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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零三章抗战 上海淞沪抗战(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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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府说避免给日军行动借口,殊不知狼决心吃羊的时候,任何荒谬的东西都可以拿来当借口,只要这条狼够无赖。

红色区域就属于戒严时期租界当局划给日本人的“警备区”,问题是,这块地区从来就不归租界工部局管,这里是中国人一直在行使完全管理权的区域。

此时驻扎在闸北的,正是那支因为要充当中间人,才被从江西拉来南京上海警备的第19路军。

上海人见过很多军队,从挂着辫子的清军兵勇到戴着狗皮帽子的奉军,从留着胡子的白俄义勇队到包着头的大英帝国廓尔喀雇雇佣兵,土的洋的,各种各样的军队都见过。

同以往见过的各式军队相比,这回进城的这19路军还真不起眼,甚至看着都很寒酸。

论军容,以广东人为主的19路军的士兵们都是一色黑黑瘦瘦,个子矮小,很多人的个头看上去就像十几岁的孩子。再加上他们背着斗笠,穿着草鞋,大冬天连身棉衣都没有,一身单衣一身夹衣的在寒风中晃悠,怎么都看不出有精锐部队的霸气。

论装备,19路军就更不起眼了,只不过他们的装备很有特点。

19路军的装备特点,概括起来就两条,第一是杂,第二是老。

所谓杂,19路军一个旅的步枪就有12种型号,机枪有9种型号,还不算两款轻机枪。

要说武器老,十九路军的装备在全国所有国民政府的部队中来说,即便不是最差的,也应该是处在下游。如果说还有那支正规军的装备比十九路军还要差的话,大概只有在江西和鄂豫皖的红军了。

仅以步枪话来说,十九路军全军三万余人,只有一万五千多支步枪,其中老套筒就有1762枝。大概仅仅比红军稍好一点。

老套筒是汉阳兵工厂在前清光绪年间造的步枪,生产出来都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

用了三十年的步枪,很多枪管的膛线都磨光了,子弹也就是能打出去,至于打到什么位置就别提了。可这种老爷步枪,就占了19路军这个旅全部步枪的七分之一以上。

十九路军装备最多的,是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汉造七九步枪,7200枝,也就是俗称的汉阳造。还有广东石井兵工厂造的七九步枪,2680枝。说起来,这两种步枪比较新点,还都是全套图纸仿制的德国毛瑟步枪。

如果这些枪都能达到德国毛瑟枪的水准,那倒也是好枪。可惜,就像我们现在也喜欢买原装进口货,而不是仿制货一样,原装的德国毛瑟枪和仿制的汉阳造,广东造差距也很大。

仿制可不是有套图纸就万事大吉的,用的材料好不好,工艺是否到位,管理好不好,对枪械质量的影响都很大,就拿广东造的七九枪来说,质量好的时候,射击子弹的散布范围就是个茶杯盖大小,质量差的时候,同样距离,子弹散布范围就就有水缸大小了。很不幸,19路军拿到的广东造,大多是广东政局混乱,兵工厂厂长连续更迭的时候制造的。

而机枪方面,一个旅也只有重机枪30挺,轻机枪5挺。这样的装备,放在国内比,不算太烂,但是拿出去和日本人比,那就明显差一截了。

军容不整,装备低劣,这恐怕是上海人对19路军的第一观感。

不过,在这副寒酸相的背后,19路军却有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强悍战力。

五年前的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从广东一路打到河南,号称“铁军”。其实第4军参加北伐的,只有第10师和第12师以及叶挺独立团。19路军就是“铁军”中第10师的正宗传人。

19路军战斗力到底有多强,对手的评价是最有说服力的。

江西红军三次反围剿时,当真是见神杀神,见佛杀佛,被红军逮住突袭的**部队,几乎没一个能全身而退的。而唯一一个能和红军打成平手的,就是19路军。

高兴圩一战,十九路军和红军激战一天一夜,红军和19路军各伤亡两千多人,红军两位师长战死,可见当时战斗之激烈。

多年后,太祖在评点第三次反围剿国民政府军各路大军时,就把第19路军列为战斗力第一,而后来起义参加红军,被改编为红5军团的西北军孙连仲第26路军,也只能屈居第二。

只是,日本人对这些并不感冒。

日本人认为,当年北伐军打河南的时候,“铁军”和张学良指挥的奉军争夺的也很艰苦,可是张学良的东北军面对日军连打的勇气都没有。

所谓“铁军”,到现在为止,也仅仅是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铁军”而已。

只不过,盐泽幸一忘记了一句话,“一头狮子率领的绵羊胜过一头绵羊率领的狮子”。

“铁军”之所以被称为“铁军”,没有出色的“狮子”领头,那肯定也成不了“铁军”。那么“铁军”北伐所向披靡,领头的是些怎样的狮子呢?

当年北伐,国民党的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曾这样评述“铁军”将领:“张向华之蹈厉无前,陈真如之指挥若定,蒋憬然之谋定而战,叶希夷之勇冠三军,黄御行、蔡贤初之立马疆场。”

张向华就是12师师长张发奎,后来成了汪精卫反蒋的重要将领,此时已经打光了老本,成了军人政客。黄琪翔(黄御行)则当了第三党领袖,叶希夷就是名将叶挺,不过这会他正游历欧洲呢。

剩下的三位,陈铭枢(陈真如)、蒋光鼐(蒋憬然)、蔡廷锴(蔡贤初),此时全在19路军。做个不是很准确的类比,三个人颇有些刘关张的关系。

三个人中,陈铭枢是刘备,他对19路军有着绝对的掌控权。因为整个19路军,就是当初由陈铭枢任师长的北伐军第10师发展而来,干部基本上都是陈铭枢提拔而来,说19路军是陈家军其实也并不为过。所以,不管陈铭枢政治上如何站队,拥蒋反蒋,返粤离粤,19路军都能跟着陈铭枢的指挥棒走。

而蒋光鼐则类似于关羽。说起来,蒋光鼐比陈铭枢还大两岁,论年龄绝对是三个人中的老大。但是在19路军团体中,蒋光鼐却一直扮演着第二把手的角色。陈铭枢当师长,他就是副师长,陈铭枢当军长,他就是副军长。蒋光鼐和陈铭枢同是广东陆军小学出身,又是在陈铭枢的介绍下加入的同盟会,两人风风雨雨二十多年,一直站在一起。说起来,蒋光鼐担任19路军总指挥,是最高指挥官,但实际上,蒋光鼐却忠实的尊奉着陈铭枢的指令。

而蔡廷锴则更像张飞,当然,蔡廷锴没有张飞那种豹眼环睁,喝断桥头的威猛造型,乍一看,蔡廷锴瘦瘦高高,更像根电线杆,并没有多少威风。但是这个三人组合中,与19路军未尝稍离,每战必与的,却正是这位19路军军长蔡廷锴。

三国演义里面,刘关张聚首古城再起兵,刘关是光杆而来,班底还要靠张飞在古城拉起的队伍。这一点,蔡廷锴对19路军也是作用很大,想当年陈铭枢、蒋光鼐因拒绝反蒋,孤身离队,只剩下蔡廷锴一个人带着第10师,蔡廷锴还被叶挺拉着参加了南昌起义,但是一出南昌城,蔡廷锴带着第10师就脚底抹油,逃到了福建。正是靠着蔡廷锴拉出来的队伍,陈铭枢、蒋光鼐才能再与蔡廷锴相会,奠定了19路军的基础。

陈铭枢是广东合浦人,蒋光鼐是广东东莞人,蔡廷锴是广东罗定人。19路军的子弟,军官士兵也多是广东人。漂泊在外,就是所谓的客军,甚至可以说是一支流浪军。对于他们来说,上海不是他们的家乡,更不是他们的地盘。一旦战败溃散,这支没有地盘的军队连翻盘的机会都没有,只有覆灭或被其他军系吞并的命运。

军队没了,个人的政治资本当然也当然无存。然而这三个人没有为了要保存实力而稍有退缩。

在日军发出最后通牒后,蒋光鼐在在19路军会议上就说,“上海虽然不是家乡,但上海却是国土。为了保卫国土,我们要有决死的精神,就是全部牺牲亦所不惜。我们的死,可唤醒国魂,我们的血,可寒敌胆”。

如此惊天地的豪言壮语,当可愧杀张学良了!!!

19路军甘愿全部拼死在这片异乡,这和不抵抗到底,宁愿抛弃家园父老,真是云泥之别。

不过,打仗并不是仅凭一股子勇气就能打赢的。孙子兵法说,未战庙算,多算者胜。

而19路军进驻京沪地区时,并没料到要在上海跟日军作战。那时军长蔡廷锴最头疼的,还是怎么向南京孙科政府讨军饷,让部队换上冬装,并没有事先做好战争准备。18号日僧事件后,19路军将领们才发觉苗头不对,开始备战。

没阵地。上海郊外,是标准的江南水乡,地势平坦,缺少隐蔽。没有工事依托,面对强大火力的日军,吃亏肯定小不了。蔡廷锴听说只有在吴淞口一带有预设阵地,因为那是黄浦江进入长江的口子,属于国防要地,才修了一些工事。可是等蔡廷锴跑过去一看,却发现工事修筑非常简单。赶紧修筑吧,得要材料,可军政部不但没钱,连现成的工事材料也拿不出,只能自己买。

说到钱了,蔡廷锴想起来了。这第二个问题就是没钱。

19路军连军饷都欠着呢。没办法,这钱得花,咬咬牙,蔡廷锴挤出来一点压箱底的钱,但是得小心翼翼的花,能花多少呢?蔡廷锴告诉下属,最高不得超过四万块。这点钱,比日本人找流氓闹事挑起事端花的工作费都要少很多。

这第三,就是装备。19路军装备怎么样,前面已经说了,老套筒都还在凑合着用呢。上海倒是有个兵工厂,据说还能造山炮,要是能补充也好,于是蔡廷锴赶紧跑去想搜罗点装备,可到了上海兵工厂那一看,又冒汗了。这边山炮生产规模小不说,这质量还真不咋样,打出去的炮弹“多不准确”。这不由让蔡廷锴感慨万千,上海兵工厂跟张少帅的沈阳兵工厂相比,差距实在太大了,怎么沈阳兵工厂这么好的家当,张少帅还真忍心丢。

最后,还有一个,部队的部署也没到位呢。19路军是卫戍京沪,并不是全军守卫上海。

19路军一共3个师6个旅,共计18个团。战斗力最强的两个师,一个61师在南京一带,一个60师在苏州无锡一带。仅有一个78师在上海,偏偏这个78师还是成立才半年的新部队,由19路军补充旅部队组成,战斗力相对最弱。

再从上海的布防看,19路军78师也是哗啦啦撒开去一大片,最北端的部队在吴淞口,最南面的部队在南市,中间还隔着一大片租界,78师的驻地就被弯成了一个弧形,从南到北一圈跑下来也得七八十里路,而日军的海军陆战队却都集中在公共租界一带,如果被日本人集中力量打一个点,势必死得很难看。

蔡廷锴这一圈视察下来,情况也看得**不离十了。阵地、钱、武器,这些,他一时半会都变不出来,看到这么个状况,换了别人难免心里发慌。蔡廷锴却不然,他从北伐以来,手指掐掐算算,他的19路军好像还真没打过败仗。日本人很牛吗?蔡廷锴很想跟日本人掰掰腕子,过过招。

9路军既然决定抵抗,头一个必须决定的,就是在哪里抵抗的问题。此时19路军在上海的部队,全都驻扎在郊区。依托原本就有的阵地进行防御,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因此在19路军战前的军事会议上,有人就主张就地防守。

但是,日本人会跑到郊区来进攻19路军的阵地吗?

有句话说,匹夫无罪,怀璧有罪。日本人最想要的,是大上海的花花世界,可不是城郊的那些水稻田。谁都知道,日本人要打就会先打租界边上的华界——闸北的市区。万一日本人占了闸北,不继续进攻郊区,那么守在郊区的19路军就会陷入很尴尬的境地。反攻吧,总是你开第一枪,那些西人们会来指手画脚,不反攻吧,这和不抵抗又有啥区别。

而且,日本人装备好,到了郊区野外也更容易发挥。反倒是城市巷战,日本人的火力优势会受到抑制。再有一个,闸北紧靠租界,打起来难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只要日本人进攻,先开第一枪,就肯定要把那些西人们给惹毛了。

计议既定,马上调整部署。

78师156旅的第六团,奉命从郊区的大场调防进上海的闸北,跟日本的陆战队来了个亲密接触。为什么调这个团进市区呢?因为这个团的团附梁岱和三营长吴履逊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日本话说得溜,也知道怎么跟日本军人打交道。毕竟,靠得近了,一个不小心擦枪走火,本来不想打也会真打起来。

除了这个第6团,156旅还有两个团,第4团驻防吴淞,那是黄浦江入长江的口子,咽喉要道,也是重要地方,抽调不得。剩下一个第5团,留在大场156旅的旅部,可以作为预备队。

而78师剩下的155旅,则以南京到上海的铁路作为分界线,把守在上海的南部,并守卫铁路。因为租界南面也有中国人管理的“华界”市区,这个旅也要承担守备,基本上也就成了不能动的棋子。真打起来,这个旅不能指望当援兵。

因此,原驻在丹阳的60师一个团被调到上海南翔,这里距离闸北比较近,一旦闸北方面的156旅顶不住,还有这个团可以作为预备队。

同时,19路军的总指挥部原本在南京,此时也向上海移动,到上海真如车站重新设立指挥部,便于靠前指挥。

其他60、61师的主力,还是固守原地不动。很简单,仗还没打起来,这么多部队一起往前压,没事也变有事了。再则,放弃首都南京,你还得有部队接防才行。因此,敌不动,我也难动。

至此,19路军各部队迎战的架势完全摆开。

可就在这时,后方的形势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路军的备战会议刚开完没两天,蔡廷锴就接到电话,说军政部长何应钦从南京专程到了上海,请蔡廷锴到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公馆相见。

一个是统管全**队的军政部长,一个是党内德高望重的元老,这两人相约,蔡廷锴一个小字辈怎敢不去。

到了公馆,真是谈笑风生,何部长言笑晏晏,把蔡廷锴引荐给张静江。不过场面话一过,正题就出来了。何应钦说,日本人要你的19路军后撤30公里,政府本来是应该拒绝的,但是为了保存国力,忍辱负重,请你把军队后撤,重新布防。希望你遵照中央意旨。

蔡廷锴虽然是军人,但这么多年打拼下来,政治上也不是白丁了。调兵撤防这么大的事,不通过电令,也不在军政机关讨论。而是跑到一个私宅聊,也没个手续。为什么这么干?暗箱操作啊。

这种时候,在日本人的威胁面前却要退兵避让,谁下令谁挨骂。何况,陈铭枢此时可是孙科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这么大的事情,作为十九路军的领袖,不可能不跟他透个信。

何应钦的意思很明白,政府不下明令,你们自己悄悄调防,省得政府再被别人骂,你们给中央背一回黑锅,以后当然也不会亏待你们。

蔡廷锴回答说,19路军驻地本来就是中国领土,又不接近日军,要撤退,没理由。当然,如果军政部正式下达命令,十九路军坚决服从。

蔡廷锴的态度,让何应钦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钉子,又闲谈了个把小时,何应钦只好空手而归。

“中央”命令19路军撤防的命令倒是很快下达。

蒋光鼎和蔡廷锴看到命令,一下子就傻眼了。

虽然“中央”把撤防的责任承担起来了,在日本人的挑衅前屈辱撤退,必然被国人唾骂,十九路军的威名就此断送在他们手里了。而且,这回又得罪了何应钦,逼得军政部明令撤退,这叫做敬酒不吃,最后还是吃了罚酒。

可是,私下的关照可以拒绝,军政部的军令却不能公然违抗。电令中说将派宪兵到上海接防,蒋光鼐蔡廷锴也只能命令所属部队,准备交防撤退。

撤防命令才下达,有几个人就找上门了。

来的是上海市总商会的商会会长王晓籁和闻人大亨杜月笙,以及现在第四路军的毕广恒和一个一看就是军人的中年人。

王晓籁和杜月笙都是上海抗日救国会的主席团委员。上海抗日救国会是上海影响最大,也是规模最大的抗日团体。而毕广恒和蒋光鼎、蔡廷锴也不陌生,当年毕广恒替石友三奔走联络时,和两人有过多次接触。

两位抗日救国会的领袖上门,是不是来谴责19路军面对日军挑衅却撤防的呢?

王晓籁是来给十九路军送行的。王晓籁向蒋光鼎表示,“贵军长体念政府的苦心,遵命撤退,以求息事宁人,保存上海数百万人生命财产,同人等无任钦佩”。并当即代表上海总商会送上大洋王晓籁这位抗日救国会副主席,当着媒体在台上抗日捐款,私下里却在鼓励19路军向日本人退让。是为私利?或是奉“指示”而来?恐怕也很难说得清。但至少,很多人,是很难用一张“抗日爱国人士”或“汉奸”的标签就能说得清楚的。

倒是杜月笙态度很不自然,一直顾左右而言他地打着哈哈。

王晓籁告辞时,杜月笙推说要陪毕广恒和蒋光鼎、蔡廷锴叙叙旧,并没有跟着王晓籁一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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