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张学良秘密离开北平，回到了奉天，翌日移住北陵，立即传见有关文武部属，商谈对苏用兵之事。令他不解的是，东北军中那些有真知灼见的将领，私谊较深的同辈友好，都持反对意见。就说辅帅张作相吧，也犹豫不决。当日夜晚，他请来了顾问端纳，一块计议对苏联作战的大事。
端纳的真实身份，是一位**、反苏，同时又是在华和日本作对的高级谋略家。就其本意而言，他恨不得早日消灭“赤祸”，在俄罗斯的大地上复辟沙皇的统治；然而他身为张学良的顾问，又不能不虑其交战的结果。因此，他显得格外深沉的样子说；“汉卿，对苏用兵我是同意的。可是战局一开，会不会形成后患：全力以赴打熊，空虚的前门又放进狼来的局势呢？”
张学良力主反苏，加之他获得的苏联的军事、经济情报的错误，那种少年得志，不可一世的弱点全然暴露出来了。他望着愁眉难舒的端纳微微一笑．说：“我认为你的担心是多虑的。咱们家后门的这只熊虚弱得很，没有什么大的抵抗力，说不定此役，还能起到打熊惊狼的作用呢！”
对此，端纳实不敢恭维。当他想到这次重返沈阳的前夕，蒋氏夫妇的重托以后，遂淡然一笑，巧妙地说道：“我对军事是个十足的外行，一切由你裁夺就是了。”
翌日，他召见心腹旅长刘翼飞，告之辅帅张作相对苏用兵犹豫不决，要他偕同张廷枢于明日去吉林见辅帅，告之根据各方面的报告，苏联决不能打仗，以坚其信心。随后，他又约见王树翰、王树常、邹作华和刘翼飞开会研究。他信心十足地说：“我拟派十个旅开赴东铁沿线，你们仔细研究研究，我一会儿再来。”
正如当事人刘翼飞所记述的那样：“张说完即进里屋注射毒品去了。我们四人相向而坐，皆默不作声。少顷，张由里屋回到客厅，首先向我说：‘翼飞，你们研究得怎么样？’我乃直率回答说：‘我们如果仅仅出十个步兵旅就能击败苏联的话，那我们就不致退回关外，老帅也不致遇害了。’张说：‘根据各方情报，苏联决不能打。’我说：‘从军事学来看，打仗有没有把握，不在于敌人能不能打，而在于我们怕不怕和行不行。’张当时没有说什么，但第二天就不让我去吉林了。据别人说：‘张长官说，怎么翼飞这次也气馁了呢？’这大概就是他中止派我赴吉说服张作相的原因。后来听说吕荣寰曾携带所谓情报和接收中东路的计划到沈阳和张学良商谈，张遂派王树常为第一军长，率刘翼飞、张廷枢、孙星五等旅进驻哈长、哈绥沿线各要隘；胡毓坤为第二军长，率领董英斌、徐永和、黄师岳三个旅进驻昂昂溪支援黑龙江方面对苏作战。当时驻防于满洲里、海拉尔中东路沿线的部队还有黑龙江万福麟所属的张鸣九、梁忠甲、韩光弟等旅。骑兵军长郑泽生率白凤翔、李福成、荣三点（绰号，忘其名）等骑兵旅进驻密山，与边防第七旅赵绍武部统归丁超指挥。
“战事发生后，奉军遭到苏联红军的反击，各军情况均很不利。满洲里方面，旅长韩光弟阵亡，梁忠甲被俘，旅副魏长林阵亡。哈绥密山方面，荣三点在张三沟作战不利，被郑泽生枪决。丁超也枪毙一营长。松花江下游的富锦县失守后，据情报说，苏联兵舰数艘并带拖船若干，满载兵士，逆江而上，将直取哈尔滨云云。王树常令我率领本旅由双城、阿城、一面坡等地星夜开赴滨江县构筑阵地，拒止苏军。”
张学良面对惨败的危局，完全失去了主张，立即召见外事秘书王家桢，表情非常悲伤地说：
“我最心爱的好军人韩光弟旅长战死了，他所统帅的全旅人马也伤亡惨重，俄国军队已经越过海拉尔，指向哈尔滨了。”
王家桢本不赞成对苏联用兵，但一见张学良沮丧的表情，又低沉地问：“你打算怎么办呢？”
张学良喟然长叹了一声，旋即取来一沓由南京国民政府发来的电文，用力向桌上一摔，甚是愤慨地说：“我有什么办法？南京只叫我们打，什么也不管。打既然不行，就得和吧，可是南京又不叫我们管和的事，这简直是整我们呀！”
王家桢一听张学良的口气，知道对苏用兵是上了蒋介石的当，故进而又从外交惯例方面有意地说：“和外国打仗，这是多么大的事情呀，怎么由一个地方独当其任呢？前清末年，丧权辱国，就是这样造成的。现在是什么时代，南京还来这套旧把戏，其中必有诡计。至于如何处理这件事，这是关系东北存亡利害的问题，你可以不必顾虑那么多，自己独断专行好了。”
“这恐怕不妥吧？”可以随意进出张学良官邸的端纳突然出现在门口。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张学良问。
“起初，我并没有支持你对苏联用兵；而今，这样不光彩的休兵罢战我也不赞成！”端纳操着英语，滔滔不绝地分析了国际局势，遂又极其严肃地说，“时下主和，我认为不仅挫伤东北军将士的锐气，而且还必然要影响汉卿你的威望。只要再坚持一下，我深信英美诸国会出面干涉此事的。”
“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人家是靠不住的！”王家桢下意识地反对说。但是当他一看端纳那愕然的表情，知道自己的话语是超越了身份的，故忙把视线又投向了张学良，出他所料的是，这位言听计从端纳的上司竟然赞同地点了点头，他又大着胆子说：“从历史上看，只有英国、美国帮着其他强国瓜分我国的先例，从来还没有帮着我国抗御俄国、日本侵略我国的事情。”
“这……”端纳就像是吃了一团棉花，咽了好一阵子没有说出一句话来。他灵机一动，十分尴尬地说，“汉卿，那怎么了结此事呢？是不是要向俄国割地赔款啊？”
“苏联人并无领土要求，也没有提出赔偿战争费用。”王家桢转身取来有关的电文，“他们唯一的要求，是把局势恢复到事变以前。”
张学良渐渐地从愁雾迷途中走了出来，他猝然一挥右拳，果断地说：“立即宣布停战，派蔡运升为交涉专员和苏联谈判！”
“那……这样的大事，还是需要请示南京政府吧？”端纳忙又提醒。
“不用了，”张学良说罢又沉思了片刻，漠然而笑地说，“打是我决定的，和也应该由我来做主。”
“万一南京政府要治罪于你呢？”端纳又引而不发地问。
“那就让他们治罪好了！”张学良愤慨地站起身来，发出了冷漠的笑声。
不久，蔡运升衔命出使苏联，在伯力和苏联签订了伯力协定，一场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始告结束。正如端纳所预先警告的那样，南京政府外交部以越权签约为名，对蔡运升予以撤职查办的处分。
对此，张学良犹如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只好安慰自己的部属蔡运升。
中东路之役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了。张学良于此失败中反省，回忆起白俄将军鼓动东北军对苏宣战，日本总领事表示日本朝野一定支持中国此举，事后却见风使舵，攻击张学良，这些使张学良痛感上了白俄将军和日本人的当。
这时，张学良突然想起了孙中山先生临终前夕告诫他的话：“东北处于两个帝国主义中间，东北青年责任重大。”他感慨万端地自语：
“中山先生，您真有先见之明啊！”
然而，当张学良想起蒋介石约他北平相见的动机，以及在中东路事件所起的作用，他隐约地感到蒋介石是在假苏联之手，达到消灭东北军的目的。他仰天长叹，怆然自语：
“究其根源，我上了他蒋某人一个大当！”
“汉卿说得对！”随着话声，走进一位年近半百的将军，他借题发挥地说，“我们这些吃高粱米的，斗不过那些南蛮子！”
“辅帅，”张学良惶然起身，分外敬重地，“请坐，快请坐。”
张作相自始至终都不赞成张学良对苏用兵。而且在战役的进行过程中，他“对苏联空袭非常害怕，又不好说不增援，他耍了个花招，先要一笔开拔费，才能调动军队。”致使张学良——乃至于东北军中的高级将佐，都对这位东北军的元老产生了歧见。时下，对苏一战完全地失败了，也就证明了他反对此役的正确。依据他多年的经验，只有在这时他才能出面洗白自己，并进而加强他在东北军中有所动摇的“辅帅”地位。自然，这也就是今天他造访张学良的目的。
张学良清楚这位老把叔来访的目的。但是，张学良认为张作相当初按兵不动，并非有孔明后知五百年之见，而是在玩保全实力的把戏，因此，他无法和这位“辅帅”讨论对苏之役的功过是非。另一方面，张学良毕竟是后生晚辈，且又打了一个大败仗，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他有责任和这位老把叔探讨失败的原因。所以他心情沉重地说：
“虽说中东路事件是上了人家的当，但归根到底还是我轻率用兵所致。当时，如果能冷静地多听听辅帅等人的意见，结果……”
“也用不着这样沉重地自责！”张作相十分懂给人面子的，未等张学良把话说完就接过了话茬，“再说，并非是汉卿指挥失误之过，而是军力不如人家嘛。更为可恨的是老蒋把火点起来，接着又给咱爷们来个釜底抽薪，看咱爷们的笑话，真不是个东西！”
“辅帅，”张学良听后心里热乎乎的，生出一种异样的情感，禁不住地想起了死去的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打架要靠亲兄弟，征战尚须父子兵。”他镇定了一下情绪，又问，“您看我们的军力有哪些方面不如人家？”
“那就多了！”张作相叹了口气，“汉卿啊，这也正是我要和你说的大事。”
接着，张作相指出：东北军的陆军武器装备陈旧，不如苏联；空军不能说没有，但无法参战，没有战斗力；海军力量更弱，就说吉林江防公署那八艘战舰，炮的口径太小，达不到预期的射程。最后，他摇了摇头，说：
“可是人家老毛子呢！陆军的枪炮先进，天上有强大的空军配合，江中有大口径的战炮助威，我们岂能不败？”
“辅帅说的句句在理，依您之见，还有其他失败的原因吗？”
“没有了！”
“我看还有吧！”
“还有？”张作相下意识地一怔，再一看张学良微然点首的表情，忙又换了个口气，“那我就洗耳恭听汉卿的高见了。”
“我以为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东北军的官兵素质太差，又缺乏御侮自强的教育，再加之相互保全实力，不能协同作战、迎敌，我们岂能不败？”
张作相一听“相互保全实力，不能协同作战、迎敌”的批评，认为张学良在把失败的责任推给他，内心很是不高兴。但是，当他再一看张学良的冷峻表情，认为此刻不是为自己洗白的时机，故讪讪地说道：
“汉卿所说，有道理，有道理。”
张学良并不知晓张作相此时此刻的心理，他继续操着晚辈的口吻请教：
“辅帅，俗话说得好，失败是成功之母。您看我们应该从何做起呢？”
“难啊！”张作相心中并无良方，加之他对张学良产生猜忌之心，叹了口气应付说，“改善装备嘛，需要军费；想加强、提高我们东北军官兵的素质嘛，也绝非朝夕就能见效的大事。”
“难道就这样下去吗？”张学良猝然火起，“我已下定决心：从现在做起！”
“好，好……我唯汉卿之命是从。”张作相说罢，讪讪告退。
这次不期而遇的交谈，使张学良认识到这些父执辈的部属，绝不能充任改造东北军、建设新东北军的骨干力量；搞不好还将成为桎梏他前进的保守力量。怎么办？他只能在“两个帝国主义”的夹击中默然图存，下大气力建设一支新的东北军。有关他在这一时期军事建设方面的贡献，后人曾做了如下评述：
军事建设，张学良也未曾放松。按国民政府规定，将东北军原军师制改为独立旅制，编后东北军约三十三万人，同时更换装备，加强训练，使之向现代化发展。为提高军官素质，加强军事教育，东北讲武堂在黑龙江、热河两省设分校，并在东北讲武堂内设高等军事教育研究班，除招收现役军人，还从大中学校招生。
东北空军建设，除扩大辽宁航空学校，培养飞行员，还选派七十余名飞行员去英、法等国学习。东北空军拥有三百余架各种类型飞机，编为三个飞行大队。在沈阳东塔修建机场和机库，并建立修配厂。
东北海军以葫芦岛、青岛和哈尔滨为三支舰队的基地，拥有各种军舰二十一艘，炮艇九艘，装备良好，训练有素，官兵共三千五百余人。建立海军学校，培养海军人员。设立海军编译局，重视技术情报，加强装备研究和海军理论建设。建立船舶修配厂，进行舰艇维修和生产部分机械零部件。
……
张学良在加强军事建设的同时，又倾全力积极开发东北，实施建设新东北的计划。对此，后人也有记载：
经济建设主要是修铁路，继沈海、吉海、大（大虎山）通（通辽）之后，又修筑了洮索、齐昂等铁路，建沈阳北站、东站，以钳制南满路。修筑葫芦岛港口，作为东北的吞吐港，以削弱大连港的作用。东北铁路、港口形成比较完整的运输系统，以抵制日本的经济侵略。建立东北无线电台，东北各地设置五十处分台，形成一个完整的电信网络。东北无线电台与国内各省市电台和许多国家电台互发消息。沈阳、哈尔滨建立广播电台，以抵制日本的反动宣传。
其次是工业建设，新建扩建一些现代化工厂，如沈阳纺织厂、肇新窑业公司、兴奉铁工厂和东北大学工厂等，张学良积极支持东北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注意引进新技术。同时注重发展军工企业，扩建东三省兵工厂，新建迫击炮厂，支持迫击炮厂生产汽车。还积极准备建立奉天飞机制造厂和沈阳汽车装配厂。
为了适应军队缩编需要，张学良倡导军垦。设置了兴安屯垦区……设督办公署于洮安。安置河北、山东难民五六万人，发展畜牧业。
……
一天，正当张学良翻阅《东北新建设》，思索如何把东北的建设推向深入的时候，于凤至夫人走到他的身边，半开玩笑地说：
“小爷，不要苦思冥想了，我送你一个锦囊妙计吧！”
“什么锦囊妙计？”张学良不解地问。
“帮你解开东北建设之惑的锦囊妙计啊！”于凤至说罢莞尔一笑。
“快说，快说！”张学良一把抓住于凤至的双手，迫不及待地说。
“不急嘛，”于凤至抽出双手，“我献给你的锦囊妙计很简单，总共八个字。”
“哪八个字？”
“励精图治，教育为先。”
“励精图治，教育为先？……”张学良自语地重复了一遍，似从这八个字中感悟出了治国之道，遂又激动地说，“太好了！太好了……真可谓知我者，大姐也！”
张学良很早就重视东北的教育事业了！远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张学良为了重建东北军，委派郭松龄整军经武，在东大营（东山嘴子）成立东北军军官教育团和东北教导队等军事机构，培训军事人才，输送东北军内，充当中下级军官。军官的军事素质不断提高。但由于军官的文化水平低，适应不了学习和训练的要求，郭松龄乃向张学良建议，办一所中学来提高军官的文化素质。经张学良同意，于一九二五年，在东山嘴子军营内，辟出一部分院落为校址，开办了同泽中学。”
张学良出掌东北军政大权之后，他为了“刷新政治，统一内部，励精图治，立意把东北建设成为振兴中华的基地。他遍察世界列强科学进步、富国民强的根本原因，在于革新教育、培养人才。于是他下决心增强教育设施，并从小学教育稳步做起，培养热爱祖国、反抗侵略的新人才”。他说干就干，“个人出资，首先在辽宁省设立三十六所小学，取名新民小学，开展新教育，培养新人才”。
与此同时，张学良亲长东北大学校长之职，倾解私囊，扩建、完善东北大学，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例如，东北大学一九二六年全年经费为五十一万九千元，一九二九年猛增到一百三十三万元，而且张学良还用乃父遗产先后捐一百八十万元给东北大学作扩充之用，另捐五百万元作“汉卿教育基金”，利用年息七十多万元，充作教师薪水。对此，当事人做了如下回忆：
由于他了解日本帝国主义在觊觎东北，为迅速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他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加速扩建东北大学。他捐助三百万元，更拨发常年经费一百五十万元（当时北京大学常年经费九十万元，清华大学一百二十万元），扩建校舍，充实设备。东北大学校址在沈阳北陵，其规模之大，在国内当时无与伦比。
他尊礼重聘全国名流学者到东北大学讲学。名流如章士钊、罗文干、肖公权、刘士传、傅岳棻，学者如黄侃、林损、曾远乾、曾广源、吴贯因、马宗芗、刘永济等，均曾到东北大学讲学。老数学家冯祖荀，建筑学家梁思成、刘如松，物理学家孙国封等，都曾在东北大学任教。他还设立萃升书院，聘请词章家高步瀛，桐城派王树柟、吴闿生等前来讲学，学术空气，极一时之盛。
张学良办学很注意体育。他单独捐款在东北大学内建造马蹄形新式体育场，当时在国内是仅有的。由于他的提倡，东北体育事业很快发展起来。一九二九年在杭州全国运动会上，东北大学体育系学生如刘长春、姜云龙，哈尔滨的符保卢、孙桂云等崭露头角。刘长春的短跑成绩，保持国内纪录垂二十年。
张学良还选送优秀学生到外国留学。他规定，凡在校学习年限总成绩第一名者，即保送到外国深造。一九二九年，在第一届毕业生中，就选出八名，留学英、美、德。
正当张学良思忖如何开源节流，繁荣东北经济的时候，副官谭海报告：
“总司令，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有要事求见。”
张学良闻之一惊，黯然自语：
“他又有什么要事求见呢？”
……
十二
张学良励精图治，建设新东北的战略实施，极大地震动了日本朝野！这不仅遏制了日本侵华——进而问鼎亚洲的步伐，而且也加剧了日本国内因大地震造成的经济危机。日本政府绝不允许张学良自行其是，遂命令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出面，向张学良发出口头警告：一切要听日本的。
对此，张学良是早有耳闻的。他强压着满腹的怒火，不越外交常理，客气地接见了林久治郎总领事：
“贵国有何重要的国事，请林总领事转述，我能作答的当面就说，超越我的外交权限的，及时报告南京国民政府，由外交部解决。”
“好，好……”林久治郎有点不大自然地，“我奉帝国政府之命，当面向张总司令垂询几个问题，和南京国民政府无涉。”
“请讲。”
“第一，张总司令为什么要倾其全力，在东北修筑铁路啊？”
“我想这样的问题，是不需要回答的吧！”张学良漠然而笑，“请问林总领事，贵国政府为什么要在我们的东北修筑铁路呢？”
“这……”
“这很好回答吧？”
“是的！”林久冶郎不愧是外交老手，很快从尴尬的境地走出，“这也无需我再做解释，帝国政府不止一次地声明：在满洲修筑铁路，是为了帮助贵国在满洲开发经济。”
“贵国政府都如此热情地帮助我们开发东北的经济，我作为东北三省的最高行政长官，不更加积极地发展东北的经济，天地能容吗？”
“这……”
“这就是我张学良修筑铁路的最高目的！”张学良说罢看了看林久治郎那迅速变幻的表情，又补充说，“再说得准确一点，我的所为，是从贵国学来的。”
林久治郎气得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张学良又以坚定的口吻郑重声明：
“经济是国家的命脉，经济不能复兴，政治永远没有独立自主。政治不能独立自主，中国人的脊梁骨也就永远挺不起来！”
林久治郎再也忍不住了，他霍然站起，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势，恶狠狠地说：
“我不能不提醒张总司令，你可以让中国人的脊梁骨挺起来，但不准把我们大和民族的脊梁骨压弯！”
“林总领事！”张学良猝然火起，“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想你是清楚的！”
“我一点也不清楚！”
“好一个不清楚！”林久治郎冷然作笑，“你知道自从修成昂齐、齐克、洮素等铁路之后，使我们的满铁运输削减多少吗？百分之四十！”
张学良的心中得意极了！他故作落落大方、毫不生气的样子，甚有风度地问：
“林总领事，你一定知道英语中‘费厄泼赖’一词的原意吧？”
“知道，是公平竞赛的意思。”
张学良再次变得十分严肃，声调低沉地说：
“林总领事，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和贵国的满铁‘费厄泼赖’都不允许吗？”
“这……”
“这恐怕不是贵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原意吧？”
林久治郎语塞了。但他依然盛气凌人，匆忙把话题一转，大加指责：
“但是，你们计划修筑自大虎山到黑龙江的铁路，有碍于我关东军的调动，必须改线！”
张学良在自己的国土上修筑铁路，还如此受制于日本人，真是愤慨至极！但是，为了赢得休养生息的机会，他只好违愿屈从。他事隔六十年之后，谈起此事，愤然地说了如下这段话：
“后来这个铁路还是改了，由大虎山到……现在那个地名我说不来了，到黑龙江。东北那个时候最要紧的出的是大豆，大豆是黑龙江出的，我们那个时候要运黑龙江的东西南满铁路非常刁难我们。”
林久治郎的要事尚未谈完，有意缓和这不协调的气氛，遂又问：
“听说张总司令还在忙于办教育，是这样的吧？”
“是的！但和其他地方办教育所不同的是，我自己拿的钱。”
“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非常简单：我认为一个国家要富强，主要靠造就大批的人才。”
“我们帝国政府可以帮你的忙嘛，”林久治郎装出一副善人的样子，“你们不必办大学，你们要想造就理工人才，可以上我们的旅顺工科；学医可以到我们的南满医大；学文、学法可以到日本去，我们可以给予官费优待及一切便利。”
“林总领事为我们想得可谓周全啊！”
“这是帝国政府应尽的义务。”
“但是，”张学良作出不无遗憾的表情，“林总领事唯有一事没有想到。”
“什么事？”
“我是中国人！”
“你……”林久治郎气得浑身抖瑟，转身就要不告而别。
“请留步，”张学良十分平和地说，“请林总领事转告贵国政府，贵国租借的旅顺和大连期限到了，按照国际公约……”
“你们想收回旅顺、大连？”
“有这个意思，但我们通过谈判，可以很好地解决。”
“我可以郑重地转告：我们日本有句话：城是箭射来的，你要想要就拿箭射回去吧。”林久治郎说罢转身大步走去了。
张学良望着林久治郎的背影，真想掏出手枪毙了他。可是，当张学良想到自己的地位和身份，再次把这种民族的奇耻大辱刻在自己的心壁上。直到六十余年之后，他才向全世界揭露日本的行径：
“我毫不客气地讲话，日本当年完全是侵略的态度，我们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我现在说一件实在的事情。本来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已经满了。我们中国本来是要收回的。当时我就谈判，我说旅大的问题我们可以很好地合作解决。我承认日本在旅大多年来的建设权力。比如把旅顺、大连作为自由港，我们自由地选举……主权是我们中国的，负责治理这个地方的权力在他们手里的，当然选出来的一定是日本人。当时他们回答我一句话，使我伤心透了。他们说你想要的那个事情是做不到的。他们说日本有句话，城是‘箭射来的，你要想要你就拿箭射回去’。怎么办？”
正当张学良对苏用兵失利，南京政府大加兴师问罪，欲要实施励精图治、全面建设新东北，又受到日本干涉的时候，他在爱情上却获得了极大的补偿——赵一荻小姐不负前约，秘密出走，来到北陵和他同居。
赵一荻是位爱情至上主义者，被时人称之为“情有所钟，矢志不移的”烈性少女。她清楚张学良和于凤至结婚多年，并且生有子女的现实，为了家庭的和睦，也为了便于张学良的工作，她接受了张学良所提的条件：不用夫人名义，对外国人自称是张学良的秘书，对中国人则称谓侍从小姐。于是乎堂堂的大家闺秀遂成了赵秘书、赵四小姐。随着她和张学良的奇缘化作传世的佳话，她的真实姓名赵一荻、赵绮霞……渐渐地淹没在往事如云之中，而赵四小姐的芳名却被人们长久传扬。
夫人于凤至虽是遵奉三从四德的女子，并且熟知张学良时有相好伴随身边，但她作为一个中年的妇女，对年少貌美的赵一荻小姐突然飞临是不悦的。她为了保全张学良的名声，便于襄助其事业，权且把这种私情压在心底，主动地请张学良和赵一荻小姐由北陵搬回帅府官邸，三人朝夕相伴，生活在一起。
赵一荻小姐自幼就谙熟妻妾相安、伴夫共生的生活。很快便以她的识大体、顾大局的贤惠品德赢得了上下左右的好感，维系着整个家庭的和睦。她对于凤至非常尊重和亲热，生活上亦殷勤照料，以大姐相称。随着日月的流逝，赵一荻小姐的美德淡化了于凤至的私情，故愿深相接纳，如亲姊妹相待。她们二人亲密合作，精心照拂张学良，这不仅补偿了张学良在军事失利方面的不快，而且对他专心处理政务、军务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
俗话说得好：没有不透风的墙。赵四小姐从天津秘密出走，和张学良幽居的消息很快声扬出去。一时间，平津一带的报刊做了各种演义式的报道，社会上遂掀起了“赵四失踪”的轩然大波。这天上午，张学良刚刚处理完有关的军政文件，正在思忖如何宽慰心爱的“小妹”的时候，副官谭海拿着一张报慌慌张张地走了进来，边呈交报纸边说：
“总司令！今天的报纸上……又刊载了一条消息……”
“又说了些什么？”张学良边接报纸边蹙着眉头问。
“赵四小姐的父亲……公开登报声明，宣布和她断绝父女关系。”
“小妹处的报纸送去了吗？”
“我想……是送去了。”
“胡来！”张学良腾的一下站起，愤怒地举起了手中的报纸，用力摔在了地上。
谭海吓得习惯地成立正姿势，惶恐不安地看着张学良那愤然的表情。当他的目光和那利剑似的视线相撞的时候，又匆忙把头垂在了胸前。
室内静得有点瘆人。突然，张学良把头一昂，像个醉汉似的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
张学良在回卧室的路上，想起了这几天和赵一荻小姐共同生活的情况：他刚刚启口表示歉意的时候，赵一荻就笑眯眯地说：“这怎么能怪你呢，是我心甘情愿的嘛！”他刚刚想宽慰几句，赵一荻又满不在乎地说：“我才不怕呢，风雨过后准是个晴朗朗的天。”但是，每当他深夜醒来之时，都发觉身旁的“小妹”在偷偷地饮泣。身为东北军的最高指挥官什么权力都有，唯独没有保护心上情人名声的权力。那嘤嘤的啜泣声，就像是刺入他心窝中的感情之剑！怎么办？只有紧紧地拥抱着那颤抖的身躯，用痴爱的吻吸走满面冰凉的泪痕……今天，赵老伯竟然愤而登报声明脱离父女关系，这对心爱的“小妹”的打击将会是何等的大啊！
张学良刚刚走到屋门外，一缕哀婉而又熟悉的哽噎声由屋中飞出，他下意识地收住了脚步，呆痴地伫立在门外，随着屋内那痛楚的抽泣声声，他也禁不住地溢出了所谓的“英雄泪”……他终于又恢复了理智，揩去了满面的泪痕，再次迈动灌了铅水似的双脚。他刚刚走进屋门，只见赵一荻小姐坐在桌前，无比伤心地读着那张报纸。他的心再次慌乱了，因为他不知该用何种方式、何种语言才能慰藉心爱的“小妹”。他稍许犹豫了一下，忘情地叫了一声：“小妹！”遂本能地伸展开双臂，摇摇晃晃地朝着赵一荻走来。
今天的赵四小姐没有破涕为笑，更没有像往日那样起身相迎。她反倒匆忙站起来，躲开了扑面而来的张学良，趴到舒适的双人床上，抱着那散发着爱的异香的被子，格外伤心地哭了……
张学良惊得不知所措，怔然片刻，忙又朝着床边扑来。赵一荻近似本能地转过身，摆动双手，哀求地说：
“小爷！我求求你了，不要再像往常那样了！”
张学良犹如听到了一声惊雷，他近似自语地小声问：“为什么？……”
“我……”赵一荻再次失声地哭了，而且哭得是那样的悲痛、伤情。
张学良再次恢复了理智，待赵一荻的哭声趋于平静的时候，他又自责地问：“你知道父亲登报声明的事了？”
“知道了……”
“这都怪我，害得你父女……”
“不要这么说！”赵一荻倏地从床上爬起，跳到了地上，用手堵住了张学良的嘴，格外激动地说，“他老人家无情，我做女儿的不能无义……”赵一荻沉默了片刻，突然把头一昂，“可为了爱你，我什么都不怕！”
张学良听着这掷地有声的话语，全身的感情细胞猝然膨胀起来，他再次动情地伸开双臂，恨不得把赵一荻死死地抱在自己的怀中，让这两具相爱的身躯化为一体，永远永远地不分离……令他惊诧不已的是，赵一荻像只受惊的小鹿再次闪开了。顷刻之间，狂热的爱焰化作了愤怒的烈火，张学良近似暴怒地质问：“你为什么还生我的气？”
� ��我……没有生你的气啊？”
“你为什么哭得这样的伤心？”
“我……”
“你为什么这样一再地躲避我？”
“这……”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
“你说啊！”
“我……说不出口……”
“啊？！……”张学良惊得呆住了，望着失声哭泣的赵一荻不知该如何是好。
不知何时，于凤至夫人已经站到了屋门外，她望着一个动怒、一个哭泣的情景，大步走进屋来，先宽慰了赵一荻几句，然后又笑着对张学良说：
“小爷，你不要再逼小妹了。她的身子有喜了。”
“什么？小妹有喜了……”张学良猝然破怒为喜，吐露出了憨痴的笑颜。
于凤至微笑着点了点头。
赵一荻突然转身扑进了张学良的怀抱里，把头死死地贴在了他的肩膀上。
张学良欲要拥抱那微微抖颤的身躯，忽然想起了赵一荻一再躲闪的原因，顺势改变了初衷，他用左手轻轻挽着那纤细的腰肢，右手爱抚地梳理着那黑黑的秀发，颇有些傻气地连声说着：“有喜了，有喜了……这是我们痴心相爱的结晶啊！……”
于凤至看着这真挚相爱的情景，听着这发自肺腑的话语，女人那种本能的醋意打心底涌起……顷刻之间，她想起了自己和张学良结为伉俪之后的日日夜夜，也回忆起了她为张学良生儿育女的时候，她真想转身冲出门去，扑到床上，或紧紧抱着自己亲生的儿女大哭一场。可是，她毕竟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女子，这本能的妒忌之心，很快又理智地让位于第一夫人的宽阔胸怀，操着爱责的口吻说：“小爷，如今的小妹是有喜的身子，经不起这样忘情的相爱。”
这话就像是最为灵验的清醒剂，使赵一荻恢复了理智，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张学良，再次失声地哭了。
张学良看了看于凤至那不太自然的神情，有些难堪地笑了；但是，当他再次听见赵一荻那伤心的哭声，又被打入五里雾中，他疑惑不解地问：“小妹，身子有喜是大吉大利的事，你为什么老是这样伤心地哭呢？”
“我……怀孕的事张扬出去，叫我可怎么再见人啊？”赵一荻说罢越发伤心地哭了。
“这……有什么不可见人的呢？”张学良甚是不解地问。
“你想过没有，”赵一荻蓦地转过身来，终止了哭泣，有些生气地说，“我的合法身份是你的秘书、你的侍从小姐，我现在有了身孕，社会上的人又会怎样地编派你我？到时候，你我全身是嘴也说不清了！”
张学良听后竟然也不知该如何作答，才能把心爱的“小妹”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我想好了，”赵一荻突然打破了死一样的沉寂，把头向旁边一甩，坚定地说，“今天，我就去医院打胎！”
“不！不行……”张学良就如触了电似的抖了一下身子，旋即向前跨了一步，双手紧紧抓住赵一荻的双肩，生怕她离去似的。
“你说我该怎么办吧？”赵一荻顿时变得清醒了许多，随之也完全地收住了哭声。
“我……”张学良犹豫片刻，近似孤注一掷地说，“我们正式办理结婚手续！”
“不！不行……”赵一荻当即说，“为了你的声誉，也为了践行我曾答应过你的诺言，我愿意做你一辈子的私人秘书，终生的赵四小姐！”她说罢又双手捧面呜呜地哭了。
张学良这位敢作敢为的一代英豪，在父亲被炸死在皇姑屯的时候，他能够做到临危不惧，力挽狂澜；在对苏联用兵失败以后，也能顶住蒋介石的高压，毅然和苏联签订停战和约。然而，他面对心爱的“小妹”怀孕一事，却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来。他听着那揪心的啜泣，只会不停地喃喃自语：“不办理结婚手续是可以的，但一定要保住我们的孩子……”
这座温馨而又幸福的房间里，顿时变得是那样的心寒且又伤情。站在一边的于凤至夫人蹙着眉头想了一会儿，郑重地说：“小妹，不要难过了，你们都听我的，婚可以不结，孩子也要生……”
“这不行！”赵一荻忙打断于凤至的话语，“这孩子生下来算谁的呢？”
“算我的！”于凤至断然地说罢，打量了一下张学良和赵一荻那惊喜的表情，“这样，问题不就全都解决了吗？”
这场风波平息不久，赵一荻又陷入了疾病的折磨中，她的背上突然生了个“搭背”——一种险恶的痈疽。每天睡觉时只能向一方侧卧，想翻动身子先得撑着坐起来，折磨得她身心交困，苦不堪言。恰在这时，蒋介石和阎锡山的矛盾猝然加剧，张学良无暇照顾病中怀孕的赵一荻。这一对恩爱日增的情人，再次陷入了痛苦的折磨之中……
张学良深知怀孕的女人最希望丈夫陪伴。而女人初次怀孕的时候，又渴望得到母亲的指教。可是赵一荻的父亲已经公开登报声明脱离父女关系，这就等于永远地断掉了赵一荻的母爱。谁来照看孕中生病的赵一荻呢？他于困惑之中又想起了母亲……
张学良的母亲赵氏，是一位贤惠能干的农村妇女，对张学良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提起她和张作霖的婚事，也带有一定的传奇性。在她十九岁那年，张作霖赌博输了钱，被其他赌徒绑在树上毒打。张仍破口大骂，毫不示弱。赵氏之父赵老恒“见而奇之，拟将女妻之，唯女母及女舅皆反对，当时未成”。事后，张作霖加入毅军充戈什，时年二十一岁。“想起赵家亲事，他深知内情，只要赵家女母和女舅不反对，这亲事就算成功。他大胆地请两个月婚假，带着功牌和哨长扎委和不少礼物去赵家。先未提起婚事，假说串门，对女母和女舅貌及恭顺，并出示所得功牌和哨长扎委等。过了不几日，女母和女舅竟改口说这少年将来必有出息。他见时机已到，乃托人向赵家求婚。赵老头当然乐意，女母和女舅也无异言。男女双方都二十一岁结婚就算晚了，所以办得很快。赵氏貌不美，且目有斜视病，但甚能干。张好骂人，常与同伙等发生龃龉，经赵氏从中斡旋，赖以相安无事。”
随着张作霖步步高升，相继又娶了貌美通文的卢氏、戴氏、许氏、寿氏，自然年长且又不美的赵氏就受到了冷遇。她在“生学铭时，看门人老薛午睡做梦，见一小喇嘛，直入院内，薛起追之，适与张统领相遇，张见薛问：‘跑来做什么？’薛说：‘见一小喇嘛进院，故追入。’张骂薛：‘胡说，你做梦吧！’此时赵氏适生学铭。张骂：‘这小子，找我算账来了。’因张办团练时，在匪帮内有一小喇嘛被他枪杀，因此不甚喜学铭。一九一一年冬赵氏携学铭来奉找张要钱，赵与学铭住外间，张住里间，因学铭夜啼，把张吵醒，张起来把学铭打了一顿，赵与张争吵，次日即回新民杏核店胡同家中，转年四月间赵氏病死。在赵病时，张先派卢氏往看，自己也去看过，但未说话。赵死后，给张去电报，张先不信赵死。赵氏死时年三十八岁。时学良十一岁，学铭五岁，由卢氏照管。……”
张学良想到亲生母亲的不幸，一种悲凉的愤懑充溢在胸；每当他回忆起自己在权贵之家的生涯时，一种孤独的寂寞袭扰心头，因而就越发思念自己的生身之母赵氏。正如他在一篇反省文章中所写的那样：“良年方十一时，慈母见背，先大夫宠爱有加，但忙于军政，素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今天，当他再想起慈爱的母亲时，他只有自语似的感叹：“咳！若是我的先母在就好了……”
就是这样一句无意的慨然自语，却把他和赵一荻心中的愁雾驱散了。赵一荻惊喜地说：“有办法了！我去天津卫投奔妈妈去。”
“妈妈会原谅你吗？”
“会的！她老人家一定会原谅我的。”
“不行！不行……就算是妈妈原谅了你，父亲也一定不准你进家门的。”
“咳！你还不了解我那苦命的母亲。”旋即赵一荻凄楚地讲起了母亲的身世……”
赵一荻的生母出生于平民，习干勤劳，秉性善良。正如赵一荻童稚时代的好友所回忆的那样：“我们小时都管四妹的母亲叫好姆妈，她待人好极了。四妹的父亲赵庆华老伯先娶好姆妈，生下大儿子后，又娶了一位名门闺秀。据说这位赵伯母在拜堂时，发现一旁有个男孩也在叩头，才知道赵老伯早已娶妻生子。照常理，后来的这位赵伯母应当是二太太，可是好姆妈的娘家门第不高，反倒屈居第二位，从此无声无势。平日，赵家来客或请客时，常见赵伯母稍事应酬便和女牌友打牌去了，好姆妈则里里外外忙着招待客人，还从不怠慢我们这些小辈儿。如今回想好姆妈的为人与情况，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话剧《雷雨》中的鲁妈，不过，好姆妈没有像鲁妈那样抛下儿子出走，而是忍辱负重留居在家，把全部心思放在抚养子女上。”“好女儿继承了好母亲的好品德。像四妹这样一位达官阔佬的掌上明珠，从小娇生惯养，以后竟能四十多年如一日，陪伴着遭难的张学良将军，忍受那人世间难以想象的凄苦和艰辛，这是渊源有自，并非偶然。”此乃后话，略而不述。
张学良听了赵一荻母亲的经历后，条件反射似的又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待到这两位母亲的形象重叠在一起的时候，他才醒悟和赵一荻的爱情结合为什么会这样幸福。他喟叹不已地自语：
“两个不幸的母亲，却生育了两个幸福的儿女……”停顿了一下，又说，“既然如此，那么，小妹！明天我就派人护送你去天津卫，好吗？”
“不！不……”赵一荻侧着身子紧紧地抱住了张学良。
“你为什么又不愿意回到母亲的身边了呢？”
“我一时都不愿离开你！”赵一荻突然松开拥抱张学良的双手，顺势又抓起张学良的右手，轻轻地放在自己微微隆起的腹部上，小声地问，“你感到了吧？他……在动……”
“感到了，感到了！”张学良有些激动地说，“他一定是个儿子。”
“你怎么知道他是个儿子？”
“他动得太早了！”
“万一是个女儿呢？”
“那，我也高兴！”张学良深知母随子贵的风尚，故大度地说，“为了我们爱情的结晶平安地降临到世上，你必须回到母亲的身边去。我替你联系好一家德国医院，快些把搭背疮治好。”
“你会来看我吗？”
“会的，会的。”张学良沉吟片刻，“我估计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就要开战。到那时，我便成了他们三家争取的对象，我不率兵进关，怕结束不了这场大战。”
赵一荻回到天津，住进了德国医院。医生力劝她提前取出胎儿，否则不利于医治“搭背”，还有可能危及她的生命。她听后失去了主张，慈爱的妈妈也没有了主意。母女二人遵照医生的嘱咐，如实地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张学良的态度是坚定的：为了赵一荻的生命，从速打胎。这又在赵一荻的心中掀起了更大的情感波涛……当年，她力主打胎保全所谓名节的时候，张学良坚决主张要生下他们爱情的结晶；如今，当她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张学良又毅然而然地同意打胎。这都是出于真挚的爱情啊！但是，当她想到张学良做此决定的痛苦，自己又断然地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决不打胎！只要能为张学良生下一个可爱的孩子，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
张学良获悉赵一荻这一决定的时候，恰是阎锡山和冯玉祥密谋反蒋接近成熟的阶段。“在此期间东北军的动向大有举足轻重之势，因此，双方的代表均云集于沈阳进行拉拢活动。阎锡山先派其行营主任梁汝舟，由东北驻晋的代表葛光庭陪同到沈，旋又加派其军械处长张维清、山西省建设厅长温寿泉为代表来沈。蒋介石所派代表为前江西省主席方本仁、参谋本部第一厅厅长刘光。冯玉祥所派代表邓哲熙、门致中亦先后抵沈。阎的代表梁汝舟晤见张学良时，曾持有阎方所拟的反蒋电稿，征求张的同意，并要求于联署之后从沈阳发出。张尚未及答复，忽又接阎一电，谓拟由沈阳发出的反蒋通电请暂缓发。张遂派其秘书长王树翰赴晋晤阎，询问究竟，并趁机劝其与蒋合作，停止内战。而阎锡山面告王树翰：‘前电所以暂行缓发，系因赵次陇（赵戴文字，系阎所荐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由南京返太原，劝我慎重行事，不得不略加考虑；但我反蒋已具决心，必须照前进行，仍请汉卿支持。’张学良对其变化多端，反复无常，行事过于儿戏，深不以为然，从此即对阎的代表不作肯定的答复，而只表示他本人决不参加内战。三月末，蒋介石又派吴铁城为代表到沈，加紧拉拢张学良。”总之，一场最大的军阀混战在即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