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就在张作霖决计告别古老的北京，率部退回奉天的前夕，他把心爱的长子张学良唤到身边，习惯地叫了一声“小六子”，不无伤感地说：
“这次，咱爷们是败在蒋介石和日本人的夹击中，这口窝囊气到死我也咽不下去！我这个臭皮囊老了，很可能无力重整旗鼓，率部挥师入关了，只有靠小六子你给我出这口窝囊气了！”
时下的张学良，并不完全赞成父亲的这番话语，但他看看父亲那无限伤感的表情，作为孝子，又把到嘴边的话送回肚里，违心地点了点头。
张作霖似得到了某种慰藉和补偿。他沉吟片刻，突然把头一抬，分外郑重地问：
“小六子！你知道唐朝有个李世民吧？”
张学良闻声感到有些愕然，再一看父亲那严肃的表情，轻声地答说：
“知道！”
“你知道这位李世民多大岁数登基坐殿的吗？”
这下可把张学良给问住了！虽说他很早就知道李世民以弱冠之年随父李渊起事，打下天下，很年轻就当了皇帝，但具体是多大年纪，他的确不知道。
“你怎么连这样大的事都不清楚呢？”张作霖说罢伤心地叹了口气。
“父亲，”张学良愧疚地说，“原谅我无知，我回去一查历史就知道了。”
“不用去查历史了，他在二十八岁那年就当上了皇上。”
张学良深知父亲虽是草莽出身，却很想早日登上九五之尊的皇位。为此，他经常研究汉刘邦、唐李世民、明朱元璋等人的发家史，对他们起事中的一些重要战役和掌故如数家珍。对此，张学良的记忆总显得不如父亲。相反，他对华盛顿、林肯等人的历史却了如指掌，而且不需要特殊的用心，也永远忘不了。
“小六子，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再过几天——也就是六月四日，我就二十八岁了。”
“对！和李世民当皇上的时候一般大。”
张学良闻之又是一怔，他有些茫然地看着父亲那铁青的脸色，真猜不出父亲说这些话的真正用意。
“小六子，这些天来我想了许多，看来打天下的事和坐天下的事，我这个臭皮囊恐怕都不行了。”张作霖说罢异常伤情地叹了口气，旋即又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他憋了好一阵子没说话，突然像是下命令地严肃地说，“从现在起，你就要做当今的李世民！”
“不！我不做李世民。”张学良近似本能地反对着，当他看见张作霖就要暴怒的样子，又坚定地补充说，“父亲，你也不要做当今的李渊！”
“为什么？！为什么……”张作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腾的一下站起来，活像是一头被困的野公牛，大声地吼叫着。
张学良很少看到父亲对自己发这样大的火。诚如他晚年所说：“我同父亲可以说有特别的父子关系。我生下来时父亲头一次打了个胜仗，换句话说：我父亲就是因为这个起来的。我父亲很喜欢我。”他为了不使就要退回关外的父亲过于伤心，没有说出自己的理由，并把头缓缓地垂到了胸前，做出一副认错的样子。
“没有大志的东西！”张作霖余怒未消地又大声质问，“你知道日本裕仁天皇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知道。”张学良复又抬起头，“裕仁天皇和我同庚，二十八岁。”
“算你有记性，还知道日本的裕仁和你同庚。”张作霖操着恨铁不成钢的口气说罢，又喟叹不已地摇了摇头，“你若是我的儿子，那就应该立志当今天中国的裕仁天皇！”
“我不当！我不当……”张学良再次本能地反对着。
“为什么？！为什么……”张作霖又再次怒不可遏地大声质问着。
是啊！张学良为什么不做李世民，也不当今天中国的裕仁天皇呢？这要从张学良的思想成长过程去寻找原因。
张学良虽然生在草莽出身的大军阀、一代军政府首脑之家，但他的思想却远远超越了其父亲张作霖先做东北王、最终要当中国的皇上的境界。究其思想核心是爱国主义。用他最近在美国反复说的一句话来说：“我年轻时可以说是‘爱国狂’。”对此，他的原任机要秘书郭维城曾做如下论证：
他的思想的根源，是坚定彻底的爱国主义。这一思想的形成基本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的孔孟老庄的忠君体国，民为国本，和无我的思想、侠义的思想；一是西方民主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和民有、民治、民享的思想。他承认“受西方教师与朋友的影响超过本国的师友。”
张学良的爱国思想，是以其民主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他把“以民意为准则”作为自己思想和行动的出发点。
另外，中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对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张学良和孙中山先生曾有过一次间接交往和一次相见晤谈，为一般读者所鲜知。现简介如下：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孙中山先生蒙难广州观音山，后避居上海。为了击溃暗中支持陈炯明发难的吴佩孚，他曾构想和相继败在直系手下的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结成孙、段、张反直大三角联盟。其间，他意外地收到了张学良纵论天下的信牍，令他惊叹不已。当他获知张学良尚不满二十二岁的时候，他似乎看到了东北未来的希望。因此，他当即挥毫写了如下这封信：
汉卿仁兄惠鉴：
顷诵手书，借悉一切。所论奉省暂指冷静态度，以俟时机，实为特识。文顷致书尊公，述此后军事进行，宜由西南发难，据险与敌相持，使彼欲进不得，欲退不可。然后尊公以大兵直捣北京，略定津保，以覆其巢穴，绝其归路，敌必可灭，正与高明之见不谋而合。望力持定见，他日运筹决胜，可望预期也。韩芳辰君来，连日讨论，悉东三省整军经武，养锐待发，曷胜忻慰。兹特请汪精卫先来谒，一切代述。希赐接洽为荷。专复。
敬颂台绥
孙文九月二十二日
孙中山先生阅罢这封信后，大概想到了张学良是“胡帅”之贵公子，唯恐这种聪明用错地方，遂又当即写下了“天下为公”的横幅匾额，由亲赴关外的汪精卫和孙科面交张学良。
弱冠之年的张学良，收到一代革命宗师孙中山先生的墨宝，除去受宠若惊之外，一定会想到孙中山先生对自己的无限期望——一定要“天下为公”。不久前，年逾九十高龄的张学良回忆起孙中山先生——尤其是孙中山先生扶病北上，在天津病榻旁召见张学良的往事，他还真诚地说了下边这段话：
“我很佩服他。他有头脑，在病床上对我说：东北处于两个帝国主义中间，东北青年责任重大。”
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之后，张学良自然清楚中国未来发展的趋势——以三民主义思想统一中国。加之，他清楚地认识到：“我自二十二岁领兵打仗一直打内战，所以我对内战厌恶到头了。一次我去河南，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我问老百姓，他们说儿子去当兵，到哪儿去了没人知道，没活劲儿了。自己打自己，只剩下老弱妇孺，我看了心痛极了。从那时起，我下了决心，一旦我能掌权决心要尽量避免无意义的战争。”因此，他断然对父亲说了这样两段掷地有声、史有所记的话：
“父亲！你让我做李世民，说明你这是旧脑袋。现在时代变了，不是封建时代了，中国不能再有皇帝了，我决不能当太子，你也决不能当皇上。”
“父亲！你让我当中国的裕仁天皇，你也错了，我也不可能学裕仁，日本有日本的国情，你也不要希望我学裕仁。我应该做一个为人民拥护的公仆。”
……
正当张学良陷入痛苦的凝思而无法解脱的时候，于凤至夫人由内室走了出来，她望着张学良那悲苦的表情，心中不禁一阵绞痛。她关切地说：
“小爷！不要生气了，这样会把身体搞坏的。”
张学良闻声转过身来，当他看见于凤至那双饱含泪水的眼睛，禁不住地叫了一声“大姐！”双手紧紧抱住了于凤至的身躯，泪水猝然冲开了闸门，无声地淌了下来……
于凤至从那颤抖不已的身躯知道，张学良正在向她倾泻憋闷多时的悲愤。待到她认为心爱的“小爷”渐渐平息了怒潮，方取出洁白的手帕，边揩去张学良满面泪痕边说：
“土肥原要你当满蒙皇帝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
“从眼下说，利用皇帝这一钓饵，遏制我易帜，保住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从长远看，他要我当日本人的儿皇帝，把满蒙变成日本帝国的殖民地。”
“你做得对，拒绝得好！”于凤至不无自豪地说罢，又有些担心地说，“土肥原是日本出了名的特务头子，他对今天的失败，会善罢甘休吗？”
“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那……他又会玩什么新花招呢？”
“天晓得！”张学良鄙夷地笑了笑，“还是那句老话：以不变应万变！”
土肥原贤二低估了张学良的爱国心，在触了一个不小的霉头之后，遂又改弦易辙，支持林久治郎以杨代张的计划。他在积极扶植亲日元老派杨宇霆、常荫槐等人的同时，在暗地里利用一切卑鄙的手段，离间张学良和杨宇霆等人的关系，妄图在奉军中引起内讧，进而导致关东军出兵干涉，达到占领所谓满洲的目的。首先，土肥原贤二怀着报复的心理，精心策划了一场旨在倒张学良的舆论攻势。正如当事人记述的那样：
这时日本人在奉天所办的《满洲报》，突然想出一个举办一次东北民意测验的花样，将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万福麟、常荫槐等数十人列为一表，下面印有选票，要读者每日填写东三省军政长官一人及辽、吉、黑三省主席一人，剪下寄该报馆。杨宇霆利用这一机会，派人大量购买该报，将选票填上杨的名字，陆续寄给报馆，每日几达数千份之多。杨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要借此表示他是民意所归的人。事后，由杨府卖出的废报纸达数千斤之多，这一秘密始为外间所知晓。张学良知道这件事后，心情如何，是可以想见的。
其次，阻碍同南京政府合作，反对悬挂青天白日旗的杨宇霆等元老派们，人为地加剧了和张学良的矛盾，使得局面愈加紧张。杨宇霆“俨然以父执自居，同常荫槐勾结一起，拉拢文武官吏，多方阻挠张的政治主张，企图操纵整个东北政治。张学良先后要他接替吴俊升遗下的黑龙江军务督办，征求他担任吉林方面重任，他都表示不从，只是整日在小河沿杨公馆接纳各方面官僚政客，指手画脚，气焰逼人，大有‘今日天下舍我其谁’之概。一时奔走钻营的人士从之如云，小河沿杨府无形之中成了东北的政治中心。而且杨是日本士官出身，同日人一向有接触，此时更是信使往返不断，因而引起外间种种揣测，张学良自然也完全明白”。“杨宇霆此时，除军队未能如愿掌握外，在政治、交通各方面已获得颇大的伸展。他为了实现夺取东北政权的野心，处心积虑要将辽宁全省警察权掌握在手。”同时，妄图把张学良的亲信调离左右，逐步掌握东北的人事大权。“凡是当时新发表的县局长以上的官员，他都一律召见，优礼有加，进行拉拢，言语之间且流露出东北军政大计今后要靠他来决定的意思。这样，自然使张学良察觉到杨宇霆内心深处究竟是要做什么打算了。”
由于“张学良这时已染有嗜好，每次参议官会议开会，他都不能经常坐在会议席上，离开时均由杨宇霆担任主席。每当张学良随时下楼询问情况或有所主张之际，杨动辄加以制止，说：‘你不知道，你不要管。’此外，杨经常在背后对人说：‘他每天注射毒针甚多，将来必会自毙。’张对此岂能容忍！”
夫人于凤至也越来越焦虑不安了。每当张学良私议杨宇霆的时候，她依然是从好的方面予以解劝。正如她自己述说的那样：“他（张学良）从前方回来以后，我们两人几乎每天晚间都到杨督办公馆去，这不很明显嘛，同人家去联络感情呗！以后他又让我和杨的三姨太太拜干姐妹，他亲自给我写的兰谱，又备了一份厚礼，派人送去，这位杨三太太倒还愿意，可是她同杨督办一商量，却说不行，行辈不对（杨自居前辈，实际上是对张蔑视）。结果，只收一部分礼物，将兰谱和大部分礼物退回。你看，杨公馆的门槛有多高啊！”那天，她屈辱得暗自哭了一场。张学良获悉此事以后，生气地说：“你呀，烧香也得找对了庙门和菩萨，杨宇霆视我为掌上玩偶，他的妻妾会把你放在眼里？”
是夜，张学良再次陷入了痛苦之中。他由杨宇霆的举止，想到了自己境遇的危厄；由杨宇霆和日本人的关系，再次想到了东北向何处去的问题，东北易帜后的政局将会发生何等的变化呢？当他估计日本是否会出兵干涉的时候，他又想起了端纳的话语：“如今的日本……尚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双十节的庆典和阅兵，就是这一见解最好的注脚。他望着愁眉难舒的夫人于凤至，一时想不出能说服她的理由。这时，他突然又想起了东北军撤离北京的前夕，吴俊升之子吴泰勋扶乩“大帅归矣”的往事，他灵机一动，商量地说：“大姐！我记得家乡有这样一句俗话，叫‘人的命由天定，胡思乱想不顶用。’在对待杨宇霆的事上，我们是否可以问天、听天的旨意，由天来安排呢？”
于凤至的思想中，存有很多的迷信色彩，十分相信“卜以决疑”的。加上今日她在杨府受辱，遂默然地赞许了。但是，当她想到自己和张学良均不长于扶乩一道，又为难地说：“不行！这样的机密大事，绝不能随便请人占卜决疑的，搞不好……”
“没关系，我们自己来扶乩问天。”张学良边说边取出一枚袁大头银元，“我想这块银元向高处掷三次，落地时，假如三次银元的袁大头都在上面，我们就决定把他们杀掉；否则，我们就不杀。我来掷，你来看，怎么样？”
于凤至稍许沉思了一会儿，有些慌乱地点了点头。
张学良当即将银元抛入空中，颇为迷信地微闭上了双眼，待到银元触地的清脆悦耳声消逝以后，他才小声地问：“大姐！结果怎样？”
“袁头在上面。”
张学良急忙睁开双眼，望着于凤至那苍白的面色，伸手接过银元，再次向空中抛去，一俟银元平稳落地以后，于凤至慌忙俯身拿起了这块银元，注目一看，愕然大惊。张学良虽说全然明白了，他依然在问：“又是袁头在上面，对吗？”
“对……”于凤至哆嗦地说完，颤抖地伸出了握着银元的右手。
张学良一把夺过了银元，蓦地掷向了空中。这时，于凤至的眼神似出现了幻影，她觉得这枚银元飘然而下的速度是那样的缓慢；可是落地后的响声又是那样的悦耳动听。她望着平稳地落在自己面前的银元，怎么也没有勇气去捡、去看……
“大姐！快拿起来看看吧。”张学良有些焦急地催促着。
“我、我……”于凤至的嘴巴有点不听使唤了，她依然是站在那里不动。
“怕什么，又不是让你动手杀他们！”张学良真的生气了，如不碍于所谓占卜的灵验，他早就跨前一步，哈腰拿起了那枚袁大头银元。
于凤至终于颤颤巍巍地俯下了身躯，那只哆嗦的右手尚未触到银元，她那昏花的双眼看见了鼓起的袁大头像，惊得“啊”了一声，遂又抽回了这只手。
“还是袁大头在上面吧？”
“嗯哪……”
“哈哈……”张学良猝然大声笑了起来，而且笑得时间又是那样的长，笑得神态又是那样的得意，充满着一种恐怖感。
于凤至突然想起了张学良不止一次说过的话语：“我在要杀人时，总是笑着的。”她倏地拾起袁大头银元，特别严肃地说：“这不可信，因为银元两面有轻有重，袁大头面轻，可能在上面。”
张学良终止了笑声，接过银元仔细地看了看，似觉得于凤至说得在理。他思索了一会儿，郑重其事地说：“既然你以为不可信，那么我现在重掷。要三次有字的面在上，我们就可以做最后的决定。仍然由我来掷，你来看。”
于凤至暗自想：“世上哪有这样巧的事情呢？果如斯，真可谓是天意难违了。”遂表示同意。
结果，张学良连续掷了三次银元，奇巧的是有字的又都在上面。他望着惶然无措的于凤至，淡然地笑着说：“大姐！我们可以下最后决心了吧？”
于凤至吓得面如土色，依然是下意识地摇着头。
“大姐！”张学良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你还记得郭松龄将军吧？”
“记得，记得……”于凤至忙又补充说，“我正因为记得他，才不同意你喋血袍泽！”
“不！”张学良极其痛苦地说罢，沉默良久，方低沉地说，“我和大姐想的完全不一样。我正因为想起了郭松龄将军，才更加坚定了杀杨宇霆和常荫槐的决心。”
于凤至惊得不知所措。
郭松龄，字茂辰，早年考入奉天陆军速成学堂，后加入同盟会。辛亥之役后考入北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北京讲武堂教官。不久南下，和孙中山先生始有交往，愈加坚定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决心。旋即离开广东，回奉天任讲武堂教官。当时，在讲武堂就学的张学良，对郭的品学极为佩服，二人遂成莫逆。对此，年过九十的张学良在美国曾说过这样的话：
“茂辰可以说是我的先生，他在讲武堂教过我，我们两人可以说是亦师亦友。……我父亲常骂我说：‘你对郭茂辰除了老婆不给他睡以外，你什么都可以给他。’”
由此，可见张学良和郭松龄的关系非同一般。但是，张学良为什么想到郭松龄以后，却下了杀杨宇霆等人的决心呢？对此，纽约《世界日报》采访了暮年的张学良，并做了如下的报道：
可是这位让张学良引为知己亲信的郭松龄，因为不齿杨宇霆政治作风，加上张作霖在民国十四年弃郭而发表杨宇霆出任江苏督办，以及张作霖手下将领久有“士官派”（杨）与“讲武堂派”（郭）之争等原因，在民国十四年（195）十一月和冯玉祥订定密约，倒戈张作霖，在滦州起兵，不到两个月，便为张作霖派兵讨平，郭松龄事败脱逃被捕，押赴沈阳途中被枪决。
这件事让张学良受到很深刺激，咆哮如雷的张作霖几乎要掏枪打死张学良。
张学良难受地回忆说：“其实茂辰要反的事，我老早就知道，我跟他那么亲，我怎么会不知道。”他说在事前他曾好好劝过郭松龄，不要做糊涂事。
民国十四年十月，浙江督办孙传芳联合地方驻军，假双十阅兵为名，集重兵分路向奉军进攻。张作霖部署兵力应战，并电召时在东京的郭松龄返国。郭本应受命统率京榆驻军应战。
“但是，”张学良说，“有一天，接到前方电话说是茂辰把部队给拉回来了。”
张学良一惊，想此事非同小可。“没有命令，他怎么把部队带回来呢？”
他立刻传令要郭军长部队原地停止。张作霖那时宣布张学良为第三方面军军团长，下辖八军、九军及郭松龄的第十军，准备入关沿津浦路南下迎战。
张学良立即动身去找郭松龄，“找了一夜，在一家小店找到正在休息的郭茂辰”。郭睁眼醒来见到张学良，大吃一惊。张学良看屋里还有其他军官，不方便说话，就和郭松龄到后院，两人坐着板凳深谈。
张学良跟郭松龄说：“我虽然是你的学生，但是在军队里，我是你的长官，你要服从命令。”张学良说，“我看你目前只有两条路好走，一个是服从命令，给我到直隶去作战”。“一个是你要决心这么做，你只有把我打死”。“院子里就我们两个人”，张学良把衣服撩开，说：“我身上没有带枪。你要有枪就开枪好了。”
郭松龄当时激动得泪如雨下，说：“我给你丢脸，只求速死。”张学良说：“不要担心，老帅那儿由我去说，你若要求死，死到前线去，给我争脸。”
郭松龄猛起身说：“好，我听你的命令。”一赌气，又把部队拉进关去。张学良说由于郭部来回频繁，对方还以为奉军在增缓兵力、加速备战。
但进关后的郭部仍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在滦州起事，通电要张作霖下野，把政权交给张学良。郭松龄率领部分倒戈的东北军，沿北宁线向关外进军，和张作霖的部队发生多次交战。
张学良没有详述战事经过，但他说这事让他很难过，学到一个很大的教训。他说当初他早就知道郭有叛意，但他不愿意采取行动，原因是他担心人家会批评自己太狠：“连郭茂辰这么亲的人都容不下．将来谁敢跟我？”张学良说：“郭起事时间虽不长，但所造成东北军民生命财产的惨重损失，都是我一念之私，顾及自己名声所造成，若早先采取行动，战祸自然可免。”张学良谈到这里，神色语气沉重，显得自责甚深。
话锋转回来，张学良说到对杨宇霆与常荫槐果断采取行动的原因。他说如果迟疑不采取行动，等到事发后再兵戎相见，不知又会造成多少东北军民伤亡，他宁可让人责备他辣手处置老帅旧部，再也不愿见东北军民又起战端，所以断然采取行动。
……
于凤至久久未语。但是她想到杀多年的袍泽，又掀起了情感波涛，故而婉转地说：“先不忙于动手吧！如果你决心易帜的时候他再反对，我们再议好吗？”
张学良此刻的心情，也是非常不平静的。对于这种喋血亲友巩固政权之举，他也十分矛盾和苦恼。他们夫妻之间默然相对了好一阵子，他突然把头一昂，说：“我同意先不动手！但这种不死不活的政局必须打破。我决定年底前易帜，你不反对吧？”
于凤至深沉地点了点头。
事情就像是预先安排好了似的，室内的电话铃响了，张学电拿起了话机：“喂！你是谁啊？”
“我是端纳！今晚何成浚、何千里二位先生很有兴致，想在边业银行大楼打几圈麻将，现在是三缺一，你能来凑热闹吗？”
不同派系的政治家在一起玩牌，或者举行舞会，都是为着一定政治目的。张学良面对内外重压的局势，很想听听这些人的意见。时下，他既然决心易帜，也希望和蒋介石的特使何成浚通通气，故非常高兴地说：“请准备好牌具吧！我即刻就到。”
牌局设在边业银行的礼宾室里。一张铺有丝绒台布的八仙桌，四边放着紫檀木雕花太师椅。张学良坐在首席座位上，他对面的墙上挂着一面北洋政府的五色共和旗。今天打牌十分有趣，端纳和何成浚、何千里三家输，唯张学良一家赢。输家不仅不蹙眉运筹，反而谈兴愈浓。他们时而称道张学良的胆识，时而说几句欺软怕硬的日本人，但谈话的中心却是孙中山先生。张学良是个有心计的人，只附和牌友称颂孙中山先生的为人，以及三民主义的伟大。他连玩三把以后，又和了一副大满贯。对面的何成浚有意地说：“今晚汉卿的牌运极佳，我看是应了总理的一句名言。”
“请问是应了孙先生的哪句名言？”端纳操着生硬的华语笑着问。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何成浚庄重地背诵。
“我看啊，”何千里又有意补充说，“这句名言，形容汉卿一生的政治抱负也不为过。”
“我受之有愧！”张学良感慨系之地做了一番自我解剖，尤其说到外侮内逼，父仇未报，祖国南北尚未真正统一的时候声泪俱下。他蓦地推倒面前的麻将，起身肃立，宣誓般地说：“中山先生在天之灵，请相信我张学良吧，我决心做您的信徒，照您的教导行事！”
此刻，何成浚冲着身旁的随侍使了个眼色，只见这位亲信大步走到对面的墙下，纵身跳到椅子上，摘下那面五色共和旗；转眼又从怀中取出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挂上去。当他跳下地以后，何成浚、何千里、端纳都一齐鼓掌，向张学良表示祝贺。
张学良如梦方醒，明白了今晚打麻将的真实用意。同时，他也觉得此举恰到好处，是亮明易帜观点的最好的时机，遂以微笑鼓掌代答。
何成浚喜不自禁，先入为主地大声说：
“南北如今统一，汉卿功勋盖世。今晚，我就发电南京，向蒋主席报喜！”
八
蒋介石虽说如愿荣登国民政府主席的宝座，可日子依然是很不好过的。时人曾用了“危机四伏、大战在即”八个字来形容蒋介石的处境。下边，请看编遣会议中的勾心斗角吧！
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各怀心思，都期望在编遣会议上达到自己的目的。因而各方的意见有很大的距离，很快就形成了僵局。冯玉祥丘八出身，较之另外三位的城府较浅，索性撂挑子不干了。每次开会托病不出，私下密宣亲信将领鹿钟麟到南京，拟令其代理自己的军政部长，以便好借故离开南京。但因鹿钟麟是常务次长，按规定不能代理部务，冯玉祥也无可奈何。蒋介石虽然明知冯玉祥是托病，但因全局利益的需要，也曾两度偕宋美龄亲往探视慰问，以示关切。还有一次，冯玉祥正和部属密议政事，忽报孔祥熙来访，他匆忙倒在床上，盖上棉被，呻吟不止，搞得孔祥熙哭笑不得；再说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和蒋介石的关系历来像是同床异梦的夫妻，各有各的打算。为此，蒋介石送给了白崇禧一个十分形象的绰号：再嫁的寡妇。加之去年逼蒋下野的恩怨，他们之间的矛盾已达表面化的程度。面对蒋介石和冯玉祥逐渐破裂的关系，李宗仁和白崇禧也于暗中积蓄力量，准备伺机举起反蒋的大旗；至于老谋深算的阎锡山嘛，他为了既得的利益，使出全身的解数，大耍两面派手法，向双方讨好，使蒋介石也不能倚重他的势力，达到逐次削藩的目的。总而言之一句话：编遣会议难以为继了。
蒋介石已经嗅到了战前的火药味了！他作为政治、军事上最大的赌徒，依然是梦想着胜利。换言之，编遣会议的削藩目的失败了，那就通过残酷的军事较量来实现。他首先考虑的是对手的军事实力。他的嫡系部队和桂系、晋军、西北军相比较是少数，加上编遣会议所暴露出来的利害关系，他难以达到利用一部，消灭另一部的目的。万一形成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的军事联盟，蒋氏王朝的根基就要发生动摇了！他久久苦思，只有借助东北军一条路了！可这位少帅连易帜的决心都迟迟难下，会同意和他结盟反对李宗仁、阎锡山和冯玉祥吗？咳！看来只有去问上帝了。
是夜，宋美龄独自一人关在卧室里。想到圣诞节就要到了，蒋介石依旧不提洗礼入教的事，她感到很痛苦……
不知何时，蒋介石垂头丧气地走了进来，他一见埋在沙发中的宋美龄，知道夫人又在生气。就他的本性而言，早把给脸色看的夫人轰出了家门。但一想到她背后有强大的美国人，他的本性便向理智投了降，把怨怒二气藏在了心中。操着关切的口吻说：“夫人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我好替夫人排遣。”
“说得好听！”宋美龄霍然站起，“你我结婚快一年了，可你答应加入基督教的事……”
“我绝不反悔！”蒋介石习惯地并拢双腿，信誓旦旦地说。
“那好，圣诞节就要到了，请按照教规选择时日，庄重地进行洗礼吧！”
“这……”
“还要再等一等，对吧？”宋美龄望着微然点首的蒋介石，“可美国人等不及了！人家说你早年和苏俄打得火热，至今还把儿子留在莫斯科大声喊叫**全世界……”
“这都是过去的事嘛！再说经国他……”蒋介石急得举措不定，“咳！这完全是俄国人有意做的文章嘛。”
“这说服不了美国人！”宋美龄把头一昂，“你一天不洗礼入教，人家就不愿把钱投到你的身上。”
蒋介石非常清楚美援的重要。然而，他也明白信仰好比是紧箍咒，一旦戴在头上就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他和宋美龄结婚之后，虽说向宋母公然宣称加入基督教，但至今未履行洗礼手续，其根由缘于此。时下，全国的政局朝着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如果有了美国人做靠山，他就可以铤而走险，敢于接受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的挑战。正当他欲要向宋美龄宣誓洗礼的时候，侍从送来了何成浚发来的电文，报告张学良已经决心易帜。他一改乞怜之色，洋洋自得地摇了摇手中的电文，说：“夫人！洗礼入教的事以后再议，我先去找岳军研究一下这份电文的处置。”
宋美龄望着得意离去的蒋介石的背影，气愤而又无奈地叹了口气。
蒋介石很快就从张学良易帜的喜悦中冷静下来，昔日那些担心的隐患又扑入心头。他一边踱步，一边蹙眉小声自语：“张学良易帜的结果是喜还是忧？甚至是喜忧参半呢？”
在蒋介石未来的棋盘上，张学良这颗棋子可是举足轻重的。张学良若真的臣服于他的麾下，这于他的军事实力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扩充。一旦阎锡山和冯玉祥在华北兴兵，都不能不考虑东北军猝然出兵入关；然而，张学良万一失败了呢？这后果又是明摆着的……如何保证张学良顺利完成易帜，这正是他急切要和谋士张群相商的。
张群不负蒋介石所望，很快扫去了布在蒋介石心头上的疑云，并议出了如下行之有效的计划：一、为了稳定张学良的易帜决心，以及易帜后臣服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总司令；二、蒋介石亲自派出高级代表，携带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总理遗嘱赴奉天，举行隆重的易帜典礼；三、为巩固张学良易帜后的政权，设法制造矛盾，帮助张学良消灭身边的亲日势力。
蒋介石喜不自禁地微笑着，望着稳坐钓鱼台的张群，热情地说：
“岳军兄，你看谁能担此重任呢？”
张群懂得蒋介石的话意，� �一改平素那直言相陈的性格，故作谦虚地说：“像承办这样重大事件的人选，你心中早就选定了，何必再征询我的意见呢！”
“那好，我就说吧！”蒋介石有意沉吟了片刻，“我思之良久，承办这样重大事件的人选，非岳军兄莫属！”
“那我只好从命了！”张群欣然应允，但一想到此行责任重大，复又为难地说，“为了确保主席的宏图得以实现，我建议再增加两位德高望重的同志前往，遇事尚可临机协商、处置。”
“此话有理！”蒋介石微微地点了点头，“你看谁和你同行为好啊？”
“方成仁和吴铁城。”
“我看还可以增派一位元老李石曾，他和奉系的要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张群赞同地点了点头。
“岳军兄！”蒋介石格外深沉地说，“此行易帜不难，重要的是完成计划中的第三条：设法制造矛盾，帮助张学良消灭左右的亲日势力。”
正如蒋介石所估计的那样，张学良一如所诺，不顾日本的反对，排除了杨宇霆的干扰，一俟张群所率领的南京代表团抵达奉天以后，毅然决定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易帜。他双手接过青天白日旗，亲自率东北文武百官列队站在帅府门前，目视悬挂多年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徐徐降下，又目送青天白日旗冉冉升起。为加强张学良的势力，张群私下会晤这位大权在握的少帅，几经密商，决定任命张作相为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万福麟为东北边防军驻黑副司令。张学良在就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的典礼上，首次穿上定做的中山装，率部走到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前，举起右手，在方本仁和刘光的监督下向总理遗像宣誓。在如此庄重的氛围中实现了东北与全国的统一。
就在这可纪念的日子里，令张群疑虑不安的是，他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先后同学杨宇霆的脸上密布着一层浓云，没有一丝一毫喜庆的表示。是夜，张学良设宴庆祝易帜大典，这位杨宇霆又借口有事，偕同常荫槐中途退场。张群唯恐张学良的政权有变，连夜请何成浚、何千里等人到自己的下榻处密商对策。
何成浚先介绍说：杨宇霆坚持亲日的路线，曾数次阻止张学良易帜。据说在一次双方摊牌的会谈中，杨宇霆趾高气扬地对张学良说：“你走你的中央路线，我走我的日本路线，两宝总有一宝押中，不是很好吗？”张学良为之愕然，当即反问：“如果是你的那一宝押中了呢？”对此，杨宇霆瞠目不知所对。事后，他又对常荫槐等人愤愤地说：“小六子这个阿斗羽毛未丰，就想冲天，我看他能飞到哪里去？”
何千里接着又介绍说：杨宇霆为了发泄对张学良将军的不满，决定于明年元月七日为其父庆祝七十岁生日。他的法库同乡好友李友兰知道此举易遭人嫉，于杨不利，主动地对杨说：“老太爷办寿，可以回法库去办，你如同意，由我主持一切。”杨坚决不允，并发出狂言：“我要大张旗鼓地办，请全国各路诸侯来沈阳为父做寿，让这个阿斗看看，是谁的声望高！”何千里说罢，与何成浚都取出了应邀为杨的父亲祝寿的大红请柬。
何成浚又报告说：张学良原意让杨宇霆当黑龙江省主席，以为疏远之计，但杨宇霆拒绝，只好改换常荫槐主黑。此二人为加强自己力量，借设立“黑省山林警备队”之名，扩编数万部队。据说端纳细心查访，获悉杨宇霆向捷克订购了三万步枪。他将来往的电报，以及常荫槐自铁路收入中付款的凭据一并交给了张学良。
张群听后一怔，觉得这条消息非同寻常，他暗自沉思了片刻，严肃地问：“对此，张学良作何反应？”
“他当即找了杨宇霆，质问：咱们兵工厂不是有的是步枪吗？”何成浚答道。
“杨宇霆又是怎样回答的呢？”张群追问。
“他承认其事，并说：没有人家的好啊！”何成浚又答道。
张群感到张学良和杨宇霆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谁先下手谁就是胜利者。为了推动张学良下决心除掉杨宇霆，他们又把突破口选在了杨宇霆为其父办七十大寿这件事上……
杨宇霆的公馆，位于小河沿附近的青云寺胡同。为了借排排场场的祝寿活动发泄其野心，杨宇霆沿街巷张灯结彩，锣鼓喧天，真可谓是各路英雄好汉齐聚会。孙传芳、褚玉璞等前来祝寿不足为奇；令人注目的是，白崇禧的代表叶琪、唐生智的代表叶开鑫，以及前来庆典易帜的张群、李石曾、吴铁城、方本仁、何成浚、何千里等人也携带重礼凑热闹；至于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的文武百官几乎无一不到……这无疑在张学良愤激的心上又捅了一刀！
元月七日的上午，张学良刚刚用过早点，尚未更换礼服、准备贺礼，为杨宇霆的父亲祝寿去，副官谭海一步闯了进来，没头没脑地报告：“总司令！您再不发火啊，弟兄们就都造反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天塌不下来，慢慢说嘛。”张学良不慌不忙地说。
“您可真沉得住气！”接着，谭海讲了杨公馆贺客盈门，大元帅府无人问津，以及听来的有关杨宇霆、常荫槐图谋不轨，大有取张学良而代之的传闻。最后，他气愤地说：“人家都把屠刀架在了我们的脖子上，可总司令您哪，还说仇家是好人！”
张学良的内心何尝不矛盾、痛苦啊！但真的要动手除掉杨宇霆、常荫槐这些父执辈的老将，决心也不是那么好下的。况且，他还有一位善良的夫人于凤至扯后腿呢！他作为政治家，懂得这种事不能扩散，万一传到杨宇霆和常荫槐这些人的耳朵里，事情就要起变化。所以他极其严厉地说：
“传我的命令：再有议论此事者，杀无赦！”
谭海完全惊呆了，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张学良趋近一步，语意双关地说：“告诉弟兄们，从现在起，你们只听从我的命令。下去吧！”
谭海若有所思地想了想，转身退下。少顷，他又匆忙走进来报告：“总司令！辅帅到。”
所谓辅帅，就是张学良的老把叔张作相。他对张作霖最忠，对张学良最诚，毫无权欲，只想辅佐张学良承继大业，对得起死去的盟兄张作霖。今天，令张学良起疑的是，老把叔理应去杨公馆祝寿，为何到此看我呢？难道有什么机密大事相告？他匆忙换好礼服，和于凤至一起迎出楼门，一人挽着张作相一只胳膊，格外亲热地搀进客厅。于凤至敬献上香茗以后，张学良谦恭地说：
“辅帅莅临，一定有大事指教侄儿。”
“汉卿啊！”张作相唏嘘长叹了一声，旋即讲出他和常荫槐等人一起去杨公馆拜寿，杨宇霆在闲谈之中直呼张学良的乳名小六子，并恶意中伤，称之为阿斗。更有甚者，高谈东北前途，实堪忧虑。他再次愤慨地叹了口气：“司马昭之心哟——路人皆知！他邻葛的用意，还不清清楚楚吗？”
东北的高级将领，无人不晓张学良重礼仪，彼此的称谓是很有说道的。张学良称于凤至夫人为“大姐”，于夫人称他为“小爷”。他要求部属只称他不同时期的职务；而父执辈的重臣叫他汉卿，直呼乳名“小六子”的只张作霖一人，其他人谁也不敢。今天，杨宇霆不仅当众叫他“小六子”，而且还以“阿斗”视之，他怎能不顿生怒火呢！然而，半年多以来，他已经由火气鼎盛的青年将军，磨炼成一位善于控制情感的政治家了。他清楚地知道，时下的主要矛盾，不是称谓这类的小事，而是有没有人和杨宇霆呼应，甚至兴风作浪。他低沉地问：“常荫槐这些人，当时又作何表现呢？”
“他毫无顾忌地说：依我之见，咱们明天都捧邻葛吧！”张作相扫了一眼张学良那震怒不已的表情，“我听后大惊，应付了几句，就驱车赶到你这儿来了。”
张学良习惯地背剪起双手，眉宇紧蹙地凝视前方，许久没有说一句话。
张作相毕竟是戎马半生的人啦，他走到张学良的面前，小声且又严肃地说：“汉卿！在王冠与皇位面前是不讲友情的。俗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张学良只是深沉地点了点头。
面对这严酷的现实，于凤至那颗善良的心犹如捅了一刀子，自知其痛，而没有解决的办法。这时，院外传来了春节前夕孩子们放鞭炮的响声，她下意识地想到了杨公馆祝寿的热闹场面，她犹豫不决地问：“小爷！我们还去杨府拜寿吗？”
“要去！”张学良那阴霾的脸上突然闪现出了冷漠的笑意，“而且还要备一份厚礼！”
张学良为探明虚实，偕夫人于凤至来到杨公馆拜寿。正如当事人记述的那样：“小河沿车水马龙，盛况为沈阳向所未有。蒋介石、白崇禧、阎锡山以及广东、四川等地方实力派系都派有代表来沈祝贺。日本政界要人亦派有代表前来。东北地方官吏更不消说了。庆寿之日，张学良前往祝寿，杨以普通礼节相待，与一般宾客无异。不仅杨之一举一动傲然以东北第一领袖自居，来自全国各地的贺客，对杨亦恭维备至，谀杨是东北众望所归的人物。张目睹这些情景，岂所能堪？当日观剧席上，张始终以手支颐，若有所思，其心情之苦闷，可想而知。”或许是触景生情的缘故吧，他再次想起了林权助男爵说的这段话：“今天的东北实际情况，同我们日本当年幕府时期德川家康时代很相似。”事后，他曾向友人讲了下面这段话：“当时我也参加了祝寿，不断在想，假如杨、常取我而代之，可以兵不血刃掌握东北政权，莫非林权助说的就是这种情景吗？我应该怎样来自处呢！我是等待如秀吉之子那样为德川所杀呢，还是先把他除掉？……”
还是在这一天——一月七日，张群等人又赶往大帅府，历经一番谋划，正式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把张学良推上了主席的宝座。但这并没有给张学良带来丝毫的欢欣。除去杨宇霆、常荫槐等人觊觎他手中的军政大权而外，日本也不甘心阻止“易帜”的失败，以强硬的外交手段，要张学良承担其父时代签署的一切密约，尤其是由杨宇霆私自秘密签署的所谓修建满蒙新五路的要求。对此，张学良大伤脑筋。翌日深夜，端纳悄悄地走进大帅府，诡秘地问：“汉卿！听说町野武马顾问到了奉天，他来拜会过你吗？”
张学良忧心忡忡地摇了摇头。
“他在杨公馆可是整整地呆了一天啦，这你都清楚吧？”
张学良分外沉重地点了点头。
“你晓得町野顾问此行的目的吗？”
“估计是为满蒙新五条路线的修建而来。”
“像这样重大的外交问题，谁授权杨宇霆代表贵国政府和町野谈判的？”
张学良显然估计到了什么，他没有详加说明，只是沉重地摇了摇头。
“据我所知，他满口答应了町野的要求。”端纳望着沉默不语的张学良，愤慨地质问，“他为何敢于如此公然越权行事？”
张学良对端纳的所谓忠诚感到欣慰，遗憾的是他并不知道端纳连连告密的目的。数年之后，台岛的历史小说大家高扬先生曾经撰文披露：“端纳告密的原因有二：一则他在职务上应忠于张学良；二则端纳虽为澳洲人，但为英国的高级情报人员，而英国与日本的在华利益，一向是冲突的，杨宇霆走日本路线，于英国不利，所以端纳必须跟他作对。”张学良获此消息以后，暗自愤然地说：“这是在明目张胆地夺外事大权，我就不信你有这样大的能量！”
元月十日上午，町野武马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大帅府，先入为主地说：“汉卿！邻葛已经同意履行建设满蒙新五路的许诺，你的意见呢？”
张学良听罢火气不打一处来，为了给这位盛气凌人的町野武马一点颜色看看，他神态严肃地站起身来，背剪着手，颇有风度地踱着方步，许久没有回答町野武马的问话。
“汉卿！”町野武马不知其故，有点沉不住气了，“你有什么为难之处吗？”
“没有！”张学良猝然驻步，又加重口气地补充说，“一点也没有！”
“那你……”
“我不明白，你町野顾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话。”张学良瞥了一眼惊得瞠目结舌的町野武马，“你是一位老外交家了，应当清楚寻常的外交手续吧？”
町野武马误以为张学良在挑他的礼——为何不先来拜访他，便佯作笑态地说：“汉卿！原来这件事情是邻葛经手办的，我想先探问一下他的态度，也就明白了你的意向。”
“你全然想错了！在这件事上，他不能代表我，而我也无权和你谈判。”张学良大义凛然地说。
“那……”町野武马很快从惊恐中醒来，“请直言相告：我的谈判对手是谁？”
“南京国民政府！”
“啊？！……”
“请看这份国府的文告！”张学良转身取来备好的文件，“上边写得清楚，中央主持外事，一切协定合同，非有国府参加，不能生效。我已宣布易帜，无权和贵国洽谈这类大事了。”
町野武马气得鼓鼓的，歇斯底里地说了一句：“我找邻葛去！”转身拂袖而去。
当日下午，杨宇霆和常荫槐相偕来见张学良，不仅为修建所谓满蒙新五路一事兴师问罪，而且还强硬地提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荫槐为督办。张学良当即表示，目前东北甫经安定，涉及外交之事应该慎重考虑，不能草率行事，须从长计议。杨、常则坚持即刻决定，并取出已经写好的便条，要张签字。张最后推托说现在已经到晚饭时间，容待饭后再作决定，并留杨、常晚餐。杨表示临来之际，已告家人回去用饭，还是回去吃了再来。于是杨、常相率辞去。张学良痴痴地伫立室中，久久不语，待他猝然大笑过后，遂命谭海找来了亲信高纪毅、王以哲、刘多荃，首次公开提出了处决杨、常的想法。谭海等人早就气得跃跃欲试了，因而一拍即合。其中高纪毅说：“杀人的事，说办就办，说办不办，必有后患。”因此更加坚定了张学良的决心。他当即果断地命令：“就定在今天晚上。下边，再研究一下具体的措施，以及善后事宜的处理。”
关于处决杨宇霆和常荫槐的过程，历来有各种传说。现摘录当事人高纪毅有关的回忆，以代拙笔：
他们走后，张立刻用电话召我进府，这时已是下午五点半钟。我进府立被张召入内室，他从容不迫地向我说：“杨宇霆、常荫槐二人欺我太甚，他们想尽办法，阻挠全国统一，今天又来强迫我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要发表常荫槐为铁路督办，说是为的能管理中东铁路。事关同苏联的外交问题，这事要办也应该请示南京，从长计议。但他们要我立刻签字发表，太不成话了。现在他们正在回去吃饭，少刻就会回来。我给你命令，立刻将他二人处死，你率领卫士去执行好了。”我接受命令后，请示应在何处执行。张指示说，就在老虎厅内执行，并以轻松的语气嘱咐我说：“你可要小心，他们二人身边都带有手枪的。”我于是配备六名卫士，由我同张的侍卫副官谭海率领，另由刘多荃担任府内外警卫任务，只许人进来，不许人出去（刘当时仅知将有大事，但并不知要处死杨、常）。一切布置完毕，经过两个多小时，杨、常来到，径入老虎厅就座。我同谭海率领六名卫士持手枪进入老虎厅，立刻对杨、常宣布：“奉长官命令，你们两人阻挠国家统一，着将二位处死，即刻执行。”杨、常闻言，顿时木然，脸色惨白，一句话也没说出，当即由六名卫士分为两组执行。杨、常二人分别被两名卫士按住，一名卫士开枪，结果了性命，当夜陈尸老虎厅。
张学良接着指示处理善后步骤，一面连夜以长途电话指示驻天津代表胡若愚，要他立刻向南京蒋介石报告处死杨、常的原因和经过，一面用文字写成军法会审形式，罪名是“妨碍统一，阻挠新政”，检察官由我署名。我率人彻夜工作，通宵未眠。翌晨天还未明，张召集张作相、翟文进、王树翰、臧式毅、郑谦，孙传芳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进府，宣布此事经过。这些人乍闻之下，惊愕万状，面面相觑。同时张又嘱郑谦在另室草拟电报，正式报告南京，并昭告东北各县市。郑谦是杨宇霆的亲信，提起笔来只是摇头沉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过了片刻，他将笔丢下，起身要走。我严肃地警告他说：“从现在起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离开。”他只得重又坐下，呆然不动，但仍未动笔。最后还是改由刘鸣九执笔，将电报稿拟好。这时始将杨、常尸体从老虎厅用地毯包裹抬出，用汽车送南关风雨台姜庙（杨宇霆为纪念姜登选修的庙）装棺，听由他们家人亲友吊祭。杨、常被杀的消息传出以后，顿时震动了沈阳全城……
与此同时，张学良为慑服杨宇霆的派系势力，运用恩威并济的策略，除优抚家属之外，还亲自写了一副挽联：“讵目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凄绝东山霖雨，终怜管叔误流言。”上联比之于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下联引用周公旦诛叔之典故，借以表达其复杂的情感。
翌日，张学良领衔发表了震惊中外的通电，全文如下：
统一告成，建设开始，凡我同志，正宜和衷共济，协力图功。学良受事以来，对于先人旧有僚佐，无不推心置腹，虚衷延纳，其中尤以东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黑龙江省长常荫槐二人，共事最久，倚畀尤殷。乃杨常朋比，操纵把持，致使一切政务，受其牵掣，各事无从进行，胪其罪状，厥有数端：溯自民国十三年后屡次战祸，均由彼二人怂恿播弄而成，迹其阴谋私计，世或未知，自我先大元帅佳电息争，倡导和平，信使往来，南北协洽，独彼二人迟回观望，阴事阻挠，近如滦东五县，不肯交还，其阻挠者一；平奉车辆，学良已商允交还，唯彼二人从中作梗，擅不放行，坐使中外人士，咸受苦痛，而车辆废置破坏，公私损失，何可纪极，其阻挠者二；滦东撤兵，顺应世局，正谐人心，而杨常坚持异议，其阻挠者三。以上三端，学良曾再三婉商之；请友人劝导之；用命令申斥之，而彼二人概置不理，使中外人士，对于我方不怀好感。现远因则酿成战祸之罪魁；现近因则破坏和平之祸首，论其罪状，不独害我东省，实更害我中华。学良夙夜竟惕，和冀奠我三省于磐石之安，勿令再有军事行动，谋工商之发达，谋中外居之幸福，使吾乡父老子弟，安居乐业，耿耿之诚，可质天日。乃彼二人包藏祸心，事事阴图破坏，处处竭力把持，以兵工厂及交通事业为个人私利之渊薮，把持收入，不解省库，且向省府逼索巨款；其动用款项有案可稽者，已达现洋二万万余元，既无长官批示，亦无部认核销，一手遮天，多入私囊。任用多其亲属，政府归其操纵，出其门者，每予袒庇，非其私党务以摧残，前如王永江之被摈，郭松龄之激变，果谁为之？近如金融之扰乱，战争之延常，又谁致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吾东省人皆知之，而世人或未尽知也。学良黍膺疆寄，畀以重任，待以腹心，诚欲化彼贪顽，共循轨道，同人等念其多年共事，曲予包容，不谓彼辈奸险性成，日甚一日，近更暗结党徒，图危国家，言念及此，曷胜隐痛，学良与同人等再四筹商，佥谓非去此二人，东省大局，非徒无建设之望，且将有变乱之萌。大义灭亲，何况交友？毒蛇螫手，壮夫断腕，学良等不敢违弃公谊，徒顾私情。当于真（十一）日召集会议，并邀彼二人列席，当众按状拷问，皆已俯首服罪，询谋佥同，即时宣布罪状，按法执行。国家自有定律，非同人等所能轻重，所冀海内明达洞察内情，共明真相，特电奉闻。
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张景惠、翟文选、刘尚清、刘哲、莫德惠、王树翰、沈鸿烈、汤玉麟、袁金铠。
至此，张学良完成了巩固东北政权的大事。也成功地度过了“蒋张初识”的阶段。（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