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主政期间，以王士珍为福将、段祺瑞为重将、冯国璋为主将。由于三人性格才情各不相同，世人呼之为北洋“龙、虎、豹”。“虎、豹”两位分别领衔皖系、直系，留下无数“三造共和”之类的佳话。而王士珍时而主持大计，时而退隐乡里，颇有些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劲头，想要认清他的真实面目，颇不容易。
王家祖籍山西，明代迁到河北正定牛家庄，一直是书香之家。祖父王履安是位秀才，除了祖传的医术之外，还精通武功，号称“戎马书生”。王士珍生于1861年，从小过继给了伯父，但两家的男人都过世很早，两位妈妈靠做针线活赚钱，艰难地把他抚养长大。家里虽穷，他还是九岁就入私塾读书，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底子。15岁时，他被正定镇总兵叶志超招去当了勤务兵，17岁考入学兵队，后随部队调驻山海关。
说起王士珍上学，还是冒名顶替的呢。1885年，武毅军聂士成向各镇征调军官，去天津武备学堂培训，朝阳镇总兵杨瑞生拟了一个推荐名单，其中有位守备王士珍。可王守备后悔了，死活不肯离开，就让另一位年轻的王姓军官冒名顶替了。假王士珍在炮兵科学习三年后，一飞冲天，那个真的后来解职还乡，默默终老。
甲午战争中，由于叶志超逃跑，王士珍虽浴血奋战，仍从平壤败退回国。路上队伍饥寒交迫，取食一家逃亡百姓的两袋面粉，王士珍沉吟半晌，亲手在缸里封存了五两银子。回国后，他依旧管理炮队。
1895年12月，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听信老友荫昌的大力推荐，于是召来王士珍，委以重任，王成为其左膀右臂。袁世凯任山东巡抚后，王士珍更是参谋全省军务，参与镇压义和团和封堵黄河决口等大事。随着袁世凯位尊权重，他的地位也一路水涨船高。
1905年，数万新军在河间举行秋操，慈禧召见了王士珍，对他非常赞赏。据说慈禧曾下意识地感慨过一句：“我要是有这样一个儿子多好哇！”还特封王士珍的两位母亲为“诰命一品夫人”。袁世凯对王士珍越发地倚重，每有大事必垂询之。每次有重要的文稿发布，袁总是先让王士珍审阅酌定，圈子里羡慕嫉妒恨兼而有之，称其为“龙目”，也就是袁世凯的“眼睛”。
1907年，王士珍升任江北提督，上任时只带一名勤务员，途中投宿，城里所有客栈拒不收客，说怕惊扰路过的一位知府大人，他索性住在草棚里。第二天，他对得知消息后惊恐无比的知府说：“你的官是捐的吧？你还没到任上，就这么骚扰百姓，算了，还是回家抱孩子去吧。”
次年，光绪和慈禧相继过世，在袁世凯潜居洹上后，他一再申请开缺以避嫌。武昌起义爆发后，袁很快复出，第一个奏请就是让王士珍襄办湖北军务。袁当上总理大臣后，更是任命王士珍为陆军大臣。在共和期间，王士珍竭力为清王室争取优待条件，为表示忠于清廷，辞官退居家乡正定。
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进入纷争时期，北京政坛走马灯一般热闹，王士珍虽然一度出任过民国总理，但始终低调，充当和事佬角色。他两次组织治安维持会，使北京免遭战争的灾难，还多次组织北京的一些慈善活动，出任道德学社社长，号召大家以和为贵。同时，王士珍创建了北京有轨电车公司，还参股了四家盐场，赚到了不少银钱。
后来，王士珍花费40万两白银，在家乡正定修建了居所和家祠。大宅门上挂有他自撰自书的对联，上联：“惜衣惜食非惜财实惜福”；下联：“求名求利只求己莫求人”。厢房的对子也是他亲书：“富贵如云时过也，衣食是我每惜之。”在后院“三不堂”，堂联更耐人寻味：“困中求志富中求德禅中求己，仰不愧天俯不愧地内不愧心”。德威厅挂的是别人称赞他的一副对联：“韬略一生才当管乐，清高万古物有羽毛。”
王士珍为人谦卑有礼，对村里的长辈一直都施晚辈之礼。赋闲期间，不管大事小事，只要乡亲们求上门来的，王士珍都要管。某次，王士珍见有人推着独轮车停在了半山坡，于是上去帮忙，谁知劲儿没使好，帮了倒忙，差点儿把车给掀了。那人也没看出是谁，大声训斥：“你这人怎么搞的？连车都不会推，尽帮倒忙。”车后的王士珍连连道歉：“是我不好，是我不好。”
1930年，王士珍病逝于北平，死前留下一份遗嘱，说了些一生问心无愧，期盼国家和平安宁的身后话。他的遗产较少，却保存了大量名人字画，可惜后来都被红卫兵塞进装满水的两个大缸内，全部浸泡销毁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