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女士开车把我们三人送到首都机场，在路上，她仍然接了两通电话，刚好打完全程四十分钟。在机场门口，她难得没打电话，跟我们道过别，还谢谢我们给她儿子治病。我说道：“戴大姐，按理说像您这情况的客户，今后我们也不会再有什么联系，基本没有见面的可能。所以我有句心里话，想跟您说说。”
“有什么尽量说，我能帮上忙的肯定会帮！”戴女士连忙说道。我刚要张口，她手机又响起来，戴女士连忙把耳机戴上，喂了几句，同时示意我继续说。
我顿时没了兴致，但又必须要讲，就在她分心二用的时候，我认真地说：“出于商人的角度，这桩生意我希望能圆满完成，因为我要赚钱；但出于旁观者的角度，我真希望谁也治不好你们这三个男生的恶疮，尤其是你儿子，因为这样才能让你们体会到什么叫痛苦。”
阿赞南雅站在旁边听着，脸上露出几分轻蔑的笑容。
戴女士似乎两头都没顾上，表情很迷糊，听得半懂不懂。我实在懒得再跟她多讲，转身就跟两位阿赞走进机场大厅。
办好值机手续，我们分三个方向，阿赞南雅回香港，阿赞宋林去曼谷，而我回沈阳。坐在大厅的椅中，阿赞南雅忽然对我说：“本来，我是想在那个小辉身上做手脚的。”我连忙问为什么。
“全过程我都听在心里，”阿赞南雅回答道，“那些家长们都以为两法师是泰国人，不懂汉语。我非常痛恨这种行为，所以想让那个叫小辉的男生痛苦得更久。可以在解降粉中混入另一种蛊虫，这样的话，要近两个月后小辉才会发病，但并不是长疮，而是肚子疼，那种蛊虫能慢慢地噬咬内脏，先是胃壁，然后是肝和肠等等，过程非常漫长，要半年后才不治身亡。但我知道那个学生家长是跑不掉的，到时候这笔账还是会算在那个叫王鹏的男生身上，所以只好作罢。”
阿赞宋林也说：“我也想过在施法的时候，混入某些东南亚的阴咒，这样就有可能让那个男生在今后出现一些奇怪的症状。但我的顾虑也跟阿赞南雅相同，怕他们家人会去找王鹏的麻烦。”
听到这里，我悔得直拍大腿，说早知道就给小辉下这个蛊，或者弄这种阴咒，让那个混蛋小子慢慢疼死或者倒霉才好。阿赞南雅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把蛊虫粉提供给你。我摇摇头说算了，事情已经过去，如果在我下蛊的时候被发现，那就怎么也脱不开干系。
把钱分别交给两位阿赞，让他们在机场内的中国银行存进自己的户头。阿赞南雅和阿赞宋林先后进入安检口，只剩我自己。就在还有半小时的时候，我接到戴女士打来的电话：“田老板，你刚才在机场外广场说的那番话，是什么意思？”我忍不住想笑，心想她真是已经被手机给折磨得不轻，一天到晚脑子都是乱的。就说你听到什么了，重复给我听听。
“你好像说真希望我儿子他们的病谁也治不好？”戴女士问道。我说没错，希望你们那几个男生都蛊发身亡，那我才觉得公平。
戴女士连忙问：“这叫什么话？”我说你们三家都有共同点，有钱有权，你和戴先生人品也可以，但就是不懂得怎么教育儿女，你婆婆和那个局长更差，他们自己都没素质，更加不可能教育出有素质的后代。俗话说惯子如杀子，你们以为你们的儿子又高又壮又能打架，以后到社会上也不会吃亏，但你们可能没想到，打人和不挨打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等你们的儿子长大成人，无论家庭工作或是生活，都会遭大多数人厌恶，酿出恶果的机率也更大，但现在说也没用，你们根本不在乎。
听我说完，原以为戴女士会更加生气，没想到她居然叹了口气，说：“田老板，其实你说的都对，这道理我和我老公都懂，但你现在没孩子，等你有孩子就知道了。我们能严管自己，能让自己吃苦，却舍不得让孩子也跟我们一样。这其实就是爱，父母爱是伟大的，你不了解。”
“看到自己的儿子暴打他人，还觉得无所谓，这也是伟大的爱吗？”我失笑。戴女士说不是已经赔过钱了，而且派出所也没怎么定性，你不用再多讲。
我说：“赔钱就可以打人，难怪你儿子什么都不在乎。如果不是他恶疮没好，估计连我也会打！派出所为什么没定性，你们都很清楚，那是你们尤其那位局长操作的结果，我很希望你能说句真话，如果是王鹏下那种黑手打了你儿子，会是同样后果吗？”
戴女士笑着说：“这种假设没有意义，我儿子永远不可能挨那种打。我和他爸爸可不是穷老百姓，连这点都不能做到，还叫什么父母？”我说那你是不是觉得王鹏的父亲就不是父亲。戴女士说他至少不是个合格的父亲，他没能耐，害得儿子跟着倒霉，能怪谁。
听到这里，我已经不能继续谈话，否则就要摔手机了。我最后说了句“祝你儿子打架越来越厉害”就挂断电话。
坐在椅子上，我心里堵得慌，像戴女士这类人在中国很多，我也气不起，现在只是有些担心王鹏的父亲，不能知道是否能在局长的干扰下，以投毒罪论处。他是中国大多数普通学生家长的缩影，没钱没权没势，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欺负，连反抗的机会也被剥夺，只好采取比较极端的方式来表达一个父亲的愤怒。虽然无论下蛊还是投毒都不对，但从某种角度来看，王鹏父亲才是最称职的，起码他知道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成为正直的人。
回到沈阳后刚躺下，又看到手机里有条短信，是高雄发过来的：“你小子还不回泰国？能躲一辈子吗？”（未完待续）