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就在两河口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也就是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军委负责同志起草《中革军委关于松潘战役的计划》时，听说张国焘单独请就要回部队的彭德怀、聂荣臻二人吃饭。这又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心中增加了一个问号。在革命队伍中，或者是同乡战友，或者是老上下级关系，莫说是在这种久别重逢的时候，就是在平常日子里，请吃一顿饭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张国焘和彭德怀、聂荣臻一并无私谊，二也没有隶属关系，为什么突然要请这二位同志吃饭呢？如果再联想到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的表现，以及这两天内搞的一些不利于团结的小动作，他单请一方面军两个主力军团的领导吃饭，不能不引起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警觉。其实，被请的彭德怀与聂荣臻也有着同样的警觉。对此，聂荣臻写下了这段文字：
在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有这么一件事，引起我警惕。张国焘忽然请我和彭德怀同志两人去吃饭。席上，开始他东拉西扯，说我们“很疲劳”，称赞我们“干劲很大”。最后说，他决定拨两个团给我们补充部队，而实际上不过是相当于两个营的兵力，一千人左右。我们从张国焘住处出来，我问彭德怀同志，他为什么请我们两人吃饭？彭老总笑笑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我说，我也要。往下我再没有说什么，因为我那时脑子里正在打转转。
但是，党中央对张国焘依然采取团结的方针，发展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大好形势，全力打下松潘，力争早一天北出四川，完成川陕甘苏维埃政权的创建。为此，中央决定派出由王稼祥、李富春、林伯渠，还有因事未随陈云同志去白区的李维汉、刘伯承、叶剑英等组成的庞大的慰问团，赴四方面军所在地杂谷脑，慰问广大的四方面军指战员，并帮助传达贯彻两河口会议的决议。同时，为了加强四方面军的干部力量，中央决定李维汉完成慰问任务后留下，出任苏区四川省委书记。毛泽东听后沉吟片时，问道：
“如果人家不欢迎呢？”
“那就要罗迈同志到白区当四川省委书记。”张闻天答说。
“如果人家连白区的省委书记也不让做呢？”毛泽东又问道。
“那他们也太目无中央了吧！”张闻天愤然地说道。
“要有此准备。”周恩来有些沉重地说。
“我看还是从最坏的方面着想为好。”毛泽东轻轻地叹了口气，“关键是要安排好罗迈同志的退路。”
六月三十日，毛泽东为了部署松潘战役，一清早就离开两河口出发了。周恩来心事重重地赶到北进的路口，为毛泽东送行：
“主席先行一步，待我处理完一些事情就跟上来。主席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毛泽东微微地点了点头，语气有些低沉地说道：
“还是国焘同志的问题。他表面上虽然同意两河口会议，但他内心是怎么想的呢？我看还很难说。”
“我也有同感。他自恃兵多，视我们兵少，简直是到了‘谈兵色变’的程度。另外，中央为了统一指挥，增补他为军委副主席，可他那高傲的表情告诉我：不满意。”
“你的感觉怕是准确的。早在建党初期，他就曾利用当年北大的关系，在党内垒山头，受到同志们的批评。”
“如果他的权欲恶性膨胀，会师后的大好局面……”
“那也只好随他去吧！”毛泽东紧紧握住周恩来的双手，“还是那句老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我还有中央和军委，都只能做个谋事者。”
周恩来沉重地点了点头。
接着，毛泽东告别周恩来，大踏步地向着北方前进了。
六
张国焘在参加两河口会议期间在想些什么呢？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九三五年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因为当时目击一方面军减员和疲劳现状，就过分地估计了这一现状。由这里出发，就发生了为什么这样的疑问，发展到怀疑到五次‘围剿’中党中央的路线是否正确？”简言之，他在怀疑党中央在执行一条什么样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因为他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且又亲身经历过数次党的路线斗争，他明白只要党中央犯了路线错误，在此期间主持其政的所有负责人，都要因为承担路线错误而下台。由谁来领导清算这次错误路线呢？又由谁负责改组并领导新的中央委员会呢？非他莫属！直而言之，他张国焘将随着这次新的路线斗争的结束，由红四方面军的一把手，摇身变成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的当然的领导人。从何入手呢？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在两河口会议期间，利用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找他谈话的机会，先搞一次火力侦察：
首先，张国焘责问中央“苏维埃和红军所受的挫折”，“为何不从政治上寻求原因，例如苏维埃运动的政策是否正确等”。接着，他又指出：“由于我们的政治观念僵化了，军事观念也就随之僵化。我们死守着一个公式，认定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和一切作为是正确的，无可怀疑的”，这就是“中共命运注定了要失败”的所在。最后，他对张闻天说：
我再三强调党内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没有能够做适当的解决，目前中央又只注意军事行动，不谈政治问题，这是极可忧虑的现象。值得忧虑的是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遭受惨败，不易翻身，并将引起一、四两方面军的隔阂和党内纠纷。如果我们能根据实际情况，摆脱既定公式的束缚，放弃成见，大胆从政治上做一番研究，也许为时还不算太晚。
诚如前文所述，中央自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上台之后，就执行的是一条“左”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对此，毛泽东同志早已洞悉。但是，毛泽东同志纵观全局，主要是考虑到党的根本利益，在遵义会议上违心地承认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只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当中央决定由谁取代博古负总责，且周恩来提出“当然是毛主席”的时候，毛泽东又从党的整体利益出发，说道：“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直至中央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成立“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军事大计，他又请周恩来任“团长”，自己与王稼祥当团员。史家乃至于普通老百姓，都知道是毛泽东在长征中力挽狂澜，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但在红军的指挥系列中却没有毛泽东的名字。也正因如此，那样多的作战方案，也不是由毛泽东签发的。这就是毛泽东的气度和风格。
对比之下，姑且不谈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杀害了那样多的革命同志，相继丢掉了鄂豫皖和川陕两个根据地等，就说他现在才“怀疑到五次‘围剿’中党中央的路线是否正确”，他的目的正是为了打倒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使自己上台。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能够识别错误路线是不容易的。但是，每个人在反对错误路线中的目的却是大相径庭的。
由此，我们就廓清了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本质区别。
张国焘深知中国共产党内发起所谓路线斗争，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同和批准。就说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期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发起召开的遵义会议，也必须得到周恩来、朱德、陈云等政治局委员的支持，才能改组中央的领导，变更长征中的军事路线。换言之，要解决自“五次‘围剿’中党中央的路线是否正确”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他懂得必须先解决在共产党内，尤其是中央政治局中占有大多数的问题。但是，他通过两河口会议得出的结论是：中央政治局内在对待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上是一致的。而他张国焘却是绝对少数。怎么办？这就是他急待要做，而又不是一天就能做成的大事。为此，他采取了如下的步骤：
张国焘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中央、军委领导离开两河口之后，他留下会见了四方面军的同志，有意借挑拨两个方面军的关系，把矛头指向中央。请看他的回忆：
一、一方面军的干部总是说蒋介石的飞机大炮厉害，四方面军还没尝过这个味道，当初一方面军的力量远较四方面军为强大，尚且不是对手，何况区区的四方面军，我的同僚忧虑这种失败主义情绪。会影响四方面军的士气。二、一方面军的干部，有些发表诽谤我的言论，不是说我是老机会主义，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所不信任，就是说西北联邦政府这一主张，是右倾的具体表现。这一点引起了四方面军干部的反感……三、中央曾派遣一些调查人员到第三十军中去调查实况。这些调查者往往夸大第四方面军的缺点，特别是找到几个军官骂士兵的例子，就泛指第四方面军有浓厚的军阀习气。四、那些调查者往往利用四方面军一般干部只知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名字，而不知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名字这一事实，硬说第四方面军不尊重中央，甚至说这是张某人故意这样干的。
张国焘在记述了上面四点意见之后，又借属下的嘴广为宣传：“有人直率指出中央急于控制第四方面军的意图”，“因而中央一到抚边，便举行政治局会议”，决定了一整套的计划。他为了煽动属下反对中央北进路线，公然说：中央“与张某会面时只谈军事问题，不谈政治问题。改任张国焘为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实际由中央直接指挥第四方面军，立即实行北进”，等等。同时，他还向属下指出：“我觉得中共中央由于苏维埃政策的错误，招致了军事失败，如今只有乞怜于控制手段。我也觉得这是毛泽东等老游击家和张闻天、秦邦宪等留俄派，联合一起对付我的局面。我相信我有责任纠正那些同志的错误，挽救中共的失败”。结果，使得那些满腔热忱欢迎党中央、欢迎红一方面军的部分指战员，在绝对相信他张国焘的同时，渐渐地开始怀疑起党中央来了。自然，也就和红一方面军之间人为地划了一道情感鸿沟。
张国焘深知有兵就有权的道理，因此，他想借试探、分化红一方面军的主要指挥员，达到削弱中央，尤其是削弱毛泽东军事实力的目的，而请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吃饭，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另外，他出于同样的目的，当他在两河口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听说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对彭德怀有意见，他就派出自己的亲信秘书长黄超去做工作。对此，彭德怀曾做过这样的记述：
张国焘派秘书黄超来亦念，住在我处。说此地给养困难，特来慰劳。送来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还送来二、三百元银洋。我想这是干吗？黄住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我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有什么。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我干什么？他又说，张主席（张国焘）很知道你。我说，没见过面（实际上已经见过面了）。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什么“欲北伐必先南进”。我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阴谋破坏党内团结。把全国形势看成黑漆一团，这是明显的。把王明路线造成的恶果，同客观形势新的发展混为一谈，否认遵义会议纠正王明路线的伟大胜利。送了一点点吃的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
张国焘在离开两河口返回茂县的路上，一直在思索如何借挑起所谓的路线斗争，进而达到向中央夺权的目的。首先，他知道自己在中央是绝对少数，欲要取得这场所谓路线斗争的胜利，必须变少数为多数；其次，他深谙古今中外谋略家篡权之道，一靠实力，二占天时。他误认为中央红军长期转战，大量减员，是天赐良机，关键是要继续加强红四方面军领导层的团结。唯有如此，才可以实力为后盾，在向中央显示实力的同时，进而再改变中央领导的比例，最终完成由少数向多数的转变。为此，他决定经下东门会见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
徐向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建者之一。他祖居三晋五台县永安村，与阎锡山的河边村仅一河之隔。先在家乡念私塾，当学徒，辗转考入官费的山西省国立师范学校，毕业后又当了两年小学教员；一九二四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先参加东征，后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供职，大革命失败前夕来到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广州起义；一九二九年奉派到鄂豫皖根据地，从副司令一直做到今天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在长达六年多的时间里，这支能征惯战的四方面军，真是倾注着徐向前的全部心血。毫不夸张地说，徐向前这六年多的征战，就是一部红四方面军由小到大的军史，同时，也是鄂豫皖根据地、川陕苏区的历史。
徐向前的品格就像他原名象谦那样谦和得很。虽然他不是黄麻起义的参加者，且又不是湖北人，可是他的指挥才能与谦和的品格，却赢得了以黄麻起义为核心骨干的红四方面军同志们的信任，在军事上大家都听徐总指挥的。因此，他和四方面军有着他人难以理解的情感。或许是他没有政治野心的缘故，张国焘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军事人才使用，有关政治、组织等方面的事情很少和他打招呼，像有名的白雀园“大肃反”不仅没和他打招呼，甚至连他的妻子程训宣被捕审查他都不知情。所以，他在晚年写回忆录的时候，颇有感慨地写了这段话：
自从在鄂豫皖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以来，我的心情一直不舒畅。张国焘对我用而不信，陈昌浩拥有“政治委员决定一切”的权力，锋芒毕露，喜欢自作主张。许多重大问题，如内部“肃反”问题、军队干部的升迁任免问题，等等，他们说了算，极少征求我的意见。特别是在川陕根据地，取消了原来的中央分局，由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实行家长制领导，搞得很不正常。我处在孤掌难鸣的地位，委曲求全，凭党性坚持工作。既然两军已经会合，我就想趁此机会，离开四方面军。我在下东门见到陈昌浩时说过：“我的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工作感到吃力，想到中央去做点具体工作。听说刘伯承同志在军事上很内行，又在苏联学习过，可否由他来代替我。”我请陈昌浩把我的要求，向张主席郑重反映。陈昌浩当时说了些鼓励我的话，答应适当的时候，向张国焘做工作。
对此，张国焘肯定是知情的。另外，他从徐向前的来往电报中还知道，徐向前是力主北进的。为此，他在下东门约见徐向前，力图改变其北进的战略主张。因此，他见到徐向前后，“对会见中央领导及两河口会议的情况，不愿多说。只是说：中央红军一路很辛苦，减员很大，和我们刚到通南巴时的情形差不多”。但是，徐向前最关心的还是会师之后，两大主力向叨阶方向打。所以，他急切地问道：
“在两河口会议上，中央对下一步的战略问题作出了哪些决定？”
这时的张国焘还不敢封锁两河口会议的决定，尤其是不敢在徐向前面前篡改该决定的内容，他情绪不高地说道：
“中央的意见，要北出平武、松潘，扣住甘南，徐图发展。我看还是先取川西南比较好，否则，粮食、给养都不好办。”
这时的徐向前并不知道张国焘的政治野心，更不知道张已经做了并继续做有关的文章，他只是凭着军事家的良知和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态度发表个人意见：
“北打有北打的困难，南打有南打的困难。平武那边，地形不利，硬攻不是办法；松潘地区不利大部队展开，我和昌浩商量，准备扣住黑水，分路迂回突击，或许能够取胜。南下固然能解决目前供应上的困难，但一则兵力有限，二则翻越雪山，且不是长久立脚之地，万一拿不下来，北出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张国焘听完之后，知道徐向前依然是力主北进的。他清楚自己的总指挥的为人，更知道这位和四方面军有着特殊关系的总指挥，已经通过陈昌浩提出辞去总指挥的职务，要求去中央工作。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总指挥请辞在四方面军的本兼各职，从各方面都会造成重大影响的，其中，对他实现篡夺中央大权尤为不利。用徐向前的话说：“他沉思良久，最后表示同意先打松潘，但仍坚持南取邛崃山脉地区的意见。因此起草了一份电报给中央，并且要我第二天去懋功，当面向中央陈述他的意见”。
历经两河口会议，中央完全知道了张国焘的南下战略，可他和徐向前谈话之后，为什么又要徐向前去懋功，亲自向中央报告他南下的战略方案呢？对此，他们二人都没有讲。据笔者揣测，这是张国焘的一石二鸟之计：通过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之口，向中央再次阐述南下的战略方案，一是表明他在四方面军的地位，同时又可再次考验徐向前的立场。令他遗憾的是，翌日，因李家钰部猛扑我威州前沿阵地，战局紧张，徐向前要指挥部队作战，无法脱身，结果没有去成。自然，张国焘的这一石二鸟之计也就破产了！
陈昌浩和徐向前不同，他和张国焘一块进入鄂豫皖苏区之后，两人就一唱一和，一步一步地控制了党权和军权。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他们对红四方面军的建设既有贡献，也犯有不少原则性的错误，尤其是在肃反等问题上错杀了大批党的骨干。如果套用梁山泊排座次的做法来看，张国焘是四方面军当然的第一把交椅，陈昌浩也是名副其实的第二把交椅。这些年来，陈昌浩与张国焘配合得十分默契。因此，张国焘辞别徐向前赶到陈昌浩的住地，他们两人谈起话来就非常投机了。
首先，张国焘详尽地介绍了两河口会议的经过，接着他又发表了一些观感，最后，他不无轻蔑地说道：
“简而言之一句话，中央红军基本上失去了打恶仗的战斗力，可老毛他们呢？还要摆出一副君临天下的架子，命令我们服从他们的领导，真是岂有此理！”
诚如前文所述，陈昌浩是王明在苏联留学的同学，他在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衔恩师米夫之命与沈泽民等回国，向早已回到上海且很不得志的王明、博古等人透露瞿秋白与周恩来在党的三中全会上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为王明上台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王明上台不久，陈昌浩就随张国焘去了鄂豫皖苏区，对中央的历史尤其是中央领导之间的关系是不清楚的。其中令他费解的是，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有四大金刚之称谓，四年不见，四个人分成两派，其中张闻天、王稼祥竟然支持毛泽东。而今，连在遵义会议上受批判而下台的博古也站在毛泽东一边，公然反对他心目中的领导权威张国焘。因此，他不解地问道：
“他们为什么会听老毛的话呢？”
张国焘讲了他和毛泽东相识共事的历史，又毫无顾忌地说道：
“据我的了解，他长期受博古等人的压制，具有很大的迷惑性。”
几经交谈，陈昌浩完全赞同张国焘的意见：中央在政治、军事上都犯了路线错误。接着，他又以请教的口吻问道：
“张主席，当务之急，或者说时下应该从哪里做起呢？”
到这时，张国焘对如何篡夺中央领导权，似有了比较完整的计划。因此，他断然地答说：
“一、告诫我们的同志，中央政治路线、军事路线都有问题，中央红军遭到如此的惨败，必须由中央负责；二、时下，军事指挥大权，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借口军事指挥不统一，必须把老毛手中的指挥大权拿过来。”
陈昌浩想了想，又问道：
“这第一步棋……”
“就从这儿走！”张国焘取出一纸文稿，“昌浩，你先看看，这步棋会有什么反应？”
陈昌浩接过文稿一看，原来是张国焘拟好的电文：《张国焘建议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致中央电》。他用心地捧读了这份电文，反复地看着电文中的这段话：“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要能以坚决的意志，迅出主力于毛儿盖东北地带，消灭胡敌；特别要不参差零乱的调动部队，而给敌以先机之利，及各个击破或横截的可能。”渐渐地他悟出了这是一份“王顾左右而言他”的电文。也就是说，借攻打毛儿盖，向中央隐喻指出：仅仅给张国焘一个军委副主席不行，必须彻底改组中央及军委的领导。陈昌浩又看了看张国焘隐而不发的表情，进一步问道：
“为什么要走这步投石问路的棋呢？”
“一是看看他们的态度，再是要让我们的同志从欢迎的热情中尽快冷静下来。到那时嘛……”
“也就算做到了先礼后兵了！”
张国焘露出了得意的微笑。恰在这时，秘书长黄超走了进来，他有些惶恐不安地说道：
“张主席，中央慰问团就要到达杂谷脑了。”
张国焘沉吟片时，看着冷笑不语的陈昌浩问道：
“中央慰问团到此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张国焘微微地点了点头。
“那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欢迎办法呢？”黄超问道。
“四个字，外热内冷。”张国焘想了想答说。
“具体的内容……”
“你就听我和昌浩同志的吩咐就是了。”
“你和陈政委也去杂谷脑？”
“我们两人不去怎么行？这是对待中央的态度问题嘛。昌浩同志，你说呢？”
“是的，是的。”陈昌浩和张国焘相视，发出了会意的笑声。
在张国焘看来，中央派来的庞大慰问团，不是带来中央的关怀，而是对红四方面军进行收买和“招安”的。因此，他与陈昌浩亲自赶到杂谷脑，命令属下打起锣鼓，放起鞭炮，大街小巷都贴满标语，造成一个热烈欢迎中央慰问团到来的假象。实际上呢，他暗下命令，禁止四方面军指战员与中央慰问团成员接触。对此，李维汉曾写下了这段回忆：
我住在省苏维埃的一栋大房子里，住房靠着大厅，出入他们都看得见。表面上，他们对我很好，很客气。原省委书记、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周某，老是陪着我，吃饭也陪着我，吃得很好，但就是不让我接近四方面军的同志。我在杂谷脑只出去过一次，碰到宋侃夫、张琴秋两个熟人。他们这种安排，实际上是把我软禁起来了。周某与我谈话中，流露出瞧不起红一方面军的口气，认为红一方面军衣破、人少、枪少。我对他做了解释。他的意图我也看得出来，不愿意让我当苏区的四川省委书记。我叫他们派两个与四川有关系的人给我，陪我一起到白区去接关系。他们就派了张德生、白载昆陪我……我不能常出门，他们可以经常出门。有一次他俩对我说，张国焘、陈昌浩开过秘密会，策划反对党中央。他们还指着我们住房对面的一排平房说，外面进来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就住在那里，他们俩也在那里住过。住在那排平房的人，不能随便出去。何柳华（廖承志）等人就在那里住过，实际上被软禁了。
与此同时，张国焘“在一个天主教堂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名义上是传达两河口会议的精神，实际上是讲他自己反对北上的主张”。据时任张国焘通讯队指导员的詹洪海回忆：张国焘在会上公然说“中央有错误”、“右倾逃跑”。说到他参加两河口会议的情形，还对亲信黄超说：“他们办了几十碗菜，还请我喝了当地出的酸酒。他们请我吃，我就吃，我们不仅不请他们吃，还要跟他们好好算算账。他们这些人把兵都带光了，还要往北跑，不能允许他们这样无止境地逃跑，这是仍然坚持错误路线。”
正当张国焘继续策划篡夺党中央大权的时候，黄超手持一封信走进来，说道：
“张主席，这是曾中生写给中央的信，您看如何处置？”
曾中生虽然被张国焘下令严密地关押着，但他的革命经历和革命精神感动了看押他的同志，使他从欢迎中央慰问团的锣鼓声和鞭炮声中，知道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消息。“他心潮起伏，热泪盈眶，立即奋笔疾书，给党中央写信。他深信，党是了解他的，要求中央对他的问题作出正确结论，以便重新为党工作。”这就是黄超交给张国焘那封信的由来。
但是，“做贼心虚的张国焘知道这一情况后，感到十分恐惧，更害怕曾中生同志被释放后，向党中央揭露其错误和迫害曾中生等同志的事实真相”，遂把曾中生写给中央的这封信扔在了一边，又冷漠地笑了笑说道：
“一定要看好他们，不准中央慰问团的成员和他们接触！”
恰好这时，中央慰问团要求与张国焘晤谈。他认为时机到了，遂利用与中央慰问团领导会面的机会，在明确表态不欢迎李维汉出任苏区省委书记之后，又公然提出向中央要权：
“我自两河口回来之后，已经见到向前、昌浩两同志，大家都关心统一组织问题。”
李富春听后愕然，沉吟片时，有意问道：
“两河口会议之后，中央不是已经解决统一指挥的问题了吗？”
“大家认为还是很不够的，尤其是总司令部的工作需要充实。”
“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李富春有意地问。
“大家的意见是：向前和昌浩二同志参加总司令部工作，向前任副总司令，昌浩任总政委。另外，军委应设常委，统一指挥两个方面军的军事行动。”
李富春听后深感事态严重，遂当面答应向中央反映张国焘的要求。他回到下榻处之后，当即以个人的名义给中央发了一则电文：
朱、周、王、毛：
张国焘来此见徐、陈，大家意见均以总指挥迅速行动，坚决打胡为急图，尤关心于统一组织问题，商说明白具体意见，为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立夏。
富春
一九三五年七月六日一时
李富春于凌晨一时向中央发完这份急电之后，又和慰问团的其他成员进行紧急磋商，决定近期结束慰问任务，赶回中央复命。行前，由林伯渠向李维汉传达张国焘的意见：不欢迎他出任苏区四川省委书记。他们的心里都在焦急地自问：
“中央将如何对待张国焘伸手要权的行为呢？……”
七
两河口会议之后，毛泽东为了部署松潘战役，于六月三十日清晨就踏上了北去的征程。在两河口与卓克基之间，横亘着一座大雪山——梦笔山，山高与夹金山差不多。由于红军在翻越雪山时积累了一些经验，“上山前每人喝了辣椒水，又用被子、毯子等将身体裹了起来，在爬山中注意了不讲话，不休息，发扬阶级友爱精神”，因而，这座上下有九十里的大雪山比较顺利地跨越了过去。
但是，这次雪山行军“道路崎岖，河沟纵横，气候多变，队伍难以行走，骡马障碍更多”；加之这里是藏族区，“沿途遇到反动派的阻挠，他们胁迫藏民坚壁清野、对我们放冷枪，杀害我们掉队的人员。我先头部队经过一天一晚还不能进入卓克基，反动派威胁群众凭险抵抗。最后他们退入镇外的有七层楼的土司家，仍准备负隅顽抗，红军夜放照明弹，这土司才仓皇逃走了”。就这样，红军先头部队才进占卓克基。
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中央、军委首长进入卓克基，全村几乎跑得空无一人了。由于毛泽东在长年战争中养成了一种习惯，那就是每到一个新进占的地方，就利用警卫人员安排住处的空隙，较为认真地对地形地物做实地考察，因此这次他照例又带上一个警卫员走上街头，看看藏民聚居的卓克基建筑的特点。他兴趣极浓地发现：这里的“房屋多用石头筑成，街道也是大石板地，窄而潮湿。镇外散布着一些楼房。土司家是一座大建筑，可住上千人，有七层，最下一层是关牲畜的，上二层楼有一根粗大的木头做‘梯子’，可以叫独木梯，每隔大约一尺，便在左右削去一片来踏脚，人能一左一右踏着上二层，但牲畜不能上去。二层三层住一般仆从或士兵，四五层住家属或官吏，六层为仓库，保存各种贵重物品，七层设有经堂，内有佛像、佛经、拜佛用的陈设，非常清洁”。他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对这位土司做了一番考察。据一些年长且无力逃走的藏民奴隶说：“这个土司曾经在成都上过大学，母亲是个汉人，因此，他家在生活习惯方面有许多汉族的东西，如家中用品很多和我们一样，有汉文字画，藏有很多海味。”等等。由此，毛泽东又陷入了深思……
自从红军进入藏族地区以后，最大的困难是历史造成的民族矛盾。毛泽东亲身体会到：“藏民受了川军及本地反动派的欺骗宣传与强迫命令，都躲避起来，根本买不到粮食。因此，青稞麦、玉米、荞麦等，每天不能保证两顿饭，食盐也逐渐断绝了。”另外，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红军欲要完成北出四川、创造川陕甘苏维埃政权的重任，必须先要顺利地渡过南北长达两千余里的藏族区。怎么办？他由这位土司的母亲想到了文成公主，并由文成公主想到了历代帝王的和亲政策，待到他想到红军过彝族区之后，他认为必须制定一项严格的民族政策，让藏民逐步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之后，红军所要经受的一切困难就能迎刃而解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