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和第一外遣舰队司令接连发出威胁，就是傻瓜都知道此事绝不会善了。日本人的照会发给了上海市政府，但民众都盯着南京，市政府说到头得听中央的。
上海市长已经不是张群，九一八事变后，张群此时认为中国正处于贫弱和内战的境地，无力单独抗击日本。张群的言行引起上海抗日救国团体的不满，指责张群是亲日派，因此，他辞去了上海市市长一职。到武汉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政务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主持武汉行营政治处。上海市长改由吴铁城担任。
而此时的南京政府，现在正乱成一团，既无决策力又无执行力，更无财力，堪称三无政府。
现在南京政府的掌门人，是在蒋介石下野后，出任行政院长的孙科。
迫使蒋介石下野，这样的结果让广东各派系的大佬们都很满意。不过既然蒋介石已经下野了，总得有人来接这个摊子吧。谁来呢？
本来，最有资格也最想接替蒋介石，就是汪精卫和胡汉民了，费了这么大的力气，不就是为了这个位子吗。可广东派的这两位超级大佬却各有各的派系，谁出面来执政都会遭到另一派的反对，甚至很可能还没组成新政府，自己就会先打起来，搞不好还很可能让他们深恶痛绝的蒋介石再捡个便宜。
即便汪精卫和胡汉民两人有这个觉悟，肯让出这个位子，他们也不能这么做，他们必须得为自己的派系着想，否则那就是自毁长城，以后谁还会跟着自己跑，为自己卖命呢。
可不是他们两位接任，那么谁又有这个资历，这个职务能先交给谁来过渡呢？
经反复磋商后，双方达成一致。
接任蒋介石位子的，除了汪精卫和胡汉民之外，还真无第三人选，这个位置暂时可以先放着，那是需要包括支持蒋介石的全体中央委员在一起选举的。可出任行政首脑，也就是行政院长的人选可以先推举出来。
关于这个人选，第一要是广东派自己的人。第二，立场最好能在汪、胡两派中相对中立。第三，这个人自己也应该有一定的号召力。
选来选去，广东派最后挑中“国父”、大总统、国民党创始人兼总理孙中山的长子孙科，就由这个中国最大的“官二代”来组建新政府……
看看这位官二代的政治履历，你就知道“官二代”的优势有多大。
党员是要讲党龄的，孙科是1907年加入同盟会的，资历看起来很老啊。可你再看看人家是啥时候生的，1895年。也就是说，孙科12岁就算是同盟会会员了，12岁的孩子，还在檀香山念中学呢，可就是比不少抛头颅洒热血的志士资格老。
再来看孙科的革命履历，辛亥、二次革命、护国讨袁，当党龄比孙科还要小一年的蒋介石等人冒着枪林弹雨，死中求生时，孙科还安安稳稳的在美国读书。
但这并不妨碍孙科以火箭般的速度在党内窜升。1917年，也就是孙科22岁的时候，他才从美国回国到了广东，就当上了大元帅府秘书，仅仅4年后，26岁的孙科就在广州当上了市长。1923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中央委员一共只有9人，全部由孙中山指定。他的儿子，28岁的孙科就成了九委员之一，也是最年轻的一个中央委员。
孙中山当真是“举贤不避亲”。
年轻若真能有为，也算是孙中山慧眼识人了！
孙中山如此提拔自己的儿子孙科，如果他有超出常人的本事也不是说不过去，那这个孙科真有让人刮目相看的本事吗？
孙科死的时候，蒋介石在公开场合评价他“气量恢弘，才识远大”、“功在国家，声驰寰宇”，不过让人尴尬的是，前几年，保存在美国图书馆的蒋介石日记逐步曝光，蒋介石在日记里却大骂孙科是“阿斗”。
其实，说孙科是阿斗，恐怕还不是蒋介石的原创发明。给孙科当副手的陈铭枢，日后在回忆录中也说，“孙科向来是没有肩膀的，早在广东时，就有人叫他阿斗官”。
阿斗是谁，大家都知道。既然地球人都知道，大伙怎么会弄他上台呢？
中国两千年封建王朝下来，父死子继深入人心。就像我们近邻的日本韩国，朝鲜就更不要说了，政治世家比比皆是。
不过，汪精卫和胡汉民同意孙科上台，应该还有一个不能明说的原因。
刘阿斗再笨，至少也有一个长处，那就是比较听话。诸葛亮包揽军政，说是权相也不为过，但阿斗就从来没给诸葛亮多少牵制，或者他根本就没这个能力。胡汉民和汪精卫两个大派系都愿意把不是自己派系的孙科推出去接蒋介石的班，恐怕多少也相信孙科不至于脱出他们的掌控。
国难关头，选了个阿斗“官二代”上台，有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当时就大骂，孙科是总理的不肖之子，为人好色好货，且不负责任，怎能担任非常时期的大事？这岂不是儿戏？
可是，为了平衡党内派系利益，儿戏也成了真。孙科在一片赞和声中上了台。此时，风云日紧，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了。
新年新气象，1932年元旦，孙科领衔的新一届国民政府成立了。
新官上任，孙科自然很想点起三把火。可是不管烧哪把火，首先你都得有钱。都说钱不是万能的，可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这话实在一点不假。
新政府刚开张，首先热闹起来的是军政部，天南地北跑来的军人一大堆，干啥呢？都是来催着要军饷的。当兵是为了啥，吃粮啊。你要欠饷几个月，部队可是要哗变的。漫说别人了，陈铭枢当上了新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但是他的嫡系部队，19路军副总指挥蔡廷锴也一样跑到南京来催要军需。
俗话说，当家才知柴米贵，等孙科翻完账本，顿时就头大了。整个1931年年度，南京政府的军费开支要3亿银元，还债付息还要2亿3800万元。这样，31年度南京政府的年度开支就要6.83亿元，可年度收入却只有5.53亿元，亏空就有一个多亿。而且，南京政府那是年年亏，31年的亏空还不算是最多的呢。
这亏空怎么解决？只有借钱。孙科上台前的财政部长是宋子文，有他在，总会有办法给蒋介石筹措来他需要的钱款，这事根本就用不着蒋介石操心。
只不过，孙科政府一上台，这情况可就不一样了。
要知道，蒋介石是被逼下台的，哪里还会给你留什么家底。打开国库一看，要钱，那是空空如也，要欠条，那倒是放着一堆。没啥说的，要填上这个亏空，只能按葫芦画瓢，借钱。
只是，借钱，问谁借，又谁来出面帮你借？
往年南京政府的惯例，借钱，都是由南京政府财政部发行公债，到上海市场上由江浙金融财阀来认购。因为实际认购价只有票面价的五六折，销售一向还可以。可是这回孙科政府上台情况不一样，第一，借款是要有抵押的，不管你是拿盐税抵押还是关税抵押，总之要有抵押品。但南京政府连着几年借钱下来，能作抵押品的东西已经不多了。第二个，孙科这回是广东派压倒了江浙派才上了台，但是操控上海市场的可是江浙财阀，跟蒋介石、宋子文是同气连枝，跟侬广东小赤佬可没啥关系。
借钱这事情，有讲究，谁出面很重要，那得有人脉。
啥叫人脉？财政部长宋子文就是人脉。不管是搞盐税改革还是跟洋人谈关税调整，那都是一把好手，在江浙财阀堆里可是如鱼得水。可蒋介石被逼下野，宋子文立马就辞职而转任中央银行行长。而且宋子文不但自己辞职，还把财政部的中层以上干部全部带走，甚至把财政部的档案文书也全部带走。
找宋子文，不用想孙科也知道他不会替自己干。宋子文不干，那找谁呢？
孙科想来想去，想到了孔祥熙。孙科清楚，孔祥熙对于自己这位风风光光的小舅子还是很羡慕的，确切地说甚至还很嫉妒。
只不过，孙科还是太天真了，宋子文不帮他干，孔祥熙这个蒋介石的连襟也一样不会帮着他，虽然财政部长那个位子孔祥熙很喜欢。
让你借不了钱，这仅仅是一招。还有一招，叫釜底抽薪。本来你的财政收入就不够抵得上支出了，现在我连你这点财政收入再砍下去一刀。
蒋介石下台前，一下子突击改组了四个省政府，江浙赣甘四省都换上自己的亲信，湖北河南等省也早就是蒋的亲信任省主席。等孙科政府上台，这些诸侯突然胆子都大了起来，明目张胆地纷纷截留税款。
而且，一个个还都理直气壮。你不是还欠着我的军费没给吗？老子要剿匪，要赈灾，不截留税款，你能给我钱吗？
结果，孙科上台后才发现，一项项一列列的国库收入，每月到头来只有上海的税款７００万元能进账。可看看要支出的，每月的军费就有１８００万，政务费要４００万。这缺口未免也太大了吧？
无奈之下，孙科只得把自己的一个亲信黄汉梁提拔上来代任财政部长。这黄部长确实也很卖命，拼死拼活筹到了一笔钱，多少呢？３００万元，孙科看了简直要晕过去。
３００万元，孙科政府维持一天都不够，还要差上几万。
对孙科政府来说，让人焦头烂额的不但是钱的问题。还有一个更要命的问题，那就是怎么都绕不开的问题，那就是中日问题！
想当初，孙科和广东派在台下的时候，骂起蒋介石来一个比一个厉害，骂得最狠的，就是蒋介石的外交政策。比如骂蒋介石采取的是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之对日政策，必将亡国亡种等等等等。
站着骂人是很爽，现在蒋介石下野，真挑上这副担子，孙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月1号，就在孙科新政府宣誓就职的当天，张学良就给孙科政府送上一份“厚礼”，东北军不战而退，放弃锦州全军退入关内，将东北大好河山彻底丢弃。
这让很想好好大干一场的孙科不由目瞪口呆，缓过劲来后，一再电令张学良不得入关，要在锦州抵抗，可张学良就是不理。
新政府是打着抗日的旗号上台的，可一上来就丢了锦州，新政府却什么办法都没有。媒体首先忍不住了，上海《申报》首先开骂……新政府成立，新外交当局曰打破国难当用外交手段。手段则如何?人民引领以望，锦州又陷落，热河又告急，手段仍不可闻，不可见……
没钱又没本事，更指挥不动那些军队和地方大佬的孙科，被逼无奈，1月4号，这位政府首脑首次接见记者谈新政府大政方针，孙科放下身段，直言：“确定大体方针，在汪、胡、蒋三常委未到京以前，政治尚少中心，故未能率尔决定。”
可三位超级大佬谁都不给孙科面子，不仅蒋介石根本不理孙科，就是推荐他上台的汪精卫和胡汉民也不肯来南京，这两人不管孙科如何千呼万唤，就是不来。似乎都要看他这位前太子的笑话。
孙科的外交政策总不能一直这么躲猫猫下去。孙院长不吭声，孙院长的外交部长忍不住了，这位部长说，本政府的外交新政策，应该对日绝交。
这话一出，顿时炸了锅。蒋介石一改之前莫谈国事的态度，在溪口第一个跳出来公开大骂这位外交部长的“对日绝交”政策，说部长先生只顾自己言语痛快，却不掂量自己的份量，不明利害，不负责任。
一个转身，刚被人痛骂对日外交不负责任的蒋介石，下了野也学着样子骂起台上的人不负责任了，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不过，惹得蒋介石痛骂的这位外交部长是谁呢？蒋介石为什么骂得这么凶呢？
要说这人还真不一般，此人叫陈友仁，是一位连中国话都说不好的中华民国外交部长。这一点，前无古人，恐怕以后也没来者了。
不过，可别以为这人是老外，陈友仁是标准的黄皮肤黑眼睛，陈部长祖上是客家人，陈部长自己出生在加勒比海上的特立尼达，中文那是不行的，不过英文却是呱呱叫。陈友仁当年不是搞外交的，而是当律师的，在国外做律师做得风生水起，有自己的种植园，还投资石油，有自己的别墅，还定期去度假。拿现在的说法，这位陈律师绝对是一个成功人士。
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陈律师热血澎湃，就跟49年那会一样，他和很多海外华人一起回国效力，当过北洋政府的法律顾问，自己办过报，后来做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到北伐时，陈律师已经是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了，要说这资历可老得很。
不过，对这位年龄比自己差不多都要大十岁的陈老部长，老蒋可是真的很头疼。当初孙科上台，蒋介石就劝过孙科，不要让陈友仁当外交部长。老蒋之所以这么顾虑，是因为这位陈部长在当年的民国外交界，练的绝对是独门独派的绝技功夫。
陈友仁与其夫人张荔英,两人不仅相差将近30岁,而且陈友仁是有名的国民党左派,张荔英之父却是国民党右派元老张静江.陈友仁比这位岳父还要大一岁金庸的武侠小说，很多人都看过。如果要拿外交来跟武功做个比较，那么当年民国外交界最擅长的功夫，可以说是太极拳。太极拳讲究的是借力打力，说穿了，也就是以夷制夷。这是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所选则的招数，应该说，以民国此时的势力，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陈友仁主张的外交政策，走得却是七伤拳的路数，威力巨大，对自己也是颇有危险。
陈友仁的外交政策，历来被认为是“革命外交”，态度强硬，对列强决不轻易低头。这样的强硬外交，陈友仁尝到过甜头。
1927年英国水兵和武汉示威民众发生冲突，陈友仁限令英国水兵24小时退出租界，并与英国外交代表据理力争，成功的以和平手段收回汉口、九江两大租界。
能在头号老牌列强大英帝国的手中虎口夺食，陈友仁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愤青，绝对是有勇有谋。但是这件事情之后，英美等国至少是明显的偏向南京的蒋介石，对武汉政府的外部环境，只有变得更加艰难。
说到底，练七伤拳，前提是自己要内功高。而要打革命外交，归根结底是要自己有实力。否则，伤敌虽重，对自己的伤害也不会小。
而这回，陈友仁打出的对日绝交口号，引来大批民众的叫好声，却也引来党内一片骂声。尤其是蒋介石一开口，国民党内倾蒋派系就好似得到了皇帝口谕一般，纷纷公开开骂。
好在这时，远在东北的宋哲武发出通电，表示坚决支持外交部对日绝交的主张。有了宋哲武这位能征善战抵抗外敌的英雄支持，不仅陈友仁信心更足，也让孙科不由大喜过望。
宋哲武认为，陈友仁的主张并非没有道理，中国人一门心思想让各国干涉，让列强强硬制裁日本，以夷制夷，原则上是对的，说到底，在此时的国际环境之下，中国和日本全面开战的确不妥，中国需要时间来整合内部。
可不全面开战，至少在口头上要有所表示。否则，列强会问，你说自己受了日本人欺负，可你自己对日本怎么还是眉来眼去的呢？其实，仅仅在一年之后，南京政府不少人也同样提议对日绝交，包括当时的外交部长也纷纷赞成对日绝交。比如伍朝枢就说过，“非对日绝交不能表示我国自重人格，而引起列强之注意。”可见，对日绝交并不是什么很傻很天真的愤青主张。而且陈友仁自己在政府会议上也讲得很明白，“对日绝交并非与日开战，乃一种引起国际间同情之手段而已。”
然而，同样的主张，不同的人提，效果是不一样的，而陈友仁肯定不是自己人，这就是根本的区别。所以，在蒋介石看来，陈友仁的对日绝交，根本就是胡汉民借外侮反蒋的“阴谋”。既然是“阴谋”，那就必须挫败。
可一个月前，胡汉民等广东派携党内大佬们逼迫蒋介石下台，那是何等的威势，一个月后，蒋介石已经成了下野之身，说起来一点官职都没有的蒋介石，在下野后，又凭什么扭转乾坤，去挫败胡汉民的“阴谋”呢？
外交的策略,就如武功的招数,效果有多少,还要看实力.正如张无忌的九阳神功在身,练七伤拳才不至于伤敌先伤己。
宋哲武就属于有神功护体的能人，宋哲武的通电在民间引起极大共鸣。只不过，并没有扭转国民党内的反对派的优势，这些人，包括蒋介石好像都没有看到过宋哲武的通电，把火力一致对准陈友仁和孙科，就是不提宋哲武一个字。搞得宋哲武十分没面子，本想再次发出通电，接到贾景德的劝阻电报，宋哲武只好怏怏作罢。
下野，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失败的表现。军阀混战，战败者被迫宣布下野，不问政事，这是中国的传统。然而蒋介石不一样，下野对他来说，仅仅是种以退为进的手段而已。
就拿这次下野来说，看起来广东派气势汹汹，但蒋介石看得很明白，这群人除了反蒋是共同目标外，其他方面却是相互勾心斗角，矛盾重重。
对蒋介石来说，他只要保持自己的政治军队团体不离心，他就可以置身冲突之外，随时来收拾这个残局。因此，蒋介石在下野前，紧急处决了刚逮捕不久的第三党领袖邓演达。
道理很简单，邓演达曾经是黄埔军校教育长，在黄埔生中影响很大。这个人要是趁蒋介石下野帮助汪精卫、胡汉民拉走军队，那蒋介石下野就要弄假成真了。只要军队在手，政权丢了还能拿回来。
果然，蒋介石转身下野，交出政权，一根肉骨头丢出去，广东派很快就四分五裂。胡汉民想据西南遥控南京，和一心想当南京政府老大的孙科闹起了矛盾。而汪精卫在上海突击选出了十名汪记中央委员，这明显是汪精卫在发展势力，准备在选举政治领袖时发力，这自然又遭到胡汉民的指责。仅仅一个月，广东派就连貌合神离都做不到了，互相骂街的事情也多了起来。
国民党内三大常委，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实力最强的，当然还是蒋介石，他牢牢掌握着全国最大的军事集团，又有党内部分元老支持。实力次之的，是胡汉民，他在党内的声望自然不用说了，而且他也有两广军队的支持，虽然枪杆子少了点，但毕竟也是实力派。而实力最差的，就是汪精卫了，以前支持他的军队，张发奎也好，冯玉祥、唐生智也好，都被蒋介石打成了光杆司令，他也就只能靠着一群中央委员为他摇旗呐喊。
三大常委，谁都没能力单独控制大局，要破局，必然要两人联合才能赢得党内大多数的支持。而最急于找出路，出价最低也最容易妥协的，就是汪精卫，因为他本钱最小。这一切，蒋介石看得也是明明白白。还在蒋介石下野前，双方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合作的试探。
不过，汪精卫和蒋介石唱了多年对台戏，这边骂对方是独夫民贼，那边把对方开除出党。突然两边就要合作，总不能啥都没说法，闷声不响就复合了。那之前的互相指责不就成了笑话了吗？重新合作，总得要找出共同点来，让大家相信，两个仇人把酒言欢，不是为了权力分配达成妥协，而是为国为民。
正好，外交部长陈友仁认为应该对日绝交，蒋介石先出头把陈友仁大骂一顿，指责陈友仁，“如绝交即为宣而不战，则国必危亡”。
汪精卫马上迅速跟上称：“我必反对一种论调，这种论调就是所谓的主战派，试问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这不是以国家及民族为儿戏吗?”。
不过，汪精卫讲话的关键，还在后面这句话：我看了蒋先生辞职后的一篇告国人的文字，即《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演讲，认为蒋先生与我同心，余愿与蒋先生精诚合作，共赴国难，挽大厦于将倾。
就这样，把对日绝交政策骂成是“国必危亡”的危机，那么下野的蒋介石重新出山，就不是争夺权力，而变成力挽狂澜了。而汪精卫也可以自然而然的以阻止对日绝交政策，同心抒国难为理由，完成由蒋介石的仇敌到合作伙伴的华丽转身。
17日，两个从北伐开始就相互对抗，互相视为仇敌的超级大佬在杭州相会。谈笑间，在风景旖旎的杭州西子湖畔，国民党的一场权力重组就此敲定。接下去的一切自然都是走过场而已。
只不过，让他们都没想到的是，先是日本僧人死亡，接着日本人又烧了三友实业社，21日，日本总领事村井苍松又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道歉、惩凶、赔偿、解散抗日团体四项无理要求。22日,日本驻上海第1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表恫吓性声明，以保护侨民为由加紧备战，并从日本国内向上海调兵。
这一切，都打乱了蒋介石和汪精卫商定的夺权步骤。这个时候实在不是动手的好时机，除非孙科自己下台。
盐泽幸一发表恫吓性声明的同一天，外交部长陈友仁以他独有的方式，弃职而去，并发表声明痛骂蒋介石。然而，除了遭到撤职和党内惩戒处分，他什么都无法改变。
勉强能帮孙科撑起门面的外交部长辞职，财政又无法维持，外交政策又被蒋汪联手否决，行政院长孙科的日子也到了头，他也只能黯然下台，由汪精卫接过了行政院长这把金交椅。
可就在国民党内权力争夺白热化的时候，那边上海的日本人却没停下脚步。就在蒋介石准备以胜利者的姿态重回南京时，燃烧的导火索终于烧到了上海这只火药桶的边缘。
虽然还不知道日本政府已经拟定了对华的新方针，但是看到这份照会，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官员们都意识到，日本人这回，包括政府，那是真想闹事了。
而上海市政府还发现，从25日开始，居住在虹口、闸北一带的的日本侨民大批迁移往法租界，一些日本侨民还在陆战队司令部领取枪支弹药，日本陆战队在租界街头设置铁丝网，堆放沙袋。
所有的迹象表明，日本人可不是只打算吓吓你的，那时真想玩真的了。
不过，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看来，上海科不是北蒙和东北，这里可是中华民国的经济中心，江浙一带打烂了，那可不得了。只是，日本人咄咄逼人，欺人太甚，丝毫不给国民政府一点颜面，这让蒋介石着实气愤难耐。
不过，在怎么气愤也得忍，上海一打，日本人侵占东北就更有借口了，何况他现在就是想打，也抽不出兵力和日本人打。
不能打，那就只能暂时忍耐退让，让日本人找不到借口。
此时驻守上海的，是陈铭枢、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对这些广东兵蒋介石向来没有好感，让他们留在上海，很难保证不出事。
暂时还没有正式回到南京履职的蒋介石，一面指示何应钦以军政部的名义下令十九路军撤防上海，一面急电国民党元老张静江说服蔡廷锴避免与日军冲突，并调宪兵第16团接替上海第19路军防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