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诏令，再加上资历深厚的宰相史浩背书支持，言官朝臣再反对也无济于事。
虽热不能更改诏令，但言官们的奏折还是如同雪片一般飞至赵案头，北伐大事他不能广为宣扬，自然不能解释，令他十分头疼。
为掩护杨丛义筹备北伐，无奈之下，赵只能让史浩发动惩治贪赃枉法的行动，给言官们找些事做，转移他们的视线。
没想到这场皇帝和宰相亲自发起的反贪腐行动，前前后后持续了两年，殃及江北绝大多数州县，下至县令，上至六部侍郎，期间不知多少官员被牵连贬官、罢免。
在这场声势浩大、绵延两年之久的反贪行动中，当年在宰相陈康伯主持，通过捐献获得官职、爵位的乡贤，多数都被罢免了官职，削掉了爵位，就连已经过世多年的陈康伯都被言官们拉了出来，逝者不究，但他在朝中为官的儿子却被贬去了蜀中偏远之地，这辈子恐怕都不会有机会再入朝堂。
除了那些捐献的乡贤外，曾在金国统治时期在金国做过官的官员，很大一部分也遭受牵连，绝大部分都被直接罢免，即使表现正常的官员也被降职贬官，只有少量政绩突出、官声不错的官员得以留任和升迁。
这场反贪行动使江北各州县出现了大量官职空缺，无官补任，汴京便向江南放出风声，有功名在身的天下人才皆可入汴京求官。
此消息一出，三两个月内便传遍江南。
江南地界，成百上千通过科考之后，身负功名，却只能在家待选的人，和没有门路升迁的低级官员，纷纷北上求官。
甚至连临安城内的太学生和江南各地书院的学子，都纷纷北上，临安已老迈腐朽，年轻的学子根本没有多少机会，既然汴京需要大量人才，必定是要开科举的，到时候他们就能像汴京第一次科举那般，力压江北学子，一步登天！
两年中，几乎每天都有官员被贬被罢免，前边的空缺职位还没选出合适的人选，又有职位空缺，请求派官。
为选官挑选人才，吏部、礼部忙的焦头烂额，连两部侍郎都换了几个，都是因为忙中出错，被言官揪住不放，不得已辞官，或是直接被罢免。
选人充官，忙碌的吏部和礼部被御史台的言官们盯得很紧，主掌国库和天下赋税的户部也被御史台盯着，刑部、工部更不用说，言官们根本不会放过，唯独极为低调、几乎没什么事做的兵部，难以引起御史台注意。
反贪两年，是御史台言官们最辉煌的两年。
这两年里，只要被他们盯上的官员，几乎就不可能逃脱贬官和罢官的下场。
提起御史台，从汴京到地方，大小官员闻之色变，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官场关系复杂的地方官员，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谁牵扯出来。
当然这场反贪行动，除了风光无限的御史台言官们喜欢，汴京城内聚集的成百上千的学子、以及等待派官的年轻士子们也十分喜欢。通过反贪，官职不高的言官们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感，而学子、士子则拥有了迅速进入仕途的机会。
这场为转移视线而发动的轰轰烈烈的反贪，直至北定八年五月，大宋与金国完全撕破脸，撕毁和议盟约，朝中言官们的视线转向边关，才渐渐结束。
在汴京反贪开始后不久，河间府与真定府、燕京的关系忽然变得紧张，为防西金、东金联合，南下夺取河间府，入侵大宋，枢密院副使杨丛义便请缨赶赴山东济南府，亲自主持前线防务。
河间府局势紧张，朝中无人不知，之前周振也因为此事被罢免了官职，是以杨丛义请命赴前线，朝中没有太多反对声音，他得以成行。
北定六年四月，二夫人孟芸娘产子两个月后，杨丛义只身离开了汴京，没有带任何家眷，当然像他这种手握重兵的人，家眷也不可能离开汴京，除非交出手中的权力。
离开汴京之后，杨丛义直接赶往济南府，而后就在此地驻扎，整军备武，大有增兵河间府，强夺燕京、真定府之势。
期间更是多次北上河间府巡视边防事务，每次都要求守将勤练边军，修整城池，以防真定府、燕京金军忽然袭击，并不止一次警告边军守将，若河间府任何州县有失，军法处置！
几次巡视之后，河间府驻军开始每日不间断的操练，每支军队都被调动起来，战备级别骤然提高。
由于河间府的宋军忽然提高了战备级别，日日练兵，真定府和燕京便坐不住了，先后开始加强整军备武，提防宋军忽然发动战争。
准备战争就需要大量财力民力，更进加强军备，本就财赋不足的真定府和燕京更加穷困，只能向当地百姓、乡绅加征赋税，强征徭役。
如此一来，真定府和燕京地区的百姓负担加重，再加上他们感觉到大战将近，便纷纷开始逃离居住了几辈子的土地，但他们能逃的地方不多，往北天气寒冷，不适合耕种，往西是高大的山脉，没有土地可耕种，唯一的选择就只有南下了。
于是真定府、燕京地区的百姓开始冒死向南逃难，他们一路从燕京外围逃到河间府，得到赈济之后，又觉得河间府不安全，便又从河间府逃至沧州，到了沧州又认为南边的滨州更安全，最终他们在各地官府救济下，一路逃到山东境内，方才逐渐稳定下来。
而从真定府南逃至大名府的百姓，并没有全部留在大名府，不少人直接渡过黄河，来到黄河南边的兴仁府境内。
北方局势持续紧张，真定府、燕京地区百姓纷纷逃离，河间府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即使官府一再安抚，随着紧张的局势持续，多数百姓为了活命还是先后迁至济水以南的山东各州府。
这么一来，河间府便有了大量无人耕种的土地，当地驻军即使屯田，也种不了那么多地，几个月后，那些良田便成了荒地。
与此同时，随着无数北方流民迁入，山东境内已经没有太多土地供他们开垦耕种，如何安排安置他们，不引起动乱，便成了问题。
好在益都府知府兼山东安抚使沈缙以前曾统管山东多年，各州府主官虽对他了解不多，但山东各州本地官吏和乡绅百姓却知道他的大名，感念他的功德。
当年山东之乱，便是在他带领下迅速平定，无数流离失所的百姓得以安居，三年免赋，让他们渡过难关，活了下来，并积累了一些粮食和资产，而后朝廷又继续免赋三年，前后六年，山东才渐渐富庶起来。
所以这批南下的流民，沈缙出面，稍一号召，很快都得到安置。
这些人一部分租种了田地，继续种地，一部分进了工厂作坊，还有一部分入行漕运和陆运，只要勤劳，吃饱饭没有问题。
眼见山东境内百姓大幅增多，民力充足，经过筹划，沈缙联合益都府、济南府、潍州、密州等地豪绅巨贾，修建连接密州、潍州、莱州、滨州、益都府、济南府等山东重要城市的水泥道路。
经过多年试验研究，当年他从流求带来益都府的造院人才，已经研发出更好用的水泥，筑城修路，绰绰有余。
当年济南府城池的重修加固便用了大量水泥，使工程进度大幅缩短，工期减少不少，准备反扑的金军发现济南府城墙比之前高了一丈，自知无论如何也难以攻破，便直接放弃了山东。
现今的水泥比当年那些又有进步，既然各州各府每年在修路上耗费不知多少民力财力，那为何不拓宽官道，在上面铺上水泥？
水泥坚固，如此一来，就不需要每年重修，一劳永逸。
加上密州、莱州临海，航运逐渐发达，货物转运需求大，再加上济南府临济水，而济水又连通黄河、运河、淮河，沟通长江，漕运也很发达，物资丰富，但济南府与益都府等山东其他州府没有河流相连，只有陆路官道相通，物资转运困难。
所以修筑坚固的官道对山东各州府豪绅巨贾还说十分必要，但要让他们自己修建，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修筑官道只有官府才有权力。
于是在沈缙找到他们共商修筑硬化路面之事时，他们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
但接下来，到商议各出多少钱财时，便出现了分歧。
有人建议按各自财产多少摊派，资产多的多出钱，资产少的少出钱，有人建议各修一段，还有人建议两州之间的官道有当地商贾自己组织修建，比如莱州到潍州的官道硬化，就有这两州乡绅商贾出钱修建，不管花费多少，他们自行负担，当然还有人建议，所有商贾平均分担修路的钱。
众人争执不下，出钱修路，各有想法。
最终有商贾提出另外一个办法，两州之间的官道两州自己修，修好之后，外地商贾和没有出钱修路的商贾想要运货路径这条官道，就得按路程缴纳一定数量的过路费，每年收取的过路费一部分用来维修道路，一部分按出资多少，返回出钱修路的商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