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等十亩试验田与普通农田的夏收成果比对过后，朱由检与温体仁返回了京师。
这次司农寺试种的田地大获丰收，平均亩产达到了一石六斗，比普通农户种植的田地收成足足多了一半，真要如温体仁所提议的，要是在全大明各地推广这种技术的话，大明的粮食产量将会有一个巨大的增幅。
这就是精耕细作带来的收益，比那种广种薄收的粗放式耕种要强出太多，问题是这还仅仅是第一年，其中还有很多经验和交于需要总结，等这套方式完善后，朱由检相信粮食亩产量还会有一定的提高。
这在没有化肥、农药，优良种子的当代，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产出了。
据朱由检所知，目前大明北地的粮食产量平均也就在一石左右，地力贫瘠的田地甚至只有七八斗的样子，试验田的模式在各地大力推广已成了当务之急的头等大事。
朱由检并没有急于下令推广大兴县的模式，他在等待所有试验田全部收割完毕后统计出来的数据，只有这种全面的数据才有参考价值，万一司农寺上下为了表功，特意选择了一块地力最肥、长势最好的田地来糊弄自己呢？
更坏的可能是，如果有人将其他田地里的收成暗地里运来，假做是试验田的产出呢？
这种欺上瞒下的事极有可能发生。
万一试验田并不成功，自己若是不经过其他途径调查而贸然下旨在全国推广，那结果就是既劳民伤财，也会留下笑柄，平白降低了自己的威信。
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也为了自己不被蒙蔽，在回京的路上，朱由检即刻命人传讯给骆养性，立即选择合适的人手，以不同的身份亲临大兴县，暗中观察和监视，看看真实情况到底是如何。
数日之后，整个大兴县的夏收全部完成，又过了几天，打场脱粒也已完毕，司农寺在大兴县的千亩试验田的数据也收集完毕，试验田的平均亩产达到一石五斗，虽略逊于朱由检亲眼所见的那十亩田地的产量，但相比其他平均亩产一石左右的农田来说，这个产量的确令人振奋。
据锦衣卫的情报来看，朱由检的疑心并没有任何依据，司农寺报上来的数据都是实打实地干货，没有掺杂一丁点水分。
朱由检在得到了确凿可靠的信息之后，立即下令司农寺撰写此次耕种的具体方式方法，然后编印成册，刻板印刷数千册，以朝廷的名义分发到各地县级以上官府，开始在大明境内全面推广。
为了防止有人可以追求文字的华美而不注重实效，朱由检特别强调书册内容力求文字简洁明了，不得引经据典，还要配上相关插图，以更加直观的、通俗易懂的方式将流程呈现出来。
在等待夏收成果期间，朱由检先后接到了郑芝龙和孙传庭的题本。
孙传庭在题本中主要讲的是关于近十万汉人包衣的处置方式及思路，这与朱由检的想法大体相同，修路的确是大明目前急需要办的几件大事之一。
但十万人堆集在从宁远到松锦这两百余里的大路上，不仅有些浪费，而且会给前线大军的粮食供应带来巨大的压力，就算有辽西一带夏粮做补充，但这十万人每日的消耗可不是个小数目，毕竟修路可是极为耗费体力的重体力活，人要是吃不饱的话哪来的力气挖土开石。
朱由检对孙传庭的计划进行了改动和调整。
首先就是将这十万人中的家庭主要劳动力挑选出来，等整个辽境光复之后，这些上有老下有小的包衣也会有机会与家人团聚，免得许多失去了顶梁柱的家庭彻底崩溃。
这一点纯粹是从人道主义的原则出发，毕竟这些包衣都是被从关内掳去或者原先就是辽地的汉人，不管他们出于何种原因为八旗效力，但究竟是同宗同族的汉人，用劳动改造就是惩罚了，没必要再人为制造其他的悲剧。
剩余的人将会被押解进关内，开始平整和拓宽京城到山海关的官道，还有一部分会被分派修建京城到宣大一线的官道。
朱由检预计，在生产力和生产工具极度落后的现在，单单这两处道路的拓宽和平整，就要耗费数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期间所需的钱粮物资也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单靠刚刚趋于好转的国库是无法承担的，自己的帑少不得又要动用大笔的银钱了，好在现在四海商行的生意越做越大，银钱每日都如流水般淌进了帑，所以费用倒是不愁。
监督修路的任务将由地方官府派遣官吏承担起来，而御史和锦衣卫则会一明一暗进行巡视和督查，防止工程中出现的贪腐行为。
因为这样浩大的工程中动用的钱粮数目太过惊人，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依照大明官场的陋习，贪墨是会百分之百的发生，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可是对许多官吏最好的写照。
有些人确实胆大包天，什么钱粮都敢上下其手。
就在五月上旬，锦衣卫就从宁远官军辎重大营内逮获了数十名联手贪墨军粮物资的兵部官吏以及随员。
这些家伙以大斗进小斗出的隐蔽手段，以及官场特有的漂没等名义匿下了近万石粮食，然后再借着运粮马车返回关内的当儿，偷偷将墨下的粮食运回关内，交于自家亲戚开设的粮店经销，以空手套白狼的行为赚取暴利。
奉命负责暗中监视的锦衣卫早就对此有所防备，在侦知详情后禀报到都指挥使司衙门，骆养性随即进宫禀明情况，朱由检当即下旨查抄。
最终锦衣卫侦知的结果是兵部武库司一名员外郎、两名主事以及数名低级官吏事涉其中，这些人被拿获后于闹市斩首弃市，家产全部充公，家眷流五百里，其族中子弟所开设的店铺也被查抄，主要案犯同样被斩首。
因为此事，兵部几位堂官、武库司郎中皆被罚奉一年，朱由检在相关会议上严厉警告杨嗣昌等人，若是衙门内再出现类似事件，他们就要考虑考虑自己的前程了。
罚俸是大明历代皇帝最为常用的一种手段，以往这种处罚措施更像是隔靴搔痒，效果就如同罚酒三杯差不多。
但自从朱由检大幅度提高了官员的薪资后，罚奉就不再是不痛不痒的惩罚了，而是实实在在的牵扯到了自身利益，让被罚者也是肉疼不已。
就拿杨嗣昌来说吧，每年的俸禄是一千二百两，加上六百两养廉银，这一下子就等于被人偷了近两千两银子去，就算你再视金钱如粪土，心里不疼的慌才怪。
而两位侍郎一年的薪俸也只比杨嗣昌略少而已，武库司的郎中一年也差不多有近千两的收入，这好日子才过了几天，猛然间就短缺了一大笔正当收入，这几人真是恨不得把那些人的脑袋再缝起来，自己亲手再砍一遍方才一消心头之恨。
有关修路的方略经过简单调整后就可以实施了，而郑芝龙有关荷兰和西班牙人的事情却是有点意外。
郑芝龙在题本中声称，荷兰和西班牙以及东印度公司各自派出的特使已经到达福建，想亲自来京面见大明皇帝。
在题本中，郑芝龙还提到一件事：据从马尼拉逃回福建的商人讲，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对当地汉人展开了大规模地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