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的军队有一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旅，这是主力，骑兵旅组建不到一年的时间，战斗力可想而知。其他的就是建设兵团的战士和各地基干民兵，这些人就是一伙农夫，谈不上战斗力，想要守住南阳都很勉强。你让他们去援助你们，派多少人合适？派少了就是送菜，派多了弹药粮草的运输怎么解决？而且司州豫州都是一马平川，骑战是他们的强项，你让不到一万的骑兵旅、一万步兵去和石生的几万骑兵拼杀？那是兵败无疑的。
还有，襄阳搞摊丁入亩改革，那些世家和宗族势力对于襄阳新政府的态度是仇视的，他们不甘心自己失去的一切，只是因为现在被刘家军强大的武力所威慑，不敢出头而已。如果刘家军在司州战败，石生乘势而下兵犯南阳，刘家如何抵挡？接下来荆州全局震动，各大士族蜂拥而起，那时候就无力回天了。
钱凤一席话说得郭诵脸上热辣辣的，手心冒出一片冷汗，心头像是有千万只蚂蚁爬过。这些本来是自己应该想到的，可是因为仇恨和愤怒蒙蔽了自己的双眼，想起自己对桓伯的生硬态度，心里更是羞愧难当。自己还曾经想过让桓伯支持自己组建一支部队杀回荥阳，真是不自量力啊。
钱凤看着郭诵痛苦的脸，心里也叹了一口气，家破人亡的滋味真不好受，因为自己追随王敦起兵，家里的族人受人排挤，度日如年，是我害了乡亲们啊。当然，钱凤还有更深的见地没有对郭诵说：为什么要出兵帮你们？你们就是一群武装割据势力，帮助你们有什么好处？到时候尾大不掉就不好收拾了。刘家要把一切势力都拉入到自己体系中来整编，对于不服从管辖的坚决镇压。
钱凤琢磨着这襄阳似乎还有一层考量：不想引起刘曜和石勒的注意，闷声发财，苦炼内功，等到两家倾全国之力生死决战的时候再出手收渔翁之利，岂不妙哉！
钱凤的到来出乎大家的意料，这王敦怎么突然不行了？听说建康的司马绍也病重不起，有十来天没上朝了。对于突然出现的变故，襄阳这些大佬又召开常务会议商量对策。
刘丹对于司马绍、王敦同时病倒非常意外，历史车轮的惯性太大了，又要回归原来的轨迹？只是加了刘丹这个异数，东晋这辆破车不知道将来会驶向何方。
钱凤来到襄阳，进驻客栈的时候登记的是实名，所以府衙很快就得到了消息，大家不知道他来这里干什么。不过既然实名登记，肯定没有恶意。接着钱凤和郭诵勾搭上了，没想到钱凤居然说服了郭诵进襄阳军政学院学习，真是出乎意料，桓宣心上的这桩事情总算放下了，虽然襄阳确实有自己的困难没有出兵，但是李矩之死还是让桓宣深感愧疚，安顿好李矩和部下的亲属，桓宣也能心安一些。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郭诵这帮人在北方和两赵周旋交战，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正是刘家军急需的。桓宣就怕郭诵一气之下带着族人跑到建康，那就毁了，司马氏这艘船已经漏水，自身难保，上去就断了前程。
钱凤带来了王敦提出的条件，交出江州，裂土为王，王含为湘州王，保留军队。这是漫天要价，襄阳这些大佬可不鸟他们这一套，不过让大家没想到的是钱凤把王敦的底线和王含的态度全部兜出来了，而且表现出向襄阳积极的靠拢的姿态，他想弃暗投明了。
桓宣曾经在王含的帐下任参军，对王含很了
解：“王含凶暴贪鄙，目光短浅，可不容易放弃啊。他还想拥兵自重，交出江州是想让刘家军和建康直接对上，他打的是如意算盘。在宁州割一块土地让他做个王爷，肯定会引起宁州震动，到时候成汉出兵南下，又是一场乱战，当然不行。”
大家看着地图，左右为难，想找一块地安顿王含可真不容易。
刘丹指着交州以南的占城国，道：“让王含去占城国，他想要称王也好，想要保留军队也好，甚至想要把民众迁走也可以，我们甚至可以资助他一批枪炮。如果他在占城国站稳了脚跟，可以用占城的稻米和我们做生意，换我们的枪支弹药。我们在泉州的造船厂正在研制建造风帆战舰，如果成功了我们可以把战舰卖给他们。总之一句话，如果他肯答应，那就是自己人，我们会提供一切方便。这样，把海外地图拿一份给钱凤，上面标注矿产和植物产出，那些地方有的是宝藏，只要挖出来就发财了。”
此话一出，大家都豁然开朗，大家的思维局限于境内，没想到海外，让他们去开拓疆土也是不错。而且那些地方够大，随便他们折腾。只是南方瘴气太重，疾病很多，他们可能不愿意去。
在古代和近代的殖民史中，热带雨林地区都是疾病丛生，难以征服的。古代中国开疆拓土，主要是向西和向北，很少重点向东南亚。即便向东南亚开疆拓土，往往也只是到交趾缅甸一代，再往南就没有了。
在古代文献上，很多人都看到过这两个字——瘴气！其实，这是古代对南方的恶性疟疾的一种称呼！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七擒孟获时，就有“五月驱兵入不毛，月明泸水瘴烟高”和“瘴气密布，触之即死”，军事行动受阻的描述。当然，因为对于南方的疾病不了解，这些都是夸大其词。
唐朝攻打南诏国时，为何损失惨重？《资治通鉴》记载，754年李宓领兵七万征讨南诏，结果将士十之七八死于疟疾和饥饿，由此导致全军覆没，李宓被俘！对此，白居易有诗云，“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
可以说，几乎每一次在南方或越南缅甸地区的作战，史书上都有“军中大疫”的记载！在这一种情况下，中原王朝自然很难持续，所以每一次都是打败对手之后，就匆匆班师回朝，饮恨东南亚，根本没办法长久作战，原因就在于无法防范疟疾！
其实，对于疟疾问题，西方人也没有好办法。在殖民时代，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在殖民南洋时，开始也只是占据一些据点，并不敢深入内地，除了实力不足之外，还因为疟疾问题！
在19世纪，中国人下南洋的时候，疟疾的发病率甚至超过70%，死亡率更是达到30%。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已经有了奎宁，但发病率和死亡率依然很高，对西方人也一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战场上，由于疟疾而造成减员有数十万人之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太平洋战场上更为严重，尤其是热带地区的岛屿上，疟疾让美日双方头疼！
最著名的是1944年，日军出兵印缅边境，因帕尔战役还没有开始时，10万军队就有6万余人患疟疾，不战自溃。如果没有疟疾，日军一旦打进印度的话，二战格局又将如何？关于疟疾，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曾发过一句经典的牢骚：“我的士兵 1/3
得了疟疾，1/3 在照顾疟疾患者，只有 1/3 能战斗。”
实际上，一直到越战期间，疟疾依然是东南亚战场的关键阻碍！1967~1970年4年间，侵越美军因疟疾减员损兵80万人！
疟疾还有一个名称叫隔日虐，就是你今年患上了疟疾，挺过来了，明年这个时候还会发作，又来一回，很难断根，搞得人苦不堪言，在海南，赣南都有这种疾病。
东南亚闷热，潮湿的天气，加上蚊虫叮咬，很容易得皮肤病和其他疾病。对于这些困难，除了青蒿，蚊香，蚊帐，加上一些诸葛行军散之类的中药，刘丹没有其他办法。不过只需要在海边建立几个节点城市和港口，不需要深入内陆雨林地区，相对来讲情况稍微好一些。
桓宣道：“让他们不要征服，开始找一个落脚点就行，慢慢发展，这样困难就少一点。另外江东的一些士族土豪，占有大量的土地，让王含把他们全部带走，我们今后土改的阻力也会小一点。我们在福建经营得不错，可以作为他们的后勤基地。”
钱凤这边事情的基调定下来了，下面就是关中刘曜的事情。
六月，石虎抓捕了刘岳及其部将王腾等八十多人，还有氐羌三千余人，都押送到襄国，坑杀士兵一万六千人。八月，刘曜兵败退回关中，到渑池时，穿素服哭祭，七天后才入城。而郭默南奔建康，李矩部下率众二千投降后赵。石生占领整个河洛地区之后，兵寇方城，被击退之后没有恋战，退出方城古道，方城守军也没有追赶。
十月刘曜派出使者到襄阳，要求和荆州结成联盟共同对付石勒，并且要求襄阳提供火枪火炮，刘曜愿意用战马交换。
结成联盟当然不能答应，要不然石勒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襄阳了。至于枪炮嘛，这个问题要商量一下。
“关中有不少战马，我们要想办法弄过来。”参谋长叶涛道，“我们以前换回来的马匹大都是老马，有的只能拉车耕田，叶瑾跟我说了很多次了。”叶瑾这个骑兵旅长有点名不副实。
这是一个现实的困难，铁器，粮食，马匹这些战略物质都是刘曜和石勒政权强力管控的，禁止母马交易，限制马匹交易，通过商业贸易获得的极其有限，而且母马很少。今后*进攻关中、洛阳和黄河以北地区，没有战马根本就寸步难行。而且内陆地区的战马因为没有驰骋之地，体力和耐力都不行。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马政。正如北方游牧民族对于江淮密集的水道望水兴叹一样，中原对于北方广袤的草原也是仰天长叹，一个要下马操舟，一个则是要上马骑射，都是需要干自己不擅长的活计。
古代职官有一个“司马”。马在中国古代的战争中占据重要地位，春秋以前的职业化军队主要由贵族出身的子弟组成，战争方式主要是战车的列阵对阵冲锋，而古代的战车是由马拉的，所以马的地位极其重要。形容哪个国家军力强盛，就称呼它为千乘之国、万乘之国之类的，由于这层关系，司马其实是专门负责管马匹的官，是非常重要的军职。殷商时代始置，位次三公，与六卿相当，与司徒、司空、司士、司寇并称五官，掌军政和军赋；春秋、战国沿置；汉武帝时置大司马，作为大将军的加号；后亦加于骠骑将军；后汉单独设置，皆开府；隋唐以后，为兵部尚书的别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