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禺城虽不甚高大，占地却是极广，因为地处极南，降水丰沛，河流众多，绕城的护城河又宽又深。城门一侧各设有水门，以方便运货及载客的船舶进出。
进到城内，只见来来往往的多是穿着短打的力夫和行商，只有极少数自重身份的，穿着中原流行的宽袍大袖。过了端午，天气便开始热起来了，郭斌一行南下，虽受尽了江南湿热天气的苦，却没有一个人敢于将身上裹得严严实实的鲁缟扯掉。这闷热的天气虽使人遭罪，可江南的瘴气与疟疾，可是要人命的啊！
所幸此时的番禺就在珠江口，再往南边儿就是南海了，海风吹上陆地，总能给被临近头顶的太阳炙烤得头昏脑涨的的居民一点儿安慰。
郭斌一行人，除了那领路的向导，并无人到过这天下极南的所在，这岭南风物，将众人看得眼花缭乱。其中最耀眼的，便是街边小摊上摆放的珍珠、犀牛角、象牙，以及各式各样的玳瑁制品，甚至连羽毛都有人卖。
这些货物，在中原都算得上贵重而奢侈的物件，若是运到北方，当可大赚一笔。岭南地区远离朝廷中枢之地，城建得晚，番禺又是以商贸和出卖奢侈品而知名的城市，因此坊市之间的分隔并不甚明显。能从中原来此的商人，都是抛家舍业，有担当、胆子大的人，否则谁敢冒着路上盗匪与瘴气的风险来到这岭南之地淘金？以中原人重视乡情的性子，凡是愿意来岭南的，便都是抛开了一切，过来搏命的，又哪里有后世混在北上广的优越感？
众人一路行来，只见路上店铺虽多，行人却是并不见多少，且个个一脸焦虑，许多人甚至拿着麻布袋子在路上奔行。再看路边小摊上的摊主们，一个个也是面有忧色，显然心思完全不在生意上。
郭斌瞧得好奇，顺手拉住一个拿着麻布口袋奔行的青年人，道：“这位小哥有礼了。”
那人被一把拽住，本待发怒，回头看到人高马大，气度不凡的郭斌和他身后跟着的几十个牵着骏马的随从，登时便是一软，还没待张飞黑脸凑上来，便后退半步，惶恐道：“小人这是去买米！”
郭斌心中更是惊奇，道：“买米便买米，怎么大家都这么着急啊？”
那人嗨了一声，紧紧抿着嘴道：“这城中米价大涨，若不趁着现在能买点儿，等日后怕是有钱都买不到咯！”
郭斌心道：“我记得当初学过，这南方地区气候湿热，极适合农作物生长。尤其是水稻，越往南这生长周期越短，甚至都有一年三季的稻子。就这天候，较之中原不知道好了多少倍，竟然缺粮食？”
当下和颜悦色地对那青年道：“咱们刚从中原来此，不晓得行市，这番禺城中的粮食，如今是怎么个价格？”
那青年额头上汗珠显现，急声道：“今日一早是每石一百九十钱，若是跑得慢了，谁晓得能到多少？这位大哥，小人急着去买粮，若是没有别的事儿，便先走了。”
郭斌听了粮价，心中大惊，愣在当地。那青年见郭斌没有说话，便点头哈腰地一步步后退，待退了五六步，方扭转身飞也似地跑了。
关羽面色阴沉，在郭斌身侧，道：“主公，没想到这番禺城中粮价竟如此之高，莫不是城中有什么变故不成？”顿了顿，又加了一句：“唉，城中的百姓要遭殃了。”
郭斌点点头，阴沉着脸没有说话。
即便是在东汉末年，但凡是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城中也有着数量庞大的非农业人口。城中的达官贵人、富商巨贾虽然也有，却不过是少数，人数最多的，还是小手工业者和靠着出卖劳动力生活的力夫。他们大多没有土地，没有或仅有极少的固定产业，基本就是每天赚多少吃多少，一日没有活干，便一日没有东西吃。
而粮食，是关系到每一个人基本生命和生活需求的根本，粮价平稳是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幸福和谐的根本前提。而粮价一旦出现大的波动，则必然会给城市经济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因此自古以来，粮价便是衡量社会是否稳定，人民生活是否丰足的最重要指标之一。
然而无可否认的是，粮食的价格作为市场价格的中心，其变动也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战乱、天灾，当然还有人祸。毫无疑问，与战乱伴随的，往往便是粮食价格的上涨。
从史料可以看出，汉朝的三次粮价大波动，分别发生在：秦汉之交、西汉末年和新莽时期、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几次改朝换代的大规模战争，无疑均造成了天下粮价的大幅度上涨。
在秦始皇时期，粮食的价格基本维持在“谷石三十钱”的水平（即谷子每石要三十钱），《史记·货殖列传》中也记载道：“（粮价）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所谓农末俱利，指的是无论是卖粮食的农民还是买粮食吃的工商业者，都可获利。
史书记载：“汉文帝躬俭约······谷石至数十钱，上下饶美。”毫无疑问，此时的粮价是正常的，生活在汉文帝时期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想来也是颇高的。因为老百姓可以花更少的钱买到粮食，那么剩下的钱就可以用来改善生活质量了。套用一个后世的概念，那便是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推而广之，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国家的富裕，这个比例呈下降趋势。
可见，我们的老祖宗凭借对日常生活常识的总结，在汉朝便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
只是东汉时期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不如西汉时期稳定，东汉时期皇帝年幼、外戚与宦官相继执掌朝政，是导致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因此，东汉时期的物价水平，较之西汉时期要普遍高一些，谷粟的价格通常在百钱以上。
同时，每个朝代总是在立国之初政治清明，越往后则愈加混乱而腐 朽，汉朝也是如此。反应在粮价上，便是整个汉朝，包括西汉与东汉两个朝代，粮价的水平都呈现上升趋势。然而，即便是如今因为黄巾之乱和连年的大旱而导致粮价上涨，阳翟县与长社县中的粮价也保持在一百一十钱左右。
便是在京师洛阳，物价腾贵，粮价更是因为黄巾之乱而有了大幅度上涨，可天子脚下，首善之地，粮价也不过是百三十钱就顶天了。颍川郡中其他各县粮价大约与洛阳齐平，而其他各州县之中，粮价虽也有不同程度的上浮，也大约在百四十钱左右。
而如今的番禺城中，每石一百九十钱的粮价，可真算得上是天价粮食了，这城中的老百姓可怎么活啊！郭斌一行人中，除了董杏儿和郭斌，都算得是穷苦出身，并非不辨五谷、不识六畜之人。
关羽流落江湖多年，张飞杀猪的屠户出身，黄忠携子四处求医，见多识广，起码对于粮价还是知晓一二的。更不用说这五十护卫了，他们多是从最早的伏龙山庄出来的，是真正的苦出身，知道民间疾苦，也知道粮价。
而董杏儿不谙世事，下山后也从未有过金钱的概念，因此在这粮价上并无太多触动。郭斌在穿越之前，也算得上不辨五谷，于民生大事丝毫不关心，只知道家中小镇上一个最爱吃的肉夹馍要六块钱，至于一公斤面粉，一公斤大米多少钱，那他也是没有概念的。
自从重生在东汉末年之后，世情逼着他不得不了解民间疾苦，了解各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而随着他一步步踏入仕途，站在他身后，指望着他吃饭的人越来越多，他身上的责任也越来越重。至于对粮价的了解，也是为了平抑因为黄巾之乱和连年的旱灾而导致的物价腾贵，郭斌便利用阳翟县中工商业收上来的税款，派人四处收购粮食，然后通过各种手段运送到阳翟来。
这一番动作，他也算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为了减少谷物和粟米的需求量，他甚至打起了塞外鲜卑人和匈奴人的主意。他让商队采购了大批的牛羊，一路贩运到阳翟县来，既调整了县中人民的粮食结构，增加了肉食的比例，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更是平抑了粮价，使得阳翟县即使是在乱世都保持着较为合理的粮价水平。更重要的是，这个动作并没有花费多少钱。
在全国性粮荒的时代，从各地贩运粮食的成本是高得惊人的。先不说各地高企的粮食价格，运送也要大把大把的五铢钱撒出去，其中雇佣粮车、派遣护卫、一路上人吃马嚼算在其中，那花费可大了去了。为什么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因为粮草的调运，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极复杂，花费人力物力极高的动作。
而运送牲畜则不一样了。只要有了郭斌麾下大军的护卫，再给羊群喂一点儿草，羊儿们便会跟着头羊自己走。这种运送方式虽慢一点儿，可花费却少得多了。况且又有塞外三城矗立在长城外，可以随时收购大批的牛羊。草原上牛羊多得是，趁着严冬来临前将吃不了的牛羊卖掉，换成美酒、丝绸等极保值的货物，反而可以避免因牛羊过多而在大雪之中冻毙而造成的损失。
因此，一批又一批的羊群南下，很是解决了阳翟县中缺粮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