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仲、潘诚、薛望、袁华等一众将官练兵下功夫，将士听指挥，能吃苦，得益于充足粮草供给。
原本宿州都统制统辖的近七万兵力，粮草供给都是朝廷负责，奈何每月消耗的粮食实在太多，从江南运过来，路途遥远，路上损耗严重，还不一定供得上开销。
于是在供给六个月粮食之后，朝廷便只能给现钱，由各军自行采购粮食，同时将征购粮食的任务压到驻军所在州府。
宿州、亳州、陈州一带的粮食早在去年完颜亮率军南下时搜刮一空，民间已经很难买到粮食。
作为忽然被启用，直接从老家到宿州来任知州的张孝祥，面对粮草问题，他是很头疼的。
州府县虽然已经恢复秩序，百姓回到旧地安居，但他们也缺少粮食，也许明年春天就会发生饥荒。
杨丛义的七万大军需要粮食，宿州十几万百姓也缺少粮食，这是一个大难题。
好在杨丛义给他介绍了一个商贾，告诉他只要有钱，就可以通过贸易途径，从其他地区购买粮食。
张孝祥手里是有钱的，也是朝廷为安抚宿州等地的百姓专门拨付的一笔钱款，有十几万贯，有商贾他就能解决最棘手的粮食问题。
虽然他考中状元之后，一直在临安任职，没有治理过地方，但他本身就起自底层，对普通百姓非常了解，只要没有天灾兵祸，没有苛捐杂税，百姓就很快恢复生产，过好自己的日子。
所以，在他看来，治理地方就四个字“无为而治”，只要管好属官，不让他们胡作非为，一州一府之地就能自然恢复，用不了多久就能昌盛，但前提是，百姓遭遇不可抗的灾祸时，官府能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和庇护，助他们渡过难关，不然州府必乱。
在有商贾帮他解决粮食问题之后，张孝祥轻松了。
闲下来的张孝祥并没有坐在城内的州府衙门跟文人墨客吟诗作对、舞文弄墨，而是走上街头，走出城门，走进夜旷，走进百姓破旧的院子，走进军属营地。
在城外他看到了更多为生活奔走，不知疲倦的百姓，他知道，只要百姓在，宿州在明年春耕秋收之后一定可以繁盛。
他的信心来自于宿州近八万随军家属，八万人能开垦很多良田，杨丛义承诺给每个带来家属的将士五亩土地，张孝祥命令州府官吏调查统计之后，将数额提高到十亩，并且在上报朝廷同意之后，所有新开垦的土地，免除三年赋税，田地所得，全归军属自己。
与此同时，他还跟杨丛义协商，打算将军中一些不能作战的驮马买过来，借给百姓开垦荒芜的土地。
但军中的驮马杨丛义是打算分给随军家属的，张孝祥自然不能强求，也不会强求，因为他买驮马劳力本来主要就是想借给随军家属，如今军中直接分配，倒给他省了不少事情。
宿州的张孝祥如此，亳州任职的辛弃疾也为民生忙碌。
辛弃疾本在山东义军首领耿京手下任掌书记，代替那支实力强大的义军去了一趟临安，请求归附宋朝，在得命封官，回山东后，方才听闻首领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害，数十万义军也分崩离析。
愤怒至极的他，亲率五十骑直奔五万余人的敌军大营，一举将张安国抓获，并带领了一支几千人的义军南渡，归顺了宋朝，而叛徒张安国在临安游街示众之后被斩首，报了耿京和义军的仇。
辛弃疾因抗金归附有功，被朝廷授予官职，江阴签判。
后来新皇赵登基，主战派积极筹备北伐，辛弃疾由于是从北方南渡之人，对北方较为熟悉，于是任职江阴知县不足半年的他，被调往亳州任职，负责筹集粮草、军需。
辛弃疾初来亳州很不适应，他并不想筹集粮草军需做后勤，他的理想是领兵打仗，亲手将金人赶出中原、赶出山东。
但在杨丛义听闻他来到亳州，跟他见了一面之后，告诉他没有粮草军需，任何军队都不能打胜仗，更不可能恢复中原，赶走金人，粮草军需甚至比将士还重要，将士拼完了，只要有粮草军需，很快又能拉起一支队伍，但要是没有粮草，再强大的军队也会消散无踪。
二十岁出头的辛弃疾把杨丛义的话听了进去，因为他听说过杨丛义的事迹，早就他把当成了英雄偶像，所以英雄的话自然要听，不光要听，还要坚定的执行。
在数十万义军中，担任掌书记的辛弃疾本就是负责军需粮草后勤的人，现在负责对接亳州驻军的军需粮草，自然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况且辛弃疾本身家就在北方，在金人统治区，父祖都曾在金人朝廷为官，人脉关系还比较深厚，他自己年少游历时，也多有结交文人义士，也拥有一些自己的特殊关系。
是以，他虽然身在亳州，但仍然能从北方弄到粮草，当然这些粮草也是拿真金白银换来的。
同样负责后勤军需，其他官吏就不可能从北方金人统治区弄到哪怕一担粮食，辛弃疾的能力可见一般，当初朝廷把他派来亳州，决对是深思熟虑后的一步好棋。
杨丛义不知道，朝廷派遣辛弃疾和张孝祥来亳州、宿州是不是跟他之前在镇江向当时还是建王的新皇有关，如果这两个人的任命是皇帝亲自授意，那就说明皇帝对他给予了足够的信任。
因为不管是张孝祥还是辛弃疾，都是杨丛义在镇江时亲自向当初还不是皇帝的建王举荐的北伐人才，北伐要成功就需要重用年轻人，北伐是持久战，短则五年，长则十年，甚至要几十年，仅仅依靠朝中张浚、陈康伯、杨存中等一众老臣，北伐一旦不能一举成功，后面将再无能主持北伐之人。
皇帝能同意派遣三十余岁的张孝祥和二十余岁的辛弃疾来亳州、宿州，为宿州大军筹备后勤，稳定州府县民心，就说明他已经做了后手准备，如果张浚、陈康伯不能北伐成功，那么将来能主持北伐大局的人就在这两个年轻人中，也许他们的后半生都将在北伐和筹备北伐中度过。
对于朝廷的这种部署，杨丛义是赞同的，任何事仅凭老臣都不可能长久，因为他们总有病死或老死的那一天，如果他们在北伐途中离世，就像在抵御金人南侵的紧要关头病重的刘一样，一旦没了他们，军中、朝中都很难找出一个能代替他主持大局的人，任何军事行动，都只能以失败告终。
而锻炼年轻人，起用年轻人，就可以避免精力不济、体力不济的问题，一件事可以专心做十年、几十年，只要不出意外，就不会中断。
杨丛义虽没有回临安，但他也知道，如今朝中能说上话的基本都是年近六十，或是已经六十以上的老人，并且全是前朝老臣，这帮老臣都有自己的想法，一旦得势就会推行自己的方略，一旦病退、逝世导致失势，正在施行的方略就会马上被推翻，如此政令就不能长久，信息不通畅，经常变更政令，最后的结果是政令只在朝廷、都城颁行，而地方则根本不会重视，也不会施行，因为他们知道，任何政令都是一阵风。
没有青年人能说上话的朝廷是不能长久的，显然新皇赵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许在他登临皇帝位的第一天，看到眼前几乎全是花白头发和胡须的老年人，心里就已经生出了锻炼培养年轻官员的想法。
新皇赵能认识的年轻官员很有限，他贵为王子、皇子，能跟他接触的、说得上话的，几乎都是朝中重臣，而朝中重臣就不可能有跟他年龄相仿的青年人，所以年龄跟他相仿，又多次接触的杨丛义，就成了能跟他说的上话的人，虽然自镇江之后，杨丛义再没见过他。
杨丛义在镇江几次打败敌军，还有他对金人的推论和判断，几乎都准确无误，可以说聚兵瓜洲五十万的金人之所以退走，很大可能就是因为杨丛义，甚至有可能在新皇赵眼里，金人大军退走就是杨丛义凭借一军之力促成，因为他对金人的推断实在太准确。
新皇赵登基时，杨丛义身在亳州，不能离开，并且他也没有接到朝廷要他班师，或是交出兵权的命令，是以没能回到临安。
虽然，赵登基之后也没有私下给杨丛义传过话，但把张孝祥、辛弃疾这两个他亲自推荐过的人调来亳州、宿州，就能说明赵对他的信任。
而信任的基础，必定是杨丛义与辛弃疾、张孝祥都没有私情。
由于他们两人没有给他带来任何话，杨丛义不敢猜测赵的心思，只是尽可能将筹集军需粮草的权力移交给他们两个人，也给予他们完全的信任。
但也不是完全放手，做甩手掌柜，必要的时候，还是给他们一些帮助，解决一些他们不能解决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