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罗从未放弃对高句丽遗民的警戒，后来新罗神文王灭亡了报德国，安胜被赐予新罗王室的“金”姓，数千部众被迁移到新罗南部地区，最后被完全同化于新罗人。
粟末??H酋长乞乞仲象和他的儿子大祚荣原是??H人，高句丽灭亡后，公元698年，乞乞仲象和大祚荣在高句丽故地建立起震国，并占据了原高句丽的大部分国土，乞乞仲象去世后，公元71年，震国接受唐的策封改名为渤海国。
韩国人在十九世纪以前一直不认为渤海国是韩国古代国家，但由于韩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为扩大本民族古代疆土的范围，渤海国被韩国主流历史界划入韩国史，公元10世纪初，弓裔为反新罗建立摩震国，韩国近代史家，把这段历史称为后高句丽。摩震国和后来取代新罗的高丽也都自称继承高句丽，但他们只是借用了高句丽的名称，与古高句丽并无实际联系，只是基于政治上的需求。
高句丽灭亡之后衰亡，作为一种语言已不存在，有美国学者通过对《三国史记》中地理志部分的地名词语分析，认为高句丽语与日语有着相近的渊源，而也有韩国学者根据中国资料的记载得出，高句丽语与扶余、沃沮、东?琛?百济（统治阶层）的言语属于同系的结论，他们认为在中国东北部至朝鲜半岛形成了扶余语系。
但这只是一种假设，有韩国人无视记载高句丽语特征的历史资料严重不足的事实，声称高句丽语与新罗语是同一种语言，只是在用字上略有不同，但这是没有充足的依据的看法，因为高句丽与新罗有着各自的形成史，他们在地理上的距离在今天看来虽不远，但在古代其距离足以形成极为不同的文化与语言，而高句丽与新罗文化中的近似部分相当程度是由于他们都从中原文化中学习甚多所造成的。
有中国学者则认为由于高句丽是一个集中了众多东北地区民族的边疆古国，所以高句丽人并未形成完全统一的语言，比如生活在高句丽统治下的??H人所说的语言相比较于高句丽语就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而高句丽在其鼎盛时期的七世纪初叶也曾统治过部分契丹人、奚人。
根据古原历代王朝朝贡总计二百零五次，其中，公元～公元4年的三百九十一年时间里，朝贡仅有十七次，平均二十三年才发生一次。而公元4～公元666年共朝贡一百八十八次，平均一年多年一次。
注：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高句丽的历史前期，其隶属于汉王朝的隶属性十分强，并不需要向中原王朝朝贡，在早期，其甚至不具备这样的资格，而在东汉末年以后，中原处于分裂中，此时高句丽政权已初具规模，但中原的混乱使其没有朝贡的具体对象而不需要经常性的朝贡，后期由于北魏这样的北方中原强大政权的建立，出于政治与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高句丽遂大大增加了朝贡的频率与次数。
虽然高句丽内部政治组织在向国家演进，但在其步入国家之初，其性质却仍是中国地方行政组织，从南北朝至隋唐，中国历代王朝对高句丽的封号总是带有地方行政机构长官的性质，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早在公元4世纪中叶，前燕就已经封高句丽王为营州刺史，自此之后，历代高句丽王一直承袭着都督营州诸军事、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都督辽海诸军事等具有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自公元45年以后，历代高句丽王还经常带有领护东夷中郎将、领护东夷校尉的头衔，表明中原朝廷授予其代表中央政府管辖东北各少数民族的权力。
这一切都明显反映着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中央王朝地方行政组织的特性，此时的高句丽绝不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随着高句丽国家的发展与成熟，高句丽作为中国的地方政权，独立性也越来越强，中央王朝对高句丽政权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
自公元6世纪末期开始，中央已不再授予高句丽王具有地方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而是改授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等散官与勋官，这表明中国中央王朝对作为其地方政权的高句丽的独立倾向十分不满，已开始不再授予其管辖东北各地的权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这种矛盾不断升级，最终演变成隋唐与高句丽的战争。
隋唐征高句丽，是中国中央政府对试图独立的地方政权的征讨，是古代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侵略战争，韩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与高句丽之间长期混战，相互之间的疆域伸缩变化也比较大，唐王朝先后灭亡百济和高句丽，在百济故地设熊津等设立五个都督府，在高句丽故地设安东都护府，并以新罗王为鸡林州都督，最终确立了在这一时期中国对韩半岛的羁縻统治体系。
东亚各国的形成过程表现出很明显的次生性质，有已经步入成熟国家的中国作为模仿对象，使他们不必再摸索自己独特的国家演进之路，这极大的加速了各国的历史进程，使他们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就走完了中国用了两千年才走过的从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的演进之路，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丧失了自己的特殊性，各国从政治制度到文化、风俗，都受到中国的深刻影响，表现出与中国的同质性，这种同质性不仅成就了中国“天朝大国”的梦想，也造就了其他国家相对落后的自卑感，这是东亚封贡体系与东亚文化圈形成的基础。
明朝创立者朱元璋宣布十五个不征之国，则标志着中国正式承认了东亚其他国家作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政治实体存在，而不再试图将其纳入中国的一体统治之中，从此，中原王朝在实践中却不再将与周属国的关系视为国内各地区之间关系的延伸，也不再用解决国内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处理这种关系，而是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办法处理与这些属国的关系，即封贡体系或宗藩关系。
中国与朝韩半岛的关系不仅较早步入封贡体系，而且一直是这一体系的典型，对后来中国全面确立的东亚封贡体系具有示范意义，李氏朝鲜之初，李成桂为了巩固统治，积极参与明朝建立的封贡关系，在他即位之初的半年时间里，就先后九次遣使明朝，说明国内政权更迭的原因，请求明朝皇帝更赐国号，以求获得明朝对新政权的承认和支持。
朱元璋不仅承认了朝鲜，而且明确提出：“我中国纲常所在，列圣相传，守而不失，高丽限山隔海，僻处东夷，非我中国所治。”在赐李成桂国号“朝鲜”后，朱元璋说的也很明确：“朕视高丽不止一弹丸，僻处一隅，风俗殊异，得人不足以广众，得地不足以广疆，历代所以征伐者，皆其自生衅端，初非中国好土地而欲吞并也。”
从而朝鲜积极主动地奉行事大政策，与明朝奉行德化外交相辅相成，使双方之间建立的封贡关系更加牢固而持久，事大保国成为朝鲜世代遵循的国策，而明朝在贯彻“不征之国”外交方针的基础上，把朝鲜纳入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明朝与朝鲜之间的封贡关系成为东亚封贡体系中的典范。
明代的东亚的封贡体系并非只是一种形式，而是有着实质性的内容，这不仅体现体系内诸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上，也体现在安全与政治的领域上，在某种程度上，明与李氏朝鲜的宗藩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古典形式的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同盟，在公元159年，丰臣秀吉驱动下的日本悍然发动侵略韩半岛的战争，在短时间内，李氏王朝即丧失了大部国土，国王逃到临近中朝边境的新义州向明庭恳请“内附”。
明朝为了援助友邦并粉碎日本东进大陆的企图，派兵入进入韩半岛参战，在朝方的协助下与日寇血战七年，最终将日本军队逐出韩半岛，战后，明朝即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从韩半岛撤军，在历史上这些以鲜血为代价的帮助背后，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对朝韩民族所能表达的人类历史上的最大善意。
但是韩半岛的历史学家却并未能客观的对待这段历史，00年在韩国全国播放的百集长篇连续剧《不灭的李舜臣》中，明军的形象不但被丑化，作用也被贬低到极致，这些令人不快的现象根源于韩国民间蕴藏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使人不能客观看待历史的思潮，从长远来看，对中韩关系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经历王建高丽与李氏朝鲜时期而发展成为现代韩国的，理解韩国历史要注意区分两个要点：
其一，王氏高丽区别于高句丽，前者是韩半岛南部三韩民族建立的古国，后者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古国。
其二，李氏朝鲜区别于“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李氏朝鲜原由古新罗国和王氏高丽国发展而来，而“朝鲜”二字原为汉语词汇。
这一名称被用来称呼韩半岛国家，始于明太祖对韩半岛李氏王朝的赐名，同为“朝鲜”，但两者的民族构成与历史归属都是不同的，“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属于中国历史体系，而李氏朝鲜是韩国古代史的一部分，古代高句丽曾占据过古朝鲜的领土，但古朝鲜为中华古国，所以高句丽仍为中国东北古国，以区别于三韩民族建立的王氏高丽。（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