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三十六章 主席林森
此时正是民国1年,林森任南京**政府主席,汪兆铭任行政院长,姜瑞元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泡-书_吧(.paoshu8.)东北丢失,淞沪保卫战损失巨大,姜瑞元迫于政治舆论上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再一次退位下野。
在他的政治生涯之中,这种事情并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不管多么无奈和苦闷,暂时性的脱离政治漩涡中心也不是坏事,而且手中只要牢牢掌握着军权,也不怕其反对势力翻出什么大浪来。
中华民国是这时中国唯一合法政权,19年对于民国来说,正值内忧外患之时。
内忧主要在于中国各地的割据政权,有的表面上臣服于**政府,有的则连样子都懒得做,比如说华联和红(men)。
华联自不必说,盘踞六省,占着中国南方沿海的膏腴之地,经济繁荣,工业强盛,实在是**政府中央政权的心腹大患。
而中华红(men)也不消停,趁着日本入侵东北的大好时机,赤军于191年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成立了中华赤色共和国,成为全国赤化运动的中心区域,并得到了苏俄的帮助。
其主要武装力量为赤一方面军又,称中央赤军。当时,全国已在1个县、0万人中建立了县以上的赤化政权,赤区建设进入了全盛时期。
姜瑞元认为“攘外必先安内”,华联已经在对抗外敌上与**军表现出了步调一致的合作态度,更何况柿子也要挑软的捏,红(men)赤区成为了中央军的眼中钉肉中刺。在19年的前两年**党已组织了对苏区的三次围剿,均以损兵折将告败。
而如今已是19年,迫于日本侵华之举越来越明显,姜瑞元也迫切需要一个稳固的大后方,才能放心让主力部队在前线进行卫国抗战。
正因为如此,**党又发动第四次“围剿”,结果黄陂、草台冈两仗,损失三个师、枪支万余,被俘万余名。第四围剿又遭失败,在1月 1日 赤四方面军由陕入川。
在此情势之下,加之西方经济也正处大萧条之际,原本满目疮痍的中国经济更是萎糜不振,金融和工商业动荡,大量白银外泄、原材料价格跌落、消费市场一片低迷。工人大罢工不断,农村哀鸿遍野。
中央政府原本计划投资于经济项目的款项被大量地挪用于军事目标,**党被迫从整理内债入手,以避免财政危机的发生。
至于国家外患,则更不必说,191月东北在日本的铁蹄下全部沦陷。1月1日,日军又在青岛登陆。1月8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1月0日,国民政府被迫迁都洛阳。月9日,日本的扶持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对东北实行殖民统治。
这一连串的战事激变,都是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说起**政府的首都,也是根据时局的动荡几经改变,早在196年1月1日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的成立,标志着**政府已经迁至武汉。而197年1月1日的时候,政府的首脑也都正式在武汉办公,并以武昌、汉口、汉阳为京兆区全名。
武汉作为国都,大**的发展使**政府由广州时期进入了武汉时期。
197年4月1日姜瑞元因为红(men)在北伐军身后捣蛋,所以向这群赤化脑残们举起了屠刀,镇压了红(men)的反**政变,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另立中央,建立了南京**政府,同武汉**政府对峙。
这时,中国出现了宁汉分裂的政治局面。代表武汉**政府的汪兆铭在被红(men)耍了一遭之后也很快右转,发动了“灭赤”的“七一五”熊东,这标志着轰轰烈烈的大**的正式开始
**党终于可以摆脱苏俄的束缚,虽然因为先天的组织性问题,仍旧没有摆脱赤化的体系本质。但至少这种赤化是中国自己的,而不像中华红(men)那般,纯粹的苏俄忠犬,肆无忌惮的出卖国家和民族。
而这时,汉方的反对,各地军阀派系的离心,以及徐州战役的失败,也使姜瑞元陷入困境。他以退为进,向南京政府提出辞职,并于8月1日离开南京去上海,宣布下野。9月16日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决定**政府首都由武汉迁到南京,实现了“宁汉合流”。,
姜瑞元凭着下野时期的空挡,迎娶了宋美龄,更是因此获得英美支持,随后不久便宣告复出,重掌军政大权,“宁汉合流”标志着**党一党专政统治的建立。
赤化的本质就在于这里,党权高于国家,政治权谋重于民族利益。用暴力的手段压制民众不满,并且形成一种无限膨胀的政治特权阶级。而姜瑞元在这一点上,依旧是走着赤化的路线,与红(men)的组织理念如出一辙。
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党至少还是有着不少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存在,而红(men)则是彻彻底底的赤化了,民族文化在他们眼中,都是腐朽陈旧,并且应该舍弃的糟粕。
19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南京乃帝都,形势危急。不得已之下,**政府讨论迁都,有说迁往西安的,有说洛阳的,还有说汉口的,最后选定迁都洛阳。
月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等人乘专车从开封转到洛阳,这时的迁都,名义上是要持久抗战,实际上首都并未整个搬走,重心仍在南京。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中日关系缓和。
到了11月,**政府就把都城重新迁回南京。金陵毕竟是六朝古都,而且在这个时代也的确比洛阳更适合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历史的长河之中,总有许多并不耀眼的人被后世所遗忘,但这些沉默寡言的人,也有着许多品格极高,值得世人敬仰的人物,比如说在19年一月出任国家主席的林森。
他身为**政府主席,但却被不少**党人看作是“国府看印的”。他是辛亥**的先驱、反袁护法的功臣、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然而为官处世却奉行“不争权揽利,不作威作福,不结党营私”的“三不”原则。
他就是林森,一个该被历史记住的人。
林森出生于福建省闽县,从“一介书生到国府主席”的人生历程,以及他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参议院参议长,又连任1年国家元首的经历,的确也是算得上一段传奇。
虽身居一国之尊,林森但向来不以贵人自居,“平民元首”的形象使很多接近、了解他的人都肃然起敬。他出身寒微,在教会学校里接受了长达14年的西式教育。因对民族危亡有切肤之痛,很快踏上了共和**的道路,且成为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对辛亥**贡献卓著。
辛亥**胜利后,他作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当上了首任参院议长,参与了创造共和的诸多关键决策,与孙逸仙和袁世凯都共过事。袁世凯篡权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又辗转奔波,致力于再造共和,并在此过程中历经宦海浮沉,数起数落。
在孙逸仙死后不久,林森便由“容赤”转向反赤,在政治眼光和个人良知上,都有着让人惊叹的才能与坚持。
林森的经历丰富、复杂而坎坷,而综观其一生,对中国文明的恢复做过不少的好事。除了爱国之志终生不渝外,为官清正廉洁、不慕名利、重视教育、自律甚严等,也是他的优点。
尤其他崇扬民主和法制的精神更值得称道,在任参院议长时,他对孙逸仙和袁世凯这两名“大总统”的决定都有过否决的记录。尤其是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曾使目空一切、趾高气扬的袁世凯不得不在解除佩刀后才被允许进入参议院,此举尤令人钦佩。
姜瑞元上台后,林森仍未改书生本色,以**党监察委员的身份,数度参与弹劾姜瑞元的行动,使蒋大为恼火。
林森为官处世,不喜张扬,做事低调,奉行“不争权揽利、不作威作福、不结党营私”的“三不”原则,讲究“无为而治”。
但同样也由于这种风格,使得他在党国之内倍受冷落,在林森出任“国府主席”时,**党内很多人都不重视林森这位“一国之尊”,甚至仅仅把他看作“国府看印的”。
胡适针对此情形曾有过一段评价:“林子超先生把国府主席做到了‘虚位’,以至于虚到有的人居然已经‘目中无主席’了。”但他并不是“无所作为”,该做的事他向来是当仁不让的。,
这也和他的文人清高性格有关,不争权,但也不对人谄媚。在甲午战争之后,林森甚至参加过反对建奴政府割让台湾的义举,就因为这个,与当时的建奴政府有着非常不愉快的经历,他不是一个软骨头的书生,而是有着自己的傲骨。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于北伐大**时期。不同于孙逸仙的权谋为重,林森极力反对与红(men)合作,更因此而参加了“西山会议派”。从而被**党中央开除党籍,直到197年6月11日,南京**党中央党部才宣布取消“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林森与张继、谢持、邹鲁等也恢复了党籍。
在政治理念上,他的信念和姜瑞元有着许多共同的地方,尤其是在摆脱苏俄控制方面,意见一致。
所以198年月林森才能当选为**政府委员,随后更是当选为立法院副院长,接着又选为**党中央监察委员,成为**党中央和政府的重要人物。
191年月日,因为在中原大战之中胡汉民与汪兆铭联手想要扳倒姜瑞元,所以身为立法院长的胡汉民被姜瑞元囚禁后,林森被选为立法院长,成为**党中央的要员。
在日本帝国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本来应该团结抗倭。但是191年11月**党四大召开之际,**党内又开始了互相指责,互相拆台的局面,这也是老惯例了。以姜瑞元、胡汉民、汪兆铭为代表的三派势力互相之间又开始了权力斗争,相持不下。
胡汉民和汪兆铭为了搞倒姜瑞元,又再一次暂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姜瑞元的中央嫡系。在这种情况下,姜瑞元迫于时局,“以退为进”,宣布下野。在这种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令各方面都能接受而又具有崇高威望的林森于191年1月15日被推选为国府代主席。
月底,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议决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但不负实际政治责任。1月8日林森就正式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
实际上这时有望成为主席的还有蔡元培。但蔡老头属于学者型的人士,资历比中华民国首任参议院议长的林森稍逊一筹。而于右任因为是姜瑞元青睐的人选,而被胡、汪方所拒绝。因此,最后就只有林森莫属了,而且从公德还是私德来看,林森都是当之无愧的。
林森平生洁身自好,生活力奉简约,朴素至极,他曾为**到海外募集到大批捐款,却没有为自己添置一件足以防寒的冬衣,以致在自己的长衫下摆上缝上衬布以保暖。
他青年丧妻,却终身不续娶,无亲生子女,没有什么家产,更无三妻四妾,更无**党内有些权贵那样奢侈yin逸的作风,这在当时的官场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品质。比之后世的所谓伟人吉少山,有过之而无不及。
林森只是与人无争,本身并非庸碌之才,他对于自己负有责任非常清醒。在《就职通电》中讲:“森受命彷徨,不敢自逸,黾勉受命,暂度危机。值此国难灼肤,外交束手,懔失足于冰渊,谋全国之团结,急不可待,时不我与,森惴惴自将暂勉效职。”
从这番诚挚之语中可见他深知自己所处位置的艰辛,于是表示要如履薄冰地效力。事实也确实如此,伺候**政府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林森真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奋力苦撑危局。
林森常常一身长袍马褂,鹤发童颜,银须飘垂。拄着一根手杖,鼻梁上挂着眼镜,仪态端正,举止稳重。如果不是他胸披红绶带,佩一枚青天白日的徽章,人们是不会想到这么一位慈祥的老者就是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
在衣着饮食方面更是很朴素,常身着黑色或蓝色大衣长袍,戴灰绒呢帽或黑色礼帽。一年四季,无论寒暑,都是一身布衣,只有厚薄之分,没有时常变化。饮食起居上他也是喜欢清淡素食,几乎烟酒不沾。
在住宿上,林森也很简单,他喜欢清静、自然。其南京成贤街故居,十分狭窄。移驻洛阳期间,居处尤为简陋。这与一些**党内高官住公馆形成了鲜明对比,比之后世红(men)赤朝的许多所谓节俭的为人,更是犹有甚之。,
之所以能够出任国家主席这个在政治上至高的职(*),当然不是仅仅凭着清廉就足够的。这和林森的思想品格有关,他既有道家淡泊名利的一面,也有传统儒家积极明志的另一面。登上国府主席的座位,林森并不是怀着君临天下的心情去争夺权位。
因此,他的政治作风就带有很强的“无为而治”的色彩。在通过《中央政治改革案》的议案修改之后,林森出任的国家主席再也不是独揽党政军大权的领袖,而是一个空有名号的虚位。
由于是虚位元首,林森尽量恪守“**政府主席不负实际责任”的明文规定。尽量不问细事,不干扰阁僚的工作。以致在他就任主席一个多月后,行政院的那些官员才记起来应该去参谒一下林主席。
如果国府主席是一个不明大体而个性特别坚强的人,如果他不甘心做一个仅仅画诺的主席,那么十几年前北京唱过的‘府院之争’一幕戏,还是不容易避免的。只有生活于这个到处都是争心的时代,试回想那两年前党政军合为一体的国府主席的地位,就可以明白林森主席的谦退无为是有这多么重大的历史意义的了。
确实如此,在姜瑞元担任**政府主席的时候,由于他具有很强的政治**,他兼任着**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是权倾天下的铁腕人物,但是由于其锋芒毕露,树敌太多,引起连年的军阀混战、派系纷争,搞得国无宁日、民怨沸腾。
就连姜瑞元本人也被迫两度下野,相比之下,林森的谦逊无为确实具有历史意义。 林森与姜瑞元,在性格上一柔一刚,因此能够互相配合,长期共事而能安然无恙,这当然主要是因为林森的通情达理。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政治家,最终还是被历史所遗忘。因为他既没有犯下滔天的大错,也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更没有滥用自己的权谋,去肆意修改史书来彰显自己的伟大。
这样的伟岸,形似高山,如同四海,巍峨浩瀚,却又深沉练达。对于国家大事而言,一个人的私人品德无论如何清高,于国于民都是无甚用处,但林森这人,却是意外。
中国在这个蹉跎的时代,能够拥有这样一位宽仁厚重的主席,真是幸甚
第三百三十六章 主席林森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