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一战风波 第三九七章 新的一年开头难
一九一七年元月三日，中国驻欧洲军事观察员兼国际事务联络员莫理循从巴黎赶回中国，他回国是准备参加前总统袁世凯葬礼的。之前十二月二十八日的追掉会，因为路途关系，莫理循没有赶上，但作为前总统的外国好友，他仍然回国参加袁世凯葬礼。按照莫理循的话说，他这是遵循中国人的传统，送老朋友“最后一程”。袁世凯葬日为元月六日，正好的二十四节气的“小寒”；也多亏了是在冬天，要是在夏天，这尸体恐怕存放不了这么多天。
老袁的葬礼举行的很是风光，其灵柩由二十四人抬（历史上也是如此）往火车站，十几个儿子都跟在后面。之所以要抬往火车站，是因为老袁要把自己安葬在老家河南安阳。这样一来，能够到河南去的人就不能太多，赵一天则是必须要去的人之一。从河南回来之后，和赵一天一起去安阳参加袁世凯葬礼的莫理循就直接找到了赵一天，向国防总长报告自己的欧洲之行。作为中国政府派出的军事观察员，按理说莫理循应该先向总统徐世昌汇报，然后才是赵一天这位军方最高领导者。但深谙中国官场规则的莫理循却偏偏先向赵一天做报告。看来，身在国外专门观察欧洲战场的他，对中国国内形势的细微变化也是观察的很仔细。
莫理循国人对中国发生的变化是非常惊喜和欣慰的。作为一个外国人，他是真正希望中国能够富强独立起来，也希望看到中国的统一和强大。曾经在接受澳大利亚记者采访时，他就说过“新的中国袁世凯政府的目的，在于建立这样一个共和国，它融合了美、法两国制度的精华，瑞士的部分宪法，以及大不列颠诸多制度产生的自由”。而在巴黎担任军事观察员期间，接受《费加罗报》记者采访当问及中国远征军一事时莫理循也很不客气的回答说“赵一天就是中国的拿破仑”！这句话在法国造成了不小的震动。
“总长阁下，如果中国想在战后获取更大更多的利益，那么现在就是一个机会，利用英法准备大举进攻的时候，欧洲远征军应该拿出真正实力去战。如果总长阁下的军队能够率先突破德军阵地，甚至进入德国境内，我想英法政府战后一定会考虑中国的态度”。在介绍完欧洲西线战场情况之后，莫理循给赵一天提出了自己新的建议，，然后就起身告辞；他还需去拜会总统和总理等人，至少这几天是闲不住的。
临出门时莫理循突然又站住了，回身将一封信交给赵一天，“总长大人，差一点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有人托我给阁下一封信。此人是和我一起从巴黎返回的，好像是‘华法教育会’（法国中法学者文化教育学术团体，宗旨是:发展中法两国之交通,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之发展，是一个非政党组织无政治色彩）的创导者，之前和袁（世凯）总统有些政见不合。这次回国按照此人的话说不是因为袁（世凯）总统死了才来，而是国内的发展变化促使他回来。我个人觉得此人很有文化修养，就冒昧的同意替他转交这封信给阁下，希望没有让阁下失望”。
送走了莫理循，赵一天很好奇的将信打开，他很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华法教育会这个名称后世他曾经听说过，大概是以提倡勤工俭学，以次组织帮助更多华人到欧洲求学；新中国领导人中的zhou总理、以及太祖他老人家等均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帮助后才在法国进行学习的。但这个组织的创导者是谁赵一天好像记不得了。“原来是他”！看完信之后，赵一天才知道莫理循嘴里的“此人”竟然是前教育总长蔡元培。
蔡元培是中华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孙大炮的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蔡元培就出国去了欧洲，在法国留学从事学术研究，渐渐和孙大炮等人的关系疏远。这一方面是因为两者相距过远，沟通交流不畅所致，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在国外的蔡元培，从外国人对中国的评论里面看到了中国的变化。特别是一战爆发之后，中国政府一系列做法，加上中国军队的出色表现，让身处巴黎的蔡元培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自豪----走在巴黎大街上，法国人在看到中国面孔的亚洲人时，竟然会主动问好打招呼，并且会竖起大拇指夸赞，这在之前是不敢想象的！
后来，通过和国内的旧友严范孙（严修）、胡瑞霖、张元济等人属下往来了解，蔡元培就起了回国之心，但又碍于自己之前和北京政府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所以迟迟未能决定回国日期。这次袁世凯离世，让蔡元培感悟很多，个人政治见解不同不等于相互之间就有国仇大恨，于是就和莫理循一起回来了。根据友人对国内政局的说明，加上他自己的分析，就写了一封信让莫理循交给国内最炙手可热的年轻实权将军赵一天。
也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在信里，蔡元培对赵一天这几年的作为表示了肯定和赞赏，希望赵将军在扩军强武的同时，也能够拿出一定的资金扶持一下国内的教育事业----之前赵将军所创立的学校，大多都是和军事有关的，真正学术教育方面的学校不够多，希望自己回国之后在这方面能够得到国防总长个人的支持。
他这是看上我的钱了！这是赵一天的第一想法，不过再一想之后，就又觉得蔡先生说的还是很有道理，这是一个从长远角度出发看问题的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看来自己之前是有些一叶障目了，只顾发展军事教育，忽略了对国人的知识文化教育。想到这里，他马上给教育部打了一个电话，和现任教育总长张一麐老先生聊了一会，大概了解了一下现在国家在教育方面的投资，以及各大学的教育水准。
对于蔡元培的问题，赵一天也仅仅只限于了解，并不想现在过多的涉入，因为他真的是没有时间现在就去处理这类事情，国际上协约国一连串的变故，让赵一天不得不将注意力集中到这上面了。元月初，英国政府首相阿斯奎斯，因和内阁陆军大臣劳合·乔治矛盾激化；失去军方的支持，阿斯奎斯不得不宣布辞职，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便任命早已对首相职位垂涎已久的劳合·乔治为新的首相，接掌国家大事。乔治首相一上任，就开始大面积否决前任在军事方面，特别是欧洲战场上既定的策略，开始推行他自己的一套。
之前我们有提过，在担任军需大臣和陆军大臣这两个位置时，劳合·乔治就主张英国应该将军事力量主要投入东线，而不是现在法国战场的西线。所以自己担任首相以后，他就命令英国欧洲远征军司令官黑格元帅抽调兵力去俄国，而且还要抽调一半以上的坦克部队。可惜他的命令被黑格元帅拒绝了，元帅已经接到了从俄国内部传来的消息，为了镇压国内此起彼伏的革命浪潮，沙皇政府已经开始秘密和德国人进行接触，准备与德国单独媾和。这样一来，德军将会从东线抽调出更多部队到达法国战场，所以此时西线绝不能抽兵，反而要增加兵力。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德国军队现在也有了自己坦克武器，德军最新式的A7V坦克在去年年底（一九一六年十月）就出现在索姆河战场，和英国坦克发生过对战。虽然英军坦克最后击退了仅有二十二辆坦克的德军部队，但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黑格元帅知道，这是一个危险信号，如果德军坦克大量出现在战场上，并且和没有坦克的英军步兵相遇，后果不敢想象，所以他拒绝将手里的坦克部队分一半去东线。
和历史上相比，德国人的坦克提前了一年问世，这也是赵一天首创坦克，并为英国人提供坦克带来的后果。另外，德国人除了有A7V坦克之外，还设计出了新一款坦克。有了缴获自战场上受伤的英军坦克做样板，德国陆军野战车辆事务武器研究所的工程师约瑟夫·沃尔默很快就设计出了自己的第一辆坦克样车。和武器专家库尔特·格奥尔格·艾哈德设计的A7V坦克不同，沃尔默的这辆坦克不再是四四方方的钢铁箱子模样，而改变为有一定倾斜度且有棱角的坦克。重要的是，沃尔默设计的这款坦克只有八吨多一点，比起三十多吨的A7V坦克，要轻便很多，且火力也不错；军方察看以后迫不及待地要求立即生产A这种新型坦克。军方认为，A7V坦克虽然也不错，火力也强悍，但和英国人的坦克相比速度太慢，其灵活机动性远远不够，装甲厚度似乎也差一些。
这种八吨多一点的坦克，被德军命名为LK坦克，德国陆军一出手就*了三百辆LK坦克，可惜由于德国国内钢铁的短缺和帝国整体工业的优先级考虑，最高指挥部只批准了一百辆LK坦克的*量。到一六年十一月底，该型坦克只生产出了六十辆，被德军全部投入到了索姆河战场，以对抗那里的英国坦克。这种情况下，黑格元帅更加不可能将自己手中的坦克部队调走，哪怕只调走七十多辆。
对此，乔治首相有他自己独特的处理方式，他竟然越过远征军司令官道格拉斯·黑格元帅和帝国参谋总长威廉·罗伯特·罗伯逊元帅两人，自己直接对远征军坦克指挥官富勒上校下达命令，命令富勒上校抽调一半的坦克到法国加来港口，坐船去沙俄拉脱维亚的里加，从那里上岸前往俄国东线战场，支援俄军的军事行动。还好富勒上校是一个正统的军人，知道自己的直接上司是谁，当下将这件事报告给了司令官黑格元帅；大怒之下的黑格竟然坐飞机飞回了伦敦，当面指责首相越权和干涉自己的指挥权，两人大吵一架不欢而散。
新首相和远征军司令官的矛盾就这样产生了，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产生的根源，内阁成员、首相的密友马克斯·艾特肯爵士提出了他的建议，那就是为远征军生产更多的坦克，并且将索姆河战场的一部分交由新扩大的中国远征军去承担，这样既可以避免英国远征军坦克的减少，也能缩小英军在战场上的接触面，减少战争中英军士兵的战损率。最终这一建议得到了乔治首相和黑格元帅的一致认同，外交大臣格雷就有了新的任务。很快，在北京的朱尔典就接到伦敦的电报，说服中国军方，希望中国远征军能够分担欧洲战场索姆河战区的一部分压力，以便英国能够抽调部队去东线战场支援俄军。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赵一天打消了和蔡元培的见面，专心研究分析英国人知道最新要求。还好，已经辞去奉天省省长一职，准备前往湖北任省长的杨永泰回到了北京，和装备前往江苏省任省长的孔祥熙都来拜会赵一天，赵一天也就有了两位高参和他一起来研究对策。当然，在此之前，几份前往欧洲远征军司令部，以及暗影欧洲局询问情况的电报是不可少的。最后，在两人的帮助下，加上赵一天丰富的后世经验，一份针对英国政府要求的答复意见出现在朱尔典手上。看完这份并不是很特别的回复意见，老辣的朱尔典直觉感到哪里有些不对，但仔细反复看看这份资料，他却找不出那里不对，他决定亲自去见见赵一天，和他当面说一说纸张上面的内容，免得以后有什么麻烦出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