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念良先生,88岁,广东人,城市贫民,高中文化。198年考入中央军校,也叫黄埔军校。是黄埔军校广州分校14期工兵科的学员。那时,国共合作,毕业后被分配到南岳游击干训班工作。那时,我们的主任是蒋介石,副主任是叶剑英和汤恩伯。当时,就是为了打日本,大家才争先恐后地去黄埔军校学习。我们广州去了4000多人。那时,青年在一起谈论,谁不去抗日的话,就成了“孬种”。
当时,还有很多青年去了延安。
你可能都想不到吧,当时,参军的尽是有钱人的孩子、华侨的孩子。
199年,我被分配到李仙洲的9军8师,后来,又改为79军,夏守中当军长。
199年,我参加了第一次长沙会战。我在工兵连当见习排长,我的任务是爆炸杨柳洞铁路,切断日军可能利用的铁路线。199年9月,我们在平江与日军巷战。我的任务是带领我的工兵排,炸毁平江的电线杆子,防止日军利用电线杆子通讯。后来,我们师到岳阳阻击日军。仗,打得非常惨烈。许多战友都牺牲了。当时,我19岁。
薛岳将军指挥了三次长沙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国政府军歼灭日军三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三万四千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四万人。三次长沙会战从199年打到1941年,一共打了三年,共歼灭日军十余万人。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历史上,三次长沙会战挫败日军嚣张气焰的优秀战绩是不可磨灭的。
第二次长沙会战,我的工兵连渡过湘江,在长沙构筑工事打防守战。那时,我已经当上工兵连的连长。我把在黄埔军校学习的知识都用在构筑前沿阵地上,我构筑了三层,一层是假象的,日军望远镜可以明显看见。这样,日军炮击时,我的连队分别撤退;日军进攻时,我们再进入不同的阵地。这样,一仗下来,我们连没有什么伤亡。
第三次长沙会战,我在8师44团当副营长。我们的任务是在岳阳山布防,歼灭必然由此撤退的日军辎重兵第6联队。当时,我在所有的桥梁上布雷,等着日军的辎重过桥。你不来,我还不炸。结果,大胜!辆车,1门大炮歪七拧八,都成了我军的战利品。
以后,我参加远征军,在第八军。到云南保山惠通桥。我军战死8000余人,我当时是预备队,要不,也活不了。
什么?你说什么?你问有没有湖南长沙的记者采访我?
没有,只有你方军一个人。在广州民革小崔、小李的带领下,你第一次来采访我。
在薛岳将军的指挥下,我和千千万万的中国军人一起,同武装到牙齿的侵华日军在长沙进行过三次血战。我们中国军队在三次长沙会战中,共歼灭日军十余万人。三次长沙会战的三年中,咱们中国军队牺牲了接近二十万军人!他们都是我们优秀的炎黄子孙、我们优秀的中华儿女!
我认为,你这次来,应该是我人生中接受的最后一次访问了。就抗日战争的话题来访问我的,应该只有你了。
我参加了三次长沙会战。你还会来第二次?第三次?哈哈,我看,不会了。
听了88岁陈念良前少校的一席话,我也笑了。心想:“黄埔军校”也叫“中国陆军中央大学”,这里面毕业的学生当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是人才的话,就应该,不但在几十年前的作战中,以智慧和勇气抗衡武装到牙齿的日军的有生力量;而且,还应该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能推论出:“能前来采访、宣传的可能性、社会性及其历史意义。”
我问他希望得到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章吗?他笑了,慈祥得像我的父辈。
我看着88岁的陈念良老人,忽然想起我的大侄子,他三岁的时候是大舌头。
有一天,我问他:“长大想当科学家吗?”他把手指放进嘴里,哈喇子流出来,回答:“想。”我又问:“想当老师吗?”他乐着回答:“想。”我又问:“想当贪官污吏吗?”他高兴地蹦起来,响亮地回答:“——想!”
我没有办法了,问他:“知道自己吃几个馒头吗?”
他回头向他妈妈喊:“妈妈,我吃几个馒头哇?我不知道!”
十年来,我坚持采访亲历过抗日战争的老人。
采访大干部,麻烦最多,费劲周折。写的时候小小心心、如履薄冰。
采访被侵华日军强掳为**隶的山西老太太万爱花,她握着我的手,悲伤地说:“每天几十个日本兵……。方军哪!我不是女人呀!”回想她的话,今天。我都万分地悲愤。
一名老兵来电话,说我把日军“攻占蒙城”的时间写错了,“不是198年,应该是197年!”他说他本人当时在蒙城当战地记者。这名老兵连夜给我写信,当写到日军烧杀抢掠的罪行时,一时气愤,竟然谢世了!我没有采访到这位老兵,只有他写的半封信。我在万分悲伤中,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这位老兵的名字叫徐亚倩,谢世的时候80岁。
采访台儿庄最后的敢死队队长仵德厚,他大哭:“……从徐州撤退时,一列车中国伤兵哇!他们哀求我们紧急撤退的部队:‘带上我们吧?求求你们!别把我们留给鬼子!’……一列车的伤兵哇!我们刚刚撤退出5里地!后面就传来连续的爆炸声,鬼子精锐反扑来了!一列车的伤兵命丧黄泉!不久,就看见漫天的浓烟!弟兄们呀!弟兄们呀!……,……。”
当时,一起采访的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苏京平记者。他有录音。
我永远忘不了仵德厚,一个亲历过战争的人,一个见过战火纷飞的人,一个见过尸山死海的人,一个政府军的前少将,一个95岁的老人!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采访老农我最愉快,他们虽然贫困,却心胸坦荡、诚诚恳恳、真真实实。
采访社会最底层的人物,也是我最愉快的时候。我的文章也最出彩!
采访政府军老兵是最让我感到惊心动魄的,他们应该都是我的大爷。
我已经没有了大爷。我的大爷是八路军区长,在抗日战争中,被侵华日军杀害了。日军抓住他之后,问粮食?八路军部队去向?他大骂。日军用枪刺,把他的舌头割了下来。吕正操将军在全国解放后,命令我的父亲,回村给他立了个碑。——88岁的陈念良有点像我的大爷,在熙熙攘攘广州的茶馆里,他还请我吃了一碗面条。让我倍感亲切。(方军)(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