倾诉着做童养媳的辛酸。不知何时，年近半百的公公走进屋来，立在屋子中央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盯着低头做活的苦妹子，呼吸有些紧迫地说：
“苦妹子，不要再做针线活计了。”
苦妹子惊得收住了歌声，猛地抬起头，看见公爹站在屋当中，用一种奇异的目光在盯着她，吓得她慌忙放下手中的活计，低着头胆怯地说：
“不做活了，我这就睡。”
“先不忙睡，快去炒两个菜，我想喝两盅。”
苦妹子不敢怠慢，走到厨房生着火，十分麻利地炒了一盘鸡蛋和一盘苦瓜炒辣椒。她端着这两盘菜走进公爹的屋中，放在冲门桌上，小声地说：
“爹！菜炒好了，放在桌上，我睡去了。”
“莫急！莫急！”这个老色鬼一把抓住了苦妹子的前衣襟，并触到了那极为敏感的隆起的部位。这动作来得太突然了，吓得苦妹子筛糠似的哆嗦起来。这个老色鬼得意地笑过之后，挑逗地说：“俗话说得好，一人不喝酒，二人不耍钱，来，陪我喝两盅。”
“不！不……我，不会喝酒……”
“不会喝就学嘛！”老色鬼松开苦妹子的衣襟，转身闩死了屋门，他望着吓瘫在地上的苦妹子，进而威胁地说：“陪着我喝完两盅热酒，我就放你回自己房里去睡觉；不然的话，我就说你跑到我的屋里勾引公爹，当着全村的人把你活活地打死！”
苦妹子已经到了情窦初开的年龄，她完全明白公爹的罪恶目的，可她受着封建礼俗的束缚，更害怕自己落个勾引公爹的**坏名。为了能快些逃出这间屋子，她被迫答应了陪着公爹喝酒。由于不会喝，几杯酒下肚，顿感两眼冒着金花，两腿也不听自己的使唤了，刚一迈步，便摇摇晃晃倒在了地上，她一边说着“我要回屋睡觉！”一边扶着床腿又站了起来。突然，桌上的灯光熄灭了，黑暗中伸来两只罪恶的双手，强行把她按倒在床上……
从此以后，苦妹子便一天天地消瘦下来，吃什么吐什么，她暗自说：“死了更好！”可是，她万万不曾想到是怀孕了。一天，村南的山沟里响起了枪声，老色鬼慌慌张张地跑进家来，翻箱倒柜，打点细软，一手拎着宝贝儿子，一手提着箱子，恶狠狠地说：
“苦妹子！快跟我跑吧。”
“不！我哪儿也不去。”苦妹子倔强地说。
“不行！”老色鬼恫吓地说，“一会儿红匪就进村了，咱们家房屋会被他们烧掉，你也会被大卸八块的！”
苦妹子自小就听说过土匪草菅人命、糟蹋良家妇女的事，听后吓得心里揪成一个团。最近，她又经常听老色鬼说红匪杀人放火的事，所以，她听着山里这紧一阵、慢一阵的枪声，心里真是害怕极了！由于神经过于紧张，刚一迈步，肚子疼痛难忍，竟昏倒在地上。她醒来之后，老色鬼带着儿子早已逃去，满街响着锣声、喊声。她忍疼抬起头，仔细听辨，原来是几个女人在喊：“老表们！快出来吧，我们是工农红军，是为穷苦的老百姓谋解放的！……”苦妹子听后感到有些惊诧，暗自说：“这红匪怎么是女人？”当她再一听说，红军“是为穷苦的老百姓谋解放的”，她又暗自说：“我不也是穷人吗？”但是，当她想到自己是地主家的童养媳的时候，又害怕起来：“我怎么对他们说呢？要是真的把我当成地主的小老婆，那可又怎么办呢？”这时，大街上又传来男人的骂声：“这些黑了心的地主老财，把全村的老表都骗走了，抓住他们绝不手软！”苦妹子听后吓呆了，各种恐怖的情景一齐扑进她的心头。突然，她那咚咚跳动的心房平静下来，她暗自说：“宁可一死，也不让红匪再糟蹋我的身子！”
大街上的喊声越来越近，苦妹子着急地想着寻死的办法，她蓦地抬起头，看见了立在屋门后边的水缸。她忍着腹内的剧痛，扶着墙站起身，趔趄着走到水缸旁边，迅速揭开缸盖，刚要一头向缸中扎去，看见只剩半缸水了，瞬间，求生的念头油然而生。她吃力地爬上灶台，跳进水缸，然后伸手将水缸盖好，自己便屈身蹲在水缸里。
真是无巧不成书。姚秀芝带着几个女战士进屋来，正要生火做饭，发现灶台旁边的水缸在微微地摇晃，其中一个女战士指着水缸，十分胆怯地说：
“姚老师！不好了，水缸在闹鬼。”
姚秀芝仔细地端详着水缸，发现摇晃得越来越厉害了，便笑着说：
“我看，不是水缸在闹鬼，准是里边藏着人。”
“不！不……是水缸在闹鬼。”另一个女战士也害怕了。
“哪有什么鬼哟！都不要怕，看我给你们把鬼变成一个活人。”
姚秀芝走到水缸旁边，欲要揭去缸盖，只听咣当一声，水缸倒在了地上，缸盖满地乱滚，苦妹子的头露出了缸口，缸中的水变成了殷红的血色，倾缸而出，淌满了一地。姚秀芝俯身抱出了苦妹子，她一看那微微隆起的腹部，再一看淌满一地的血水，急忙命令。
“快把她抱到床上，她小产了！”
在姚秀芝精心护理下，苦妹子很快恢复了健康。在这段难忘的共同生活中，二人结下了很深的情谊。姚秀芝同情苦妹子的身世和遭遇，喜爱她有一副天生的歌喉，以及那即兴编词演唱的天赋；苦妹子感谢姚秀芝的救命之恩，把她当成再生的母亲。一天晚上，姚秀芝做完群众工作返回住处，打开琴匣，十分陶醉地演奏起小提琴。躺在床上的苦妹子被这琴声迷住了，她倾听着，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好像这音乐是把神奇的钥匙，打开了禁锢灵魂的枷锁，她随着这悠扬的音乐，飘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当这美妙的琴声奏出兴国山歌的时候，苦妹子竟然不由自主地随着琴声，唱出了自己的苦难经历。开始，她躺着小声哼唱；继而，便坐起来放声倾诉；最后，她跳下床，站在地上哽噎不止地演唱起来。不知是什么时候，红军剧团的女同志们陆续来到了院中，含着热泪倾听这动人肺腑的琴声和歌声。演唱结束了，院中响起了一片掌声。姚秀芝满面泪花，紧紧地抱住苦妹子，异常激动地说：
“你唱得真好！明天就参加我们的演出吧？”
翌日上午，苦妹子的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其中，那首即兴演唱的《十送郎歌》，打动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当场就有十多名小老表报名参加红军。不久，苦妹子也当上了一名红军宣传队员。毫不夸张地说，哪儿有了苦妹子的“哎呀来……”的歌声，哪儿就有小老表参加红军。一个月以后，红军战士便给苦妹子送了一个亲昵的外号“哎呀来”。
……
夜，万籁俱寂，只有伤病员发出的呻吟声。姚秀芝躺在竹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她想到了心爱的丈夫李奇伟的悲惨下场，也想到了自己蒙受的不白之冤，如果再推而广之到苦妹子，将有多少人牺牲宝贵的生命啊！她突然想起了一句古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一切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为了争权夺利，相煎太急是正常的，也是为历史所证明了的！可是，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们，为什么也要学着剥削阶级的样子，相煎自己的战友和同志呢？这从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上找不到答案，也与她终生憧憬的革命理想相悖逆，因而，她再次陷入了十分痛楚的思索中……
雄鸡高唱了，姚秀芝仍然寻找不到答案。她只是暗暗地祝愿：报晓的雄鸡叫了，驱散迷雾的晨风快刮起来吧！只要有灯塔导航，奇伟同志会得到昭雪，我的不白之冤会得到平反，彤儿、苦妹子……都会重新聚拢在一起，为着祖国的复兴、民族的崛起放声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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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晓的雄鸡终于唱来了黎明，红军强渡乌江之后，一举攻克了重镇遵义。
红军医院进驻遵义，是在第二天清晨。霍大姐、姚秀芝等人护理着伤病员，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在繁华的大街上，激动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多少年后，一位历史的见证人曾做了如下的记述：
经过战斗洗礼的遵义城，沐浴在朝霞里。我们看到，楼房鳞次栉比，街道宽阔，店铺很多，有的已经卸下门板开始营业，鲜红的橘子、松软的蛋糕、装潢华丽的云烟和装潢古朴的茅台……真是琳琅满目，这一应日用百货也都呈现着城市独有的景象。这种强烈的感觉，也许是因为我们最近一个时期，一直在十万大山里钻，一进城，颇有耳目一新之感。看久了茅屋、野店、小径和山路，再看到贵州第二名城，干部战士都颇为惬意。
红军医院刚刚在一所学校里安好家，上级就来了命令：原地待命，要想方设法、尽快地恢复和增强指战员的体力。对此，姚秀芝可没有像老马那样高兴得逢人便说：“老子的铁脚板可算捞到休息了，空空的肚子，也可以增添点油水了。”姚秀芝清楚地知道，遵义是贵州省的第二座大城市，北通重庆，南接贵阳，是兵家必争的要地。如果不是有着重要的原因，在此集结重兵是兵家的大忌！当然，她还十分明白，遵义并非红军突围远征的“家”。对此，霍大姐却有着另外的想法：红军敢于在此休兵，说明被动的军事局面暂时得到了扭转。造成这种主动局面的原因，她相信丈夫说的消息：中央被迫接受了毛泽东同志强渡乌江、攻占遵义的战略方针。当然，她们二人的心中都有着一种预感——或者是一种难以出口的欲念，可能会有重大的事件发生。
吃过早饭以后，姚秀芝在老马的“陪同”下上街采购药品。她看着喜气洋洋的红军战士奔走在街头，抢购着吃食和一些生活必需品，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她暗自激动地说：“多像在苏区的时候啊，红军战士打了胜仗，一回到瑞金就争着抢吃抢喝，不分你我……”但是，当她看到战士们穿的衣服竟有七八种颜色和式样，有的同志甚至把未经剪裁的棉布缠在身上，像原始人那样，也有的人披着用细麻绳串在一块的光板狗皮、羊皮，护着连衬衣也没有的前胸后背，抗御着黔北高原上穿胸透背的朔风，异常干冷的天气，她的心里又产生了一种隐隐作痛的情感！她知道这支英雄的队伍，经过跋山涉水，连续作战，脱离了“家”，得不到供给，吃尽了人间的苦。为此，她感到自己的灵魂负荷更重了。
老马可没有姚秀芝这么多的联想和感慨，在他看来一切都是正常的。战斗减员，天冷无衣，饥饿没粮都没关系，更不值得大惊小怪，一切都会慢慢地好起来的。他看着货摊上摆的那鲜红的橘子，嘴里就自然而然地生出了口水；他看着挂在半空中的皮衣和棉袄，身上就冷得打寒战，暗自不平地说：“等革命成功了，老子也要买它一件穿。”所需的药品买齐了，回医院驻地的路上经过一条繁华的街道，面馆和酒店一家接着一家，各家堂倌像是唱歌般的叫喊，都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老马听到“请喝茅台酒，醇香扑鼻，驱寒益身”的时候，他真想走进酒店，学着武松的样儿，病痛快快地喝它***碗；当他听到“贵州佳肴，川滇名菜，实惠便宜，快来吃啊”的时候，他的食欲大振，真想进去大吃大嚼一顿，但是一摸随身带的那点可怜的钱，就只好惋惜地离去了。在这条街道的尽头，有一家卖羊肉粉的饭馆，铺面不大，赏光的顾客不少，其中也有红军战士在用餐。老马想起羊肉生暖，又是当地的风味小吃，遂产生了吃它一碗的念头。他唯恐上当，先在门外抽着鼻闻了闻味道，待到他的馋涎就要脱口流出的时候，终于下定了决心：
“姚老师，咱们也去吃碗羊肉粉吧？”
姚秀芝何尝不想吃碗香喷喷的羊肉粉啊！可她这位囚徒拿什么来买呢？她难为情地摇了摇头。
老马很快明白了姚秀芝的心思，他掏出为数不多的一点点钱，在手上掂了掂说：
“这是我攒的钱，走，一人来它一碗，我来请客。”
姚秀芝知道老马这些钱，是从所谓的“伙食尾子”分得的。她自己虽然也是入伙者，但连分这点可怜的“伙食尾子”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她不忍心花费老马的钱，尽管她真想走进小铺去吃羊肉粉——准确地说不是一碗，而是要饱餐一顿，所以她还是摇了摇头说：
“你去吃吧，我先回去了。”
“不行！”老马生气地说，“有福同享，有罪同受，现在我请你吃羊肉粉，将来你再请我吃七大碟子、八大碗的席！”
姚秀芝微笑着点了点头。她吃得是那样的香甜，那样的贪婪，一碗羊肉粉下肚，连筷子都没停一停，嘴也没歇一歇，头也没顾得抬一抬，她真的相信这样一句话了：
“遵义城的羊肉粉，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美味佳肴！”
“来！再分一半。”
姚秀芝闻声抬起头来，她不知道老马是什么时候吃完的，也不知道他何时又买来了一碗，到这时，她才真的明白了“饥不择食”这句话的深刻含意了。说句实话，她� �想再分食老马一半，可她还是违心地笑着说：
“我吃饱了，你自己吃吧。”
“你骗人！再吃一碗也饱不了。”老马端起这碗新买来的羊肉粉，半开玩笑地说，“姚老师！将来你转运了，如果不想请咱老马吃七大碟子、八大碗的席，今天就不分吃这一半羊肉粉！”
姚秀芝知道拗不过老马，笑着点了点头。
当天下午，上级又下达了紧急命令：凡是原红军剧团的成员，会写大标语的指挥员，都要上街书写革命标语，宣讲党的政策。霍大姐找来了姚秀芝，高兴地说：
“这是你的老本行，今天这台戏，就看你领着大家来唱了。”
姚秀芝一听甭提有多激动了，真恨不得马上就行动，把这座古城的大街小巷都刷满革命的标语，让各族人民都能了解党的政策。她首先与霍大姐拟好了如下的标语：
“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
“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打倒卖国的国民党！”
“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
“取消苛捐杂税！”
“欢迎白军弟兄拖枪过来当红军！”
……
老马一看这阵势，顿时情绪高涨起来，他向老百姓借来两个水桶，搅好了满满两桶石灰水，哈腰担在肩上，大着嗓门说：
“霍大姐！姚老师！咱也帮你们，欢迎不欢迎啊？”
“欢迎！欢迎……”
临时组织起来的宣传队，一看老马那憨厚可爱的样子，都禁不住地笑出声来。这笑声惊动了张华男，他拄着拐杖走出屋门，站在台阶上向院子一看，被这一派欢腾的情景弄糊涂了，他严肃地问：
“老马同志！你们这是做什么去啊？”
“上街刷标语去！”霍大姐抢先答说。她再一看张华男那神气活现的样子，火气陡然而起，她有意地补充说：“这是奉上级命令办的，你的伤如果好了，也一定会动员你去做宣传。”
张华男的伤基本上痊愈了，在平坦的大路上行军，已经不需要坐担架了。他明白自己在这所医院中的位置，也懂得霍大姐把他排除在外的原因，所以他又暗自说：“过几天就归队了，第一件事就是向保卫局反映医院的问题！”他没有说什么，只是看了一眼待命出发的宣传队员。待他看到姚秀芝拿着排笔的高兴样儿，心里又矛盾起来，他希望姚秀芝获得自由；他又不能同意姚秀芝自由行动，这就是“政治家”的双重性！他为了打击一下霍大姐的情绪，违背良心地问：
“老马同志！姚秀芝也是上街写革命标语的吗？”
“是！是……”老马自然知道这问话的下文，心有点慌了，没有底气地说。
“经过保卫局有关首长的批准了吗？”张华男声色俱厉地问。
“没、没有……”老马胆怯地说罢，身子一晃动，石灰水从桶中溢了出来。
“胡闹！你这是严重的失职，立即向保卫局写出书面检查。”张华男虽然刺伤了姚秀芝的心，但从政治上讲，他在打击霍大姐的同时，为自己塑造了大义灭亲的高大形象，这又取得了胜利。所以，他迅速转过身去，拄着拐杖，非常痛苦地走进了屋门。
院中立即像炸了市一样，七嘴八舌地说个没完。有的说：“太不像话了，凭什么不让姚老师去？”有的说：“岂有此理！难道姚老师写出的革命标语，也会变成反动的？”有的说：“这位首长也太霸道了！想耍威风吗？回你指挥的部队，凭什么在医院中发号施令？……”霍大姐吃了个窝脖烧鸡，气得胸房一起一伏的，真想领着大家和张华男争一争、斗一斗，但一想到自己的职责，就又把满腹的火气往下压。她下意识地把视线移向姚秀芝，看见她的眼中饱含着委屈的泪花，又赶忙走到近前，宽慰地说：
“坚强些！要相信群众的眼光是亮的。”
姚秀芝望着那一双双愤然不平的眼睛，她那盈眶的泪水终于淌了出来。她用衣袖管擦去满面的泪水，抽泣着说：
“宣传党的政策重要，霍大姐，你就代我去唱这出戏吧！”
霍大姐微微地点了点头，遂把手一摆，说了声“走！”一马当先走出了校门。
姚秀芝唯恐老马步苦妹子的后尘，无故地遭到审查，她紧紧抓住老马的手，不安地说：
“老马同志，你就留下吧？再说，看护伤病员也需要人啊。”
“我偏不留下！”群众不满的情绪，似乎感染了诚实的老马，他倔强地说，“我光棍汉一条，无牵无挂，不怕谁来审查。”说罢，挑着两桶石灰水大步走去。
顷刻之间，偌大的校园静寂冷清，只有姚秀芝仍然伫立在院中。她思索着，最后，她几乎是诅咒似的自语：
“革命者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不是杀头，也不是坐牢，而是被自己所忠于的组织剥夺了革命的权利，变成了革命的对象！一个革命者，面对敌人的屠刀无所畏惧，因为他可以把刑场变成讲堂，向人民作最后一次讲演；但是，他在自己的组织设的监狱里，那就只剩下受审的权利了！”
“秀芝！我请你来一下。”
姚秀芝被这呼叫惊醒了，张华男那可憎的形象又出现在眼前。但是，她有意向门内一瞥，却又看见了一副忏悔的形象，她觉得这忏悔更可憎，她大声啐了一口唾沫，端起一盆带血污的绷带，快步走出了校门。
在这所学校的后面，有一座郁郁葱葱、遍是绿色的山包，前面即是碧清的水塘，这是附近百姓用水的地方。姚秀芝为了不污染池塘的用水，先把绷带倒在一边，俯身舀上一盆清清的塘水，然后再细心地洗着绷带。近三个月来，她拼命干活的目的，是想把超负荷的工作当做精神麻醉剂，减少灵魂创伤的疼痛。然而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她那受创伤的灵魂就像是倒上了硫酸——越发地疼痛难忍了！今天，她的双手下意识地洗着绷带，灵魂早就飞到了大街上，幻想着自己像是一只飞出樊笼的孤雁，展翅追上北去的雁群，在碧天长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
“红军大姐，给个钱儿，我是干人儿。”
悲凉的乞讨声，惊散了姚秀芝那美丽的幻想，她抬起头一看，面前站着一个十七八岁的苗族姑娘，穿着一件破洞很多的筒裙，冻得打着哆嗦，伸出双手向她讨要。姑娘怕姚秀芝没有听懂她的话语，又操着当地的官话，重复地说了一遍：
“红军大姐，给个钱儿，我是干人儿。”
姚秀芝早就知道“干人儿”就是乞丐，所不同的，北方人称乞讨者为叫花子，但乞讨者绝不以叫花子自称。贵州这个地方却不然，双方都称之为“干人儿”。姚秀芝看着面黄肌瘦、衣不蔽体的姑娘，顿时生出了一种怜悯之情，她手中有钱，真会倾囊相赠。可她是一名被剥夺了革命权利，连书写革命标语都不合格的囚徒，囊中空空，只好难为情地说：
“对不起，我没钱。”
“不！不……大家都知道红军有菩萨心肠，肯舍钱给我这干人儿。”
这个苗家姑娘说得太对了，红军就是为穷人谋解放的，自然肯舍钱给干人儿。但是，姚秀芝没有钱，也没有自由。她站起身来，沉吟了一会儿，抱歉地说：
“对不起！我是来洗东西的，身上真的没有带着钱。”
这个苗家姑娘失望地摇了摇头，转身离去了。姚秀芝痴然目送，看见姑娘的肩部露着一块冻得紫红的肉，难过得几乎落下泪来。
翌日上午，遵义召开了空前的万人群众大会，霍大姐带着临时组成的宣传队去参加了，张华男也穿着整齐的红军戎装、拄着拐杖赶去参加，校园中又留下了姚秀芝看护伤病员。令她感到疑惑不解的是，消息灵通的霍大姐行前神秘地说：“秀芝！把心放宽些，把眼光放远些，再阴的天气也会放晴的。”姚秀芝不明白这话的意思，她在庭院中踱来踱去，焦急地等待着同志们。
时至中午，参加万人大会的同志们都回来了，老马第一个闯进学校的大门，万分激动地说：
“姚老师！我见到毛主席了……”
这消息赛过了旱天的惊雷，给人们带来了莫大的喜讯！自从进入中央苏区以来，那些人逐渐地夺了毛泽东同志的军权，只剩下中华苏维埃主席一职，身为政治局委员，连参加中央决策会议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他有很长时间没有出席过群众大会，老资格的红军，尤其是被打成毛派分子的中高级干部，都天天翘首期望得到毛主席的消息！今天，他终于在遵义的万人群众大会上露面了，这说明了什么呢？难道还不清楚吗？！姚秀芝可能是太兴奋了，她一边捶打着老马，一边焦急地问：
“快告诉我，毛主席在大会上讲了些什么？一句话都不准贪污！”
今天上午的群众大会，是由遵义市各革命群众团体筹备的，头一天就到城内的大街小巷、郊区的四乡进行广泛宣传，因而到会的群众越来越多。会场设在第三中学的操场上，“赤色工会”的会员早一天就搭好了一座讲台，布置了桌椅板凳。场内站不下了，很多人坐到围墙上，甚至爬到屋顶上。场内场外红旗飘扬，会场情绪十分热烈。大会的主持者是学校的一位教员，他用喇叭大声报告了大会议程后，即请毛主席讲话。毛主席一走上前台，全场热烈鼓掌欢迎。毛主席向大家讲解了共产党与红军的各项政策，说明了共产党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民、各方军队一致抗日。接着，朱总司令介绍了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讲话受到群众的热烈欢呼，会场始终是热气腾腾的。
姚秀芝听后真是激动极了，但又觉得不满足，她迫不及待地问：
“快告诉我，还有哪位中央领导出席了今天的群众大会？他们讲演没有？”
老马并不理解姚秀芝问话的本意，他想了想，摇着头说：
“没有了！就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登台讲了话，明白了吗？”
姚秀芝明白了，又不明白。她知道老马无法解答她的问题，她又寻找霍大姐，奇怪的是她没有回来。姚秀芝有些焦急地问：
“老马同志，我们的霍大姐呢？她怎么没有回来？”
“她呀！”老马做了个鬼脸，“被中央首长叫去了，说是有重要的事情和她谈。”
“她什么时候回来？”
“这……我可说不准。”老马看着急不可耐的姚秀芝，说：“不要急嘛，霍大姐真的被调走了，上级还会再派个人来的。”
霍大姐喜气洋洋地回来了！而且是一手领着彤儿、一手领着苦妹子回来的。彤儿一见姚秀芝，叫了一声“妈妈！”扑到久别的母亲的怀里失声地哭了；苦妹子几乎是同时叫了一声“姚老师！”抱住姚秀芝的肩膀啜泣不已。姚秀芝一手摸着彤儿的头，一手抓住苦妹子的衣襟，竟忘记了说些宽慰彤儿和苦妹子的话，无限的酸楚打心底生出，一串串悲喜的泪珠，滴在了彤儿和苦妹子的身上。过了好一会儿，姚秀芝说：
“都不要哭了，快告诉我，是谁让你们到这儿来的？”
“不知道，是霍阿姨领我来的。”彤儿仰起泪脸，抽泣着说。
“姚老师，我也是霍大姐领来的。”苦妹子瘦削的脸上露出了欢欣的微笑。
“彤儿，霍阿姨要你来做什么？”姚秀芝疑惑地问。
“霍阿姨对我说：彤儿，回到妈妈的身边去吧，她可想你了。就这样，我就跟霍阿姨来了。”彤儿天真地说。
“苦妹子，霍大姐对你是怎么说的呢？”姚秀芝若有所思地问。
“霍大姐对我说：苦妹子啊，红军战士要听你的歌声，还是跟着我去当歌唱家吧！就这样，宣布解除了对我的审查，跟着霍大姐来到了这里。”苦妹子说。
姚秀芝仍然没有获得满意的答案。她带着彤儿和苦妹子来到了厨房，看见霍大姐正领着宣传队员们操办酒席。姚秀芝不安地问：
“霍大姐！你停一下手，我想找你谈一件重要的事情。”
“再大的事情也不谈。”霍大姐似乎猜到了姚秀芝的心事，有意避而不谈。接着，她又极为开心地说：“民以食为天嘛！今晚会餐以前，主攻方向是温酒烧菜，然后是会餐。”
会餐开始了，红军医院的医务人员、伤病员，还有临时抽来的刷大标语、搞宣传的同志，一齐挤在了三间打通的教室里，围着一张张课桌开怀畅饮。姚秀芝是很敏感的，她从霍大姐这异乎寻常的言行中，已经感到了期盼变成了现实，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她：不要企求得到得太多，否则失望也就会太大。因此，她又不完全相信已经既成的现实。每个人都敬过酒了，只有姚秀芝还滴酒未沾。霍大姐趁着酒兴，大声地说：
“同志们！我提议请姚老师为大家敬杯酒，发表一段祝酒辞好不好？”
“好——！”众口一声地答说。
这下可难住了姚秀芝！她一是托派嫌疑分子，在同志们面前没有发言权；另外，她不了解中央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对她的托派嫌疑会作何定论，所以不敢贸然讲话。霍大姐自然理解她的矛盾心理，兴奋地告诉她：要放下包袱，解放思想，今天发表祝酒辞，说什么都不为过，因为我们朝思暮盼的大事解决了！但是，姚秀芝仍然没有这样的决心：当着同志们的面，把压在心底的话语一泻而出。霍大姐感伤地摇了摇头，然后向大家报告了一桩桩喜讯：
“同志们！万人大会结束以后，中央的领导同志把我找了去，告诉我，为了加强部队的作战力量，要我们立即恢复红军剧团的工作。鉴于姚秀芝同志的问题没有定案，由我兼任剧团的负责人。同时，立即解除对姚秀芝同志的审查，出任剧团的艺术指导。”
霎时，教室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姚秀芝看着那一双双信任的眼睛，听着这经久不息的掌声，眼睛渐渐地模糊了，她身不由己地站起身来，向着同志们频频地鞠着躬。这时，霍大姐又大声地说：
“凡是因为姚秀芝同志的问题，受到株连的人员，一律平反！”
教室里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苦妹子激动地走到姚秀芝的身旁，啜泣着说：
“姚老师！快拉响你的小提琴吧，我要唱一曲‘哎呀来’。”
“不慌！不慌……”姚秀芝忙说，“霍大姐还有更振奋人心的消息没有说呢！”
“是的！我还有一个更为振奋人心的消息。”霍大姐激动地跳上了凳子，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大声说：“同志们！毛主席又指挥我们的红军了——！”
课堂里的掌声犹如雷鸣，赛过海啸。不知何时，姚秀芝奏响了美妙的小提琴，苦妹子放声唱起了家乡民歌：
哎呀来……
遵义城飘红旗，
各族人民心欢喜，
心头迷雾吹散了，
千难万险何所惧！
心肝哥——
大家齐心又协力。
苦妹子发自肺腑的心声，感染了这许多老表的情绪，他们听见这歌声，似乎又回到了亲爱的家乡，又想起了亲手打出来的中央苏区根据地，一个个都淌下了滚滚的热泪。正当大家静静地欣赏的时候，苦妹子突然中断了歌声，双手捂住嘴，急忙跑出了课室。姚秀芝急忙拿着提琴追了出去，看着苦妹子呕吐不出的难过的样子，对刚刚赶来的霍大姐说：
“苦妹子可能怀孕了！”
“对！对……”霍大姐风趣地说，“我们的队伍中，又要多一个小红军了。”
姚秀芝被逗笑了，她蓦地转过身去，发现在漆黑的校园中，有一个怪物在一跛一跛地走动，她定睛一看，惊得失声说出：
“啊！是他……”（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