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春天，小麦的青气还刚刚冒出地皮，他写过的春水开始化冻，在身边欢快地流过。而皇帝决定调他回到离京城较近的衡阳任职的驿马，跑在路上，同时，驮负了他离世消息的驿马也从南方之南的广东雷州向着遥远得如同天边的京城的方向，跑在路上。两条消息，两匹马，一喜一悲，柔情和柔情，在人生的长旅中，就这样飞奔着，擦肩而过了，扰乱了一片相悖吹着的风……从此，世上再没有了一位深情如水、行气如虹的好官员和好诗人。
从此，大宋也好像死去了。
那当然是柔情——就像更早时候的屈子在《离骚》里一再叙说的一样，他和他的国君，是美人和美人似的亲密关系；他对他的圣上，那种亲密的情状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他敢扯住圣上的袖子直眉瞪眼地进谏，直到他接受为止——那也是柔情之一种啊。
关于他性柔还有一个流传极广的小故事记载，都入了中学教科书：《寇准求教》说的是有个叫张咏的人，在成都为官，听说他当宰相，对自己的僚属说：“寇公是奇才，可惜学问权术不够。”等到他出使陕州，张咏恰好从成都罢职回来，他尊敬地供给张咏帐幕，热情款待。张咏要走了，他一直送到郊外，还问张咏：“您有什么教我的？”张咏缓缓地说：“《霍光传》不可不读。”他没明白他的意思，回来取书读之，读到“不学无术”时，笑着说：“这是张公说我啊。”
不学无术，这对谁来说都显然不是一个好词了——就算安给一个痞子也未尝不可，可他，笑着接受了。他又不寻机报复，尔后还恭恭敬敬当师友走动。这就不简单了。你我的见识只到了“谁对我不友好，我就不理他”的层次，境界差着一大截。
其实，在这件事上的性子柔就是胸襟大。有多大胸襟，成多大气候，这话一点不假。正像苏轼《留侯论》里所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所谓大勇，以至大智、大才，无不性缓、气和，临大事或处惊变尚且泰然自若，与人交往或交割就更是敦厚温文了，为真豪杰。
这样的一个人，他为官清正廉洁也就不足为怪——一个人的小品性常常见出大节操，反之也一样。他终生不蓄钱财，家中无歌妓，这简直是个极其极端的个例。要知道，北宋时略有家财或才学的人，家中无不蓄养家伎。因此，他在广大中原人民群众中享誉崇高，当时处士魏野的赠诗中说：“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很多本子说他在几十年的宦海生涯中，官位升到执掌国家大权的宰相，却没有为自已建造一所私宅府第。其实就是从这句诗里来的。我的理解稍有不同——总觉得，魏野的意思是说他身居高位，却没有为自己谋取一点私利。他不贪。记得东西方宗教都有祛除贪心一说。我的理解，宗教首要的本义是教人去除贪鄙之心。由不执著于财物，进而不执著于一切身外之物，乃至于这尘世的生命。如此才可明白，不贪才是从迷惑的此岸渡向觉悟的彼岸的第一座桥梁。
这首诗传到契丹，契丹人景仰万分。他晚年被贬广东雷州。一次北使到宋都汴京，看着一个个执政大臣，问引路人：谁是‘无地起楼台’的宰相？“当时的朝庭官宦们都羞愧得面面相觑，无人回答。
唉，好像哪个朝代都没有人能回答了。不是寇翁太高洁，是世人太龌龊——虽然说人性的欲望本来就是善恶共存，但一旦价值观、人生观、生命观，全不对了，先前的那些一切与高尚、正义、崇高等相关的形容词，也就都悄然贬值或者被人们打上“矫情”乃至“装×”的标签（他们公然在网络上大肆如此谩骂，不是一次两次，也不是一个两个），归为“另类”。亦步亦趋，思想上咬牙切齿的亵神渎圣和文字上浮光掠影的打情骂俏，似乎成为我们这个势利而庸俗的社会最大的时髦。所谓真豪杰之类，他们看成真傻子。
可我们还是爱着真豪杰，而鄙夷他们。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说他是真豪杰，光清廉是不够的——虽然说，就而今而言，仅清廉已十分不易。他一生的最大功绩在于“澶渊之盟”。那件事，让整个大宋像一件瓷器，终于淬了火。
人民在遭涂炭，心痛早已独立成一把薄刃，杀掉了他一贯的柔情。作为国家要员，他的身份是时代的精神御史、精神谏官，是时代精神的清洁力量。这便规定了他精神人格的纯粹性和彻底性。说到底，人的根本是心须用全部的生命激情和力量去守护的，不能指望什么道与术。而原则性与灵活性、道德精神与历史功利的矛盾问题，是确立了自己的精神身份和生命立场之后才能做的事。
他就是这样以一己的单薄之躯，坚持自己的精神身份和生命立场，与整个时代做着抗衡.虽然他无畏的抗衡基本是无力、无效的，可是，这挡不住他的心像空气那么大。于是，他达成了。
那一年的9月，辽军南侵之后，圣上在宫里分别召见群臣，向大家一一征求意见，要大家畅谈对策。王钦若是江西临江人，请皇帝暂避到金陵去；陈尧叟是四川阆中人，请皇帝暂避到成都去……总之，大家都要求“避”。让我们无端想到，敌人大军面前，他们必做汉奸无疑。圣上最后才问他的意见，他反问：“不知是谁替陛下出的这南迁吴、蜀的主意？”圣上说：“你先别问是谁出的主意，只说说这个主意怎么样？”他正色道：“我认为应该斩这个出主意的人去祭旗，然后出师北伐！陛下神武，将士用命，如果御驾亲征，一定能够克敌制胜。不然，也可以出奇兵以扰敌人，或者坚守以困敌人，彼劳我逸，胜算在我手中，何必要抛弃祖宗陵墓，抛弃半壁河山，跑到千里之外的吴、蜀去。我能去，敌人也能去，根基一动，人心瓦解，天下还能保得住吗？”就这样，圣上才下了御驾亲征的决心，也才有了最大限度保护了百姓利益和维持安定的“澶渊之盟”，一举赢得了百余年的和平，使人耳目一新。他的意义，不在于物质上的守持，更在于精神上的安邦。
他温柔天下的拳拳之心终于落到了实处，叫我们知道，蚕一样终生工作不懈的他，吐出丝绸，也吐出“呸”在敌人脸上的唾液。
在宋之前，历代专制王朝大都重武轻文，认为打江山与保江山都是武将的事，文臣不过是抄抄文书，记记账目而已，没有多大用处。宋代开始重文轻武，但是文臣立了大功的依旧不多见。从今人极端张扬个人权利选择自由的角度看，他完全可以像其他大臣一样，逃避崇高，卸去时代精神象征的重负，选择平常人的身份，确保个人利益不缺失。他没有。因此，他了不起。
一个人的性情往往是他的一切的首都，决定了他的其他，包括他的艺术秉性——其他的都是外省，以及附属国。他的诗歌当然也是柔情的，朴素而深情——没有朴素深情的人，何来朴素深情的诗？无论诗言志还是词言情。能让心柔软到想写一行诗，它所包含的爱意一定满满，都溢出了纸张，才落笔而成的，否则，就不能叫做诗。
记得中国画颜料中有一种温暖温柔的颜色叫藤黄，水粉水彩中有一种颜色叫淡黄。单从字面理解，藤黄似乎应该是秋日里硕大一颗南瓜的蔓在秋阳里散发的迷人深邃而又暖洋洋的那种颜色，淡黄却令人没有这么多遐想的空间，只一种凉浸浸的清明色调而已。事实上藤黄淡黄极为接近相似，把藤黄想做类似土黄或橘黄之类的色调，完全是字面上的误导。他的词往往如此，藤黄中掺杂了淡黄，不乏温暖，也独守清凉。
宋人胡仔称他“诗思凄婉，盖富于情者。”看着这一首《江南春》，也就等于被他的柔情抚摸：“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南春尽离肠断，蘋满汀洲人未归。”以景起，以情结，美好、愉快的感觉桃红柳绿地漫山遍野，像原上的雾，被一团一团推过来；又舒服得仿佛雨天要出门，不用吭声，谁悄悄递给你一把伞。
还有《踏莎行》，也是柔性本行：
“春色将阑，莺声渐老，红英落尽青梅小。画堂人静雨蒙蒙，屏山半掩余香袅。密约沉沉，离情杳杳，菱花尘满慵将照。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暗淡连芳草。”
整首词说的是思念。上片起首三句写暮春残景，首句是概括性的叙述，第二句是写耳中所闻，第三句是目中所见，像一个巨大的、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昏，忽闪着翅膀压了下来，为写女主人公的伤春qing怀制造了足够的气氛。接着由室外景转向室内来，由写景转到写人。房屋是华美的，此刻静无人声，正满盛着女主人公的孤独；屏风掩住了室内景象，只见那尚未燃尽的沉香，余烟袅袅。这是以“余香袅”来衬托室内环境的静这两句，含蓄地写出了女主人公对于远人渺茫的期待——那渺茫，如同开辟鸿蒙的史前混沌，多么无望——盲人一样无望。过片写女主人公在失望中，又一次回忆起昔日依依惜别时那私下的约言，然而对方一直音信杳然……这两句，把女主人公那种深以往昔恋情为念的内心情愫，很恰当地表达出来了。“菱花尘满慵将照”，写她懒于对镜梳妆，镜匣很久不打开，那上面都积满尘土了。这三句连贯直下，把她为情所苦，但却决不负情的心愫，通过句句加深，层层加重的复叠手法，表现得沉挚凝炼。结拍写女主人公心情虽然难过，似乎魂都为之“销”，然而去倚楼望远，眼睛望到了，长空寥廓，芳草连天。最后的几句我很喜欢，它们用叙述来处理抒情——它能有效地防止过度抒情，反对抒情容易产生的情感谎言。这保证了整首词所抒发的感情是朴实的，轻倩的，有微微的惆怅，并不哭天抢地地哀伤。我们的主人公她，用箫管泣哭而不是用喉咙——你念下去，就听到了箫管。
时间在这样的时候，是接近时间本质的——不只是日历或者数字，是实实在的光阴，我们在这里是少女缓缓踮起的那枚脚尖，抬高眼睛，看见墙外被搅乱的花影。
读着读着，就想起那一天，电话那头他又责怪我接电话时不用心一直在打哈欠。于是我把过错推给了天气。实在是它的错。它被并不浓的日光晒出如此晴好的样子，怎不叫人醉困呢？
在这些字的光照下，所有的东西都被扫上了一种叫温情脉脉的东西，如同爱人望着我时安静的眉眼，以及轻印在额上的吻痕。这就是宋词的魅力所在了。
你看，我们在读这些宝贝的时候，就从头到尾想着我们的爱人，生出些比羽毛还要轻的思绪，在月夜里飞。还是说，宋词叫我们着了魔。
读着读着，还不由得想起日本女作家安房直子写过的那个童话：用一朵桔梗花将手指染蓝，搭成窗户的形状，如此一来，凭借思念的魔力，思念的人就可以看见被思念的人……唉，原来哪里的思念都是一样的，多么无力的小伤感——是无力啊，借用一朵花见到爱人……难道你信么？这就叫过度抒情了，但这是一种可以原谅和值得同情的谎言……这个女的那个女的，她们想人想得有点痴了。
也许有时我的潜意识在回避这样无力的东西吧——我的工作需要我精力充沛。相比较而言，我更欣赏他另一首更加开阔的词作，《阳关引》：
“塞草烟光阔，渭水波声咽。春朝雨霁轻尘歇。征鞍发。指青青杨柳，又是轻攀折。动黯然，知有后会甚时节。更尽一杯酒，歌一阕。欢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且莫辞沉醉，听取阳关彻。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
刚刚下过的春雨，把空气中的浮尘都打湿了，柳树也因为没有往日烟尘的蒙蔽而显得格外青翠。渭水边，波声如咽，不安的马低嘶着催促远行，不知塞外的草肥烟光阔是否是马儿的向往？马踏阳关雪，大漠北风烈。千年古道琵琶曲，阳关彻、飞天阙。听弦声犹在，酒饮沉醉。
整首送别词化用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诗意，主题是送别，在意境上也没有新意和突破。但就整个宋词史而言，到他手里的《阳关引》，一改宋初送别的极度伤感别离之悲，以哲理性的见解来劝解友人，这种开阔达观的境界和情怀在苏轼之前并不多见。尾句“千里自此共明月”韵味悠长，情意深厚，苏轼后来《水调歌头》中“千里共婵娟”的创作或许也受到此句的影响。没错，就是这意思：让那些如愿以偿的爱如愿以偿好了，让那些无奈分离的爱无奈分离好了，反正可以同时看到这么美的诗白的月光。
颠簸飘摇也好，羸弱病劳也罢，在他郁结的心气里不断延长着的路途上的感触，而彻骨的寒气使眼神仿佛也模糊起来。一切的一切竟都随着这残冬里微薄的暮色，慢慢消失了。或许还有一抹微红还在留恋在山颠朦胧的影里，可劳碌的人们却没有送来匆匆一瞥。人所记住的，到底不是谄媚和白眼，只是百姓的惋惜和后人的嗟叹；到底不是荣华富贵，只是一星半点铺满几案的诗书和散落在重山里的文字；到底不是周五郑王打着官腔的官服，只是一颗没穿衣服的心，盛满柔情的心。
朔气鼓动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在暗夜里飘荡，寂静里，暗夜为想着变成明天，却仍在这寂静里奔波。可是，他终于奔波累了，便永远闭上了眼睛。
词人小传：
寇准(961—10)，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省渭南东北)人。北宋诗人，词人，政治家。寇准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发奋读书，十九岁登进士第，当了一个时期地方官后即被召入朝任职，以其政治才能深得宋太宗赵炅器重。三十一岁时任枢密副使。后因刚直不阿，被排斥出朝廷。宋真宗赵恒即位后，召寇准回朝，先后任权知开封府、三司使等职。景德元年(1004)六月，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年冬，辽承天皇太后和辽圣宗耶律隆绪率大军入侵宋境，直趋黄河沿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附近）。宋廷大臣王钦若等多主张迁都以避敌锋，唯寇准力排众议，极力促成宋真宗亲临澶州前线抗击，宋军士气为之一振，促使辽圣宗决意同宋议和，订立和约后撤兵。后因受王钦若的挑拨，寇准逐渐失去宋真宗的信任，于景德三年罢相，到陕西等地任地方官。天禧三年(1019)，因顺应宋真宗意旨，奏言天书下降，再度被起用为宰相，不久罢为太子太傅，封于莱，故世称寇莱公。后遭副相丁谓诬陷，被一再贬逐，直至雷州(今广东海康)司户。于宋仁宗天圣元年(10)闰九月死于贬所。寇准早登政柄，性豪奢，喜歌舞，有“寇莱公，柘枝颠”之称。
寇准与宋初山林诗人潘阆﹑魏野﹑“九僧”等为友﹐诗风近似﹐也被列入晚唐派。他作词不多，但颇可读。
《全宋词》共辑其词4首。存世《寇莱公集》7卷，有《两宋名贤小集》本，《寇忠愍公诗集》卷，宋知河阳军范雍初刻、有序，清朝有圣香楼刊本及辨义堂刊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