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军区预备役兵源达到一百七十万人，计划在三年内完成全部相关训练。
正常情况下，每年都会有三十万人军人从现役部队退役，他们是预备役兵源的一部分。考虑到在新式军队数量上面同沙俄陆军的巨大差距，国防部特别允许三大军区每年增加十万新兵征召入伍额度，以便三大军区完成一百七十万预备役兵源的计划。
三大军区分别成立战区司令部，北京军区成立第一战区司令部，奉天军区成立第二战区司令部，兰州军区成立第三战区司令部。三大战区司令部官员直属总参谋部，并由总参谋部提名，由内阁总理王辰浩签署任命生效，每三年轮换一次。
三大战区的设立，主要负责对俄战略防御。
战争不外乎天时、地利、人和，王辰浩和他的北洋政府选择战略防御，这意味着中**队将占据地利、人和。
剩下的就是天时了，这是中俄两**队都将拼命掌控的。对于战争而言，天时分作两个部分。
第一是战略上的天时。选择合适的时间发动来发动战争是胜利的第一步。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和希特勒都兵败莫斯科，抛开其他问题暂且不提，冬季在俄国领土上作战就是天时在战略上的失败。
王辰浩在战略天时上面已经做出了判断，沙俄不可能在冬季和春季对华发动战争，因为冰天雪地的中国北方将成为进攻一方在作战、后勤上面的噩梦。沙俄在战略上只会选择在四月下旬到十一月上旬这段时间来发动战争。
第二是战术上的天时。战争打响后，抛开战略上的天时约束，战术上的天时成为战斗中的第一要素。例如战斗时发生大雨、飓风、大雾等不利于战斗的恶劣天气，以及因为恶劣天气所导致的山洪爆发、交通阻断、武器系统失灵、补给供给困难等连带影响，这些都是战术指挥官所要考虑的因素。
不同于战略天时，战略指挥官可以根据战略天时的恒定性做出判断，因为一个地区的一年四季的天时基本上是恒定不变的。战术天时每天都可能变化，战术指挥官除了根据以前的气候变化规律来作出判断，更需要精确的天时情报。
在古代，战术天时基本上靠经验，靠战术指挥官的主观臆断和当地老百姓的知觉，但十回能有一回准确就不错了。这种主观臆断给战斗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往往成为战争的转折点。赤壁之战中的曹军就是典型战术天时失败的例子。
在现代，这种情况渐渐改变。随着西方天文学家们陆续开发出一系列测算天气的仪器，陆续建立起天文站、气象站、观象站等测量天气的设施，出现天气预报等机构，给战术指挥官带来了更为精确的战术天时判断，帮助战术指挥官采取更加合理的战术安排，提高了战术胜利的几率，降低了战术失败的风险。
三大战区成立后，对于战术天时的最为有影响力的气象站计划也被提交给国防部审议。
王辰浩对于国防部关于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军事气象站的提案大力支持，并责令国防部制定具体实施计划，以及令财政部在这个问题上给予资金支持。中国的气象站计划于是得以实施。
对于此事的中国国民来说，气象站和天气预报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情了。
此时的中国已经有了三座气象站，分别是北京地磁气象站、上海徐家汇观象台，以及香港天文台。
虽然已经有了三座气象台，但是他们并不属于中国所有。基本上不为中国人服务，只服务于在华外国人。
其中北京地磁气象台是由沙俄教会与1849年建立，该气象台是沙俄研究中国北方气候的机构，实际上为沙俄军方服务，帮助沙俄军方收集中国北方天气资料，以便为沙俄的亚洲计划做准备。说白了就是一家沙俄间谍结构，专门将中国的天气变化资料报告给沙俄远东军区，为沙俄远东军区提供战术天时上面的支持。
上海徐家汇观象台是法国教会于1872年建立的，同样也是负责收集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气候资料。中法战争中，法国未能如愿的侵入中国内陆，舰队还未到上海就折戟沉沙，这座观象台便无用武之地了。从此改为民用，为法国租借区的人们提供天气预报，法租界远比公共租界区繁荣发达的多，其中这座观象台也是功臣之一。
第三家是香港天文台，是英国为收集香港和周边地区气候资料而建立。由于英国已经占领了香港，这座天文台所获得的气候资料只能作为英军防御需要，而清政府没有力量收回香港岛，因此这座天文台成为民用，为香港市民提供天气预报。
中国人自己的气象台于1899年3月在北京西郊设立第一个气象站，隶属于国防部。对北京周边的风向、风速、雨量、气温、相对湿度、气压等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现场监测，并提供未来24小时的天气变化预报。
随后，国防部又在北京军区设立了20个气象站，确保天气预报的准确性和可参考性。
同时，在其他两大军区各个主要战略城市和据点附近地区，也相继设立了一百多个气象站，专门收集当地的气候和天气资料，其中一部分气象和气候资料严格保密，只供军队指挥官调用。
为了更大范围的保护国家气象和气候资料，王辰浩召开总理会议，通过对各国在华气象站做出约束，禁止外国在华设立气象站，同时也连带禁止了外国人在华测绘和勘探资源。
北京地磁气象站和上海徐家汇气象站被中国警察厅指责进行间谍活动被撤销，这令沙俄政府和法国政府极为不满。他们声称气象站不是用作军事间谍用途，只是为民服务，要求北洋政府收回成命。
北洋政府自然不会妥协，于是在王辰浩的受益下，教育部、交通部联合申请了专项资金，用来组建中国国家气象局，专门进行民用天气预报。
随后，北京、天津、济南、上海、杭州、广州、武昌、南京等国内主要城市陆续建立气象站，专门为国民义务通报天气，如此堵住了俄国政府和法国政府的嘴。
中国自己的气象局成立后，一方面为国民提供天气预报，方便国民出行安全。另一方面，中**队从此有了较为精确的天气预报作为战术天时的参考，对于中**队的战术指挥官们来说，无异于是个巨大的帮助。指挥官可以根据天气情况进行及时的战术调整，不至于发生战术动作和安排因为天气关系而失败和被迫取消的情况。
就目前来看，三大战区对俄作战最大的困难就是补给输送问题。奉天战区还好一些，因为清俄战争的刺激，其铁路交通线已经打通，目前东北三省的主要城市和战略要地已经连接了铁路，松花江、嫩江、黑龙江、鸭绿江和乌苏里江已经设置了完善的水路交通线。由东北江防舰队护航的补给船队可以很快抵达战略要地。
北京军区的铁路和公路都十分发达，但是仅限于京畿周边和直隶省地区，蒙古地区还是空白，因为北京和内蒙古之间隔着巍峨险峻的长城和大山，通往内蒙古的铁路修建进度缓慢。
对于兰州军区来说，不但没有铁路，三辆马车并行的公路在西北地区都是罕见的。
虽然全国铁路网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但几年内修通连接西北地区的铁路是不可能的。出于对国防战略需要的考虑，国防部和交通部提出修建战备公路，在没有修通铁路的战略要地和重要城市之间修建战备公路，以满足眼前对俄防御的需要。
如果说国家大规模修建铁路是为了刺激国内对钢铁锻造、木材加工等行业的需求，那么修建战备公路就是出于刺激以水泥生产、采石加工工业为主的重工业项目。二者在本质上是同一个目的。
眼下中国大部分人口存在于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王辰浩并没有对地主和土地进行改革，除了他暂时不想得罪中国强大的地主阶级的因素外，更主要的因素是中国工业发展需要大量廉价工人，如果进行了土地改革，以中国老百姓的传统观念来看，他们会沉浸在种地的兴致当中，就更不会有劳动力去参与工业生产了。
英国以圈地运动的血泪史来完成将农业人口驱赶进城市，从而为英国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城市工人阶级，奠定了英国成为工业强国的基础。美国通过南北战争的形式废除了农奴制，从而得到了大量的种植园农民和黑奴进入再北方的美国工厂，为美国工业发展带来的廉价的劳动力，不到三十年时间美国的工人数量由南北战争前的112万人，不及英国一半，到十九世纪末一下子猛增到了两千万工人，使美国在十九世纪末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将第二的德国和第三的英国远远的抛在后面。德国的发展是通过容克新资产阶级对老牌旧资产阶级的掠夺得来的，德国通过王朝战争完成了统一，原有的旧资产阶级的财产被容克庄园主们剥夺，从而造就了容克新资产阶级。而普法战争后，德国占领了法国工业最发达的得克萨斯和洛林，等于捡了现成的。
如今，王辰浩对中国的工业进行改革时，周边没有掠夺的工业强国对象，无法走德国式的掠夺式的快速工业崛起的道路。也不可能像美国内战那样，因为中国没有美国的那种宽松国际环境，中国当前面临来自沙俄和日本的军事威胁，英国虽然暂时向中国示好，但是其对华侵略的野心是不变的。中国打完沙俄后，英国就会卷土重来。更有日本这个狼子野心的国家在一旁窥视者，因此王辰浩极力避免内战，给这些列强们趁虚而入的机会。因此美国内战那种工业发展道路也被王辰浩否决了。
最后就剩下英国的圈地运动了，这是个长期的过程，王辰浩可等不了那种漫长的岁月。好在英国圈地运动的核心要领王辰浩清楚，因此王辰浩根据英国的工业发展方式，在建立大量的工人劳动力问题上，王辰浩选择了一条类似于英国圈地运动的方式。
中国历代以来的王朝更替战争都是因为土地兼并严重导致的，土地对于封建国家的稳定性至关重要，因为土地是封建经济的基础。但是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来说，土地对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的负面影响力就次要多了，因为资本主义经济以工商业为主，土地竞争不再那么激烈了。
眼下中国的土地兼并严重，地主阶级控制了全国90%以上的耕种土地，全国80%的农业人口当中，超过一半以上的农民处于水水深火热当中，他们失去了土地，沦为佃户，被地主剥削。另外有土地的农民也过者衣服不遮体，饭菜不裹腹的贫困生活。
这种情况正好类似于英国的圈地运动，王辰浩通过全国工业项目建设，将这些没有土地的农民吸收进工人队伍当中，让他们直接放弃农民身份，加入工人阶级里，为国家工业建设作贡献，他们因为起点就没有土地和生产资料，因此成为无产工人阶级。同时，工业生产当中，工人的工资可比现阶段的中国农民收入高的多了，因此吸收那些有部分土地，却无力维持生计的农民进入工厂，他们的起点比其他无土地工人高一些，便成为有一定资产的中产阶级。
而原来的地主阶级，因为他们手里的佃户们不断的离去，造成劳动力大量流失，他们当中一部分开明人士将变卖土地，投资商业，成为中小资产阶级。一部分地主将提升佃户待遇，发展大种植园经济方式，从而成为中国式的富裕农民阶级。
对于中国的农民阶级来说，闲散的农民转化成了工人，有了出路。剩余的农民得到了待遇提升，同样有了出路。这样王辰浩既不用得罪中国最有权势的地主阶级，又解决了农民问题，实现了国家政权的平稳过渡，对王辰浩的统治至关重要。
北洋政府通过全国工业基地、军事基地、铁路网、公路网等浩大工程建设，吸收超过一亿农村人口进入工人阶级队伍里，这样一来，工业革命的最基本条件变具备了。虽然这些由农民演变而来的工人阶级，其素质远不如国外的工人阶级，但却可以满足中国现阶段的工业革命建设发展所需。
王辰浩和他的北洋政府通过这种不流血方式，即保障了国家各项工业项目和战略项目的建设发展，又成功的解决了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最大一对矛盾，为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顺利发展扫清最大一个障碍。
同样，国家大规模工业建设项目解决了国内闲散农民的生路问题，反过来大量能吃苦能耐劳的农民加入国家各项工程建设项目当中后，为这些项目带来了廉价的劳动力，各项工业项目的建设也比预期的建设进度加快了不少，像修筑国家铁路网、国家公路网等依赖劳动力的项目进展神速，交通部大臣詹天佑在给国会作报告时，直接称中国的铁路建设速度将以美国铁路发展速度为标尺，将冲击美国1887年造铁路两万公里的世界纪录，年修造公路里程将冲击法国1876年最高纪录3.2万公里。
王辰浩和他的北洋政府虽然没有对土地进行改革，但是对全国农业还是进行了一番改革的。
中国依然是个农业国，毕竟四亿人口最大的问题是吃饭问题，也就是粮食问题。
此时中国的耕地面积世界第一，但是效率低，产量低。1897年，清帝国粮食总产量约一亿吨，平均人均不足两百三十公斤，处于勉强温饱水平线上。中国每年从美国、英国进口大米、小麦、玉米200多万吨，以每吨粮食平均三十龙币计算，单粮食一项，就花费外汇六千万美元。
从1897年开始，王辰浩作为直隶总督时，便开始在直隶省推行农业改革，向农民低息无息贷款，要求农民在地里施加化肥以提高粮食产量。
经过两年的试验，直隶省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农民得到了极大的粮食收获，家家除了上缴国税和地主的租子税后，净剩下的粮食不但满足自己温饱要求，更是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售换钱。当然，他们的粮食第一时间都卖给了政府，因为政府一直在囤积粮食，当初跟农民签署协议时就明确规定，农民打出来的粮食优先卖给政府。
直隶省的农业改革成功了，随后迅速在周边各省推广，在北方各省迅速赢得了老百姓们的一致支持。
随着王辰浩成为帝国内阁大臣，直隶省的农业改革的成功经验迅速在全国各省推广开来，深得全国各地老百姓的欢迎。地主阶级们更是拍手支持，佃户打的粮食越多，他们得到的就越多。
王辰浩没有没收地主手里的土地，这使得他的全国农业改革得以在各省各地顺利实施，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农业部大臣递交给国会的报告中称，不出两年时间，中国就会告别进口外国粮食的局面，这将为国家外汇节省六千万美元的开支，降低中国对美国和英国的巨额贸易逆差。
同时，工业部大臣张謇指出，全国农业改革的成功，使得中国的化肥工业发展迅速，即北洋化肥厂之后，全国各地陆续由商人们集资建立了一百多家化肥厂，使得国家化肥生产规模达到两千多万吨，仅次于美国的五千万吨和德国的四千万吨规模，位列世界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