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钱海去了吴梦爹妈家。他是为吴梦提出离婚的事而来的。二老是两天前知道的，他们坚决不容许吴梦离婚，可吴梦的离婚决意，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两位老人为吴梦死活要离婚，想不通，但又做不通吴梦的工作，正在家唉声叹气呢。钱海对二老说，吴梦执意要离，谁也拉不住，也只能依她了，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也许她是一时情绪冲动，过几天就会后悔的，她肯定会后悔的。钱海让二老不要太心焦，他会再做吴梦工作，他们尽快复婚。二老听了钱海的想法，脸上少了一丝愁苦。
拆迁遭众怒，改革遭拦截，又出现离婚，倒霉的事接二连三找钱海，二老为钱海现在的难着急，就想帮钱海。钱海老岳父递给他一张纸，是《拆迁费补偿同意表》。岳父在表上写了“同意按政府补偿标准补偿”，签上了名。
钱海今天来二老家，除了请二老说服吴梦尽快与他复婚的事外，还想做两位老人的工作，接受政府拆迁补偿标准上，带头签了拆迁同意书。拆迁书的事，他还没开口，没想到二老就从前些天跟政府对抗到底的态度，转变到自愿接受政府拆迁补偿现有标准，让钱海出乎意外。
钱海岳父说：你的复婚心切，正是我们老两口的盼望……我们会劝她的，你受苦了，我们不知道对你说啥好……
钱海岳父接着说：知道你这个财政局长当得太难，听说你在会上向书记提出要辞职，不要辞，接着好好干，干到财政局长这位置多不容易啊，可不要说不干就不干了……
岳父的话，虽让钱海心里暖融融的，但不想干这个财政局长的想法，他早已意决。这其中的苦衷，他是无法给岳父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也只能不说。
有了岳父岳母拆迁补偿费同意书，钱海心里的酸痛减轻了很多，心里也有了底气。
拆迁包干攻略出自财政局，首先财政局干部就有很大抵触情绪，一时很难推动。为何推不动？是由于牵扯到钱海的岳父，钱海的岳父还没签字，钱海的“包干”任务没有动静，大家料想钱海是完不成“包干”任务的，大家在等钱海。他们要等钱海交了再说。这项工作由熊书芳抓落实，他得先抓钱海的“落实”。熊副局长找钱海，又送上一份《财政局干部拆迁户包干表》，催钱海填“包干表”。钱海把岳父签字的《拆迁补偿费同意书》给了熊书芳，熊书芳松了一口气：有钱局长你的这份“完成任务书”，财政局包干拆迁的事，应当会快一些。
果然，不出一个月，全财政局干部及相关亲属都分别签了同意接受政府拆迁费书，很快完成了“包干拆迁”的任务。
新区拆迁工作，在“包干”工作方式的推动下，落实看好。
而就在推进“包干”落实拆迁户当中，一家很大的刊物登有一篇题目叫《我的土地我的家》的文章，写县里强行征农民土地，农民吃亏受委屈的事。这文章被省领导批转下来了，上写“这样的征地，是对农民的掠夺”，并派人调查文章内容是否属实。
这篇散文写得很生动，把拆迁的事、拆迁的痛苦叙述得声情并茂：
我的土地我的家
我爸妈是仓促间决定要回家去跟政府谈判的。他们急急忙忙收拾了两袋子行李，从黄牛那里搞了两张火车票，第二天就赶去了火车站。
候车室里挤满坐着、站着或躺着的人，我爸爸拣一块人缝里的空地把行李放下，在周遭的嘈杂声里扯着嗓门表达了他的“雄心”：“这次回去，如果顺利，过几天我们就可以带着四五十万块钱回来。”而我妈妈却站在一旁忧心忡忡。
在北京住了不到一年，他们这次回去，是要将两个人辛苦一辈子积攒下的财产——一幢二十二年的老房子——卖一个价。“买主”是政府。拆迁，这个有关摧毁与重生、剥夺与给予、公平与财富的故事在到处轮番上演之后，回到了我的家乡，山川县一个只有二十多户的小村庄。
原本他们还不急着回去。“能拖就拖呗，拖得越晚补得会越多的。”我妈妈说。这是她听来的经验。拖着不肯签字，几乎是农民们唯一可以跟政府谈判的筹码。“反正不先签，要签也要等村里其他人家签得差不多再回去。”这是老两口商议过多少回之后的对策，“我们不急，他们（指政府）才急”。
可随着村里的消息一天天通过电话传到北京，他的神情日益变得沉重起来。一天吃饭的时候，他闷闷地说：“看来情况不乐观。”直到有一天一大早，老两口神色惊惶地出现在我面前。原来前一天夜里，一帮“打手”闯进我一个堂叔的家里，逼问：“签不签字？”堂叔逃到楼上打电话求救。就在这次事件之后没两天，我爸妈决定回去谈判。
我的一位记者同行曾经说：“我亲眼目睹了拆迁新闻门槛的提高，现在只有*才能引起媒体报道的兴趣。”可是对于我家乡的人们来说，拆迁，不是是非对错的新闻，不是那些写在纸上的别人的故事，而是他们的现实生活和遭遇。
我家的小楼建于1988年，是村里建得早的。记得那时房子盖起来，爸妈再没有余钱做装修和粉饰，却买了三只彩灯回来。每有同学或亲戚来我家，我就无比骄傲地一遍遍打开这些彩灯展示给他们。在我心里，这就是最美好的房子。虽然后来那彩灯上慢慢织起了蛛网，原来刷白的墙壁也渐渐变成了烟灰色。再之后，房子开始渗水，以至近几年每次暴雨来袭，我爸爸就提心吊胆。如今房子终于要拆了，他大大松了一口气，说：“好了！再也不用担心雨下大了房子会坍掉一块啦。”
当然，我爸妈也跟着房子一起老了。在房子刚建好那阵儿，他们俩曾经盘算过未来。我妈妈一项一项列算了各项开支和收入，然后心满意足地说：“咱们再攒个两百块，就能防一防荒年，养养老。”
“嗯。”我爸爸也志得意满地说，“明年还会有进账呢。”
这是一天早上我从睡梦中醒来时，听到他俩躺在被窝里的对话，那时我心中莫名地充溢起一股安定富足生活散发出的甜香。
然而未来早就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算。他们集三万元“豪资”（当年算得上）建起的小楼在一天天老旧折损，涨幅小的是收入，飚升的却是花销。渐渐地，我爸爸在土地以外先后找的活计，比如做生意、用三轮摩托搞运输等，只够一年到头的家用，以及供我勤俭拮据地读完大学。如今他们揣着这些年攒下的少得可怜的积蓄，面对的却是即将到来的老年和可能的灾病。
所以，想想那个我爸妈认定手头存个两百块就能养老防荒年的年头，再想想之前辛苦一天只能挣上几个工分的年代，以及稍后两毛钱可以吃上一顿红烧肉和再稍后一毛钱可以享受一支红豆冰棍的年份，你就知道，当我爸爸听说拆迁要来，我们的旧房子可以“变卖”几十万时，他是多么兴奋，两眼放光。
“我一辈子加起来都没挣这么多钱！”他说。如果仅从数额上看，确实如此。
他又说：“一辈子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那么，他和我妈妈这次要回去变卖的，不仅仅是他们最重要的财产，也是他们一辈子的价值。
政府看中的其实并不是我家和我们村里那些半旧不新的房子。后来拆迁工人开进村子，第一个扒掉的就是这些抹着灰色水泥的房屋。他们要的是下面的土地，但补偿却明明白白都是开给“地上附着物”的。
村民们似乎从未想过这一点，比如我爸妈。直到有一天我在餐桌上顺嘴说起：“其实房子不值钱，值钱的是地。”我爸妈愣了一下。然后我爸爸开始点头，而我妈妈却反驳说：“那有什么办法，土地本来就是国家的。”
要说我的家族在这个村庄的土地拥有史，最早可以上溯到我的曾曾祖父。爸爸对他的曾祖父没有什么印象，只听说他人高马大，在当地无人敢欺。我的曾曾祖父当年带着他的兄弟从别的村迁来，置下三十二亩土地，然后像棵树一样生根结枝。他一定想象着，土地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在他一代一代子嗣中分配、流传。
如今我爸爸已经说不清楚当年曾曾祖父置下的全部田产。他1953年出生，土地收归集体的时候，还不怎么懂事。不过，那些年里生产队长每天清早吹响上工哨的时候就扯起嗓门喊：“今天大家去某某家的二亩三分地里拔草！”或者“今天去某某家的一亩八分地里割稻！”尽管田地已不属于某某家，但人们还用这种方式区分田地。而我爸爸也就是靠着这种方式，在脑海中对他家的祖产建立起一个模糊的轮廓。
现在他能告诉我的是：后来将集体土地承包到户时，曾曾祖父的哪一块田地分到了邻村甲，哪一块划给了邻村乙，又有哪一块分给邻居某某家。而我家三口人，则分到了不知原来属于谁家的三亩地。
我爸爸至今还藏着一张土地承包证，上面写着承包年限五十年。“五十年啊！”我爸爸一边强调着，一边伸出五个手指。
“可现在政府要收回了，有什么办法，田本来也不是自家的。”我妈妈又一次在一旁提醒他。
这篇文章，在拆迁户中引起很大共鸣。等于是给拆迁户“申怨”加了热，使拆迁户与政府对抗情绪骤然升温。致使新区拆迁处于尴尬的地步。调查组了解了新区拆迁补偿房屋、方式、标准，通知县里拆迁暂停，等省里作出结论后，再组织是继续拆迁，还是调整拆迁补偿标准，总之不能让农民吃亏。
石书记看了这文章气坏了，让人查这篇文章是谁写的。
县里写文章的人不少，而有这样文采的人少见，这文笔情景交融，与张美玉的散文风格一脉相承，有人断定是张美玉写的。这个县里文学水平最高的，要数张美玉了，因为她出版了一本诗集，一本散文集，别人没这样的文字水平。
钱海问张美玉：这文章是不是你写的，大家都在怀疑是你写的。
张美玉说：你们说这篇文章是我写的，就是我写的；我要说不是我写的，你们信吗？
钱海也怀疑这篇文章是张美玉写的。石书记断定文章是张美玉写的。
张美玉有麻烦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