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偶然的事情，的确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使他认识到参加革命的红军指战员，要领导他们推翻旧社会，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而他们本身都不是共产主义者，甚至连起码的文化常识都没有！当他再想到党内那些自称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他们充其量是一些鹦鹉学舌，并欺骗与吓唬上述这些红军指战员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比推翻一个旧中国还要重了许多！或许是他由此，或更早地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本的原因，是中国老百姓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改造中国，或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必先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中国的老百姓，使之成为自觉的而不是盲目的共产主义战士！
明天——元月十五日就要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了。是日晚，毛泽东与王稼祥又齐聚张闻天的下榻处，共同研究讨论了张闻天代表他们三人做的“反报告”的提纲，然后他才扶着带伤的王稼祥走上二楼，回到各自的房间准备休息。出他所料的是，他一进屋就被一股香味吸引了。他看着坐在床上缝补衣服的贺子珍，一边抽着鼻子，一边笑着说道：
“好香，好香！噢……是一种诱人胃口的清香。”
贺子珍放下手中的活计，二话没说，打开锅盖，端出一大盘热气腾腾的红烧鱼，小心地放在桌上：
“吃吧！这是我用自己积攒的一点钱，到街上买了这条又肥又大的活鱼……”
“一定是我最爱吃的放有辣子的红烧鱼，对吧！”毛泽东边说边走到桌前，边欣赏地看着，边自嘲地说道，“果真不错，知子珍者，我老毛也！哈哈……”
贺子珍听后感到是那样的满足，似乎她忙了一个晚上，能换得一句“知子珍者，我老毛也”就全都够了！她微笑着点了点头后又“不！”毛泽东突然抬起头，郑重地说道，“今天这鱼我不吃了。”
“为什么？”
“省给你还有我们就要出生的儿子吃！”
贺子珍听后深受感动。但是，当她一听毛泽东的话音，心里就又咯噔一下，忙又问道：
“要是个女儿呢？”
“那我也喜欢！”毛泽东自然明白贺子珍这句问话的意思，遂又严肃地补充道，“因为世上唯有女人最伟大，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丈夫和孩子！”
“我也赞成老毛的理论！”恰在这时，张闻天边说边走进屋来，“是嫂夫人的鱼香把我……”他回身指着王稼祥，“还有稼祥同志，吸引来了！世上最伟大的女性——嫂夫人……”
“请吃鱼！”贺子珍忙指着桌上的红烧鱼说道。
“这就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王稼祥说罢又近似玩笑地说，“要么嘛，嫂夫人知道我们三个人……”
“不对，”毛泽东打断王稼祥的话，“依我看啊，这叫吉庆有鱼（余）！”
“对，对！吉庆有鱼（余）。”
毛泽东的房间里回荡着惬意的笑声。
遵义会议于一九三五年元月十五日在柏辉章私人公馆二楼东厢房召开。这是一间长方形的房间，屋内是普通的灰泥墙，地上铺的是红色地板。房中间摆着一张板栗色的柏青木长桌，桌四周有十八只木边藤心靠背椅，屋顶正中央吊着一盏煤油灯，在左边的墙壁上还有一架挂钟。由于天气冷的缘故，会议的组织者还特意生了一盆炭火，供参加会议的同志取暖。实事求是地说，在长征途中所举行的会议的会场中，这是一间最好的会议室了！
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员计有：
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
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
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
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
翻译：伍修权。
据陈云同志留下的文献史料称：“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自然，在会议结束时还有一个组织调整的问题。很清楚，遵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博古时任中共中央的第一把手，遵义会议自应在他的主持下进行。按照大会的议程，首先由博古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做了一些检讨，但是他坚持党中央在政治、军事等方面执行的是一条正确路线。“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
接着，周恩来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自我批评，又批评博古和李德。”对此，李德曾把博古与周恩来的报告做了如下的比较：“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线。”
周恩来做完副报告之后，张闻天当即站起来，做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据与会者杨尚昆的回忆：“他做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位同志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主导的。”简言之，张闻天的反报告从理论上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以及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
紧接着，毛泽东做了一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他全面地总结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失败的教训，深刻地、切中要害地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战略方针及其表现，如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等等。与此同时，他点名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客观的困难——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强大，严正指出是军事上执行了一条“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与红军在转移中的重大牺牲；他还尖锐地批判李德不懂中国革命的特点，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只知纸上谈兵，甚至连战士要走路、要吃饭，还要睡觉都不考虑。更为严重的是，在军事指挥上独断专行，既不审时又不度势，完全靠着并不准确的军事地图关在屋中瞎指挥，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遗憾的是，这篇精彩的发言因历史的原因没有留下来，幸喜的是毛泽东把它写成了一篇军事专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对此，陈云曾讲道：遵义会议上，“只有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的发言改变了会场的气氛，使得与会者大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之感。一俟毛泽东落座，王稼祥就带病抢先发言。他不仅明确表态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与毛泽东的发言，而且第一个提出：“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诚如前文所述，朱德是最了解毛泽东的。当王稼祥提出“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之后，他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以及最高“三人团”的领导错误，谴责他们排斥毛泽东，依靠、迷信外国人，结果丢掉了中央根据地，牺牲了五万多名红军指战员。最后，他无比愤慨地说了这句话：
“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了！”
朱德总司令发言一结束，政治局委员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总参谋长刘伯承、代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以及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等相继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严厉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军事理论上的错误，拥护毛泽东领导和指挥红军。
就在遵义会议出现一边倒的情势下，毛泽东一向器重并有意培养的林彪却沉默不语。是因为他曾支持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写过《论短促突击》等错误的文章而内疚？还是他仍顽固地站在李德一边不赞成毛泽东等人的发言？据后来林彪的表现，恐怕这二者兼而有之。
周恩来是一位很会把握机缘的政治家。尽管他在会前想到了遵义会议的结果：请毛泽东同志出山指挥红军，但是他也没有想到绝大多数的与会者的情绪会是这样的激愤。因此，他越发感到自己的错误的严重性。另外，他深知自己不仅是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最高“三人团”成员，而且他还清楚在遵义会议上，唯有自己才是把这种激愤情绪转化为组织决定的合适人选。换言之，是到了他表态的时候了。因此，他再次发言，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赞成其他同志的发言。这是因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最后，他郑重地说道：
“鉴于我自己参与军事指挥所犯的严重错误，我赞成改组中央军事领导班子，由毛泽东同志领导和指挥红军。”
周恩来的发言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志的认同，但也遭到了李德、博古等少数人的反对。多年之后，李德还耿耿于怀地写下了这句话：“果然不出所料，周恩来公开地倒向毛泽东。”与此同时，博古拒不承认自己在军事上犯了路线错误，凯丰等极少数人还在会上公然为“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进行辩护。对此，毛泽东再也忍无可忍了，他针对过分强调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敌我力量悬殊的论点，颇为激动地说道：
“博古等同志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是敌人太强大了，蒋介石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是五十万，和中央红军的力量对比是十比一。我方才已经说明，这不是决定的因素！因为在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候，敌兵是十万，我红军不足四万，是二点五比一，我胜利了；第二次反‘围剿’时，敌兵二十万，我红军仍然不足四万，是六比一，我红军又取得了胜利；第三次反‘围剿’时，敌兵三十万，我只有三万多名红军，敌我双方的对比是十比一，但我胜利了；就说是第四次反‘围剿’吧，敌兵三十多万，我只有四万多名红军，是八比一，我们还是取得了胜利。而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也是十比一，但东有十九路军在福建与蒋介石作战，南有陈济棠和蒋介石矛盾重重，而这些条件又都是前四次反‘围剿’所没有的，可第五次反‘围剿’却失败了！这就充分地说明了博古等同志的立论是站不住脚的。这也证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完全是背离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机械地套用洋教条的必然结果。这也就是反马列主义‘左’倾军事路线所带来的最主要的危害！”
凯丰是王明、博古教条宗派中的秀才，也是教条式的理论家。诚如前文所述，他不仅从根本上就反对毛泽东，而且也是自黎平会议以来顽固支持博古错误路线的少数人。因此，当他听到连周恩来都公开请毛泽东出山之时，他的心中就憋了一肚子火；当他再听到毛泽东据理驳斥博古的时候，就再也忍不住了！他大讲了一通所谓“富农路线”、“游击大王”根本不懂军事指挥之后，又说了如下这段攻击毛泽东的话：
“我看你打仗的方法也不高明嘛，无非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
毛泽东听后淡然一笑，感到凯丰的发言像是失败前的哀鸣。多年之后，毛泽东还多次讲到他和凯丰的这次争论：
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对于遵义会议参加者的态度，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文献中写道：“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泽东）王（稼祥）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李德）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党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从而宣告这条“左”倾军事路线彻底破产。同时，扩大会议最后还做出了如下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自元月十五日开始，十七日结束，一共开了三天。元月十八日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在“决定与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时，两位四川人——总参谋长刘伯承与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因为四川条件比贵州要好得多。从我（聂荣臻）到贵州看到的情况，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我们原来在贵州又毫无工作基础，要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实在是太困难了。而到四川，一来有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我们；二来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只要我们能站住脚，就可以大有作为；三来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往四川大量调兵不容易。”会议接受了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建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恰在这时，中央又获悉在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又做了新的部署，调集四十万兵力，企图将中央红军三万五千多人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决定：“部队从一月十九日开始逐次向西北转移，在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二十日，中革军委下达《渡江作战计划》，决定在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对此，很多人都发出这样的自问：
“毛泽东能战胜蒋介石新的围追堵截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