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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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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是个不寻常的日子。

清晨,古都金陵刚刚从睡梦中醒来,舒适的总司令的官邸卧室依然溢荡着睡意的温馨,年过四十的蒋介石便和沉梦告别,微微地睁开双眼,看了看淡抹在窗纱上的晨曦,下意识地暗自说:“该起床了!”

这些年来,蒋介石起床完全是军人式的。他一睁眼,把被子一撩,腾的一下就跳到了地上,习惯地扫上一眼放在床头柜上的假牙,穿着睡衣在窗前静静伫立一个小时。今天,他却一改旧习,首先侧首看了看睡意正浓的新娘——宋美龄,接着轻轻地撩开被子的一角,慢慢地溜下床来。

蒋介石稍微地活动了一下上肢。转身看了看床头柜上的假牙,放心地点了点头。遂又像往日那样对窗伫立,渐渐地沉入到和宋美龄恋爱的回忆中去了……

孙中山先生在北京仙逝以后,蒋介石“渴望独自继承孙逸仙的遗产”。他十分懂得,在一般的中国人心目中,孙中山是一个半神化的领袖,他必须把自己打扮成神化领袖的世俗代表,才能算是接受了孙中山的超自然的委托。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捷径就是和宋美龄结为伉俪。请看《大公报》的创始人胡霖先生所做的如下分析:

蒋的再婚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政治行动。他希望同宋美龄结婚后能把孙夫人……和宋子文拉过去。……宋美龄成为他的夫人后,他就有了同西方人打交道的“嘴巴和耳朵”。另外,他对宋子文这位金融专家评价很高。但是,要说蒋不爱美龄,那是不公正的。蒋显然把自己看作英雄。在中国的历史上,英雄往往爱美人。为了政治目的,蒋什么事都能干出来。

对此,宋美龄的朋友,《新闻报》的著名记者顾执中曾直截了当地做了如下评述:

他为什么要和宋美龄结婚呢?我看不外有两个明显的意图。第一,他跟宋美龄结婚,立刻和孙中山先生成为襟娅之亲。那时中山先生已逝世,这样做可以提高他在国民党里的地位;第二,他到上海后,由于觉察到日本不会改变支援北洋军阀的既定方针,他在徘徊中决定选择亲美的道路。恰好宋美龄长居美国,可以帮他同美国联系。他跟宋美龄结婚,从性质上说,可以说纯属政治性的。

但是,这门政治亲事进行得十分不顺利。首先,宋氏家族中除却宋霭龄一人外,全都持反对态度,其中宋母躲到了日本长崎。在那时,得不到丈母娘的认可,是绝对结不成婚的;其次,由于新军阀之间的矛盾,其时他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以及自己的嫡系将领何应钦的逼迫下已经通电下野,失去了北伐军总司令的桂冠,追求宋美龄的砝码无疑又减轻了许多;再其次,日本内阁改组,新上任的内阁大臣田中义一的侵华气焰万丈,所谓的《田中奏折》震撼了日本朝野,也打乱了中国新军阀角逐的格局。如何才能做到一石三鸟,卷土重来呢?蒋介石历经沉思,遂决定东渡日本。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八日,蒋介石穿着考究的服装来到了日本的长崎,向宋夫人正式提出和宋美龄结婚的请求。也可能是所谓的心诚所至吧,他终于感动了这位宋氏家族中的“佘太君”,在蒋介石答应愿意成为一个基督教徒,并和原配毛福梅、侧室姚怡诚、小妾陈洁如离异的前提下,宋夫人同意了这门亲事。

蒋介石随后在东京逗留了三个月。在这里,他和士官学校的同学、曾担任过自己的顾问的铃木贞一和天皇的老大哥们,也间接地和裕仁本人进行了磋商,讲清了日蒋之间的未来前途……在这里,他在榻榻米上盘腿而坐,和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合影……他和日本达成默契:在长城以南的中国内地统一时,用中国边远的满蒙诸省换取日本的援助和友谊。蒋介石特别答应,在他将来同黑色星期二(即四·一二)时幸免于难的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领导人发生内战时,如果日本保持友好的中立,他就对日本人在长城以北的行动只表示象征性的反对。

蒋介石偕同宋美龄回到南京不久,为打破桂系在军事上的一统天下,国民党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一致决定恢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以蒋介石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从此党权、政权、军权都落到了蒋介石的手里。不久,他便以总司令名义宣布再度北伐。他自己统领的部队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以何应钦为参谋长,沿津浦铁路线北进;以冯玉祥所统率的部队为第二集团军,负责陇海路从郑州北进;以阎锡山的晋军为第三集团军,沿石家庄、太原线出击,由杨杰任参谋长;以李宗仁所部为第四集团军,由白崇禧为参谋长挥师北指。面对四路北伐大军的进击,奉系张作霖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

“达令!你怎么又这样早就起身了?”

蒋介石被这甜蜜的声音唤回到现实,他下意识地转过身来,看了看睡眼惺忪,像往日清晨那样鼓嘟着个嘴,显得很不高兴的宋美龄,匆忙走回床边,俯身亲吻了一下对方有些发烫的面颊,算是一种情感补偿。这时,懒洋洋地躺在被窝中的宋美龄看了看又陷入沉思的蒋介石,知道这位总司令在为奉系张作霖的动向劳神费心。她有意地说:

“达令!你说这位胡帅现在什么地方?”

“当然还在北京。”

“不!我说是在奉天。”

“瞎说!”蒋介石扫了一眼狡黠而笑的宋美龄,觉得她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忙又问,“你有什么根据?”

“喏!放在桌上的挎包中有一份《新闻报》,你看看就明白了。”

蒋介石趋步走到桌前,从宋美龄那个入时的小挎包中取出一张六月三日的《新闻报》,展开一看怔住了,少顷,操着责备的口气说:“如此重要的消息,你昨天夜里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原想在你最兴奋的时刻告诉你,没想到你太使我失望了!我一气之下就把这件事给忘了。”

蒋介石一听怒气骤生,刚想发火,但一看宋美龄那不悦的面色,旋即咳了一声,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再次把视点集中到这条新闻上:

张作霖眷属一日晨出京,张作霖定一日晚行,政局由北京国务院代为维持。

蒋介石沉吟片刻,伸出右手看了看表,时针已经指向六字,他放下这张《新闻报》,转身取来一份密电,淡淡地一笑:

“这条消息不可靠,现在是六月四日清晨六时,我的情报人员怎么还没送来消息?这是张作霖六月二日在北京发表的出关通电,你看看就明白了。”

宋美龄接过这份密电,欠起上身,斜倚着床头,认真地看了起来:

各省军民长官、各军团长、各军长、各法团、全国父老同鉴:曩以内乱未已,波及外交,曾经通电全国撤退各路军事,表示息争意旨,谅邀鉴察。方期彼此觉悟,早靖纤粉,既释友邦之忧疑,复泯未来之赤祸。乃外交之责难方殷,而同室之操戈未休,瞬将喋血京畿,转恐祸延中外。溯自频年用兵,商价失业,物力凋残,百姓流离,饿殍载道,实已惨不忍言。若再周旋武力,徒苦吾民,既乖讨赤初衷,亦背息争本旨。上年膺此艰巨,本为救国而来,今救国志愿未偿,决不忍穷兵黩武。爰整饬所部退出京师,所有中央政务暂交国务院摄理,军事归各军团长负责。此后政治问题,悉听国民裁决。总之,共和国家,主权在民。天下公器,唯德能守。作霖戎马半生,饱经世交,但期与民有益,无事不可牺牲。所冀中华国祚不因我而斩,共产**不自我而兴。此则可告无罪于天下后世者也。特布区区,至希亮察。张作霖冬日。

宋美龄懂得冬日即二日。她反复看了两遍这份密电,遂否决了《新闻报》的消息,赞同了蒋介石的意见。由此她知道了蒋介石的耳目遍及南北,谁也逃脱不了他的监视。她不禁地肃然起敬,暗自叹曰:“厉害!”她转念再一想,像这样重要的密电,蒋介石事前未曾相告,这说明自己在他心中的地位是何等的低了!不禁黯然。遂又产生了在政治上要与蒋介石抗衡的念头。

“叮叮……”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蒋介石大步走到桌前,拿起了话机:“喂!我是中正,你是谁啊?”

“我是张群。总司令鞍马劳顿,昼夜操劳,尚未起床吧?”

“不,不!我早已起床了。岳军,清早就来电话,一定是有什么大事相告吧?”

“总司令!《新闻报》刊载的胡帅出关的消息,你见到了吧?”

“见到了!我分析了这条消息的内容,不可靠。”

“不!十分可靠。”

“有什么凭据吗?”

“昨天夜里,上海方面的杜大耳朵生怕影响你的休息,给我打来了紧急电话,详细谈了这则消息的来源和内容。”

所谓上海方面的杜大耳朵,即青帮头子杜月笙。当年,蒋介石和张群等小兄弟混迹上海滩的时候,杜大耳朵是他们的舍钱恩人。后来,蒋介石以北伐总司令的身份进驻上海以后,杜大耳朵等人又是策划“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把蒋介石推上新军阀宝座的后台老板。由于杜月笙两耳垂肩,自称天生的福相。蒋介石和张群等人私下则以杜大耳朵称谓。蒋介石听说杜月笙夜里挂来了长途电话,很是自然地想到了有重要情报见告。故严肃地说:“岳军!快把杜老板的电话内容告诉我吧。”

“是!”张群旋即报告了杜月笙的电话内容。

六月三日,杜月笙由《新闻报》获悉张作霖出关的消息以后,遂派和《新闻报》有关系的亲信弟子查询、核实。发电者为知名记者顾执中,原电文是:“弟拟于本日晚偕小妾离京,所有家务,由郭务院先生代为管理。”收电人为“达哉”。他认为顾执中只身北上赴京采访,即使离京他住,也无电告的必要,况且顾执中先生并无小妾,因而他断定离京的是张作霖。至于“郭务院”三字,乃国务院的谐音,因此原电文“所有家务由郭务院先生代为管理”的本意,应是消息中“政局由北京国务院代为维持”。杜月笙深知这条消息的重要,当夜即通知了南京。

蒋介石第二次北伐的终极目的,是把张作霖从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上拉下来,并将其数十万奉军赶回关外,一统长城以南的江山。如今,这位胡帅真的兵不血刃地离京出关了。蒋介石首先想到的不是弹冠相庆,而是如何均分这一胜利果实。他考虑的是谁入主北京,接任这位胡帅留下的权力空缺,对自己更有利些。因此,便以命令的口吻说:“岳军!立即通知有关的同志,八点准时在黄埔路官邸开会。”

今天参加黄埔路官邸会议的只有两人:张群和何成浚。

张群,四川成都人,老家住成都白家塘街一号,生于一八**年四月,小蒋介石二岁。其父“作幕”为生。据史家记载有邓翕者,“光绪初年任四川长宁县缺,张群之父随赴任所。邓有使女已收房,不容于大妇,不得已配张某,实已有身,未久,生张群,是为长子。邓知实己骨血,卸职回成都延师课诸子侄时,亦令附读,为题名曰群,字鹤君,意鹤立鸡群不同于群儿也。其后成长,考入保定军官学校,先后费用,悉由邓翕资行”。辛亥革命之际,党人多易姓名,江浙一带“鹤”与“岳”同声,张群遂改字“鹤君”为“岳军”,寓指岳家军之意。张群和蒋介石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相处甚洽,多年以来,张“为博蒋之信任,完全以蒋之政治目的为目的,蒋之立场为立场,无一系异议于其间”。故时人曰:“张群何人?蒋介石走狗也。”

张群作为智囊人物,去秋曾伴随蒋介石东渡日本,在说服宋母赞成宋美龄的婚事的同时,协助蒋介石和日本政府修好。蒋介石重新上台以后,张群又以蒋介石特使身份东渡赴日,和田中义一首相达成了如下的默契:“假若日本能把张作霖拉回东北,国民革命军将不追击到关外。”因此,今天的官邸会议一开始,他就操着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胡帅如此迅速地撤回关外,除去总司令率部大军压境之外,我看日本人是起了作用的。”

“对,对……”蒋介石转身看了看身着戎装的何成浚,“何参谋长,你的意见呢?”

“对此,我没有什么新的见地,不过……”何成浚有意停顿了片刻,显得很是深沉、老练的样子,“我认为当务之急,必须慎重研究胡帅出关以后的格局变化。具体地说,是由冯玉祥入主京城呢,还是由阎锡山填补胡帅遗留下来的空缺。”

“高见!高见……”蒋介石双手一击,啪的一声,这说明何成浚之见道出了他的心里话。接着,他又亲切地称谓着何成浚的字,喜出望外地说:“雪竹兄,姜还是老的辣啊!”

何成浚,生于一八八二年,长蒋介石五岁,湖北随县人,生在一个“薄有资产,自幼生活裕余”的家庭中。早年就读武昌经心书院,后受黄兴等人的影响投笔从戎,于一九○四年三月,与阎锡山等人联袂东渡,入东京振武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其间与蒋介石相识。回国之后,浪迹上海,和蒋介石一块拜在陈其美的门下从事证券交易。不久,又改投孙中山的麾下,官至湖北招讨使兼建国军北伐总司令部参谋长。二次北伐以后,因何应钦涉嫌逼蒋下台,被遣沪休养,何成浚被任命为第一集团军参谋长兼徐州行营主任。“五·三”济南惨案发生以后,何成浚与日军师团长福田中将交涉,拒绝在屈辱的条款上签字,旋即劝蒋改道北伐。不久前,他随蒋介石回到南京,共同策划张作霖的奉军败回关外以后的处置措施。

这时,机要侍从迭次送来了有关张作霖于六月三日晨一时出关的准确情报。其中还有第二集团军司令冯玉祥、第三集团军司令阎锡山请求派兵追歼奉军的电文。蒋介石阅过这些急电以后,又逐一地将电文推到何成浚的面前,商量地问:“雪竹兄,快谈谈你的想法。”

何成浚迅速地阅罢电文,一改往常老成、持重的形象,不假思索地说:“立即命令各路北伐大军停止进击,一律原地待命。”

蒋介石听后会意地笑了,遂又微微地点了点头。张群却操着有意考问的口气说:“雪竹兄,这是为什么呢?”

“我看,冯、阎二位司令的电文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真实目的……”

“是为了抢占京津和华北的地盘!”张群边阅电文边抢先做出结论。

蒋介石微微点了点头,蹙着眉宇陷入了沉思。

“总司令,立即发电冯玉祥和阎锡山,命令他们原地驻防,不得随意调动所部。”张群阅罢全部电文,有些焦急地说。

“在这种形势下,他们……尤其是我的那位盟兄冯总司令,会听我的命令吗?”蒋介石近似自问地说。

“这……”张群顿感形势严峻,可一时又不知该如何解决,急得抓耳挠腮。

“这还不算严重,万一阎、冯二位司令为此和我反目怎么办?”蒋介石说罢站起身,反剪双手缓缓地踱着步子。

远在冯玉祥领导的北京政变以后,张群曾出任过黄郛的总务处长,以及交通部司长等职,他深知冯玉祥和张作霖的矛盾渊源,面对自己的政敌胡帅大败出关之际,他怎能袖手旁观,把京津二市、华北五省这块肥肉交给别人呢?再说老谋深算的阎锡山,他觊觎平津直隶,做梦都想打出娘子关,逢到这千载难遇的良机,他又怎肯坐失让人呢?华北这块滨海地盘是颇具吸引力的,一旦他执意要做华北王又怎么办?张群没有了主意。

“雪竹兄,”蒋介石突然驻步,凝视远方,商量地说,“既然我们是鞭长莫及,你看由谁入主北京为好?”

“一、我赞成我们权且让出这块肥肉,因为天时、地利、人和诸条件都不具备。”

蒋介石微微地点了点头。

“二、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也不能掌华北的大权,因为他们是孤军深入异地,统治这样大的地盘,实力显然不足。”

蒋介石赞同地点了点头。

“三、冯玉祥部的实力最强,而且他的前敌总指挥所部已经进抵南苑附近。但是,绝对不能让他成为京津二市、华北五省的新的主宰者和太上皇。”

“完全正确!”张群一拍沙发的扶手,倏地起身,继而又补充说,“冯玉祥这个丘八,不仅和北面的苏俄有关系,而且和京津一带的赤色分子也有联系。去年,胡帅绞杀共产党的党魁李大钊的时候,他命令全军披麻戴孝,带头书写祭文开追悼会。一旦他重掌京城大权,难免不成为赤色分子手中的玩偶。”

对此,蒋介石是完全同意的。他沉吟片时,缓慢地转过身来,望着缄口不语的何成浚淡淡地一笑:“雪竹兄,快把你的意见说完吧!”

“时下,只有请阎老西入主北京为上策,尽管他也和我们不一条心。”何成浚结论性地说。

“如果那位虎视眈眈的丘八司令不同意呢?”张群打量了一下蒋介石与何成浚的面色,又疑虑重重地说,“我们能避免新的内战再起吗?”

“那我们只有派诸葛亮去东吴做说和了。”蒋介石似胸有成竹地说。

“谁是我们的诸葛亮呢?”张群不解地问。

“雪竹兄!”蒋介石斩钉截铁地说罢大笑了,“我自从回到南京以后,就在苦苦地做这篇文章。雪竹兄不愧是我的好参谋长,他说出了我想说的话,坚定了我的决心。遗憾的是,雪竹兄没有利用自己人和的条件自告奋勇,担此重任。”

何成浚有什么特殊的人和条件呢?一、阎锡山是他的同学;二、冯玉祥的参谋长刘骥、阎锡山的参谋长辜仁发、李宗仁的参谋长张华,均是他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的同学。正如后人撰文评述的那样:“……冯、阎、李都想通过何成浚这条线加强同蒋的联系,了解蒋的动态。蒋介石也通过何成浚……拉拢他们……从而获得情报,防止冯、阎、李联合对付自己。在这种情势下,何成浚显然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也就是蒋介石所说的人和条件。

对此,何成浚是十分清楚的。他纵使愿做蒋介石纵横捭阖的可靠工具,也必须从蒋介石那儿讨得平衡军阀利益的砝码。当他听完蒋介石的话后,遂直言不讳地说:“总司令,你准备给冯玉祥将军什么特殊的好处呢?”

“就说我这个盟弟,准备请盟兄来中央做官。”蒋介石微笑着说。

“好!事不宜迟,我即刻登程北上。”何成浚说罢告辞离去。

俄顷,机要侍从拿着一份密电走进来,有些慌张地说:“总司令!张、张作霖于今晨……在奉天皇姑屯……被炸死了!”

蒋介石和张群闻声怔住了,或许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他们二人惊得张着嘴,忘记了去接电报。这时,机要侍从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双手呈上电文:“总司令!请看张作霖被炸死的消息。”

蒋介石习惯地“咹,咹,……”了几声,终于从因震愕而出现的真空中回到了现实,他急忙接过电文,生怕看不清楚,连续地用力眨了几下眼睛,仔细地阅看这份重要的密电:

今晨五时许,张作霖的专列在皇姑屯被炸,生死不详。六月四日晨

张群探过头来,急速阅罢电文,仰起脸打量了一下愕然不语的蒋介石,近似自言自语地说:“毫无疑问,制造这起爆炸事件的凶手,不是苏俄的走卒,就是这位胡帅的死敌!”

“不!”蒋介石把头一昂,断然地否决,“我看真正的凶手是胡帅的朋友。”

“什么?你说是日本人……”

蒋介石坚定地点了点头。

“这不可能!田中义一首相和这位胡帅私交甚笃,他是决然不会干这种蠢事的。”

“陆军中反内阁的少壮派军官呢?主张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关东军呢?”

张群哑然不语了。瞬间,他想起了陆军中那些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少壮派军官永田铁山、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尤其当他想到驻华武官建川美次、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作这些人后,顿感蒋介石之见是不无道理的。但是,当他进而想到日本人制造这起爆炸事件的目的时,又惶恐不安地问:“关东军会借此出兵侵占东北三省吗?”

“这要看奉军的态度。”蒋介石沉吟片刻,“而奉军的动向,又要取决于胡帅之子张学良的意旨。如果这位少帅借报杀父之仇,悍然对关东军用兵,势必导致关东军侵占东北三省的结果;假如这位少帅采取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法,问题就复杂化了。”

张群清楚这所谓复杂化的真实寓意,那就是数十万奉军依然驻屯关外,觊觎华北,梦想问鼎中原,对蒋介石统一中国构成威胁。同时,中日关系也就变得越发微妙了。他凝思片时,喟叹不已地说:“皇姑屯一声巨响炸出了个张学良,看来从现在起,总司令的对手就由胡帅变为少帅了。”

蒋介石没有答话,继续在思索什么。

“总司令!”张群有些焦急了,“我们必须考虑制订对付这位少帅的战略计划。”

蒋介石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张群十分了解蒋介石,懂得他沉默不语的真意,是希望张群这位智囊提出对付少帅张学良的意见,借以打开他的思路,从而使他下定决心,较为正确地应付这突变的时局。张群稍许沉思,遂侃侃而语:

“为了达到消灭奉军,统一中国的目的,时下应当改变武力进攻的战略。换句话说:我们要善于利用这位少帅和日本有杀父之仇的矛盾,采用谋略的手段,把这几十万奉军拉到我们这面来。一俟中央政权得以巩固,我们再采取其他的手段,逐次分化、消灭之。”

“这位少帅是阿斗吗?”蒋介石严厉地问,“果如斯,像杨宇霆这些亲日派的顾命大臣,借机取而代之又怎么办?”

“还是采用你常说的那八个字嘛:因势利导,为我所用。”张群分析了奉军中高级将领的矛盾以后,又慷慨陈词,“我认为当务之急,必须认清全局性的大事,不使这位少帅脱离我们的轨道自行其是。”

“这都是秀才之见!”蒋介石似觉得说重了,旋又淡然一笑,“岳军兄,我看当务之急的大事是,这位少帅会不会步其父亲的后尘,变成日本人炸弹下的牺牲品!”

“这……”

“这件事在没有结论之前,其他均是空谈。”

是啊!少帅张学良的生死,直接地关系着中国时局的发展,自然也影响着蒋介石消灭奉军、统一中国的战略的实施。为此,张群的谈兴迅然消逝,再次看到了蒋介石有着超于自己的才能。他为了挽回自己智囊形象的光彩,以守为攻地问:“总司令!你看这位少帅是死还是活呢?”

蒋介石不知该如何回答,在长时间的沉吟之中,他突然想到了宋美龄要他洗礼入教的事情,他淡淡地笑了笑,十分巧妙地答说:“这只有去问上帝了!”

六月十七日,冀东平原天低云暗,不时传来几声隆隆的沉雷。啊!就要变天了。

突然,由西边驶来一列火车,它犹如一条桀骜不驯的巨龙仰天怒吼,穿过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向着东方急驰而去。这就是奉系“镇威军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军团长——少帅张学良的专列。

张学良字汉卿,别号毅庵,乳名小六子。生于一九○一年旧历四月十七日。他的远祖姓李,世居河北大城,后迁山东。清道光年间始徙辽宁省海城县。其曾祖过继于舅父张氏,始改姓张。父亲张作霖,奉系军阀的领袖。因早年参加胡子为盗,时人背后称之为胡帅。他为张作霖原配夫人赵氏所生,随母在乡间度过幼年。母亲谢世以后,由卢氏照管。早年在家读私塾,后于沈阳研读古典文学和英文。随着新知识的日趋丰富,先拟学医,后以医用药品皆来自海外,又立志拟出国学习制药,以应国家之需要。但父命难驳,遂于一九一七年入讲武堂学习陆军,由此开始了戎马生涯。

今天的张学良,一扫往昔那倜傥、潇洒的英雄气概,活像是一位未老先衰的大兵,身着灰色的士兵军服,默默地伫立在车窗前,望着车外呼啸逝去的庄稼,陷入了极度悲苦的回忆中……他想起了六月三日的凌晨,他坐在父亲的汽车上,“浴着新绿街道微透森芒的月光,从过去住了两年的大元帅府正门出来,经过窗子,依依不舍地回望南海树丛的张作霖的眼睛,竟闪着光亮”。

“在水泄不通的警戒中,张作霖一行出现于月台。夜深,警卫队的刀枪发出熠熠闪光,荒凉的军乐,挽歌般地响起,张作霖的左手紧抓着佩剑,行举手礼与送行者告别。”

张学良透过昏暗的灯光,看见父亲的表情显得非常悲痛。是啊!“一直希望统一中国的他,今日竟不得不以败军之将离开北京,谁目睹此情此景,又怎能毫无感慨?……”张学良为了抚慰父亲的悲苦之心,朝着行将离去的父亲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旋即小声地、有些微微抖颤地说:“祝父亲一路顺风,平安出关。”

张作霖明白儿子这句送别话语的寓意,日本驻华大使芳泽不就曾威胁地说过“您此次出关回奉天,我们就不保护您的安全”的话吗?他强忍着各种复杂的情感,凄楚地说:“小六子,不要担心我这个臭皮囊。为父唯有一事不安,明天就是六月四日,我不能在京为你过生日了。”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这位“挥金如土之余,可也不惜杀人如麻”的胡帅在败走麦城的时候,依然还没有忘记六月四日是自己儿子的生日。张学良听后心颤了,手抖了,他含着泪花,悲凉地说:“今年的生日不过了,您走后,我即刻赶往前线,安排军队的撤退事宜。”

翌日,张学良乘车赶到邯郸北临洺关车站督师,获悉父亲于晨时五时三十分在皇姑屯遇难,但死活不详。由于晋军商震部跃进到保定西北的满城,准备进犯第三、四方面军军团部,情况紧急,不能返奉奔丧。为稳定军心,他于悲哀中仿其父的口吻草拟了一份《告前方将士书》:“余不幸归途遇险,臂部受伤,经医治疗,想不久当可痊愈。希望我前方将士袍泽同人,务依照余佳日息争通电,努力和平,促成统一,事事以国家人民为重,幸勿以余个人为念。”

张学良在回京城的路上,想起了动身赴前线的时候,看见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之子吴泰勋在公馆里扶乩问事,他很感兴趣地凑上前去,询问父亲的行止。岂知,乩语上批出来四个字:“大帅归矣。”那时,他奚落吴泰勋:“这乩太灵了,谁不知道大帅已经回去了。”但皇姑屯的爆炸声犹如炸雷轰顶,张学良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魔力在捉弄着他们父子,他的神志有些陷入混乱,他于茫茫然中感到虚脱而无力。他暗自说:“六月四日,是我二十八年前降生的日子,为何这样的巧,今天又是我父亲的死日?……”

张学良回到京城之后,看到热心的部属依然在忙碌着为他做生日。他当众宣布:六月四日,不再祝贺他的生辰。当晚,他悄悄命令随行打点行装,启程离京。为防不测,他在崇文门上车,而乘坐的专用小汽车开到东便门装上火车,这列威严的专车神不知鬼不觉地驶出京城,在黄土坡稍事休整直驶北仓。时天色已明,他命外籍随员伊雅格下车,驾驶着由专车上卸下的小汽车进入天津,于下午四点钟返回,带来通过美国通讯社证实的“大帅”被炸的通讯。他当即下令专列路过天津不要停留,直开军粮城。就在专列行进的途中,他让随侍理发员把他那漂亮的“背头”剃光。当晚,专列抵达滦县,和军团长杨宇霆住进车站附近一座山顶上的小庙里,警卫部队就在山脚搭设帐篷安营,负责保卫。

黑黢黢的夜,伸手不见五指;凉飕飕的风,把闷热的空气吹散。一支淌着蜡泪的烛光随风摇曳,映出空荡荡的小小的庙堂,显得是那样的凄凉。张学良伫立在神案前,默默地望着那尊虽有些斑驳,但仍不失去其威严的六郎神,一种难以名状的情丝缠绕在心头。他喜爱哼唱两句皮黄,很自然地想起了碰死在李陵碑前的杨令公,也想起了为宋雪耻、为父报仇的杨六郎……他们父子用尽忠报国的赤诚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千百年来享受着祭奠的香火。不时,他又从杨令公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张作霖,从杨六郎想到了奔丧的自己,一种悲怆的情感打心底油然升起。

张学良毕竟是一位处变不惊的年轻将领,他的思绪很快从这种父子之情的羁绊中解脱出来。随着思虑父亲被炸的原因,又自然地怀疑起真正的凶手是谁?由此,他又想到了数十万东北军如何才能安全撤退出关,以及自己怎样才能幸免于难,回到奉天重整军威……在他的脑海屏幕上,忽而现出的是跃跃欲试的关东军,忽而闪出的又是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以及老冤家冯玉祥、阎锡山,新对头李宗仁和白崇禧……面对着这内忧外困、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如何才能确保东三省不落于日本人之手?又怎样遏制蒋介石二次北伐停止追击到关外呢?他真是费尽了心机,绞尽了脑汁!

“报告!杨军团长到。”

张学良闻声倏然转身,紧跟在侍从副官谭海身后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将军。他匆忙驱散满面的阴云,执礼甚恭地笑着说:“杨军团长,请坐,快请坐。”

这位杨军团长,就是奉军中大名鼎鼎的杨宇霆将军。

杨宇霆号邻葛,辽宁省法库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入士官学校习武,与日本军政两界结下了不解之缘。回国后,投在张作霖的麾下效力,步步高升。“为人不能说无本领,能以一个士官学校的洋学生,在老将张作霖面前攒红,就算仅长于揣摩上意,亦自有其‘当差’那一套。果断明快,如是这一面;刚愎跋扈,就是那一面。长短互为表里,因而造成错误甚多,结局自招杀身之祸。张作霖一生成败所系,确以杨之屡次鼓动参加内战为其重大关键。第二次直奉战争,张仍居镇威军总司令,未设副司令� �杨以参谋长调度全军……民国十六年夏推张为‘海陆军大元帅’,主将军政府于北京;杨宇霆一面俨然形同太上阁揆,诸阁员多半由他推荐,一面代韩麟春为第四方面军团长。”他虽然是老帅张作霖的左右手,但却因为死敌郭松龄为张学良的挚友等因,和这位年轻气盛的少帅有着较深的芥蒂。如今,老帅被炸,政局**,他自认为收拾东北残局者非己莫属。因此,他越发地显得目中无人了。他对于陷入极大悲痛中的张学良漠然小视,俨然以监护人自居。这些天来,他自炫聪明,乱出主意,搞得张学良很是不悦。今天晚上,他大摇大摆地走到香案桌旁边,未等张学良走到香案桌的对面,便毫不客气地坐了下来。

副官谭海是张学良部属中的亲信,十分看不惯杨宇霆的派头,他强压火气,轻轻地“哼”了一声,转身走出了庙门。

“杨军团长,日本方面有什么消息吗?”张学良十分客气地问。

杨宇霆取出一份长长的电文往香案桌上一掷,顺势又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按着电文,刷的一声,推到了张学良的面前,冷漠地说:

“你看吧,这是日本军方的公开声明,对炸死老帅的经过说得一清二楚了。”

张学良了解杨宇霆和日本的关系,从他这简单的话语中完全明白了这份公开声明的内容。一方面为了明晰日方对皇姑屯事件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不伤害这位父执的面子,张学良遂认真地拜读起这份声明:

……四日上午三点钟左右,有三个行踪可疑的中国人想爬上满铁线的堤上。我监视兵走近问他们是谁,他们却要投炸弹。于是我士兵遂刺杀其中两个人,一个逃走。检查中国人的尸体结果,发现两颗炸弹和两封信。其中一信是私收,一封是国民军关东招抚使书信的断片。由这些,可以断定他们是南方便衣队队员无疑。

从爆炸的情况来判断,所用炸药的数量相当地大,因此绝不是投掷的。又,当时,张作霖所坐列车的开车和到达时间都属于极机密,无从得悉。日方甚至以为,三日深夜,该列车已经通过了呢!

按照日本的声明,炸死张作霖和关东军毫无关系,而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便衣队队员所干的。这真是扯了一个弥天大谎!对此,张学良是清楚的。为了不给关东军侵占东三省以借口,张学良有意在杨宇霆的面前装作信以为真的样子,随意附和着说了几句,又巧妙地把话题一转,问:“有关部队的撤退还顺利吧?”

“基本上没出太大的乱子。只有鲍毓麟旅被冯玉祥所部缴了械。”杨宇霆淡然地说罢,打量了一下张学良惊诧的表情,又故作沉重的样子说,“时下,我军已撤到滦河以东,可以凭险据守,不会发生太大的意外。关键是第一方面军团有点吃不消,张军团长要求亲自率领十万大军开出关外整训,寻机为老帅报仇。”

所谓张军团长,即张宗昌,字效坤,时送绰号“狗肉将军”,山东掖县祝家庄人。早年在营口为赌棍、帮闲,且与扒手小偷为伍。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乘国民党在关东招兵之机,由关东率胡匪百人回到烟台,不久又跑到上海当上光复军团长。在“二次革命”时,他于徐州背叛国民军,投降了北洋军江淮宣抚使冯国璋,并得其宠信,升任为侍从武官长。随着北洋政府的更迭,他为吴佩孚所反对,遂改投张作霖的门下供职,逐渐晋升为义威上将军,并成了独霸山东的军阀。他的生活极端奢靡腐朽,山东人民送之“三不知主义”,即“不知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此次北伐之役一败涂地,不少官兵被阎锡山收员,投降了晋军,所谓十万大军已去大半。张作霖被炸以后,他暗中和日本人勾结,借口出关整训部队为名,妄图夺取张作霖遗留下来的权力。

对此,张学良心中是有数的。同时,他也清楚杨宇霆不愿意张宗昌率部出关,和他分庭抗礼的心理,故直言张宗昌到处招兵,毫无军纪,经常不发饷,任其部属贩毒抢劫,胡作非为,祸国殃民。他一旦率部退守关外,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张学良说罢看了看点头称是的杨宇霆,又果断地说:“传我的命令,要他所部在唐山一带集结、整训,并详报花名人数,以便按月发饷。”

杨宇霆听到“传我的命令”这句话以后,感到是那样的不顺耳。但是,当他获悉张学良做出拒绝张宗昌率部出关的决定以后,又大有正合寡人之意之感,故未露不悦之色。另外,他十分清楚张学良不急于回关外奔丧的原因:一是为了保住东北军的实力,再是静观张宗昌溃败的部队的动向,以及各方政局的变化。因而他有些傲慢地说:“汉卿,大局已定,这儿由我支撑着,想必不会发生意外,你应当赶回奉天奔丧了。”

张学良极度悲伤地点了点头。

杨宇霆离去之后,副官谭海气汹汹地走进庙门,说:

“这位姓杨的也太盛气凌人一点了吧?可他在日本人面前,软得又像是面捏的一样。”

“不准胡言乱语!”张学良厉色制止住他,旋即又站起身来,“传我的命令,六月十七日赶回沈阳奔丧。”

临行前,张学良换上了灰色的士兵服,剃光了胡须,率亲信副官、卫队官佐刘多荃、谭海、苑凤台、崔成义等人登上专列,不一时火车头便传来了汽笛的长鸣,随着那由慢而快的隆隆的响声,专列向着东方飞也似的驰去……

张学良终于又从悲痛的沉思中回到了现实,他望着随行的部属,低沉地问:“你们知道老帅遇难了吗?”

随行人员早已知情,但由于未公布于世,全都习惯地摇了摇头。

“老帅遇难了,伤势情况如何还不得而知,恐敌人于途中对我有所留难,沿途要多加注意,如有询问我的行踪的,应予保守秘密,以防万一。”张学良吩咐。

随行人员均深沉地点了点头。为真实地记述张学良沿途的情况,现将卫队营崔成义营长事后撰写的回忆录摘抄如下:

专车行经山海关时,机车上水停车,有日本宪兵三人向我士兵打听本列军车的最高指挥官是谁,士兵答称是崔营长。日宪兵遂来见我,询问列车去沈阳干什么,我答以回沈后另有任务;又问张学良是否在车上,我答以不在。日宪兵始离去。专车在山海关车站约停半小时后继续开行。经绥中、锦州、沟帮子等站时,各站站长皆上车打听张是否在车上,看情况像是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我皆分别否认了。

专车从新民县车站继续开行后,张嘱咐我说:“经过老将遇难处时告诉我一声!”专车过兴隆店车站后,我即报告马上就要经过该地。列车通过京奉、南满路交叉点张作霖遇炸处时(此地距皇姑屯车站还有一里余),张探身车窗外观望,神色惨淡,一语不发,默然良久。专车一直开抵沈阳西边门车站,时为六月十九日上午十时左右。

专车安抵车站,随行副官谭海先下车探视,见黄显声一人已在车站等候迎接,张学良随即由黄、谭陪同,横穿铁道东行,上了早已准备好的汽车。先暂留伊雅格家,当天深夜,由伊亲自开车送他回“帅府”,张学良扑到停厝待殓的父亲的遗体上放声大哭,几乎昏绝。

这时,张作霖的卢氏夫人、戴氏夫人、许氏夫人、寿氏夫人,以及张学良的发妻于凤至等人赶到近前,先是同声悲哭,继之规劝张学良止哀节悲。张学良终于停止了悲哭,回到了客厅。接着,卢夫人又讲起了张作霖被炸以来的情况……

六月四日清晨,大帅府为欢迎张作霖回沈阳忙得不亦乐乎!先于一天回到大帅府的五太太寿夫人,深知张作霖此次出关的沮丧心情,为了博取其夫的欢心,把卧室收拾得格外的整洁、舒适。突然,传来轰隆一声巨响,惊得大帅府中的主仆愕然相视,不知如何是好。直到二太太卢夫人说罢“准是关东军的炮声”,上下才又各就各位,有说有笑地忙碌起来。然而五太太寿夫人因明晰此次出关的内幕,心里顿时笼罩上一种不祥的预感。她坐卧不宁,盼着张作霖快些回到大帅府!

少顷,当差官慌忙跑进来报告说:“大元帅被炸受伤,车到达大门。”随着“嘀嘀……”不息的汽车声,汽车已从花园门口驶进了帅府的庭院。车尚未停稳,司机便纵身跳到了地上,望着惶恐不安的人群大声说:

“愣什么神?还不快着把他从车上抬到屋里去!”

顷刻之间,庭院中有的哭,有的叫,乱成了一锅粥。二太太卢夫人毕竟上了年岁,匆忙钻到汽车中看了看丈夫的伤情,命令侍从人员把张作霖抬下汽车,放到门板上,就近送到五太太寿夫人的卧室中。她压抑着内心极大的悲恸,严厉地命令:

“谁都不准哭叫,立刻回到自己的住处待命,没有我的允许,不准来寿夫人的房中。”

很快人去院空,偌大的庭院死一般寂静,很是恐怖、瘆人。

卢夫人急忙走进寿夫人的房中,看见三太太戴夫人、四太太许夫人、五太太寿夫人守在昏迷不醒的张作霖的身边,失却主张地在小声啜泣着。当她看见张作霖遍身是血,帅府的军医处长王宗承用剪刀把衣服剪开,发现已折断一臂的时候,她禁不住悲从心来,泪水冲开了闸门,无声地滚淌而下,模糊了视线。俄顷,她又从屋内不同的抽泣声中感到了自身的责任,遂挥起衣袖拭去满面的泪花,对军医处王处长说:“快去给老帅请大夫!”

“是!”王处长挺起身,习惯地立正站好,“夫人,请哪一国的大夫?”

“千万不能请日本的大夫!”聪明的五太太寿夫人说罢和卢夫人交换了个眼色,“去小河沿医院接英国的雍院长。”

“是!”王处长转身走去。

昏迷中的张作霖终于渐渐地醒了过来,他望着啜泣不止的四位夫人,无力地摇了摇头,示意大家不要难过。接着,他又忍着极大的疼痛对卢夫人说:

“我受伤太重了,两条腿都没了(其实他的腿并没有断),恐怕不行啦!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赶快回沈阳。”

张作霖说完不久,就瞑目长逝,时间是六月四日上午九时三十分。

有顷,军医处长引盛京陪医院雍大夫走进卧室,见张作霖已经停止呼吸,这位英国的雍大夫做了一个无法挽救的动作。卢夫人知道王处长和这位雍大夫相交甚笃,希望他对张作霖之死暂时保守秘密。王处长沉吟片刻,遂操着英文说:

“这件事关系太大,希望你严守秘密,如有人问时,千万不能说大帅已死,只能说负伤。”

这位英籍的雍大夫为人忠诚,按照王处长的嘱咐,严守秘密。当驻在奉天的英国总领事问他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回答的。但这位雍大夫却因此而丢掉了院长的职务,并被迫送回英国。数年之后,他曾对我国的一位朋友说:“总领事认为我对大英帝国不忠实,不能再在那里继续工作,遂撤销我的院长职务,令我回国。”此乃题外之话,附记一笔。

其间,“日本方面无论关东军,领事馆,都渴望获知张作霖的生死;千方百计,打听消息,而张家对保密工作做得很成功,如张学良的秘书陶尚铭以亲日出名,即被禁止进入内宅,其中五夫人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照样浓妆艳抹,高高兴兴地接待借口慰问,别有作用的‘日本太太’们,如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之妻等。这些‘日本太太’,遥望张作霖卧室,灯火通明,烟霞阵阵;而五夫人面无戚容,从容应对,都相信张作霖只是受伤……”

张学良听后深受感动,起身朝着四位姨娘鞠躬致谢。四位夫人盼来了张学良,犹如一块石头落了地,高度紧张的神经顿时松弛下来。卢夫人扫了一眼大家过分困乏的神色,忙商量地说:

“这些天来,小爷鞍马劳顿,大家也伤情耗神,都暂回自己的卧室休息吧!”

卢夫人说罢带头走出屋去,接着三太太戴夫人、四太太许夫人、五太太寿夫人等依次退出。陪着张学良为父守丧的只有一位年过三十,但容貌端丽、风韵犹在的中年女人,她就是张学良的元配夫人于凤至。

于凤至于一**七年农历五月初八日出生在吉林省怀德县大泉眼屯,长张学良四岁。其父于文斗,经商出身,靠“丰聚当”商号起家。于凤至自幼聪颖好学,性情温柔、贤淑。在延师读书期间,为同学中品学兼优的佼佼者,是当地颇负盛名的大家闺秀。后入奉天女子师范学校就读,以优异的成绩结业。当年,张作霖徜徉于山林草泽之间的时候,曾受过于文斗的照拂,因而张对于许下了一个私愿:一旦得势,他的子女必与于家结为姻亲,用以相近相报。后来,他在于家客厅中目睹于凤至的风采,暗自称赞叫绝。经算命先生卜算,于凤至为“凤命”之体,遂认定自己的儿子张学良这“将门虎子”,应和“凤命千金”的于凤至联姻,经人作伐,当场说定。

但是,张学良不满意这门亲事。在他的脑海中充满了婚姻自由的幻想,对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持反对态度。张作霖只好让步、折中:“你的正室元配,非听我的不可。你如果不同意旧式婚姻,你和于家女儿成亲后,就叫你媳妇跟着你妈(指继室二太太卢夫人)好了。你在外面再找女人,我可以不管。”张学良只好忍受和服从,但正如一位后人所说:“张学良在女人问题上,一开始就存有一种未遂心愿的不满。他潜意识的要去另辟蹊径。”张学良十五岁完婚,一直对于凤至以大姐呼之,夫妻感情倒极和谐。

于凤至是位知书达理、善于控制自己情感的夫人。她深知此时此刻丈夫身系数十万东北军之安危。她望着默默啜泣的张学良,甚为达观地说:“小爷!亡故的老爷说得对,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

这些天来,张学良强抑着个人的情感,于悲痛中完成了东北军的撤退,拒张宗昌所部于滦河一带。而今,这无声的悲哀化作了响雷,把理智中的自我炸得粉碎,并淹没在情感的怒涛之中了。当他听完爱妻劝慰的话后猝然失态,蓦地扑到于凤至的怀中放声地哭了。

于凤至爱怜地抚摸着那战栗的身躯,禁不住地悲从心来,两汪热泪扑簌簌地滴在了张学良的身上。可是当她再次想到张学良身担的重任时,又把那悲苦的泪水送回心底,取出一方洁白的手帕,边为张学良拭泪边说:

“虽说男儿有汨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可也该知道还有比哭更大的事等你去做啊!”

张学良终于止住了悲哭,抽泣着点了点头,遂在于凤至的搀扶下向帅府东小院走去。当他们夫妻步入临时下榻的卧室之后,于凤至取出预先备好的臂缠黑纱的白夏布大褂,帮着张学良穿在了身上。接着,她自己也脱去遮人耳目的艳装,换上了孝服。

张学良突然打了一个喷嚏,旋即又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流个没完,搞得他就像是散了架似的没有了力气,竟摇摇晃晃地倒在了沙发中。他无比悲愤地自语:“这嗜好太可恶了!……”

于凤至明白这可恶的嗜好是鸦片烟。她清楚地记得,那年张学良得了中毒性的感冒,一时难于治愈,遂求治于日本大夫,这位别有用心的日本大夫治好了张学良的感冒,却因用药是鸦片使他染上了吸毒的恶习,把体格健壮的张学良搞得每况愈下,家人多次劝其戒除,终因中毒太深难以履行其言。今天,她看到丈夫这痛苦的样子,主动地说:“小爷!快抽两口吧。”

“不!”张学良仰起涕零满面的头,“大姐,从今天起,我再不戒除此恶习,誓不为人!”

张学良戒烟的许诺,并未给于凤至带来喜悦,相反,一种仇恨日本人的情绪再次生起。她知道戒烟的痛苦,也清楚这种恶习的顽固,为了渡过这危难的关口,她说:

“时下不是戒除恶习的时候,你要利用鸦片带给你的精神力量挽狂澜于既倒。”

张学良遵从了。他吸过鸦片以后,顿时又来了精神。夫妻二人正欲安歇,副官谭海引外交处王家桢处长走了进来,未等落座,张学良有些紧张地问:“王处长,有什么重要的情况吗?”

“有!”王家桢取出一页公文纸,“这是一份整理过的审讯记录,清楚地说明炸死老帅的凶手根本不是日本说的南方革命军所为,而是关东军一手干的。”

张学良急忙接过文稿,细心阅看:“我们数人在南满站做小工,因吸食白面,被日本警察抓走,拘留在一处,也没有审问,先给我剃头洗澡,然后换上我穿着的这身新衣和新鞋,并且给我们吃好的,喝好的。住了好几天以后,昨天半夜忽然把我们几个人叫出来,带到南满铁路桥的地方,对我们说:‘你们随便走吧。’当时我觉得莫名其妙,可是我准知道日本小鬼没安好心眼,我早就提防上了。果然,这时过来几个日本兵,一语未发,用枪刺向头先的几个人就扎。我一看不好,撒腿飞跑,拼命逃进城来,那几个人死活不知。不久,大帅的专列就被炸翻在这座桥下。”张学良阅罢久久不语,两道浓眉耿立着,两只大眼睛喷射着怒火,就在这无声的沉寂之中,他终于构想妥了今后的行动方案,只见他挥起右拳狠狠地砸在了沙发的扶手上,自语道:“不雪此国仇家恨,誓不为人!”

“当务之急,你必须成为老帅法定的接班人,以东北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发布命令,安葬老帅,稳定三军。”王家桢焦急地说。

张学良坚毅地点了点头,似成竹在胸。

王家桢常年负责和日本办外交事务,熟知张作霖为了避免日本方面逼他签署任何文件,一直强调他不通文墨;但对内而言,凡有命令皆以张作霖亲自签名为凭,此点实为日本人所深知。此刻,如说张作霖已死,而并未指定继承人,必将引起日本的干预。倘谓已指定张学良继承,则亲笔签名的手令何在?若无亲笔签名,必仍不为日本所承认,生出麻烦来。所以他疑虑不安地问:

“老帅留有亲笔签署的遗嘱吗?”

张学良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

“这,可就复杂了……”

张学良淡然地一笑,起身走到书桌前,提笔蘸墨,飞快地草就了如下一道手令:

我不幸被炸,在我养伤期间,一切职务交由张学良代理。张作霖

王家桢走近一看,愁容顿逝。真没想到,张学良仿其父的签名竟达到乱真的程度。少顷,他又不安地问:“军团长,善后之事,想必都安排好了吧?”

对此,张学良已经完成了腹案:御外侮,报父仇,必须首先谋求全国统一,全力对外,始可有济。他镇定自若地点了点头,颇有些沉重地说:

“总的方针是变朋友为死敌,化干戈为玉帛,逐渐形成一个联蒋抗日的政治局面。”

王家桢完全理解这一方针的内涵。但他深知变日本这个朋友为死敌是何等的危险。至于和蒋介石化干戈为玉帛,则更是一厢情愿。蒋介石是胜利之师,会和战败的东北军罢战言和吗?万一蒋介石趁着父权子接的混乱局面落井下石怎么办?尤其当他再想到东北军中的新老派系之争,更是有着一种惶恐之感。他疑惑地问:“你有把握实现这一方针大计吗?”

“有!”张学良坚定地点了点头,“我想过多次了,一切成败得失的关键是蒋介石。从现在起,我们必须有条件地和他握手言和。”

“这行得通吗?”

“我自有办法处置!”(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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